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动员：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要范畴

王军

DOI：10.15938/j.cnki.iper.2021.05.007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21）05-0035-06

自武汉大学沈壮海教授倡议建设“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并对其远景、轮廓作了总览式的瞭望、描绘以来uj，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议题给予高度关注并产生了思想共鸣，部分学者也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领域内进行探索。然而就总体而言，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建设仍处于艰难起步的阶段，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建设没有现成的“模板”可以套用，没有太多的经验可以借鉴;二是因为尚未找准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建设的切入口和立足点，有力发不出或是形不成合力。就前者而言，无模板可以套用、无经验可以借鉴当然是巨大的困难，但更应该视为可自由驰骋、可放飞想象的广阔空间，因为只要在学术开拓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可以不落窠臼、不拘一格地构建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就后者而言，在总体把握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价值取向、理论旨趣的前提下，探索其可能蕴含的一个又一个范畴，是可以积跬步以至千里、积小流以成江海的。

选择将范畴探索作为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建设的切人口和立足点，源于范畴是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相互关系和活动状况的概括反映和抽象表现，是理论体系的基本要素和构成单元。如果将理论体系比作一串珍珠项链，那么范畴就是其中的一颗颗珍珠。只要从珍珠蚌中发掘出足够多的珍珠，我们就可以根据珍珠的质地、色泽、大小进行最优匹配，最终加工成光彩夺目的珍珠项链。综合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建设已有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基础可以初步判断，社会动员就是其中的一颗明亮珍珠、一个重要范畴，本文对此试作分析。

一、社会动员作为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重要范畴的实践逻辑

尽管“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建设，需要我们从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目标、内容、机制、原则、方法、内化与外化、疏通与引导、教育与管理等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形成或引入相应的概念范畴，构建新的话语体系”，但是从原有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不等于彻底抛弃原有话语体系，因为原有话语体系在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建设中依然可以作为分析工具和解释框架。具体而言，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建设需立足于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而某一实践活动又必然包含主体（教育者）、客体（教育对象）、目标、方法等要素，这些要素在多大程度上与宏观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客体、目标、方法等要素相一致，决定了此项实践活动能否与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协调一致或有机融合，也决定了反映此项实践活动的概念、范畴能否纳入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体系以及在范畴体系中居于何种地位、层次。

社会动员“是指一定的国家、政党或社会团体，通过多种方式影响、改变社会成员的态度、价值观和期望，形成一定的思想共识，引导、发动和组织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以实现一定的社会目标的活动。”从社会动员的概念内涵和活动要素来看，其与宏观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逻辑高度一致。

1.社会动员与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在主体方面具有一致性

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在与微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相对应的意义上提出的。同理，宏观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在与微观思想政治教育相对应的意义上提出的，因而宏观思想政治教育还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和外延的成熟概念。但有一点很明确，即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和宏观思想政治教育的参照物都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教育形态”特别是“学校教育”。因而区别于微观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单个的教育者以及单打独斗，宏观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应该是单位、组织，其最高主体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并且各主体能够联合作战、形成合力。

社会动员由于牵涉面甚广，没有足够的力量难以实施和协调，因而动员主体一般只能是掌握丰富资源的团体组织。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趋势下，社会动员和宏观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不再局限于党和政府，而是包括企业、社会组织等各种社会力量。但在诸多主体力量中，党和政府无疑最具权威性、合法性，这是中國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制度优势决定的。对当代中国而言，党中央、国务院可以调动一切力量和资源进行必要的社会动员和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因而此种情形下的社会动员和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计划性、组织性和全面性，并在实践中不断走向科学化、制度化而逐渐成为治党治国的重要方式。

2.社会动员与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在客体方面具有一致性

典型“教育形态”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能涵盖的对象都极为有限，而一部高口碑、高票房的主旋律电影其观众就可能高达数亿。因此，“区别于微观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寥寥数人，宏观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最大可以实现所有人群的全覆盖”。

社会动员既可以理解为“由社会进行动员”，也可以理解为“对社会进行动员”。作为动员对象的社会是指一定地域中的人群集合，其涵盖的对象范围不是个别人、少数人，而是所有人。较为常见的社会动员是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地方党委政府往往会发动全市人民投入其中以实现目标。最近一次力度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社会动员当属2020年的新冠疫情防控。一般来说，社会动员的力度、广度与需要解决问题的紧急、重要程度成正比。

另外，由于社会动员和宏观思想政治教育都着眼于社会整体，而社会整体又不等于单个人的简单相加，因此科学、有效的社会动员与宏观思想政治教育都必须以对社会运行基本规律的充分掌握和运用为前提。

