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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文化自信培育的红色记忆维度

时间:2024-06-19

林 峰

(西南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1120)

红色记忆是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伟大征程的重要载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唤醒爱国情感、强化政治认知和凝聚文化认同的功能,是文化自信得以生成、确立和巩固的有效资源。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文化自信程度关乎着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民族复兴。通过唤醒、激发和强化青年的红色记忆,进而建构并培育青年的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撑。现有对青年文化自信培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理论层面,多是从制度、学校、文化等方面进行探讨,而从微观的红色记忆作为切入维度的研究有限。因此,以红色记忆为起点,探索培育青年文化自信的有效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红色记忆的意识形态特征

1.日常生活性

日常生活蕴含并积淀着丰富的思想观点、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是集体无意识形成的主要途径,也是价值共识得以达成的重要寓所。日常生活中人们思想认知、价值认同与行为习惯的形成往往不是依据抽象的理论体系,而更多凭借已有的风尚、习惯、风俗等进行,而这些要素的获取恰恰来源于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所长期积累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即日常生活中被我们所感知和体验的各种传统节日、仪式庆典、英雄事迹和历史遗迹等,都是记忆进行知识传递和价值引导的空间场域,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因而具有鲜明的日常生活属性。

红色记忆是以故事文本、符号体系、纪念仪式、身体实践等形式传承、创新并转换而来的人们共有的经验图式、价值理念和情感积淀,承载着中华民族戮力同心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伟大复兴的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红色历史及红色文化的形象标识、文化底色与价值图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基因,这使红色记忆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并深度嵌入大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范式、认知图式和行为模式,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潜移默化地发挥价值引领和道德教化功能,进而成为现代社会大众历史认同、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达成的重要载体。

2.价值建构性

红色记忆体现为“一种价值标准,也是一种价值判断,更应该是一种价值选择,具有鲜明价值属性”[1]。也就是说,红色记忆形成的过程也是对社会思想领域的其他文化形态进行解析辨异的结果,是自我与他者进行区分的过程,其中既有被记忆的部分,也有被遗忘的环节,“被记忆的部分即被认同的部分,被遗忘的部分即需要区分的环节”[2],那些能够承载红色历史、传承红色文化、凝聚红色基因的历史记忆才能称为红色记忆,而这些红色记忆的赓续、唤醒与强化有利于民族精神的传承、历史文化的创新和价值观念的塑造,能够促进文化认同的确立和文化自信的提升。因此,红色记忆不仅是对历史史实的再现,更是对人们现有价值观念和情感取向的传播,链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

需要注意的是,价值建构的达成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人们在长期日常生活中不断调试思维方式、认知结构和行为习惯的结果。红色记忆承载着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共同经历、文化传统和价值信仰,凝结着特定的集体情感、共同追求和文化记忆,能够代表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精神需求和利益诉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心理。

3.文化认同性

文化认同是对本民族的文化观念、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的共同倾向与文化共识,但是文化认同的确立不是自然而然的既定过程,而是个体对认知图式和心理结构不断建构的结果,需要借助一定的历史认知、社会情境和主观情感才能生成。每个个体自出生起就受到环境、文化和他人的影响,从而形成一定的文化记忆和知识“前见”,并且依据这些记忆和“前见”确立认同感和归属感。而红色记忆是人们对过去的文化传统和经验情感的累积,个体正是以自身既有的红色记忆为参照和坐标,才能建构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同一性和连续性,从而确立身份归属和文化自信。换言之,文化认同是文化自信产生的前提,个体要想在社会交往和社会实践中建构文化自信,必须有意识地与社会成员拥有相同的象征符号和意义系统,才能产生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归属感、依附感与认同感,这是文化自信得以建构和达成的前提。

红色记忆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行融合贯通与转换创新的实践进程中所形成的集体记忆,是文化认同确立和文化自信生成的重要心理基础与独特文化标识。然而,红色记忆并非是对所有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史实的全部呈现与简单复制,而是基于历史事实基础上的价值选择和主观建构的过程,是根据现实需要和时代语境进行切身利益考量、有意识筛选和重新诠释建构的结果,其中既包括筛选留存的过程,也包括遗忘剔除的过程,进而发挥认同与区分的功能,用以传递政治思想、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但也恰恰是在对红色记忆进行选择和重构的过程当中,完成了对人们价值观的塑造和文化认同的建构。

