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提升机制探索

时间：2024-06-19

摘要：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展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与价值取向。它内具终极价值目标、核心价值观以及基本价值观三大层次。提升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有助于抵御西方普世价值观话语入侵与渗透，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要提升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建立话语深度凝练与合理阐释机制是基础措施；话语言说方式全面转化机制富有成效的转化是重要途径；多样化传播载体综合运用机制有效运用载体是关键环节；话语效果评价与反馈机制的科学评价与反馈是必要方法。

关键词：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深度凝练；言说方式转化；话语效果评价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3.001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3-0001-06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研究。从现实来看，对于“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研究来说，一大重点是对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研究。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内具“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党的十八大所概括的“24个字”的核心价值观以及涉及各具体领域的基本价值观三大层次。[1]终极价值目标具有航标性，引领着核心价值观以及基本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在三大层次中起承接作用；基本价值观则是终极价值目标和核心价值观实现的最基本要求、更具体的价值细化准则和形象化表述。

而在当今全球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国际社会“西方话语霸权”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面对这样严峻的挑战，为了能够有效抵制西方普世价值观话语的传播与渗透，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积极探讨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提升机制颇具现实意义。

一、建立话语深度凝练与合理阐释机制是提升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基础措施

对于话语权的提升来说，高品质的话语内容是重要的保证。而高品质的话语内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概念、新范畴与新表述的创造。加强对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深度凝练则有助于更多的新概念、新范畴与新表述的创造。要想对主流价值观进行深度凝练，需要从主流价值观三大层次着手，要对终极价值目标、核心价值观以及基本价值观加强凝练。具体来看：

关于终极价值目标。由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其实是一个同心圆结构，最里层是当代主流价值观的‘最高表达，是始终不变的”[2]，终极价值目标处于最里层，因此，要想对其进行新的概括与总结并通过简明扼要的语言表达定型，存在一定的难度。但是核心价值观、基本价值观都与终极价值目标紧密关联，尤其是终极价值目标与核心价值观层次都涵有“自由”，但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终极价值目标中所强调的“自由”是与“发展”紧密联系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其实包含“人的自由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两大范畴。终极价值目标中强调的“自由”的实现是要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同时也是以旧式的社会分工彻底瓦解为基本条件的。而核心价值观中所强调的“自由”，其实与终极价值目标中所强调的“自由”内在关联的。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核心价值观中所强调的“自由”是终极价值目标中的“自由”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具体化。它是与“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观紧密联系的。可以说，终极价值目标中的“自由”与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因此，“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终极价值目标如何在保证基本内涵不变的情况下，作出区别于核心价值观所强调的“自由”的新概括、新总结？值得思考。

关于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提出24个字的新表述满足了国家、社会以及个人各个层面的价值诉求。若从深层次来看，这24个字的新表述，一方面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资源；另一方面也扬弃了中西方优秀文化传统。此外，也是充分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结果。但是对比西方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核心价值观，我国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显得不够简约，同时也不易识记，有待进一步凝练与概括。事实上这24个字表述，其实也是一种开放性、务实性的表述，并不是终极、定型的表述。

关于基本价值观。由于基本价值观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具体领域。只有积极构建基本价值观，才能为终极价值目标以及核心价值观提供现实化的路径。因此，凝练基本价值观是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建设中极为重要的任务。基本价值观与社会成员的现实生活最为密切，它集中体现为实现终极价值目标、核心价值观的最基本的原则、要求。因此，对于基本价值观的凝练而言，要依据终极价值目标和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各具体领域的发展特点来加以凝练。

然而，话语一方面表征为一定的语言和结构，同时也蕴含特定的意义，而这种意义是不稳定的，会“随语境、用法和历史境遇的变化而变化”。[3]话语权很多程度上表现对话语的解释权，解释好话语内容，才能彰显话语价值。因此，要想提升主流价值观话语权仅对主流价值观进行深度凝练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合理的阐释。由于价值观本质上是主体的根本性的价值原则、观点与立场。它是在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最深层、最具根本性的价值观念。所以，对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阐释来说，尤其要注重价值观念的阐释。笔者认为对于价值观念的阐释关键在于澄清好价值观念的实指、能指与所指。

