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农、农业保险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王晓丹，李晓敏

（广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引言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报告中也提到了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业的优先战略，政府依然要坚持加大对农业农村的财政投入。近年来，我国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了大量的努力，财政支农是支援农业发展的重要财政手段之一。2016 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央财政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三补合一”改革，不断完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期望财政支农政策不断提升农村经济内生发展动力与能力。同时，我国也在不断地发展农业保险，农业保险作为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已成为我国农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推手。让保险走进农业、服务农业、惠及农民、助推乡村振兴，从试点到推广，到扩大覆盖范围和品种、提高补贴标准，再到各种新型保险形式应运而生，为农业生产和农村稳定贡献了力量。

基于以上，考虑将财政支农、农业保险和农业发展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下研究，厘清三者之间的传导关系。本文以2007-2020 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模型验证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为二十大之后我国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文献综述

（一）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

图1 研究路线图

财政支农对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助力，为谱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贡献力量。从规模层面而言，财政支农为各地区农村提供了大量资金，显著地推动了各地区农村经济增长。对此，江生忠等[3]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研究发现增加政府支出和涉农投资均会提升农业产值和农民消费。李自强等[1]通过分析中国大陆31 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证实财政支农补贴通过发挥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能够有效促进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总产值。郑雯璐等[2]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得出财政支农水平越高，越能激励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积极性，而且财政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资本等要素的投入则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的结论，生产率的提高对于农业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Li Chengyou 等[15]、Chandio Abbas Ali 等[16]利用数据分析得出农业补贴可以显著提高粮食产量的结论。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二）农业保险对农村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

农业保险同样能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对此，代宁等[6]基于2007—2015 年全国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可以显著促进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杨明东等[4]通过建立VAR模型发现农业保险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农业保险发展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反之亦然。张明华[5]借助面板自向量回归模型得出农业保险发展能够促进农业现代化和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对农业保险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存在影响作用；Zeng 等[18]基于福利经济学理论研究发现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对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增长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同样，Tan 等[19]也认为农业保险政策的实施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据此，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农业保险对农业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三）财政支农通过农业保险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由于财政补贴政策分为两类：预防性财政支农政策与补偿性财政支农政，而两者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对此，张伟等[7]通过研究分析得出农业保险补贴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影响粮食产出：一是通过提供较高保障的农业经营收入以鼓励农民加大农业生产投入，进而提高粮食作物的单位产出水平。二是通过对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实施不同的保费补贴标准，引导农民改变不同农作物的种植面积进而扩大粮食作物的种植规模结论；刘璐等[8]通过对比2007年前后财政支农政策的影响，证明了预防性财政支农政策对农业保险需求存在挤入效应，而补偿性财政支农政策对农业保险需求存在挤出效应。侯玲玲等[9]实证分析了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对农户购买保险的影响问题，他们认为农户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预期对购买农业保险有显著的反向影响。O’Donoghue[20]认为自从农业风险保障法案（APRA）政策实施以来，很多其他的财政支农政策被取消，因而使农户更加依赖农业保险来管理农业风险，因此降低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可能并不会使农户的农业保险需求大幅度降低。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3：财政支农通过农业保险对农业经济发展具有一定作用。

综观国内外研究，可知财政支农、农业保险与农村经济水平是存在内在联系的。但大多研究者往往只单方面考察财政支农或农业保险对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很少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探究二者协同作用下对农村经济的影响，缺乏量化研究。

因此，本研究将从财政支农与农业保险及二者协同作用下三方面对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进行探讨，通过中介效应研究财政支农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及地区差异对农村经济水平的影响差异。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变量选择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科学性，本文选取了2007—2020 年我国30 个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台）的数据，相关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EPS数据库以及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在数据处理方法上，本文使用的农业总产值、财政补贴额、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按照2007 年为基期调整为可比价格，以剔除价格波动的影响，提升数据的准确性。同时，将本文所有控制变量进行对数处理以消除异方差影响，由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比、农业产业结构、农民消费结构为百分比形式，故不再进行对数处理。回归变量的符号、含义和计算方法如表1 所示。