3.社会动员与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在目标方面具有一致性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城市的常态化运转是不需要进行社会动员的，因为大多数问题都可以通过成熟、规范的治理体系予以逐渐消化和解决。但是在面临重大突发事件和重要紧急任务的情况下，常规治理体系往往因为“挤兑”“超载”而不堪重负、运转不畅乃至失灵，这时就需要通过社会动员给常规治理体系注入新的动能以助其“提速”“扩容”“升级”。换言之，如果没有社会动员作为“肾上腺素”来提供更多能量，社会有机体就很可能会出现“瘫痪”“休克”甚至“死亡”，由此导致社会有机体遭受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宏观思想政治教育致力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维护和发展，而主流意识形态又是人民行有所依不至于盲目的指南针、社会和谐团结不至于撕裂的粘合剂、政权稳定巩固不至于动荡的安全阀。在一定意义上而言，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有机体中承担着“血液”的功能，负责为社会有机体运送养分、排除毒素、维持酸碱平衡、提供免疫作用。如果主流意识形态出现问题，社会有机体的健康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而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为了保证主流意识形态的统治力、领导力和号召力。

由此可见，社会动员和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共同致力于社会有机体的健康发展，是社会有机体为维持健康而必备的“特效药”和“常规药”。

4.社会动员与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在路径方面具有一致性

主体、客体、目标方面的一致性，使得社会动员和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展开中也具有相同的路径。首先，都要借助政府权威。由于社会动员和宏观思想政治教育的牵涉面都很广，会对人们的利益产生局部或整体、短期或长远的影响，而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又千差万别，如果不借助政府权威，社会动员和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因为利益冲突而受到限制甚至寸步难行。

其次，都要利用传播载体。社会动员和宏观思想政治教育都希望将目标诉求传达、影响至每一个人，如何能既经济又高效地做到这一点呢，这就必须借助传播载体。从相对原始的标语、横幅、口号、歌谣，到现代的电视、广播、报纸，及至网络信息技术下新媒体的出现，传播媒体的每一次进步都带来受众几何级数的增加，从而天然地成为社会动员和宏观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和载体。

最后，都要坚持思想说服。社会动员和宏观思想政治教育通常都要借助行政组织力量，必要时甚至可以采取强制性措施，但这种强制性在整个行动过程中只能是局部的、偶尔的、辅助的。在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现代思想观念深入人心的历史潮流下，企图通过强制措施来达到目的往往事与愿违且不可持久。唯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从思想情感上进行说服，在开展社会动员和宏观思想政治教育时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的支持和配合。

综合上述分析，就当代中国而言，社会动员与宏观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主体的权威性、客体的广泛性、目标的建设性、路径的复合性等特征。实践逻辑的高度一致，使得以党中央、国务院为最高主体的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动员在实施过程中能够彼此观照和有机融合。因而，当立足当代中国实践来构建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体系时，将社会动员作为其中的重要范畴就不会产生“排异反应”。

二、社会动员作为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重要范畴的历史底蕴

范畴的形成不是一个纯主观的过程，而是人们在社会实践基础上概括出来的思维结晶，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社会动员之所以能够作为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要范畴，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高度重视社会动员和思想政治教育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优势，都服务于、统一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开展的各项伟大事业，因而在实践中总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动员的卓越成效

中国共产党同过去一切旧政党、旧势力的不同之处和重要优势在于始终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重视和善于通过社会动员激发和凝聚起亿万群众的磅礴伟力。这在四卷《毛泽东选集》中就得到印证：检索显示，第1卷出现“动员”36次，第2卷出现“动员”107次，第3卷出现“动员”33次，第4卷出现“动员”29次，合计205次。为何第2卷出现“动员”的频率如此之高？翻开第2卷就不难理解了，因为第2卷反映的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最为关键、紧张的时期（1937年-1941年）。这也充分说明，敌人越是强大、凶残，民族危机越是深重，社会动员就越要广泛和彻底。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过程中，大大小小的社会动员贯穿始终并有力推动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如在大革命时期的北伐战争中，中共广东区委领导粤汉、广三、广九各铁路工会联合成立交通队，帮助北伐军乘列车出发。省港罢工委员会组成3000人的北伐运输队以及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出征。北伐军向长沙进军途中，中共湖南区委发动工农群眾参加带路、送信、侦察、运输、扫雷、担架救护、慰劳等工作，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战。长沙战役胜利后，长沙各业工人组成近万人的运输队随军前进。而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中，动员民工累计达880余万人次，人民群众出动支前的大小车辆141万辆，担架36万余副，牲畜260余万头，粮食4.25亿公斤。为此陈毅曾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由于在革命战争中的卓越成效和巨大威力，社会动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也得到广泛运用，如开展“三反”“五反”“一化三改”“大跃进”等运动;及至改革开放后，社会动员的频率和力度虽然开始明显下降，但在一些关键时刻党和政府依然将社会动员视为应对危机的重要手段和有效方法，如1998年的抗击洪水、2008年的抗震救灾、2020年的抗击疫情。