实指是指当下的、现实中的人们对某一概念的一般理解或认识。能指与所指是语言学上的一对概念，是共时性的关系，共同构成符号，由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所提出。其中能指构成符号的表达层面，而所指构成符号的内容及意义层面。价值观念实指、能指与所指的澄清，不是杂乱无章的，需要遵循一定的逻辑。大体而言，需要首先澄清实指，能指、所指的澄清次之。具体来看：

第一，关于价值观念实指的澄清。对于价值观念的实指澄清而言，重点就在于梳理当下的、现实中的人们对价值观念的一般的、通常的理解或认識。譬如“民主”这个词，从字面意义上来看，主要指“人民为主”。中国古代长期处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皇权至上。“君主为了保证以自己一人的意志和权威来治理国家，通过神秘性、非程序性和任意性来使用权力”[4]因此，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往往是就国家而言的，是从与传统的“君主专制”的比较来看的。此外，人们对“民主”的认识还有一种理解，就是注重从“权力”或“治理”来看，把“民主”理解为“人民的统治”。对于“人民的统治”，人们往往认为主要指可以通过选举投票来决定一些人事的任免、影响政府政策；可以通过一定的渠道和平台来建议献策，参与政治生活等等。对于概念而言，人们的一般理解与认识是较为粗浅、表面、简单的。可是概念本身的意涵往往并不浅薄。因为概念或相关的范畴的构成不是随意形成的，往往是科学凝结的。因此，对于价值观念的澄清来说，澄清实指仅仅是第一层次，澄清必须要进一步深化。

第二，关于价值观念能指、所指的澄清。价值观念的能指是指价值观念在现实中的具体形象化表达。由于能指是“漂浮”的，可以对应不同的所指。因此，澄清好价值观念的能指與所指极为重要。我们还可以拿“民主”这一概念来进行分析。“民主”，它可以指国家权力的民主，也可以指国家制度形态的民主，还可以指公民权利的民主。它的能指是指在具体领域（尤其政治领域）中，能够展现“民主”特征的具体形象表达。它可以对应不同的所指，具有不同的意涵。如果对应西方资本主义式的民主，指的是西方那种以“三权分立”为主要政体特征，以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根本利益的制度和价值体系。西方资本主义式的“民主不过是资本和官府之间的钱权‘旋转门的‘钱主游戏”。[5]如果对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式的民主，指的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充分体现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和平等原则的国家制度。坚持对全体人民负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特性，也是与资产阶级狭隘式民主的根本区别。除了“民主”范畴外，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其他范畴也都具有超越西方或传统社会相应价值观念的价值优势。澄清价值观念的能指、所指与实指，能够更好地展现当代主流价值观话语较之于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话语以及传统封建社会价值观话语的超越性。

二、话语言说方式全面转化机制富有成效的转化是提升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重要途径

话语方式主要解决“如何说”的问题，主要指“言说方式”。“高明的言说更易捕获人心，拙劣的言说只会让人生厌。”[6]大体而言，主流价值观话语的言说方式越合理，获得的影响力与传播效果就越大。因此，必须要重视话语言说方式的转化，增强言说方式的合理性。对于话语言说方式的转化来说，重视以下四大方面：

1.由注重政治宣传式的言说方式转向注重政治、大众、学理相统一的言说方式

政治宣传式的言说主要采用“喊话”、“号召”、“理论宣讲”等方式。政治宣传往往表现为政治灌输。灌输极为重要，它一直是国内外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重要手段。对主流价值观话语的言说而言，显然需要注重这种方式。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去中心化、分散化、碎片化的生活特征日益明显。而话语作为一种表达手段，是人们思维模式以及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的反映，要想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要与现实联系、与大众联系。因此，要想推动主流价值观话语的有效传播，必须也要注重大众性。此外，由于主流价值观话语充分反映了主流价值观的基本内涵与特性，极具思想性，话语言说在注重政治性、大众性的同时，也要注重学理性。要深入阐述主流价值观话语的内在逻辑以及现实意义，增强话语的理论说服力。总之，主流价值观话语言说要坚持政治、大众、学理相统一。

