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爱国主义的核心论断及当代启示

李瑞奇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在世纪疫情的持续冲击下，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观念交锋与舆论博弈不断激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21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平台期。“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1]，如何凝聚民族复兴的精神伟力，破除虚假的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回归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考察其中具有启发意味的爱国主义核心论断，对弘扬和培育新时代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一、立场持守：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并没有出现对爱国主义的直观界说，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爱国主义问题的必要关切。马克思思格斯关于爱国主义的基本立场，往往以论战的形式彰显于对资产阶级不同爱国主义论调的积极批判中。因此，考察马克思主义爱国主义的一般原则，不能不从他们对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爱国主义的批驳着手。

“慎重的爱国主义”。马克思以利益至上的机会主义者为对象开启了对“慎重的爱国主义”的批判，他在《奥地利的破产》中针对奥地利帝国面临战争威胁时，政府无法借助资本家的力量使“nervus belli”(金钱是战争的神经)激活起来的客观现实，直言无动于衷的资本家们“仍然抱着一种慎重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习惯于损害国家的利益来满足个人的利益，从国家那里取得最大的好处。”[2]1852年3月，马克思与恩格斯在通信中还曾对这类爱国主义的“艺术代言人皮阿”进行了批判：“有什么能比利用自己国家的不幸来投机更卑鄙的呢？而这头蠢驴竟认为这种出卖法国灾难的娼妓行径是爱国行动。”[3]此外，马克思还专门对资本家们“慎重的爱国主义”给出了释义，即以损害国家利益来谋求少数人利益的虚假的集体主义，直击资产阶级以无视绝大多数人利益为基本特征的虚伪矫饰的爱国主义。

“清谈的爱国主义”。马克思在《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这篇文章中，就发动对华鸦片战争的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党羽进行批判时，犀利地指出：“如果除去那些抓着每届政府的衣裙不放的寄生虫和钻营家，除去那些相信在帕麦的荫庇下‘民族将振奋起来’的糊涂的清谈爱国者，我们实际上已把帕麦斯顿所有的bona fide(真正的)党羽都列举出来了。”[4]这些“糊涂的清谈爱国者们”幼稚地认为对他国的侵略战争是为了实现所谓的“民族光荣”和“贸易利益”，并通过具有煽动性质的清谈来左右大众意见，以民族振奋为名来掩盖霸权之实。在恩格斯看来，无法指望糊涂的清谈爱国主义者认识到，“在一种情形下被认为是爱国的行为，而在另外一种情形下却是强盗行为和可耻的凶杀行为。”[5]是时对华鸦片战争的事实证明，清谈的爱国主义对权威存有偏执地狂热，又缺乏必要的批判精神，常常能够通过臆想的“崇高”唤起沉睡的民粹主义，最终演变成一种偏私甚至是邪恶的爱国主义。

“空谈的爱国主义”。与糊涂的清谈爱国主义者不同，空谈爱国主义者的限定词在马克思看来是空乏与愚蠢。马克思在《斯普累河与明乔河》中指出普鲁士只能从人民中去征集反对法国与俄国的军队，“不是从正在朗诵……空喊爱国主义的诗句的人民中去征集，而是从积极行动起来的充满伟大的、所向披靡的革命热情和毅力的人民中去征集。”[6]马克思对于空谈爱国主义者的症结给出了经典的批判，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敌人的大门口上吊，就会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7]。除了沉溺于辞藻华丽而内容空洞的美文学外，他们只能炮制一打掩耳盗铃、不切实际的纲领，且丝毫没有任何积极行动的意志与能力，更遑论为保全国家进行有毅力的、充满热忱的伟大革命实践。