表1 变量说明

表2 是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农业保险保费收入logINC 的均值为2.92，表明样本中的省份农户购买农业保险具有一定的积极性，但是最小值与最大值的偏差较大，说明了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财政支农强度logSUB 的均值为1.70，最小值为0.93，最大值为2.07，表明全国各省份均采取了一定的财政支农政策，但是强度存在差异，这与地区间不同的财政政策有关。在控制变量方面，受灾面积logSZM 的最值之间存在巨大的离散程度，表明不同省份的、不同时间段的农业风险程度差距显著；农产品生产者价格logNSJ的均值为2.02；农业机械总动力logNJZ 的均值为3.31；人均可支配收入logRKZ 的均值为2.34，而最值之间的差值较小，表明了省份之间对于农户个人特征存在差异较小；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比JOB的均值为36.82，表明我国目前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比较为合理，但是地区间差异较大，这与地区之间的发展战略有很大关系。中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呈现出与上述部分变量相同的结论，地区间播种面积、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存在显著差异。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模型设定

1.基准模型

为了研究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对财政支农与农业经济增长的调节关系，借鉴Haans 等[21]提出的研究思路，在模型中引入了财政支农与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交互项。具体如下式：

2.中介效应模型

为了揭示财政支农影响农业总产值的传导机制，本文采取中介效应模型对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首先，构建包含财政支农、受灾面积、农产品生产者价格、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比、农业机械总动力、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模型，重点考察财政支农系数的显著性。

其次，构建中介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

最后，构建同时包含财政支农和中介变量的模型。

其中，公式中的M 为中介变量，其他变量与前文一致。本文的中介变量分别为：种植规模M1用农作物播种总面积（BZM）表示；农业产业结构M2用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NGD）的比重来表示；农民消费结构升级M3用农民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三项之和的占比（XFJ）来表示。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由表3 的B-P 检验与Hausman 检验结果可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更为科学合理。

表3 财政支农、农业保险对农业发展影响的回归结果

由表3 可知，财政支农与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说明财政支农与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对农业总产值有显著正向影响，也就是财政支农与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能够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具体来说，财政支农支出水平提升1%，则农业总产值提高0.216%；而农业保险的保费规模提高1%，能够使得农业总产值上升0.054%。因此，为促进我国农业的稳定、持续、高质量发展，政府应坚持财政支农，充分关注农业保险的发展方向与水平，并继续辅以政策支持。据此，H1 与H2 成立。

近年来，在狠抓财政支农政策落地的背景下，为了检验财政支农通过农业保险购买对农业总产值产生的间接影响，研究引入了财政支农和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交乘项。从表3 可以看出，交乘项的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财政支农政策会抑制农业保险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一方面，财政支农会降低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动机与意愿。财政支农政策本身具有多样性，包括防范风险、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借鉴刘璐[8]文中的解释，具有防灾功能、补偿功能的财政支农政策对农业保险需求存在挤出作用。相比之下，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对农业保险需求却有显著地挤入作用。购买农业保险能够促进农业的发展。购买农业保险能够转移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灾害损失，稳定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可持续发展，有效降低农民因灾致贫返贫的风险，且金绍荣[11]得出随着农业保险发展阶段的进阶，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逐渐增强的结论。鉴于以上结果，我国应该加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增加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因此，H3 成立。

对于模型中的控制变量，表3 的结果显示：农产品生产者价格的提升，能够显著的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即农产品生产者价格上涨1%，农业总产值会增加0.243%，这是因为农产品价格的提升能够提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增加生产；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比提高，即劳动力的增加反而会造成农业总产值降低，占比每增加1 个单位，会导致产值下降0.003%，这可能是由于劳动力的增加反而会降低生产效率，但是从系数大小可以看出影响效果较小；农业机械总动力显著正向的影响农业总产值，即农业机械总动力提高1%，能够促使产值增加0.436%，农业机械总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生产规模，农业机械总动力的提高说明农业生产规模有所提高，进而带来产值的提升；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与农业机械总动力一致，人均可支配提高1%，会带来0.73%农业总产值的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可以增加他们对农业基本设施的购买，农业基建的完善对于农业生产具有促进作用。

（二）区域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整体样本存在经济社会的发展差异，同时基于稳健性分析的考量，本文将整体样本按东、中、西三大地区分为三类，分别进行实证检验，估计结果如下表4 所示。由Hausman 检验结果可知，均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表4 分区域子样本估计结果

从表4 可以看出，东中部地区财政支农与购买农业保险的系数均为正，表明东中部地区均存在财政支农与购买农业保险影响农业总产值的现象，但中部地区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明显，而西部地区出现与东中部地区相反的结果。

从东部地区来看，财政支农与购买农业保险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与全样本基准模型回归分析结果高度一致，具体而言，财政支农支出水平上升1%会带来0.624%农业总产值的增加；保费规模每提升1%，农业总产值会增加0.233%，说明财政支农与购买农业保险能够促进农业发展。原因是财政支农能够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以及增加农业科技的投入，而购买农业保险能够更好的应对自然灾害，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从而促进农业增产。