2.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动员的基本经验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动员方面积累了十分丰富、有效的经验，如实行组织动员、宣传动员、模范动员，具体方法则有“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就基本经验来说则有两条：一是关心群众生活。在1934年反对国民党围剿中，毛泽东指出，“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又强调，“现在一面要为战争动员民力，一面又要尽可能地不违农时，……部队、机关、学校仍要适当地参加生产，才能改善生活，减轻人民的负担。”二是开展政治教育。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指出，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是不能胜利的。“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由此可见，社会动员要达到目的一定要将关心群众生活和进行政治教育相结合，这实际上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之一。

3.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动员的时代转型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动员激发了全国人民巩固政权、投身建设的巨大热情，对于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发挥了巨大作用。与此同时，长期、反复的社会动员也有不可忽视的消极后果。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需要稳定的生产生活秩序，于是社会动员也渐渐远离大众的日常生活。这在《邓小平文选》中也得到体现：检索显示，第1卷（1938年-1965年）出现“动员"47次，第2卷（1975年-1982年）出现“动员”10次，第3卷（1982年-1992年）出现“动员”仅3次。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社会动员的积极功效在很大程度上被常态化的法治所取代。但是社会动员作为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优势并没有被彻底弃之不用，而是越来越走向科学化、制度化、法治化，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建立了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各种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响应机制。今天，社会动员更像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武器库中的“杀手锏”，在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中不会轻易使用。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胜利中，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和重要优势，社会动员和思想政治教育只是其中的两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向来反对以“单打一”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主张通过“组合拳”来彻底化解。在打“组合拳”时，中国共产党的诸多优良传统和重要优势就会灵活搭配、有机组合、形成合力，最终这些优良传统和重要优势就会在实践中彼此嵌入并实现功能耦合。因此，当推进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建设时，包括社会动员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都可以作为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的考察对象。

三、社会动员作为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重要范畴的价值基础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前行道路上一定会遇到各种风险挑战。一旦出现战争等极端情况，就需要全国性的社会动员作为赢得胜利的力量支撑。因此，将社会动员作为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要范畴，以之作为有力支点和桥梁纽带来推动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及其理论建设，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致力于民族复兴的理论自觉和主动担当。

1.实践价值：社会动员与思想政治教育相互影响、相互支撑

一方面，社会动员可以充当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力载体。例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人民群众创造性开展了“订立爱国公约”运动，中共中央随后要求在全国各地推广。至1951年10月，仅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和河北省的统计，有80%以上的人民群众订立了爱国公约。在订立爱国公约的过程中，为进一步加强国防、支援朝鲜前线，抗美援朝总会于1951年6月1日发出号召，动员全国男女老少、各阶层人民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至1952年5月底运动结束时，各界人民捐款总额达人民币5.565亿元，可折合战斗机3710架。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全国许多工厂夜以继日地为志愿军生产军需物品、武器弹药。工人们提出“工厂即战场，机器即枪炮”的口号，竭尽全力保障前线的物资供给。副周恩来对此评价道：“这次动员的深入、爱国主义的发扬，超过了过去任何反帝国主义运动，这是一个空前的、大规模的、全国性的、领导与群众结合的运动，它的力量将是不可击破的。中华民族的觉醒，这一次更加高扬起来了，更加深入化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社会动员本身是否携带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社会动员最终目标的实现依然可以具有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例如，2020年新冠疫情防控下的社会动员本质上是一个科学应对的问题，但抗疫大考下的中西之比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最终也极大激发了中国人的自信自豪之情。

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为社会动员提供基本前提和精神动力。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支柱，就会支离破碎、四分五裂，也就难以迅速有效地开展社会动员。即是说，能否迅速有效地实现社会动员，在一定程度上是检验一段时间内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试金石。有了这样的基本前提，高举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旗帜的思想政治教育又会为社会动员提供精神动力。

总之，社会动员和思想政治教育密切相关，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为目的和手段。有学者就认为，现代社会动员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调整目标、优化内容、创新载体，思想政治教育则要在现代社会动员中发挥导向功能、塑造功能、调控功能和开发功能。

