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米咏梅
(东北财经大学 应用金融与行为科学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总书记指出:“我们应对国际经贸摩擦、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还比较弱.”[1]大宗商品期货的国际定价权是国际经济话语权的重要体现.国际定价权是一国商品期货市场发现的价格在国际期货市场中具有主导作用,具有强大的价格影响力[2].我国大宗商品缺乏国际定价权,国际期货市场价格对我国期货市场具有单向影响[3].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进口依存度超过85%[4],却缺乏定价权,进口大豆采用美国大豆期货价格作为定价基准.尽快建立大豆国际定价中心对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保障国家粮油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5].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大豆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不断发展和成熟,我国已经具备建立大豆国际定价中心的初步条件,但仍需要在进口大豆自由贸易、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市场监管方式等方面做出一系列探索和创新.
目前,大宗商品国际定价中心集中于欧美国家.纵观这些定价中心数百年来的发展形成历史,定价中心的决定因素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英国经济快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1870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的21.3%左右,而排在其后3位的美国、法国、德国的GDP占比仅分别为8.9%、6.6%和6.5%.19世纪下半叶,英国国内资源枯竭,需要从海外大量进口矿产.为了规避海运期间的价格波动风险,伦敦逐渐从现货市场发展成现货和中远期相结合的市场,并吸引了欧洲大陆的产业机构参与交易.1877年,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正式成立,英国成为欧洲铜和锡贸易的定价中心.20世纪70年代后期,英国推出了布伦特(Brent)原油远期合约,1988年,英国国际石油交易所(IPE)推出了以该远期合约为清算基础的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2001年,IPE被洲际交易所(ICE)收购),成为全球石油定价中心之一.
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超过英国.1950年,美国GDP占据了全球GDP总量的27%,英国、德国、法国紧随其后,占比分别为6.5%、5.0%和4.1%.美国在经济总量上的领先地位一直保持至今.1983年,美国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推出了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WTI)期货合约,成为世界原油的定价中心之一.
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使该国企业能够决定国际贸易中的定价方式采用固定价格还是浮动价格,参考的价格基准是现货价格还是期货价格.从棉花和大豆品种看,美国多年保持全球排名前3的出口国地位.2016年,美国棉花出口量占全球的70%,大豆占全球的40%.目前,美国是棉花和大豆的国际定价中心.从有色金属看,英国在历史上曾是最大的铜生产国和进口国,目前是铜国际定价中心.
美国和英国的期货、期权品种门类齐全,拥有世界上最成熟发达的期货市场.以农产品为例,根据美国期货监督管理委员会(CFTC)的统计,美国有100余种农产品期货、期权合约进行交易,上市品种既包括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也包括猪、牛和乳粉等畜牧产品,还包括可可、咖啡和果汁等经济作物.大宗农产品的种植户、养殖户、贸易和加工企业等各类涉农主体都能找到相应的期货工具管理风险.世界各国的产业客户和基金积极参与美国和英国期货市场,形成多个品种的定价中心.美国ICE是全球棉花定价中心,美国CME是全球大豆和玉米定价中心,美国NYMEX和英国的ICE分别是世界原油定价中心,英国LME是世界有色金属定价中心.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元是世界上主要贸易货币.美国也是大豆主产国和主销国,在大豆国际贸易中具有主导地位.美国期货市场工具齐全、流动性好、国际化水平高、市场公开透明等因素使美国成为大豆国际定价中心.
美国的经济总量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国家经济实力强大.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9年,美国GDP为21万亿美元,是世界经济总量的24%.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2016年,美国商品进出口总额达3.7万亿美元,约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12%,超越中国重返贸易总额第一位.美元是国际贸易中最主要的计价和结算货币.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统计,美元在国际支付货币中的份额约为40%.
美国曾是全球最大的大豆出口国,1996年出口占全球比重约70%.2012年,巴西出口量超过美国,随后巴西大豆出口增幅持续大于美国.2019年,巴西大豆出口量达到创纪录的8 900万t,是美国出口量的2倍多,但目前美国仍是全球第二大大豆出口国.
大型跨国粮商ADM、邦基、嘉吉、路易达孚、伊藤忠、丸红、全农和三菱等贸易总部均设在美国,国际贸易合同中的格式化条款由这些公司确定.这些公司的贸易量占全球大豆贸易量80%以上,巴西等南美国家的大豆出口也使用美国价格定价,美国在大豆国际贸易中具有主导权.
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于1848年成立,1936年上市大豆期货,至今已有80余年历史.20世纪60年代基差贸易方式已在美国国内贸易兴起,至今已有50余年历史[6].CBOT大豆期货价格目前是全球大豆贸易的定价基准[7].2019年,美国CBOT大豆期货合约成交量为4 827万手,按可比口径计算,是我国大豆、豆油和豆粕等3个大豆系列品种合计成交量的1.65倍.
美国大豆期货市场具有两大优势,一是工具门类齐全.大豆、豆油和豆粕等大豆压榨系列品种不仅上市交易期货合约,还上市交易相应的期权合约.二是客户国际化水平高.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大豆主要出口国,中国、欧盟、墨西哥等大豆主要进口国企业均通过美国CBOT大豆期货交易来管理价格风险.