“纯正的爱国主义”。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揭露了资产阶级所鼓吹的“纯正的爱国主义”的实质。他观察到二月革命后建立的临时政府为了所谓的资产阶级信用事业，先是发出“恳求大家为爱国主义作出牺牲”[8]的投名状，继而以欺世盗名的征税方式，将关系到法国农民生死问题的“四十五生丁税”偷天换日，使他们口中的“笨伯雅克”(农民)相信这些新税将关系到“共和国的生死问题”[9]，这种以牺牲人民的安危来换取资产阶级享乐的“爱国主义”，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虚伪性。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马克思从更为广阔的视角进一步剖析了所谓“纯正的爱国主义”者的资产阶级属性：“资产阶级的纯正的爱国主义，对真正的各国‘民族’产业所有者说来是很自然的，但是，由于他们的财政、商业和工业活动已带有世界的性质，这种爱国主义现在已只剩下一个骗人幌子”[10]，“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装饰，它给资产阶级的种种无理要求罩上一件民族的外衣”[11]便是对“骗人幌子”的写实。这些论述一方面直斥“纯正”实质是一种异化，是仅限于维护资本主义剥削本质与绝对利益的造作的、具有欺骗性的“纯正”；一方面揭露了资产阶级“纯正的爱国主义”对内粉饰为温情脉脉的面纱，对外则摇身一变，成为“挑拨本国的生产者反对另一国生产者弟兄的办法以压服本国生产者”[12]的借口手段。

在解读马克思恩格斯对形形色色“爱国主义”的考察时，需要重返马克思恩格斯19世纪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现场，把握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对表现为不同面目的“爱国主义”的审视，总是基于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客观事件；二是事件的发动者与受益者总是资产阶级，而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往往是本国或他国的无产阶级与广大民众。这些批判之所以能够准确击中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异化本质，也正在于通过多方面的如实描写，全景呈现了资产阶级反动的爱国主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撕下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伪装只是批判的第一步，批判的要旨在于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13]的意义上标示出科学爱国主义的内涵。当然，这种标示并不是给出一成不变的万能处方或是机械教条，而是阐述“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4]的一般原理。

恩格斯晚年与拉法格夫妇的两封通信，具体描述了科学爱国主义的一般原理。通信源起于1893年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所掀起的诽谤运动，他们将社会主义者所遵循的国际主义原则称为反爱国主义。法国工人党的领导人拉法格、盖得等人为了反击这种有预谋的言论，于当年6月17日分别在《社会主义者报》与《费加罗报》发表了《告法国劳动者》与《社会主义者和祖国》，集中阐述了法国社会主义者的爱国主义立场。“国际主义决不意味着取消祖国，决不意味着牺牲祖国”，并具体阐释道：“走上了导致人类全面繁荣的国际主义道路的人，并不是就不再是爱国主义者了……”，诚如“法国无产阶级只有支援所有各国无产阶级的解放才能解放自己”，“国际主义者能够宣称自己为唯一的爱国主义者，因为唯有他们清楚地了解应该怎样改善条件，才能够保证而且一定保证祖国以及所有从敌对变为团结的各国的前途和强大……”[15]，这些论述公开表明了建立在无产阶级解放意义上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爱国主义立场。恩格斯在1893年6月20日的致信中肯定了这一观点：“工人党对‘爱国主义’采取的新立场就其本身而言是很有道理的。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16]，并用“一句反对的意见也没有”[17]来评价另一位法国工人党领导人盖得在《费加罗报》上的谈话。可以说，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的确立既是对资产阶级反动的爱国主义事实的有力反驳，同时也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提供了科学的爱国主义理论准备。但是，我们不宜在实践中对这一立场做任何简易的理解，应当力寻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对这一原则丰富内涵的科学阐释。换言之，全面认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真义是获得正确启示的必由路径。

二、内涵阐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展开爱国主义批判的一贯凝视对象是资产阶级的“祖国”，既然通过论战的形式确认了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狭隘性，那么按照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的理论自觉，有必要在充分认识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虚伪性的基础上，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指明具有指导意义的科学爱国主义立场。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中，他们以辩证的笔墨就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进行了论述，而对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关系的申明恰恰是对这一原则的内涵阐释。

