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李欣轩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延绵不绝的精神基因和动力,研判爱国主义及其教育的科学视域和时代境遇,是探索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践的理论前提。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和时空语境中的爱国主义“新”在何处?如何彰显“新”意蕴?就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在教育实践探索中具体把握。
爱国之所以常被称为“主义”,表示它是一种反映社会现实及其历史变化的系统的社会意识,它产生并服务于人们基于血缘、地缘而构成的政治共同体,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并对社会现实产生深远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虽未用“唯物史观”指称自己的哲学体系,但多次用“新唯物主义”或“现代唯物主义”以区别于费尔巴哈之前的“旧唯物主义”,它对于旧哲学的革命意义在于既讲物质也讲精神、既谈规律也谈自由、既重“批判的武器”也重“武器的批判”、既着眼于阶级斗争也关注个体自由全面的发展。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要义和灵魂就在于唯物史观。然而,它不是“提供可以使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1],而“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2]。因此,爱国主义这项既具有普遍人类学意义又具有独特民族历史意义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此作为改造现实的思想理论武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中宣传“工人没有祖国”[3]的国际主义思想。在他们看来,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团结各国工人阶级进行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4],当时主要服务于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绝非其所倡,反而因其限制和束缚了受压迫工人阶级的团结和联合而遭到批判。全世界无产者只有超越狭隘资产阶级国家而联合,才能实现“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5]。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号召各国无产阶级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斗争,他们晚年对中国、印度等落后民族国家的研究,预示了东方国家的解放运动将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列宁把握了“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特征,着眼于小生产者自给自足的生产条件,指出“爱国主义,这正是小私有者的经济生活条件造成的一种情感”[6],并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与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护国主义”彻底决裂。但在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后,列宁又指出:“过去,我们从原则上反对护国主义,所以我们当时有理由讥笑那些好像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而想‘保护’自己祖国的人。现在,我们已经获得做无产阶级护国派的权利,问题的整个提法就根本改变了。”[7]
从近现代以来的救亡图存,到“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再到对内求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平等”[8],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探索出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民族独立与解放道路。爱国主义成为解决思想混乱、稳固意识形态、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重要推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爱国主义及其教育实践体系逐渐走向立体化、深入化、法制化、常态化,特别是2019年《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颁布,意味着对爱国主义教育取得了规律性认识,新时代是“走向富强的美好时代、发起冲刺的关键时代、充满风险的危急时代、团结奋进的拼搏时代”[9],爱国主义及其教育在新时代也面临着以下挑战:
第一,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更为深刻。爱国主义能否被人接受和理解,与教育手段、方式和水平都有关,但最关键的是在于爱国主义理论本身是否完善,是否在分析国家的现实和历史问题时具有解释力和说服力。并非所有标榜爱国的思想都是主流的、理性的,真正的爱国主义必须对非主流的爱国思想进行合理的疏导。爱国主义的理论阐释如果不能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以及政党、道路、体制的统一关系,就难以形成历史合力。
第二,数字化生存成为新常态。网络空间构成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场域,智能传播技术“在释放出巨大‘技术红利’的同时遮蔽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消解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信仰”[10],虚拟化容易令人模糊网络行为的道德和法律界限,网络集体狂欢或群体无意识行为也极易被不法分子利用,对网络舆论甚至网络安全产生不良影响。
第三,中国的崛起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和挑战。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激烈碰撞,狭隘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势力甚嚣尘上,西方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等意识形态依然试图从根本上冲击和消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信息战、网络战更是构成非传统安全威胁,中国目前仍然是网络攻击的最大受害者。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1]面对爱国主义教育的成果和总结,丰富和发展其基本内涵是应有之义。
正如“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因为没有共同的理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这时虽然有人存在,但构不成社会”[12],爱国主义通过对共同理想的描绘来号召、团结、动员公民向着共同目标奋进。中国梦促使全国人民在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上,团结成一个具有共同理想目标的精神共同体。中国梦不仅建构了家国层面的价值,而且将国家、民族、个人融为一体,在宏大的政治话语中亦明确了微观个人的作用和意义,凸显了丰富立体的价值指向。同时也明确了“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的政治主线,把面临的困难、阻碍和挑战激发为爱国主义的忧患意识和伟大斗争精神。中国梦熔铸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鲜明的情感共识、价值指向和实践道路。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强调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这是当代中国精神的基本体现。这些理解大多是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以及“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等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逻辑上展开。