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不语》市井人物出现情况及原因探析

唐思思

(长沙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系， 湖南 长沙 410000)

文人文言笔记小说的主人公一般为文人贵族，即便是以讽世著称的《聊斋志异》，其主人公也多以文人形象出现。但蒲派大军的代表者《子不语》一反常道，其主人公不再局限于才子佳人，而是基本囊括了社会各阶层人物，市井人物又在此中占据很大比重。市井人物作为故事主要人物的篇目占比46.7%，涉及职业行当120种，呈现出独特的现实和艺术价值。

一、明清市井阶层范畴及《子不语》所涉市井人物情况

周时奋在《市井》中曾提出三个文化圈：皇帝和官僚的宫廷文化圈，秀才、学士、诸生和赋闲退休官员的士林文化圈，以农民为代表的乡土文化圈。市民不在此中，因此市民应属于第四个文化圈，本文暂且将此文化圈假设为“市井文化圈”。市井文化圈里包括的人物即本文所指的市井人物。具有独立文化意义的市民阶层形成于宋代，在市井中“通过卖货、卖力、卖艺、卖色、卖智、卖乖、卖巧甚至卖势、卖恶、卖命而生存下去”[1]25的便可称为市民。但在明清时期，市井人物不仅仅包括市民，董国炎曾提及“士大夫和荐绅阶层之外，三教九流城市居民，四乡八镇各色百姓，都是平民”[2]511。士大夫和荐绅阶级分属于宫廷文化圈和士林文化圈，城市居民与四乡八镇各色百姓包括市民与村民，此两者分属于市井文化圈与乡土文化圈，又同属于平民，可知乡土文化圈与市井文化圈同属一大类。且在清代，乡镇之间往来频繁，商品经济发达，人口流动性大，村民即使居住于乡村，但仍与城市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子不语》经常提及村民携所养牲畜参与市井买卖，因此，若要较全面地囊括明清时期市井人物，村民也应被视为市井之人。又据何炳棣在《明清社会史论》里考证，清代广义的官僚阶级只包括现任、退休、候补官员及有资格任官者，吏员，进士、举人及正途与非正途贡生。因此，属于诸生行列里的监生，在清代已不属于士林文化圈，而应属于市井文化圈。

由此可知，明清时期市井人物的范畴应包括市民、乡民、监生，这也是本文在《子不语》中搜罗市井人物时所遵循的范畴。《子不语》涉及市井人物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故事主要人物(1)笔记小说文体短小，作者会将重要信息放在开篇第一句话里，一般包括：时间、地点、重要人物。所以，第一句话里提及的人物，不管后文戏份多少，笔者都将它划分为主要人物。为市井人物；二、非市井人物与市井人物都为主要人物(2)开篇提及士绅阶级，但由他们引出了市井人物。；三、故事以非市井人物为主，间或出现了市井人物。本文暂只统计前两种情况，即市井人物作为故事主要参与者。

袁枚提及官员或秀才等文人士子时会加上头衔，有时虽无头衔，但有乡馆类的提示语(有学识的文人会被请去某人家或乡馆当老师)，此人虽暂无头衔，但参加科考，因此仍属士林文化圈。文中的主要人物为满族人时不计为市井人物(如满人伊都拉、满人官职巴图鲁)，因为清代满人的地位是最高的，应属于宫廷文化圈。当上述情况没有出现，则计为市井人物。如《五通神因人而施》一则，其开篇为：“江宁陈瑶芬之子某，素不良。”[3]195因文中未出现任何暗示陈瑶芬有官职、功名等头衔的词语，也未讲他哪个近亲有官职或功名等头衔的，所以主要人物“陈瑶芬之子”为市井人物,而文后内容也佐证了这一观点：当陈瑶芬之子对五通神不敬，五通神借其身体作祟，仆地狂叫：“偶然运气不好，撞着江苏巡抚老汤，两江总督小尹，将我诛逐。他两个都是贵人，又是正人，我无可奈何，只得甘受。汝乃市井小人，敢作威福，我不能饶汝矣！”[3]195这表明袁枚也认定其为市井之人，所以未写他的头衔。也有文中未出现任何头衔，但依据其谈吐或处事方式可推断此人极可能具有高贵身份，便不计为市井之人，但这种情况极少，且带有笔者主观性，因此以下表录仅供参考。