二、红色记忆培育青年文化自信的逻辑理路

1.红色记忆为文化自信建构提供价值基因

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也就是说,任何思想观点和价值理念的孕育、生长与发展都必须符合人们的利益诉求。红色记忆属于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是集体记忆不断稳固化、延续化和创造化的结果,也是对利益诉求和现实需要的真实反映,因而承载着一定的价值判断和现实选择,这使红色记忆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影响并建构历史认同、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能够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习惯起到一定的唤醒、引领和塑造作用,并使其成为个人与社会、国家之间利益关系和价值关系的反映与呈现。

红色记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有效资源。对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是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核心,也是培育青年文化自信的主要目标和根本任务。红色记忆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政治立场,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的集中表达,能够为个体集体意识的塑造、国家政治认同的确立以及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巩固提供重要的事实支撑和价值基因,因而“在现实性上,历史记忆的选择往往意味着政治认同达成的始步,而政治认同的实现则是历史记忆建构的结果”[4]。

2.红色记忆为文化自信建构提供认同根基

文化认同是指人们对本民族的文化观念、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的共同倾向与文化共识,并最终转化为自身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实践的过程。价值性是文化认同的本质属性,价值观认同是文化认同的核心内容。文化认同在本质上是个体对本民族文化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定位,它是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能够符合其根本利益和文化诉求,代表代际相承的道德规范和精神品格,能够提供更为深层且稳固的文化记忆和文化经验,因而具有强大的思想引领力和情感黏合力。

红色记忆借助文字、图像、空间、仪式、节日等物质形式和符号形式,基于一定的时空情境和利益考量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文化传统等进行一定的筛选、叙事和诠释,以期唤醒个体的政治情感并产生对红色历史和红色文化的心理感知与情感体验,从而进行价值观念的建构和意识形态的引领,最终推动社会的稳步发展,引导民族的文化传承。但是,一定时代的历史叙事必须建基于大众的日常生活并深植于民族的文化传统,这就使得红色记忆构建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烙印着文化认同的痕迹,并深刻影响着人们记忆图式的架构和价值结构的完善。也就是说,红色记忆能够为文化认同的达成提供一定的文化智慧和话语场域,因而以红色记忆为依托建构文化认同更有易于大众的接受与认可,从而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3.红色记忆为文化自信建构提供情感基石

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那么,个体身份认同的确认和自我认同的获得也必须在社会互动和实践交往中才能得以实现。个体必须通过社会交往形成相同生活经验和相似情感体悟,才能确定自己的身份归属并产生情感共鸣,这使其共享往事和经历的过程被打上鲜明的价值选择和情感建构的色彩。

记忆是人脑对过去经验的一种反映形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人们的心理活动范畴,具有强烈的意识属性,并且记忆认知需要通过一定的记忆符号进行唤醒,才能发挥其激发政治认知和凝聚政治情感的功能。红色记忆属于一种特殊的记忆符号,它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共有源流和共享往事的历史叙事,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又是对红色革命文化的识记、再现和弘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价值方向,它“不仅诉说着人们共享的过去,也在共享和传播一套群体的价值观和情感取向”[6],因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青年群体的共情效应并影响青年的文化自信程度。

三、红色记忆培育青年文化自信的三重维度

1.红色记忆建构青年文化自信的图像维度

现代媒介技术和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当代文化形态和传播形式的革新,使图像逐渐取代文字而成为当代文化结构的核心要素,既深刻改变着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方式,也使人们认知和把握世界的方式由抽象化的文字变为具象化的图像,进而推动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以图像为中心的视像时代。视像时代青年群体的思维方式、认知图式和行为模式也日趋图像化和影像化,这使青年红色记忆的图像化和视觉化建构迫在眉睫。尤其是作为网络原住民和鼠标一代的00后青少年,他们是红色历史的非亲身经历者,其红色记忆呈逐渐式微并代际递减的态势,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企图利用自身在网络技术的先发优势将其渗透目标定位于三观尚未定型的青年群体,企图腐化和消解青年正确的历史认知和历史记忆,动摇青年的红色信仰和文化自信,引发青年红色记忆危机。

获得青年对红色历史的关注,激发青年对红色文化的兴趣,使青年对红色记忆产生正确的理性认知、强烈的情感认同和坚定的价值信仰,是当前培育青年文化自信的重要方式。这就要求红色记忆的表达方式和实践方式要适应视像时代信息传播方式和青年认知方式的转变,将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和理想追求由枯燥抽象的文字叙事转向丰富生动的图像叙事,从而使红色记忆更加日常化、生活化和具象化,能够便于青年的理解和接受。具体来说,红色记忆必须根据青年的思维特点和认知习惯,借助数智技术和智能媒体将红色记忆的素材内容、话语体系、表现形式等转化为青年所喜闻乐见的视觉修辞手法和图像叙事形式,并借助3D模拟、VR仿真等技术将红色历史场景和历史事件再现并使青年获得交互体验,从而创设“我在场”的情境,进而增强红色文化叙事的效果。