2.由只注重宏大叙事的言说方式转向也注重具体且感知的言说方式

所谓宏大叙事，是指以其宏大的建制表现宏大的历史、现实内容，是一种追求完整性和目的性的叙述方式。[7]这种叙述方式往往具有总体性、宏观性、概括性等特征。宏大叙事言说方式的言说者往往具有特殊的身份，扮演着国家命运、民族复兴、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代言人”角色。言说者往往采取宏观的视角，以气势豪迈的口吻讲述着领袖事迹、时代楷模、文化名人以及普通大众生活中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事迹，讲述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宏大叙事这样的言说方式，对于主流价值观话语的传播而言，显然是需要的。主流价值观话语具有意识形态宣传与教育功能，进行宏大叙事式言说，能够使受众对传播的话语的特征及其所反映的事物内涵、逻辑结构与意义有较为宏观、总体地了解与把握。但是宏大叙事式言说，往往过于抽象、宏观，亲和性、具体性可能显得不足。因此，对于主流价值观话语的言说而言，我们既要注重宏大叙事的言说方式，同时也要注重具体且感知的言说方式。要使言说内容聚焦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要善于运用民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接地气”的语言，增强话语言说的人文情怀、生活情怀，使民众能够喜欢听、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有效。

3.由权威式的言说方式转向也注重平等对话交流的言说方式

广大党员和干部是主流价值观话语最主要的言说者。相关人员在信息获取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拥有一定的权威。因此，主流价值观话语的言说者，往往采取权威式的言说方式向民众宣传主流价值观话语的相关内容。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由于是极具思想性与科学性的话语，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因此，对之采取权威式的言说方式是极为必要的。通过权威式的言说与解读，一方面能够彰显主流价值观话语的正当性；另一方面，由于当前在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领域，话语交锋日趋激烈，所以，话语言说者采取权威式的言说方式，也能够增强主流价值观话语在价值观领域的辐射力。然而权威式的言说方式也有其缺陷。它往往表现为“我说你听”、“我传达你接受”。众所周知，就受众个体而言，每个个体都具有独特的情感、意志以及自身的思维方式，倘若忽视了受众的的个体差异性，这种言说方式就容易变成自说自话的“自我独白”。主流价值观话语传播的受众是鲜活的个人，是现实中具体的生命存在，具有自我的意志、丰富的情感。尤其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人们更加彰显自我，渴望言说的交互式。对于主流价值观话语的传播而言，言说方式必须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现实因素。因此，我们要从权威式的言说方式转变为也注重平等对话交流的言说方式。通过拉近话语言说者与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增强话语传播的亲和力。

4.秉持中国立场、注重国际化表达，增强对外话语的感召力、影响力

从西方价值观话语的对外传播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秉持自身特有的立场来对外言说价值观话语。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要实现与提升话语权，加强话语的对外传播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应当借鉴西方的经验，要秉持自身立场。话语对外言说要充分考虑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属性、东方文明的文化属性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属性三重身份。此外，由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不是自发形成的。它从马克思主义、中外优秀文化传统汲取了丰富的价值养分与资源，因此，创造了许多生动富有内涵的话语，纵使“与其他的价值观有近似或相同的概念术语，但却因为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社会实践，因而也就具有了不同的内涵和规定性。”[8]可以说主流价值观话语极具科学性与现实性，话语优势极为彰显。只有坚持中国立场来言说，才能阐释好中国话语的深刻内涵与价值特性，才能向国际充分展示主流价值观话语的独特魅力。

然而对外话语言说最终还是为了增强对外话语的感召力以及影响力，因此，在秉持中国立场基础之上，也要注重话语的“国际化表达”。要实现国际化表达目标，首先，要将理解国际话语言说惯例、规范与提高话语议题设置能力相结合。其次，我们要由习惯中文式的表达转变为也注重外语式的表达。

三、多样化传播载体综合运用机制有效运用载体是提升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关键环节

话语载体是话语权的重要要素。话语权的实现与提升必须要借助一定的平台和渠道。对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提升而言，必须要注重多样化传播载体的综合运用。具体来看：

1.要积极运用新媒体平台来传播主流价值观话语

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是相对于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而言的，主要包含网络媒体、移动媒体、数字电影、电视等，具有迅捷性、交互性、亲和性、议程设置多样性、隐性传播等特征。由于它具有显著传播优势，因此，必须要积极运用新媒体平台来传播主流价值观话语。