2.理论价值：社会动员为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建设拓宽视野

其一，有助于开展学科对话。沈壮海教授认为，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因脱胎于教育学而浸染上了深深的“微观色调”，由此导致理论的“解题低效”。这意味着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要想提升理论的“解题效果”，必须在建设中广泛开展学科对话、从多学科中汲取营养，以此从教育学的话语体系束缚中解放出来。社会动员是一个具有多学科特质的概念、范畴，尽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学者很早就有关注，但对其研究主要还是集中于政治学、公共管理、社会学、新闻傳播学等学科。因此，将社会动员作为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可以为学科对话搭建桥梁。与此同时，在现代哲学社会科学高度分化并且弊端日益显现的形势下，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基本路径和方法。

其二，有助于联结不同范畴。既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的研究多较为零散和孤立，很少考察不同范畴之间的有机联系，因而不利于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矛盾、规律的认识。现有研究表明，舆论引导和社会心态也是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所包含的领域和范畴，而舆论引导、社会心态与社会动员又有十分紧密的联系：社会动员需要舆论引导来凝聚社会共识、整合社会力量;社会动员需要以一定的社会心态为情感基础（如战争动员中对敌人的憎恨、疫情防控动员中对病毒的恐惧），同时又会影响社会心态;社会心态受舆论热点事件的影响，优化社会心态需要舆论引导。对上述三个范畴内在逻辑的分析只是简单、粗略的，但不难看出三者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联系。如果能够更深入揭示其间的矛盾规律，或可使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建设往前迈出一大步。

四、以中国自信、世界情怀推进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建设

中国共产党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为创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奠定了根本基础和前提。今天我们推进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探索及其理论建设，依然需要从中国共产党身上汲取智慧。如果说过去我们在开展学科建设和理论探索时，国情、党情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背景无法抹去，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解释力具有“历史局限性”和“空间有限性”，从而影响了学科发展走向国际化、科学化，那么今天国情、党情再次作为我们理论探索的立论背景、言说前提时，曾经的顾虑和不自信都可以彻底放下了。因为中国“以肉眼可见”的强大以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巨大成功，为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造了巨大的理论总结空间和理论说服力。

思想政治教育虽然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现象和活动，但是作为一门学科却长期面临“合法性”不足的质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具有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以致于国外并没有与之完全相对应的学科。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国内成熟的哲学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都与西方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潮流下，是否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理论来源和学科母版，成为判定一门学科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为“科学”的重要标准。这种“判定标准”有其历史合理性，毕竟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起源于西方，而且西方有着深厚的知识、理论积累。但时至今日我们更能感受到，这种“判定标准”不过是西方话语霸权的表现和结果之一。

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并以“科学化”为学科建设目标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话语霸权的影响。沈壮海教授认为，将思想政治教育局限于“教育形态”比较明显地遮蔽着我们的理论视野，其中之一体现在：“我们在对国外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研究和比较时，更多地以我们解读教育活动时惯用的地位、作用、目的、方法、途徑等范型对其进行格式化的解读，更多地关注道德教育、价值教育、价值澄清等比较德育论所关注的理论流派，关注杜威、科尔伯格、拉兹·西蒙等等比较德育论所关注的学者人物。”今天我们已经摆脱了对西方的迷恋和迷信，再审视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形态”局限时，或可对上述现象作出另一种解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建立之初为了强化自身的“合法性”“科学性”，在思想政治教育比较中自觉不自觉地引入了“西方标准”或“西方参照系”，而杜威、科尔伯格等人的理论作为西方标准和参照系反过来又强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形态”。这就导致了一个悖论，即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向西方学习、强化自身“合法性”“科学性”的过程中，无形中又放大和固化了自己的局限性。

随着中国的日益繁荣、强大以及文化自觉自信的不断高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深刻认识到，西方理论难以有效解释中国的成功经验和实践（因为西方理论反映的是西方的历史和实践）。我们在向西方叙述中国时也渐渐发现，“中国正面临着这样一个不借助西方语词便无法表达、但借助西方语词又不能准确表达的困境”。于是那些深受西方思想理论影响的学科也开始强调学术研究的主体性和原创性，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提出能够准确反映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传统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但这条“破旧立新”之路绝非坦途。

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较少受到西方思想理论的浸染，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更少历史包袱、更能轻装前行。在风景这边独好、世界将目光转向中国并期待中国能够给出“参考答案”时，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创新发展中越是能够立足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特色、中国形态，就越是能够为全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自觉“以中国为中心”推进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探索及其理论建设，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有力之举，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中国自信和世界情怀。

[责任编辑：张学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