治理视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创新

姚昱帆

中国计量大学 学生工作部，浙江 杭州 310018)

***总书记指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高度重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改革推进到哪一步，思想政治工作就要跟进到哪一步，有的放矢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1]这一重要论述不仅为思想政治工作发展与实践指明方向，也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创新提供根本遵循。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最鲜明的政治优势之一，思想政治教育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形式。厘清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向，思想政治教育理应把握其改革实践的演变机理和运行规律，为拓新研究方法探寻新视角。

近年来，学界聚焦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功能价值、具体实践和生成逻辑，进行了理论探索。一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视为治理的重要‘构件’”[2]，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个体性与社会性的价值功能维度。[3]二是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发挥引领作用的基本路径，[4]强调“社会治理需要借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达成目标，其显著成就也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鲜活的案例素材”[5]。三是阐释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生成蕴涵“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与现实逻辑的统一以及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统一”[6]，指明“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内部变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外部驱动的交互作用，是促成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7]。整体而言，现有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研究呈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实践品格和显著的时代特征，但从治理视域拓展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研究相对匮乏。因此，本研究将“治理”视为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的一种理论思维和框架，从学理层面揭示治理视域中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创新的理论逻辑。

一、治理理论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适用性

在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群体利益深度调整、教育生态深度融合的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理应响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之新要求，在方法论拓新中融入治理元素，实现从适应到创新的跨越。从社会运行之视角，治理理论有机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适用性具体表现为三方面。

一是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范畴。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党治国理政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意识形态的传播。从历史唯物主义视之，总结百年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思想政治工作一直都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思想政治教育以其独特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以及具体场域的教化、育人功能贯穿于国家治理的各层面。与此同时，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在现代化社会中适应并融入不断改革之中，实现与新时代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和同频共振，势必要将治理理论可借鉴内容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视域，通过具体的治理实践使德治与法治兼容互补，让思想政治教育在“硬指标”基础上实现“软着陆”，从内容和方法论创新上助力培养时代新人这一需求。

二是多元治理主体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借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的前提是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转型为导向的社会化建构，倡导公民在法治框架范围内，由治理对象转变为治理主体，通过多种社会组织形式广泛参与社会治理过程。这一由多元治理主体理念演化而来的社会治理社会化路径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新视角。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联系不紧密，协同不到位，甚至出现相互消解的现象，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合力效果不佳。多元治理主体下的善治凸显互动和回应，强调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积极参与、良好合作与互动。将善治的参与性和回应性要素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视野，转变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理念认知，优化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关系结构，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破除治理窘境继而得以创新发展提供科学指南。

三是治理价值生成契合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是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人赖以生存的活动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关照的是意义世界，是人的精神文化生命，是人的灵魂指向”[8]，须围绕人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从人的实际需要和切身利益出发，通过具体教育实践活动为人类认识和改造社会提供保障。从价值因素考量，思想政治教育可在治理“人本思想”实践的内容结构设置、运行机制构建和方法选择上寻求与之相通相融的契合点，在追求“以人为本”的价值生成中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创新的路径。

二、治理视域中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挑战

治理视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既能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融合，回应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出现的新问题，但也同样面临严峻挑战。一是治理理论本身存在局限性。二是治理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尚在探索中，其学理逻辑和实践路径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把握治理视域中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面临的挑战，有助于在学理研究的思辨中找准方向，规避风险。

1.重新审视：治理理论的内在局限

不可否认，诸多治理领域的重要制度创新直接或间接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但这种热度背后是过去20年间学界以超速态势通过“西学东渐”汲取西方理论和研究工具的事实。然而，中国现代化治理的实践路径与西方国家存在本质差异。以大量西方制度为原型构建现代化治理转型问题的研究框架体系是否要全盘吸收有待商榷。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治理及其理论本身出发，透视其意识形态本质与功能，对思想政治教育潜在风险进行回应。

一是警惕西方意识形态的学术渗透。诞生于西方的“治理”，体现特定的政治价值导向。治理所倡导的新式民主行动实质上是宣扬新自由主义的规范性主张，推崇普世价值观念。部分学者认为由治理理论衍生的全球治理观是试图将西式民主模式强加于他国，进行意识形态输出的“隐术”。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意识形态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意识形态治理和价值观治理功能。因此，将治理理念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须警惕陷入西方意识形态的学术渗透之泥沼，跳出西式民主的政治逻辑，客观认清作为制度的“治理”与作为方法论的“治理”之间差异，把握治理工具技术的普适性属性而非政治价值的特殊性属性，从而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维度，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