2.红色记忆建构青年文化自信的情感维度

记忆形成的过程也是情感积淀的过程。记忆总是被倾注一定情感的记忆,记忆的形成是对人们情感态度和价值选择的体现。从情感的角度出发,可以将红色记忆分为愉悦性记忆和创伤性记忆,记忆的过程同时也是情感传递和情感体验的过程。一段记忆无论是愉悦的还是伤痛的,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人们的情感记忆、激发人们的情感共鸣。也就是说,认同达成的过程也是情感共鸣和意义生成的过程,这意味着,对青年文化自信的培育必须要在青年群体认知、理解和诠释红色记忆的过程当中进行氛围营造和情感渲染,要激发青年群体的情感共鸣和身份认同,从而建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网络信息传播已然进入到以“情感高于事实”为特征的“后真相”时代,致使青年群体对信息和知识的收集和接收过程更加关注“情感”要素,以致于“真相”在一定程度上遭到遮蔽。不良社会思潮也正是借助“后真相”煽动青年的非理性和极端化情绪,企图解构红色历史真相、紊乱青年红色记忆、消解青年文化自信。可见,当青年对红色记忆产生情感共鸣和情绪共振则更有助于生成文化自信,这就要求,青年文化自信的培育必须注重对红色记忆中情感要素的深度挖掘,实现红色记忆叙事的情感转向,从而激发青年产生与红色记忆同频共振的情感。具体来说,在文化自信培育过程中,要善于利用大数据、算法等数字技术全面把握和密切关注青年群体的思想动态、社会心态和情感走向,以平等的姿态与青年群体进行对话、沟通和交流,加强对青年群体的情绪关照和情感疏导。同时,还要提升红色记忆叙事方式和表现手段的青年化,如可以通过创设党史故事剧本杀、设计红色电竞游戏等新型红色情感叙事方式,营造红色记忆的情感氛围,增强青年对红色记忆的代入感,进而激发青年红色记忆的生成和内化。

3.红色记忆建构青年文化自信的空间维度

记忆作为一种主体间的交互活动,需要通过个体间不断地分享和实践才能得到深化并上升为集体记忆,而集体记忆的保持、再现和传承则需要依赖于一定的心理空间和物质基础。承载历史记忆的博物馆、纪念碑、陈列馆、庆典、仪式等能够提供共享和传承历史记忆的资源和基础。这表明,青年红色记忆的赓续与强化需要借助一定的纪念性空间才能实现。所谓纪念性空间是现代社会空间的一种,它是“有思考、情感、精神和社会功能的场所,是一个回忆往事的地方,一个哀悼的地方,一个沉思和集会的地方”[7],是民族精神和历史记忆得以稳固化和延续化的具象呈现,能够为青年红色记忆的建构、保持和强化提供一定的“记忆之场”,并在无意识中发挥价值引领作用和道德教育功能。

随着互联网络的普及和媒介技术的发展,现代社会的空间形态得以拓宽和发展,纪念性空间的形态也随之分化为现实纪念性空间和数字纪念性空间。这就要求我们以红色记忆培育青年文化自信时,不仅要继续加强对现实纪念性空间的建设和开发,还要创设数字纪念空间并举办网络纪念活动。具体来说,红色记忆的现实纪念性空间主要包括博物馆、陈列馆、展览馆、档案馆、纪念碑、活动旧址、名人故居、红色基地、重大庆典仪式等纪念性场所和活动,应加大对这些红色纪念空间的开发,打造新型红色文化品牌,同时学校要与其形成常态化的合作机制,大力开展诸如“青年重走革命路”“思政红色课堂”等社会实践活动,提升青年红色记忆空间的代入感、现场感、体验感。另外,网络已经成为当代青年群体的重要生活方式,要充分利用数字空间和社交媒体的跨时空和传播快的优势,加强红色记忆与数字技术的整合,开发多模态的数字纪念性空间和网络纪念性活动,扩大青年参与纪念性活动的受众面和覆盖面,提升青年红色记忆空间的趣味性、交互性和沉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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