运用新媒体平台来传播主流价值观话语需要重点把握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要积极利用新媒体的信息传播特性，推动主流价值观话语实现生动化、形象化的传播。其次，要进一步增强新媒体编辑人员的素养。一些宣扬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言论可能也会通过微博、微信等平台进行渗透。而新媒体编辑人员负责信息的编辑、筛选以及删改工作。因此，运用新媒体来传播主流价值观话语，必须要进一步增强新媒体编辑人员的素养。新媒体编辑人员增强素养，才能更加积极删除一些非法、虚假、反动性的话语言论，并引导社会大众的舆论走向，使主流价值观话语得到更好地传播。

2.要积极运用举办或参与国际会议机会传播主流价值观话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的交往日趋紧密。因此，相关的国际会议的举办频率越来越高。国际会议由于聚焦全球主要媒体的目光，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擅长运用举办或参与国际会议，借由讨论会议议题的机会来宣扬本国的价值观。西方话语霸权的获得跟西方国家擅于借助国际会议场合来发声、施加影响具有很大的关联性。

对于中国来说，要想实现与提升主流价值观的国际话语权，打破国际话语霸权的垄断地位，积极运用举办或参与国际会议的机会来传播主流价值观话语是极为重要的途径。比如对于政府间的国际会议来说，尤其是大型的国际会议比如APEC、G20等会议，要明确地阐述中国价值、中国观点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与作用。

3.要积极运用相关的文化机构和组织传播主流价值观话语

当前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存在较为庞大的文化机构和组织。它们所开展的活动绝大部分都是面对面交流与互动，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和自由度。而昔日美国著名的政务官默罗曾说：“文化传播的决定性因素，是那最后三英尺，也就是面对面的对话。”[9]对于价值观话语的传播而言，直接的交流与对话也是极为需要的。积极运用相关的文化机构和组织来传播主流价值观话语是实现话语强力传播的重要手段。

当前我国已有一些相关的文化机构和组织在宣传主流价值观话语。例如海外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自1988年中国第一批海外文化中心成立以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建成覆盖五大洲的16个中国文化中心”。[10]这些海外文化中心对于传播明礼诚信、和谐共生、宽以待人、友善互助等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起到重要的作用。要想进一步发展相关的文化机构和组织来传播主流价值观话语，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经费、人员的投入力度，使相关的文化机构和组织有充分的物质和人力保障。另一方面也要精心地思索适合相关文化机构和组织传播的主流价值观话语。

四、话语效果评价与反馈机制的科学评价与反馈是提升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必要方法

所谓的话语效果是指话语是否得到话语传播对象的接受与认同，具体表现在话语的议题设置权、阐释权、主控权等是否得到显著地增强。有效的评价和反馈，有助于促使相关的话语主体及时、有效地调整话语内容和言说方式，提升传播效果。加强对话语效果评价与反馈需要重视以下三个方面：

1.选择适宜的评价主体，将权威评价活动与民众评价活动相结合

評价主体是指在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效果的评价活动中，主导以及参与的相关组织以及个人，主要解决“由谁评价”的问题。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效果的评价主体可以具体划分为三类：党和政府的相关部门、权威的评价机构和组织以及普通民众。其中由相关的政府部门以及权威的评价机构和组织进行的评价活动归为权威评价活动；普通民众所进行的评价活动可以归为民众评价活动。

所谓的权威评价活动，可以概括为社会群体以“有机”的方式来表达其利益、意志以及看法的评价活动。这里的“社会群体”主要指政府及相关的权威机构或组织。“有机”主要强调的是社会群体在评价过程中所表现的现实自觉性。权威机构所作出的评价结果往往具有很强的效力，能够充分代表社会群体的意志，对社会群体具有极强的约束力。此外，权威评价活动往往是系统性、科学化的评价活动，因此，使得话语效果的评价结果具有较高的准确性。这对于话语效果的评价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然而，广大民众是最基本的话语主体。话语效果的评价显然也离不开广大民众的参与。民众评价活动与权威评价活动都是社会评价活动的重要形式。“一般说来，一个群体尤其是比较大的群体的社会评价活动总是既以权威机构评价活动的形式、又以民众评价活动的形式来表现其意志。”[11]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效果的评价，本身就是一种庞大群体的评价活动，缺少民众评价活动是难以做出全面评价的。民众评价活动，具体来说，可以概括为社会群体以“无机”的方式来表达、反映他们的利益、意志的评价活动。显然这里的“社会群体”指的是人民群众。“无机”表现为某种自发的属性。黑格尔认为，作为单个人的多数人（人们往往喜欢称之为‘人民）的确是一种总体，但只是一种群体，只是一群无定形的东西。因此，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12]尽管民众评价活动具有自发性、非理性等特征，但是对于主流价值观话语效果的评价而言，还是有值得借鉴、总结之处。民众一些本能、直观的感受与评价，对于今后如何择取话语内容、如何优化话语言说方式，有着启发意义。