二是甄别“去中心化”悖论。西方治理理论的建构以西方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为纲，折射出西方国家和市场双重失灵的困境。批判政府或国家中心论是治理理论发展进程中最鲜明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宣扬“去中心化”论断。因而，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层次性和治理方法的多样性，认为政府不再是社会公共事务中的唯一或当然主体，主张“无政府主义”治理。实质上，若狭隘地将西方治理中的“去中心化”等同于治理主体多样化，是一种典型的零和思维。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通过实践作用于精神领域，提高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和改造社会的能力，进而提高人民的道德实践能力。坚持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要求，更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理论创新的归宿。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在借鉴多元治理主体的方法论中，前提是确保“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根本遵循。同时，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在思想政治教育的顶层设计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探索市场、社会组织、社会媒介及民众等多元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的作用发挥。

2.走向融合：从应然到实然的逻辑

现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学术研究多停留于宏观叙事下的“应然”层面，对治理如何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创新缺乏“实然”的现实路径探讨，总体呈现出“提出观点多、实质性论证和分析少”的特征。尽管这类基于治理视角的研究给予思想政治教育学理逻辑和反思，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启发性作用，但对于治理与思想政治教育“实然”融合逻辑的把握尚显不够，特别是缺乏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的复杂性进行深入关照并以治理为视域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表象背后的深层次机理和相互促进融合的实践路径。因此，治理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亟待破解流于形式的困境。

一是从个案研究入手。对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研究，应把握典型个案，通过观察法、访谈法、测量法、实验法等多种研究手段，围绕某一治理的典型个案进行精细化研究，分析、解释和控制其发展变化的接续性过程及其变化规律，从个案中总结或凝练思想政治教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阐释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社会运行机制。例如，从探索“枫桥经验”这一典型治理个案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内在耦合关系出发，聚焦作为社会治理范本的“枫桥经验”这一实践，有利于提炼思想政治教育蕴含于“枫桥经验”的内在规律和“枫桥经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实践路径。质言之，治理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可从研究具体个案的实践活动出发，将研究对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由静态的结构转向由若干行为所构成的动态过程，从治理的一般性框架分析不同主体的行动策略与互动模式，阐释治理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机制。

二是从实践研究入手。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9]。而作为一项重要且极具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从来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其中蕴含着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关照和实践把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本质的实践，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方法。一方面，要坚持以实践为导向，将中国改革发展的治理实践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围内，把治理理念和理论框架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语境中，挖掘思想政治教育在发展中创新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以思想政治教育的治理实践为重心，“聚焦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领域的前沿问题，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发展进程中的实际需求，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转化”[10]，进而才能在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水平中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创新。

三、治理视域中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理路创新

关照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基础上，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治理的有益成果，做到“既重视对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把握，也重视对思想政治教育治理要求和实践特征的把握”[11]。突破现有治理理论范式，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样态中，发现治理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并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中进行实践，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创新。基于治理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方法论层面同样遵循治理的一般分析框架。从整体上看，展开治理视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可围绕“优化主体—激活价值—拓展工具”的理论框架，系统化构建增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理路创新。

1.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多元主体的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研究的重点，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新时代以党委全面领导为核心、各领域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思想政治工作大格局总体要求与治理的多元主体理念相契合。因此，治理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方法创新，要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多元主体的优化。

一是以坚持党的领导为研究前提。中国共产党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创者、领导者和组织者。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也是治理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创新的重点。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要围绕教育方式、教育载体和教育场域的创新，将研究重心放在阐释“扩大党的执政基础、转变执政方式、加强政治监督”等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具体实践路径，丰富主体协同发展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创新，进而构建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新内涵。

二是强化政府的元治理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治理创新很大程度上源于行政体制改革的创新。从简政放权制度到强化公共服务，“服务型”“人民型”政府是当前国家治理的主流趋势。政府作为党和国家意志代言人，同样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充当“元治理者”，指导和行使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估等事务。基于治理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有必要从政府治理的改革实践入手，从宏观结构的重置和微观层面的调整探索政府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角色定位和功能界定，聚焦政府与思想政治教育其他主体以及客体之间的互动和效应，进而提炼出具有原创性、主体性且有助于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新观点。