《子不语》中，故事主要人物只涉及市井人物的篇目共376篇，约占全书36.9%(具体见表1)。

表1 《子不语》中主要人物为市井人物的篇目

《子不语》的故事大多属于记事类，一篇内常有多个主人公，因此难免会同时出现非市井人物和市井人物。在清代，非市井人物包括皇帝、官僚、秀才、学士、诸生以及满人。皇亲贵胄与满人很容易辨别，但士绅阶级范围极大。清代士绅阶级从广义来说，指“有了科举功名的人，包括退休、养病、为老人服丧在家的官员，以及现任官员的家属”[4]49。家属指家庭内户主本人以外的成员，因此士绅远亲不计为士绅阶级。

《子不语》中非市井人物与市井人物都作为故事的主要参与者的篇目共100篇，约占全书9.8%。主要人物中涉及市井人物的篇目总占比46.7%，如将次要人物为市井人物的篇目一并统计，且不计记录景色的篇目，那么袁枚所关注的人物中，市井人物的比重将会更高。

这些篇目中，所涉市井人物身份高达128种，除“豪士、勇士、嫖客、富户、地主、田家、乡民、牧童”这些不能归于市井具体行当的身份外，其余涉及职业120种。其中，涉及商业行当38种。官商：采贡木者。大商户：钱店老板、当铺老板、茶馆主人、业酱坊者、开米铺者、盐商、出海客鹾贾、人参铺店主、布行店主、染坊店主、开客店者、业骡马者、贩洋货者、铜店老板、贩纸人、海客、行商、收债客。小本买卖：屠户、卖浆者、卖饼者、卖蒜者、卖冬瓜人、卖汤圆者、卖鱼者、卖腐者、卖炙糕者、卖菜佣、贩鸡者、贩猪者、贩羊人、打渔者、掘参人、以洲田为业者、抱布者、樵采者、猎户。

以技艺为生的有手工业者(缝衣者、针线娘、染工、瓦匠、木匠、修房匠、作棺工人、铜匠、制花者)；其他技艺者(医者、稳婆、厨人、工画者、篙工、舵工、水夫、排手、水鬼、刺客、布行伙计、米行管账者、虎技者、伶人、娼妓、喜婆、乞丐)。

方外人士中有道教人物(真人、道人、天师)、佛教(禅师、僧人、尼姑、沙弥)、神秘术职业(会所有技术的有阴阳家、半仙，细致分工的巫、卜卦行道者、算命者、善乩术者、善讨亡术者、鬼师、禁魇婆、活无常、披甲人、游神、樟柳神、走阴差者)。

地痞无赖有恶少、恶棍、掘冢者、偷儿者、偷骗者、博徒、盗魁、盗犯、积贼。

衙门底层工作者有皂隶、狱卒、营卒、弓兵、汎兵、更夫、舆夫、管坟人。

以力为生的有矿夫、土工、骡夫、车夫、担水者、驮人渡河者。

以佣工职业为生的有婢女、武仆、赠嫁仆人、僚妇、家厨、家奴、佃户、店叟、苍头、长随、臬司厨役、火夫、僮仆。

二、从作者角度探因《子不语》市井人物高比率

(一)与康乾盛世里的“市民文人”有关

袁枚是具有反叛意识的封建文人，他对汉学与程朱理学持批判态度，自称“问我归心向何处，三分周、孔二分庄”[5]312。他的反叛意识在其年幼时就已初见端倪，十几岁时便作出对封建孝道存疑的《郭巨埋儿论》。袁枚也是一个讲求“食色性也”的文人市民：他才情奔放，肆意洒脱，在作品中大方承认自己爱色，纳妾从不遮遮掩掩；他尊重女性，不提倡女性从一而终，归隐随园后广招女弟子；他有经商的头脑，归隐期间将园地承包给田户种植，卖文，广收弟子以及刻印出版等以求自给；他具有市民享乐之情，对美食有着执着的追求，《随园食单》里记录着他对食材、器具、烹饪、厨师素养的钻研；他喜好交游，乾隆四年(1739)起入庶常馆，与结识的部分同伴沉湎嬉游，结业时因满文不及格被外放任知县。他在《子不语》序中提到的写作目的“以妄驱庸，以骇起惰”，“裨谌适野之一乐”[3]序，也表现出明显的市民娱乐心态。

袁枚一生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较为完整地经历了清朝的“康乾盛世”。在“‘康乾盛世’，市井文化又有了某种程度的恢复和发展”[6]10，当时，“江南一带随着商品经济的复苏与发展而日趋壮大的市民阶层也产生了强烈的对文化的要求，他们要求文艺创作更贴近现世人生，表现个人的生活感受。敏感的作家在时代的感召下，自我意识不断觉醒，从而也产生了抒发主体意识的强烈要求”[7]216。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先世为慈溪(今浙江宁波)籍。他于乾隆十七年(1752)息心归隐江宁(今南京)小仓山随园，大半辈子都在江南度过。袁枚在归隐后通过卖文以及刻印来自给，而《子不语》的最早版本就是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由袁枚亲自刻印。袁枚天性敏锐，如果这本小说的刻印是为了贩卖，那么在《子不语》中，以市井人物作为主人公也就不足为怪。假使此次刻印不是为了市场，但是否可以稍作此种猜想：袁枚为了能增大作品感召力，考虑了读者期待(市民的自我意识增强，会更喜欢与自我同类型主人公的作品)，因为他在儿时就立下志愿，要以文章名世。