2.建立客观的评价标准，科学评估话语效果

评价标准是指人们在进行相关的评价活动中作用于对象的价值尺度及标准。评价标准问题是评价活动的关键问题，是人们价值认识的反映。它体现人们重视什么、忽视什么、力求实现什么。要想对话语效果建立客观的评价标准，可以从话语传播者和传播受众两个维度来看：

首先，从话语传播者的维度看，客观的评价标准是看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是否达到了话语主体当初言说所设定的相关目标。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主体具有多层次性，话语的传播者也必然具有多层次性。在这其中，党和政府是主流价值观话语的最重要传播者。由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是复合型的话语模式”[13]，而基本价值观话语又是与普通民众关系最为紧密的话语，因此，对于话语效果的评价来说，必须要全面地分析。具体来说，必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来看主流价值观话语的传播效果。只有全面地来分析各领域主流价值观话语的传播效果状况，才能对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效果有科学、完整的评价。

其次，从话语传播受众的维度看，客观的评价标准是看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是否在“量”与“质”两大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所谓的“量”强调的是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在数量意义上为传播受众所接受的程度。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的传播倘若覆盖了不同的阶层、地区、民族，并为众多涉及不同年龄层、受教育程度不一的人群所接受，这样的话语传播必然是取得良好效果的。所谓的“质”强调的是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在质量意义上为传播受众所接受的程度。由于受众的思维方式、受教育水平、生活环境等各方面条件具有差异性，因此，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在受众中的接受程度是不同的。要想衡量主流价值观话语效果，对于不同的受众群体应当采取不同的评价标准。基于“量”和“质”两大方面的考虑，笔者认为要对主流价值观话语建立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评价体系。

3.建立相关的反馈体系与互动平台

获得反馈信息是传播者的意图和目的。发出反馈信息是受传者能动性的体现。信息传播效果的反馈与信息传播一样，都反映了信息循环往复的沟通过程，表现为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信息双向往返关系。[14]缺少对话语效果的反馈这一环节，主流价值观话语是难以实现有效传播的。

首先，将大众反馈与专业反馈相结合。所谓大众反馈，指的是要重视多数传播受众的反馈。要想获得传播受众的反馈，必须要通过多种形式了解受众的具体需要与看法。所谓专业反馈，指的是要重视相关的专家、学者的反馈意见。相关的专家、学者具有较高的理论造诣，同时判断力、分析力也相对较高，因此，给出的反馈意见往往是较为权威、科学的。

其次，将正面反馈与负面反馈相结合。正面反馈指的是传播受众对于主流价值观话语传播给予正面的、激励性的意见信息。所谓的负面反馈指的是传播受众对于主流价值观话语传播给予消极的、甚至否定的意见信息。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尽管具有科学性以及价值性，是极具正能量以及感召力的话语，但是受到多种传播因素的制约，受众很难都给予肯定性的评价。对于负面的反馈意见，话语的传播者尤其要重视反思、总结，分析出现的原因，总结教训。

此外，要积极拓宽信息反馈渠道，优化信息反馈平台。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在新媒体环境下，我们既要重视运用传统的走访、调研等方式来进行信息的反馈，同时也要重视运用手机、网络，尤其是移动通信终端的相关通讯APP，比如微信、微博以及腾讯QQ等软件来进行信息的反馈。比如可以通过QQ群来搜集成员对于话语传播效果的反馈信息。总之，必须要顺应时代的发展，拓宽信息反馈渠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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