1.关系生成的一个前提：争取民族解放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事实动因

马克思恩格斯所肯定的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并不意味着对民族国家的取消。正像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国家在内部事务方面的独立自主实际上是国际主义的应有之义。对于为什么要持守这样的爱国主义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所关切的中国、波兰、印度民族独立事业的若干见解中给出了答辞。在1847发表的《关于波兰的演说》中，他们聚焦波兰的民族解放事业，揭示了无产阶级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现实必然性。马克思针对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所谓的各民族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准确地指出联盟实质上是“压迫者对付被压迫者的兄弟联盟”，这些联盟在国内外以不同的形式联合起来以反对无产者，并造成一些国家剥削另一些国家的条件。因此，各国无产阶级应当联合起来反对各民族资产阶级的剥削联盟，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18]。恩格斯此后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来论证国际联合对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必要与迫切。由于德国的君主与士兵参与了对波兰的侵略与蹂躏，他破例从德国人的视角展开演说：“我们德国的民主主义者特别关心波兰的解放……只要波兰没有从德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德国就不可能获得解放”，因为“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重申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以往的民族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19]。正是世界市场形成了民族间不可避免的关联，造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以商品作为“心理的重炮”对他民族的征服与蚕食，生成了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普遍的利益对立。因此，争取民族解放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现实动因，但这只是为我们理解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提供了致思的入口，而致用的要处在于洞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的关系。

2.关系存在的两种形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的辩证统一

首先，国际主义是爱国主义实施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国际主义因素，能否避免沙文或狭隘倾向的情绪与行动。资产阶级往往将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奴役与攫取的工具，而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必须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这种精神欢迎无产阶级运动中任何民族的新进展。”[20]这是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1870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中所给出的告诫。1893年，恩格斯在与拉法格的通信中再次言及这个问题。虽然他在信中赞许了法国工人党对布朗热分子即民族沙文主义者提出抗议的正当性，但却就爱国主义一词特别是“唯一‘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的使用持有保留意见。恩格斯认为这种提法“词义含糊”“涵义片面”，应当依情况而定，并进一步做了说明：“我对非德国人讲话时是一个德国人，正象我对德国人讲话时又纯粹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一样”[21]。在随后的信中他提醒道，“在你们的重新滋长的爱国主义第一次发作时，你们就已经有些越出了目标”[22]，比如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布朗基主义”，含有使法国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单独领导者的倾向。他还指出，这种倾向的危险之处不仅仅因为法国相对落后的经济情况，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23]可见，作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反对和规避狭隘的民族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爱国主义的重要方面。

同时，国际主义要以爱国主义的实施为存在可能。如果说国际主义视野是克服民族沙文主义与实现民族解放的重要条件，那么首要的问题是国际联合的物质存在何以可能？恩格斯给出了确切的答案：“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24]“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同个人之间的平等一样是必要的。”[25]也就是说，国际主义并不否认祖国，没有各民族国家的平等和独立，国际主义只能是云上的理论。对此，恩格斯在回击意大利人马志尼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言论时谈到：“指责说国际否认祖国，这是无稽之谈。国际力求团结，而不是分裂。”[26]在恩格斯看来，国际之所以提出反对关于民族的口号，是因为这里的“民族”已成为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暴君们用以分裂各民族，散播民族间偏见和仇恨的工具。1882年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进一步明确了这个观点，他指出应当反思1830-1840年国际主义寄望于法国解放欧洲时所造成的法国的沙文主义，强调“国际合作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甚至平等者中间居首位者也只有在直接行动的条件下才是需要的……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27]随后，恩格斯还例举道，要确保无产阶级斗争国际联合的可能，首先需要以爱国主义作为“土壤、空气、光线和场地”，民族独立不但不是很次要的事实，相反，“民族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28]。在此基础上，他针对欧洲当时正在进行着的民族独立运动给出结论：“欧洲有两个民族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在成为国际的民族以前先成为国家的民族：这就是爱尔兰人和波兰人。他们只有真正成为国家的民族时，才更能成为国际的民族。”[29]