三是挖掘市场、社会组织和媒介的潜能。传统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过于狭隘地陷入高校和家庭视域，而忽视社会环境诸如市场、社会组织以及媒介等主体的影响。实质上市场虽然是抽象的存在，但对比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后年代变化，不难发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征和风险挑战都有了根本转变。因此，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正向影响。同样，当前公益组织、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和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媒介也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之一。综上所述，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理应突破固有认知，注重运用社会实验法等定性对比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实践内容，挖掘市场、社会组织和媒介的育人主体潜能，分析其变量和变量背后的机理，避免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陷入经验性误区。

2.激活思想政治教育三重价值维度

回顾党的百年思想政治教育史，价值引领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并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具体实践中向纵深拓展。基于统一价值论，事物的价值主要取决于主客体和环境三个要素的特性。因此，治理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方法创新，有赖于激活思想政治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和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三重价值维度。

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者价值创造。从本质上讲，思想政治教育者价值创造就是为了满足人和社会发展需要，把先进的思想观点、道德观念、价值理念作用于“人”的实践过程。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学科倡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政治价值观。因此，从治理视角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者价值创造，就要摒弃把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体系视为“静态无活力的结构性分析框架”，而是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着力探索、调整和革新与其相适应的思想政治教育良性运行机制，强化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价值创造，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治理效能。

二是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价值生成。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有效性的重要标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既可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迭代，也可能制约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具有双重性。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路径，经历了蜿蜒曲折的过程。当前，面对经济资本化、文化多元思潮等冲击，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价值引导。因此，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要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打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单向驱动的运行逻辑，探索在治理思维下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顶层设计，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获得感为导向，促进其主体意识培养和教育价值生成。

三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价值建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运行的子系统，有机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独特的生态治理体系。而保持这一生态体系的平衡，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价值的构建，即营造公平正义的生态环境，使思想政治教育得以有效运行。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治理视角，要透视治理框架的“公平性”和“平等”要素，通过全方位衡量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公平正义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因素，助益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环境价值构建，形成和谐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态。

3.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工具

治理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是回应时代之问。回应性越大，思想政治教育善治程度越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要遵循“发现问题-展开问题-解决问题”这一往复循环的实践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坚持问题导向，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技术工具。这些技术工具对于观察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运行能产生积极意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也能拓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视野。

一是推进法治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法治是现代化治理的内在要求，也具有重要的治理工具价值。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法治化这一进程，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治理趋向善治。基于现状，聚焦法治化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尚有较大空间。一方面，从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切入，善于运用法治思维谋划和破解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难题，探索法治视域下应对思想政治教育重大风险挑战、化解思想政治教育冲突矛盾的路径，发挥法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另一方面，将法治的“硬约束”与德治的“软引导”相结合，发挥法治对德治的保障功能，突出道德的法治内涵，通过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统筹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立法科学化、民主化，以良法促进和保障思想政治教育善治，实现法治和德治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优势互补。

二是推进智治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在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的当下，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研究已无法回避数字技术这一工具。从治理的参与性要素出发，探索如何将数字技术有机嵌入思想政治教育，进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是重要突破口。一方面，依据数字化技术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双重逻辑，运用数字技术激活思想政治教育治理范式，以大数据、智慧思政、人工智能等技术工具赋能，在整合数据信息、优化内容供给、拓展虚拟仿真、实现精准服务、完善管理体系等方面助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革新。另一方面，避免陷入“唯技术论”和“唯数据论”的工具化思维，警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忽视现实的“人”和具体的“实践”，防范“数据迷信”“数据教条”“技术冷漠”“技术依赖”等数字化技术鸿沟所催生的潜在次贷风险，在辩证思维和实践思维视域中校准以“数据化”“技术化”“智能化”为向度的思想政治教育“智治”发展方向，使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良性智治样态中得以创新。

三是推进自治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作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基层治理中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标志。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是做“人”的工作，理应深入群众，践行群众路线。因此，基层群众自治给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提供借鉴思路。一方面，要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在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的作用发挥，在基层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通过完善自治制度、强化自治组织、创新自治活动和激发自治活力，激发基层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内生动力，广泛调动全社会主体参与基层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