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成熟开放的金融市场是形成期货国际定价中心的基础[8].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大豆国际贸易国,大豆相关期货品种较为成熟,已初步具备建立大豆国际定价中心的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99万亿人民币,占全球比重16%,仅次于美国,已连续多年排名世界第二;我国的进出口额4.5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二.人民币国际化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人民币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占全球所有货币支付金额比重为1.76%[9].
第一,我国大豆现货市场规模超过美国.根据美国农业部(USDA)数据,2002—2003年度我国进口大豆2 142万t,成为世界第一大进口国,此后至今10余年,我国一直保持世界第一大进口国的地位[10].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数据,2019—2020年度我国进口大豆9 400万t,占世界大豆国际贸易量的60%以上,是美国大豆国际贸易量的1.6倍.
第二,我国大豆进口来源不再依赖美国,主要来自南美.2015年以来,巴西逐渐取代美国成为我国进口大豆的主要来源国,尤其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我国进口巴西大豆占全部进口量的70%以上.
第三,美国期货市场作为全球大豆贸易定价基准的地位发生动摇.中美贸易摩擦期间,美国大豆期货价格下跌,同期大豆国际贸易的主流价格略微上升,美国大豆期货出现了明显的定价偏差(图1).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图1 世界及中国2002—2019年大豆进口量Fig.1 World and China soybean import 2002—2019
我国期货市场经过 20 余年发展,在建设国际定价中心方面已经积累了独特优势.目前上市了70余个商品期货、期权品种,风险管理工具日益完善,基本覆盖了农产品、金属、能源、化工等主要产业领域.商品期货交易总量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根据美国期货业协会(FIA)的统计,2019年,我国3家商品期货交易所的成交量在全球均名列前茅,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
一是大豆系列品种已经成为国内定价中心.在我国的大豆压榨产业中,70%的豆粕和40%的豆油现货贸易均已采用大连商品交易所相关期货价格进行基差定价,部分大型企业集团豆粕销售量的90%采用基差定价.目前,日压榨能力在1 000 t以上的油脂油料企业中,90%以上的企业参与油脂油料期货交易.
二是大豆系列期货品种初步具有国际化基础.大豆的产成品是豆粕和豆油,我国大型的大豆压榨集团普遍采用国内的豆粕和豆油期货对冲大豆产成品的销售风险,四大跨国粮商ABCD(ADM、Bunge、Cargill和Louis Dreyfus)在中国的压榨厂也不例外.据统计,ABCD在中国投资大豆压榨厂24家,产能3 890.9万t,占我国产能的24%.ABCD使用我国的黄大豆1号、黄大豆2号、豆粕、豆油等期货管理价格风险已有约10 a的历史,对我国期货的交易交割规则十分熟悉.通过世界各地的集团分(子)公司之间的内部交流,境外的大豆产业企业也在一定程度上熟悉了我国期货市场.我国期货市场的国际定价影响力不断提高[11].
我国与美国在多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仍需进一步提高,进口大豆无法在我国境内自由流通,境外大豆贸易企业无法直接参与我国大豆期货市场.另外,我国的大豆国家质量标准与大豆国际贸易通行标准在指标体系和指标内涵方面存在差异.一是完整粒率(我国)和破碎粒率(美国)等大豆关键定等指标不同,两国等级缺乏对应关系;二是杂质等指标内涵(我国包括大豆皮)不同,同一批货物两国检验的指标值不同;三是我国对主要出口国美国、巴西和阿根廷大豆到岸质量数据掌握有限,不利于建立符合主流国际贸易情况的质量标准体系.这要求我们深化大豆现货和期货市场改革,不断缩小与美国差距.为加快推进国际大豆定价中心建设,建议重点在大豆现货和期货市场国际化、监管国际化和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积极推进工作.
第一,稳妥推进大豆贸易标准与国际接轨.全面摸清我国进口大豆质量情况,加强与国外制定标准的相关机构交流合作,统一国内外质量标准体系,尤其是大豆定等、指标内涵等关键部分,使我国能够与国际主要出口国在同一体系下对话,逐步将“中国标准”发展成为大豆国际贸易的主流标准.
第二,加快推进大豆期货市场对外开放.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推进大豆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建议允许境外产业企业、投资公司和商品基金等直接参与国内期货市场,给予大豆生产和贸易企业的投资资金和盈利汇出出境额度.鼓励大型粮油企业收购美洲的大豆仓库、码头等物流设施,为期货市场设立境外交割仓库提供便利.把境外交割仓库作为大豆境外采购和存储新渠道,保障国家粮油安全.
第三,积极探索产业和金融监管的内外衔接.在产业监管方面,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国允许转基因大豆自由贸易,我国可创新进口大豆的流通监管方式,运用日益成熟的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跟踪货物流向,在确保进口大豆最终在加工厂加工的前提下,允许进口大豆有序地自由流通.在金融监管方面,加强金融市场跨境监管合作、人员互访、培训研究、信息互换等方面的对话沟通,增进了解,促进共识,共商发展.加强期货市场境内外监管政策衔接,避免监管套利引发金融市场动荡.
第四,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大豆国际贸易采用人民币计价及结算是我国建立大豆国际定价中心的重要基础条件.目前,我国大豆进口的计价和结算货币是美元.建议我国大豆进口企业联合起来与国外大豆出口企业进行谈判,推进我国进口大豆采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 部分文章是来自各大过期杂志,内容仅供学习参考,不准确地方联系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