那么，怎样能够成为真正的国家的民族呢？马克思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援引《法兰西共和国公报》中关于无产阶级应当致力于自身的解放事业，通过夺取政权来掌握自身命运以恢复祖国的相关内容，并给予肯定性评价：“这里说得很清楚：工人阶级的政府所以必要，首先是为了拯救法国，为了使法国免于统治阶级将带给它的毁灭和腐化；夺去这些阶级(已经丧失了治理法国能力的阶级)的政权是拯救民族的必要条件……因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同时也就是法国复兴的条件。”[30]显而易见，通过推翻“政治无能、精神衰朽”的资产阶级政权，“拯救国家”进而实现全民族复兴实质上是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重要任务，也是成为真正的国家的民族同时成为国际的民族的现实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无产阶级所坚持的国际主义原则要建立在爱国主义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这一过程表现为取得民族的独立与实现国家的统一，巩固、建设、发展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政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博大体系中，爱国主义是国际主义实施的基础，但国家并非人类社会螺旋上升进程的终结，含蕴着爱国主义因素的国际主义原则，其未来所指是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

三、当代启示：爱国主义教育的匡正要素与健全视野

马克思恩格斯采用辩证的立场，在经典文本中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爱国主义的片面与狭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爱国主义应当坚持的国际主义原则，并在对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辩证关系的阐明中指出了这一原则的丰富蕴含。今天，面对国际持续上升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趋势，怎样“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31]中开展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我们有必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爱国主义的核心论述中汲取有益的启示。但是，“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32]也就是说，“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3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34]，正是新时代中国的既定历史条件。从这一条件出发，于世界变局中赢得中国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新时代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明主题。

1.立破并举，在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中增加匡正的要素

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曾在19世纪肆虐的资本主义“爱国主义病毒”，其变种在21世纪依然威胁着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正如卢卡奇所言，“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即战胜修正主义和空想主义，决不可能是一劳永逸地打败各种错误倾向。这是一场反复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思想的无形影响的斗争”[35]。由此，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中有必要加入匡正的要素。所谓匡正，即通过事实宣明与理性传导的方式，帮助教育对象克服认识上的局限，辨析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规训下的爱国主义的虚假实质，自主省察、拒斥形形色色狭隘爱国主义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首先，辨识、揭露“纯正的爱国主义”及其必然衍生即“清谈爱国主义”的虚伪本质，在匡正中认清资本主义私有制框架下，其所持守的爱国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沙文色彩和虚伪性。马克思恩格斯着重批判的仅关切资产阶级利益的“纯正的爱国主义”，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仍然是解决利益问题的流行手段。当前，惯常表现为通过持续触发有预谋的国际争端与污名诋毁来转移国内矛盾，不断制造出喉舌意义上的糊涂的“清谈爱国主义者”，操弄摆布本国数量众多的庸俗的爱国主义者。事实上，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初期，诸如新冠命名论、数据造假论、病毒源头论、追责索赔论、疫情阳谋论等西方国家通过议程设置的手段所生产的污名化政治病毒，不仅仅是基于意识形态偏见对他国的恶意攻击，同时也是激化本国普通民众对他国敌视情绪的有意之举，从而便于在一定程度上转移、掩盖这些西方国家抗疫不力的事实。在“糊涂的清谈爱国主义”不遗余力地以典型的双重标准煽动恐慌，搬弄是非，损害着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同时，那些被制造出的庸俗爱国主义思维通过互联网反噬与影响着不同制度下的普通民众。因此，在当代事实范围内描述、还原、指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仅以少数资产者利益为导向的虚假的爱国主义，应是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任务。

其次，省察、拒斥“慎重的爱国主义”与“空谈的爱国主义”的反智本质，从行为层面克服与破除类似爱国主义倾向的影响。冷战结束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贯奉行的和平演变政策并没有因为苏联的解体而宣告离场，反而加紧了对非西方国家的演变进程。新世纪以来，以美国不断升级的互联网自由战略为代表的意识形态渗透工具，裹挟着以“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为标志的各类具有明显软打击性质的思潮快速登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其中，马克思恩格斯所着力批判的“慎重的爱国主义”“空谈的爱国主义”也一并输入，并迅速影响着处于转型期的国人心态。