(二)与袁枚诗学理论“性灵说”有关

李贽是一个能接纳市民思想的人，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8]128，袁枚十分赞同李贽的“童心说”，并在此种学说的影响下提出了“性灵说”。袁枚的“性灵说”在当时有很大反响，后由于外国殖民的侵略，社会的现状使得爱国人士偏爱有忧患意识的作品，对其“性灵说”的批判很多。这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又使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生了变化，改变了中国的面貌，阻绝了市民阶层大量演化为资产者并独立走上政治舞台的道路”[6]10，中国原有的经济结构受到破坏，人们终日面对的是国家的存亡大事以及思考如何保命，忧患意识强烈。实际上，清代晚期人们对其“性灵说”的抛弃，更加证明了袁枚“性灵说”具有市井性。

“性灵说”主张诗文主情适意，在创作上重视个体生命的情感体验。如果深入了解袁枚的诗作，就不难发现，诗中也有市井文化的影子，他的诗作“关注人的个性存在，自我指向十分鲜明，大多取材于身边的琐事，一己的情感”[9]，而其小说集《子不语》更是充分展现了不同身份之人的个体情感与体验。袁枚从创作上实践和丰富了其独抒性灵的文学理念。如果将“性灵说”放在整个时代，并结合袁枚本身的思想来看，“性灵说”不仅是独抒性灵，更深层次也反映出一种市井平民关于自由、平等的要求，所以在《子不语》中主人公不再只有文人才子，这也是袁枚对原有文言笔记小说的反叛与创新，给了其新的生命。

(三)与袁枚创作《子不语》的过程、经历有关

袁枚创作《子不语》的时间长达几十年，其中有些事件是在他青年时就开始记录的。而续卷七的《雷击两妇活一儿》《蚕桑》记录的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事情，此时袁枚已七十七岁。此书创作历时之长与材料来源的广泛与驳杂对故事人物身份的多样性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袁枚“自乾隆七年(1742)始，于江苏潥水、江浦、沭阳、江宁任县令七载”[5]96，为官期间治暴治灾卓有成就。他认为消息需要通过一层层的传递才到达官员面前，而官员很有可能在选任幕僚等其他衙门工作人员时用人不淑，导致一部分冤案以及案件堆积，因此他在为官时特别规定，手下人不能搜刮报案者钱财，报案者直接与本人对接。这样，袁枚对民生的了解程度、同农民的接触广度，自然比一般官员更甚。他在回归随园后仍与下层人民打交道，比如将自己的园子承包给他人耕种等，虽身为贵人，但从未间断过与底层市民的接触，并且喜爱游山历水，每到一处便会搜罗当地的奇闻怪事，“载得杭州鬼一车”[10]便是他对当时所得故事的记录。这些经历都使得《子不语》的主人公类型多样且倾向于平民，展现了较为丰富的民俗风情。

三、总结

明清时期的市井人物范畴应包括市民、村民、监生，而《子不语》中，市井人物作为故事主要参与者的情况占比46.7%，作为整篇故事主人公的情况占比36.9%，涉及市井人物身份128种、职业行当120种，所展现的市井人物情况大为可观。而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清朝经济的发展、“康乾盛世”的繁荣，以及袁枚作为一个敏锐的文人对市民、对文学要求的把握有关，也与袁枚本身具有的市民文化性格有关。《子不语》主人公的多样性更与袁枚为官的经历以及此书创作过程有关。

作为一部文人文言笔记小说，如以当时文言小说的惯例来看，《子不语》应是为非底层人们写的小说，其内容会倾向满足文人的喜好。但袁枚却大反其道，将白话文小说的世俗成分，也就是市民心态与价值取向等，加入一向以高雅著称的文言小说中来，并将内容的世俗与文字文体的高雅同中国的传统志怪相结合，这是一种创新。《子不语》在文学史上是与《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并列的三大文言笔记小说之一，但关于其所涉主要人物类型的差异性还没有研究者专门进行研究。相对于同时期的文人文言小说而言，它对市井人物的关注度是较高的，如有机会，还可对这种区别做进一步的对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