实际上,“国”是政治共同体的概念,是具有特殊实在性的社会存在物,国土、国民、国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爱国主义本身是“人、制度、政治共同体”有机统一的系统,割裂抽象地看待爱国主义必然是错误的。而且,构建国家认同“真正的本在于这种宣传与教育所服务的国家制度是否为创造国家认同提供了可能”[13],党的领导遵循人民至上,彰显为全人类而奋斗、解放全人类的先进性和价值性,因此,新时代爱国主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还在于这一道路所具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上。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体现了鲜明的时代要求,明确了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根本问题。第一,“新”的核心要义体现在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定和自信,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为党和国家的事业积极奉献、有所作为,这与指导思想和时代重任高度契合。第二,“新”体现在对民族精神的传承创新,体现在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民族根、民族心、民族魂作为育人的重要支撑。第三,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以及适应国家政治生活的合格公民,在心理、人格、理性等方向上激发主体性,重视培养作为现代社会人所需要的更为全面的素质和能力,指导人们理性地参与爱国主义实践,这是区别于马克思所批判的资产阶级“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14]意识形态灌输的重要标志。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人们越是展现对道德的蔑视、对崇高的消解、对集体的躲避,越是容易陷入到一种存在主义的主体性焦虑中。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蕴含的集体主义不是封建主义“人的依赖性关系”,也不是资本主义虚假性集体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原则。在这一原则下,爱国主义教育不是鼓励无谓的牺牲,而是争取通过每个人积极融入集体,充分保障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权力,通过集体的力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这就要在超越个人与集体相对立的基础上,在实现个人与国家的一致中,彰显主动选择为他人、集体、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价值取向,这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个体德性的体现。
国际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理想目标,是超越民族与国家展现出的团结一致、相互支持、共同奋斗的精神。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精神品质和斗争策略。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16]发展自身并不意味着排斥多元价值和文明,中国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体现了对科学真理的坚定、对道义的坚持,为人类情感的连结、文明的交流、福祉的实现开辟了道路。爱国主义所蕴含的国际主义的视野和地位,在世界历史的视界内正在前所未有地得到彰显。
实践活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的主要矛盾,可以概括为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要求的政治立场、价值观念、理想信念、社会规范,与每个人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要坚持合规律性,回归到如何教育的本质问题上,阐发具体实践的科学方法原则;也要坚持合目的性,通过相应的教育方针和策略不断扬弃主要矛盾。
理性与情感是爱国主义的关系性范畴,科学的教育方式并非是知识的硬灌、道德的说教,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才是符合教育的本质。第一,必须要坚持理性情感的正向强化,突出当代中国的建设成就和道义担当,把庆祝建党百年激发的爱国热情延续下去,彰显国家制度的优越性,激发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第二,将革命历史屈辱化、将其他国家仇恨化的教育导向是十分危险的,应该突出中国人民在反对侵略战争中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和精神品质,彰显当代忧患意识,树立起维护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家统一的坚定信心。
爱国是人民心之所系、情之所归,但在现代社会公民教育建构中,应凸显“爱国主义本质上是作为国家公民不可轻慢、不可卸脱、不可逃避的政治责任”[17]。爱国主义是一个在认知和习惯上不断攀登道德阶梯的过程,必须依靠道德与法律双管齐下。因此,爱国作为一种德性修养,从外在向度来看,既需要榜样示范发挥“高位引领”作用,但其“内化”最终还是要靠每个人“自己给自己立法”,即需要自省、自警、自励、自强,将德性提升与个人幸福结合起来,自觉主动地将爱国主义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实践行动。同时,从公民权利与义务来看,爱国主义也是国家公民不可轻慢、不可卸脱的政治责任。这意味着“爱国”的判断标准,不只是个人主观意愿层面,更要考量具体行为是否超越了权力和义务边界。因此,要充分运用道德与法治教育的双重手段,以法治精神强化爱国主义导向、激励爱国主义行为,以爱国主义的道德价值滋养法治精神、强化法治力量。
面对庞大的教育群体和宽广的教化空间,必须打造全面立体化的教育方阵。第一,将青年群体作为重中之重。要推动思政课程的主渠道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推动“大思政课”发挥铸魂育人主阵地作用,引导青年赓续红色血脉,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建功立业、担当作为。第二,突出典型模范的正向引导作用,既要推动崇高的领军人物在宏大叙事中凝聚社会正能量,又要有喜闻乐见的平凡人物从微观视角深入生活,树立起丰富而非单薄、具体而非片面的先锋形象。第三,作为基础性、群众性、全面性的教育工作,以融入和渗透式的潜隐性教育手段营造爱国主义教育情境,推动爱国主义宏大历史叙事融入大众生活视界,促进爱国主义融入生活记忆,形成共情体验,化作生命体验。
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着网络与现实深度交融的发展变化,***指出“网上网下要形成同心圆”,必须实现线上线下的同频共振。第一,抓好网络意见领袖、公众人物等知名度高、号召力强的影响力群体,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通过社会规范、网络治理引导其在人格魅力、思想观念、行为表达上引领爱国主义风尚。第二,配合“清朗”系列专项行动,集中整治网络乱象,鼓励大众积极开展“接地气、有生气、聚人气”“有情感、有深度、有温度”的网络生产和创作,并科学利用分众式、精准化推送投放积极占领大小屏幕。第三,在网络空间中贯彻“实事求是”,密切关注网络场域的话语表达与思想交锋,既要尊重人民的立场和感情,又要警惕泛娱乐化、泛政治化等倾向,涵育开放包容理性的网络舆论心态。
新时代爱国主义是赓续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理论体系与实践形态。爱国主义教育在新时代发挥作用,一方面要在方式方法、实施路径上优化改进,另一方面要在理论体系上开拓创新。爱国主义作为“主义”虽然以一种思想、精神的价值体系自我表征,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8]。因此,新时代爱国主义及其教育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双管齐下,激发爱国主义在新时代更深远的意义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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