“慎重的爱国主义”作为惯于用集体利益的损灭来保全自身的极端个人主义，常常表现为将“个人能否攫取利益”视为爱国的唯一筹码，其取消一切道义上的价值关切，具有鲜明的工具与器物倾向。在国家重大突发事件或公共危机事件中，由于其并不考虑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仅仅从个人现实利益出发，往往容易酿成极大的社会负面影响。相较于“慎重的爱国主义”，“空谈的爱国主义”的日常危害性更为直观。马克思恩格斯所驳斥的“空谈爱国主义”在今天体现为一种更为荒谬的悖论形式。“空谈”者们善于捕捉国际国内的焦点热点事件，在网络空间发布各类爱国主义“宣言”或是设置具有特定倾向的爱国议题，利用民众朴素的爱国情绪不断放大“激情与理性的冲突”[36]，诱导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做出有悖于爱国主义基本要求的非理性甚至是违法的行为。由此，以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件使人们省察、杜绝类似的“空谈”爱国主义，应是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常态任务。

2.以立为本，在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中培树健全的视野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阐释的科学爱国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当代爱国主义教育所需培树的健全视野应当是“坚持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37]，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培养开放包容的胸襟结合起来。健全视野拒绝任何抽象的前设，其植根于新时代中国所处的具体、现实同时也是共享、开放的时空。关注具体、现实的时空是普遍的观念定式，但是缺失了共享、开放维度的具体、现实，不可能涵养出爱国主义的健全视野，这在类似新冠疫情大流行等特殊时期显得更为紧要。新冠疫情并非一般意义上已知之已知的“灰犀牛”或是已知之未知的“黑天鹅”事件，它的出现与持续也预示着越来越多全球范围内“深度不确定事件”的发生可能，在这一条件下，任何人为的封锁、固守、嫁祸、脱钩、制裁、霸凌或是孤勇与攻讦、敌对都是轻狂可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念与行动上皆是应对此类深度不确定事件的唯一选项。质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开展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不可或缺的价值底色，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是爱国主义教育不可动摇的愿景使命。

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中所阐明的爱国主义的基本立场，新时代所要培育的爱国主义健全视野正是对这一立场的继承与发展。正如国际主义原则的可能是以爱国主义的实施为基础的，以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为价值旨归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恰是具有鲜明时代属性的国际主义原则。首先，“本国利益”“本国发展”不是形而上的思想运动，任何利益与任何发展都必须依托于特定的现实条件，也必须经由具体的实践才存有实现的可能。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先行要务是使教育对象充分认识到“本国利益”与“本国发展”言说的必要前提、达成的先决条件及可预见的目标愿景，这三者构成了健全视野的基本向度。“本国利益”“本国发展”不容任何置疑的前提所系是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而实现“本国利益”“本国发展”已被证成的条件保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两者最终汇聚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远景之中。因此，从当代中国具体、现实的时空来看，坚持爱国与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是培育新时代爱国主义健全视野的立足所在。

但是，我们又须知当代中国同时处于不可逆转的世界历史中，西方国家不尊重他国合理关切与观照人类共同发展的爱国主义所制造的沙文主义隐患，从事实上证明无条件追逐本国少数人利益的狭隘爱国主义的危害。需要说明的是，对他国合理关切与人类共同发展的兼顾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区域合作与利益互惠。以关切人类作为物种的命运存续这一长远利益为现实基点，旨在管控分歧中求同，在文化存异中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爱国主义方法论原则创新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新时代培育爱国主义健全视野的世界向度。在这一向度上，仅能看到民族国家，而忽略一般意义上物种人类的共同利益，是狭隘而短视的；反之，仅朝向关切人类整体而放弃民族国家的具体诉求，则是非法而幼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