从中部地区来看，财政支农与购买农业保险对农业发展未呈现出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但是从系数来看，财政支农与农业保险对农业产值的影响仍为正向。财政支农支出水平上升1%会带来0.19%农业总产值的增加；保费规模每提升1%，农业总产值会增加0.063%。

在西部地区，财政支农与购买农业保险会抑制农业增产。财政支农支出水平上升1%会减产0.257%；保费规模每提升1%，农业总产值会降低0.118%。可能是由于西部地区财力有限，地市级财政难以提供完整的补贴，从而影响整个补贴资金的到位，这样反而增加了农户的经济压力，导致财政支农的效果大打折扣。同时，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中因为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风险越大，农业保险发展对农业生产率的抑制效应就越明显，马述忠[12]得出相似的结论：在贫困程度高的地区，其道德危险和逆向选择的情况更加显著。

（三）财政支农促进农业增产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揭示财政支农影响农业总产值的传导机制，本文采取中介效应模型对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首先，构建包含财政支农、受灾面积、农产品生产者价格、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比、农业机械总动力、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模型，重点考察财政支农系数的显著性。

其次，构建中介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

最后，构建同时包含财政支农和中介变量的模型。

其中，公式中的M 为中介变量，其他变量与前文一致。本文的中介变量分别为：种植规模M1用农作物播种总面积（BZM）表示；农业产业结构M2用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NGD）的比重来表示；农民消费结构升级M3用农民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三项之和的占比（XFJ）来表示，最终的检验结果如下表5 所示。由表5 可知：

列（2）中财政支农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虽然财政支农会扩大种植规模，但是随着财政支农的扩大，农户可能会选择进口农产品，所以财政支农不一定能促进农业增产。

列（4）中财政支农的系数显著为负，参考蒋团标[13]的解释，表明财政支农能够使农业产业结构得到优化（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随农业产业结构的改善呈递减趋势），且列（5）中财政支农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为正，说明财政支农通过农业产业结构拉动了地区的农业发展。

列（6）中财政支农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财政支农会抑制农民消费结构升级，参考岳喜优[10]，原因可能是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农村地区相对富裕人口逐渐转移到城镇居住，留在农村生活的居民相对不富裕，财政支农刺激农村居民扩大一般性生活支出，导致发展和享受型消费占比降低。且列（7）中财政支农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为正，说明财政支农通过改变农民消费结构可以促进农业增产。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文章基于2007-2020 年30 个省级面板数据，借助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财政支农、农业保险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

1.财政支农、农业保险与农业总产值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二者对农业总产值均存在显著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财政支农与农业保险均能显著地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2.在目前财政支农资金支出结构下，财政支农政策会抑制农业保险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财政支农政策分为预防性与补贴性，虽然目前国家不断的强调预防性财政支农政策中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举措会增加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但因目前补贴性的财政支农政策对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影响程度大于预防性政策的影响，财政支农政策对农业保险需求存在挤出效应。

3.分区域检验结果存在差异，在东部地区，财政支农、农业保险能够显著的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中部地区，财政支农、农业保险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不显著；西部地区，财政支农、农业保险反而会抑制农业经济发展。

4.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财政支农能够通过扩大种植规模、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改变农民消费结构的途径对农业总产值产生促进作用。政府应秉承“能退则退，能移能移，能种则种”原则，引导农户能种尽种、种足种好，努力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同时，政府也应关注我国的农业产业结构与农民消费结构。

（二）政策启示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必须着眼国家重大战略需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对此，要保障财政资金投入“三农”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同时，由于不同财政支农政策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效果具有差异性，而农业保险对于我国农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政府应优化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加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农业保险“安全网”织的越牢，农民面对风险就越有底气，种粮积极性也得到了一定的保障。然而，在财政支农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为了稳定和增加总体农业经济发展，有必要对财政支农资金进行内部合理分配，不同地区需要采取不同的财政支出力度。对于西部地区，政府应扩大财政支农资金的规模，增加政府转移支付，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以产业振兴促进农民消费结构升级。而东中部地区根据实际需求可以保持或适当增加财政支农规模。在优化资金投入格局的同时也要关注资金投入方向，财政支农可以将投入方向转移至扩大农业播种面积、优化农业产业机构、改变农民消费结构上，WuGuoyong 等[17]认为应更加集中精力加强农村基层治理。全面推进农村社会资本存量，发挥农村同伴效应作用，从而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