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方的农村教育思想及其对当代农村教育之启示

刘 锋

(邵阳学院 文学院， 湖南 邵阳 422000)

周方(1892—1979)，字静庵，1892年1月出生于宝庆府新化县(现属邵阳市新邵县)迎光乡一个耕读世家。1915年，周方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毕业后曾在岳云中学，湖南省立一中、二中，湖南一师等学校任国文老师。他先后创办长沙民范平民女子职业学校、枫林农村实验学校、民枫职业学校，历任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湖南省立农民教育馆馆长、湖南通俗教育馆编辑主任等职。周方曾用静厂、静庵等笔名发表多篇关于平民教育的文章，还编著有《农村杂字》《乡村教育补充教材》《新千字课》等农村教育教材。他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被称为湖南“平民教育的老总”[1]239。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周方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平民教育要面向农村、面向农业、面向农民，要以教兴农、以教惠农、建设农村。学界多从平民教育思想、实践及影响等方面对周方的平民教育进行研究，而对他的农村教育思想少有具体细致的历史考察。本文拟对周方的农村教育思想做一粗浅的探讨，考察其农村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论述其农村教育思想的内涵，分析其农村教育思想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教育的启示。

一、周方农村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

周方出生在农村，农村优美的田园风光，农民的戴月荷锄之乐、采菊东篱之趣，曾让他留恋陶醉。清末民初，中国乡村教育衰落，周方不得不离开农村到长沙求学。在求学期间，他受到平民教育运动的鼓舞以及教育救国思想的熏陶。毕业之后，周方坚定地走上了农村教育之路。

(一)乡村教育衰落的影响

周方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开始废科举、兴学堂，创办新式教育之时期，新式教育加速了乡村教育的衰落。新式教育引进中国时没有考虑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教育基础方面的差异，当时国内一味简单机械地模仿，照搬欧美的教育经验，抄袭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育体制。新式教育不仅丢弃了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在教育方面的优良传统，而且导致了“食洋不化”和乡村教育衰落的严重后果。周方对此十分清楚，他认为，我国创办新式教育数十年，全部抄袭西洋都市制的教育，教育城市化、贵族化，不符合中国以农立国的国情，不能满足中国农民的需要，其危害可使中国农村破产[2]158。

受乡村教育衰落的刺激，周方于1931年在长沙北郊的枫树坪开办枫林农村实验学校，这是一所农村实验学校，集“生产化、劳动化、社会化”于一体[2]158。这所学校的办学目的是“以乡村教育推进农村生产及自治事项”[3]354。为了促进农村教育发展，挽救破产的农村，1934年2月湖南省设立省农民教育馆，周方担任教育主任。湖南省农民教育馆“谋农民教育事业之促进”，设三个乡村实验区，第一区设在湘江以西岳麓山一带，第二区设在长沙城南新开铺一带，第三区设在长沙北郊枫树坪一带。各区设有乡村改进会、农民教育协进会、妇女慎德会等[3]355。各区由省农民教育馆直接管辖，办理区内农村各项事务，促进各区农村教育、卫生、自治等事业发展。在创办农村学校、从事农村教育的过程中，周方总结实践经验，形成了自己的农村教育思想。

(二)平民教育运动的鼓舞

五四运动以后，我国平民教育运动兴起，“我湘有平民教育运动，萌芽于‘五四’运动后之各校附设平民学校”[3]353。在平民教育总会晏阳初、陶行知等人的启发和引导下，周方也在湖南开展了平民教育运动。

晏阳初认为我国文化教育落后，必须对平民进行教育，通过平民教育来改造中国社会和挽救衰败的农村。1923年，他在北京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为了在全国推广平民教育，晏阳初在湖南长沙等地设立平民学校，并到长沙做平民教育演讲。中华平民教育总会在全国开展的平民教育运动以及晏阳初对平民教育的宣传，让周方等湖南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们也想在湖南开展平民教育运动。1923年秋，恰逢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负责人朱其慧等人到武汉宣讲平民教育，湖南省教育界公推周方到武汉考察湖北平民教育运动，并迎接朱其慧等人到长沙以推进湖南平民教育运动。周方对湖北的平民教育进行考察，后又考察了江苏的平民教育。此时，全国的平民教育“已高唱入云，如箭在弦待发”[4]。周方考察了鄂、苏两省的平民教育后返回长沙，向湖南教育界人士宣传平民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湖南教育界人士认识到在湖南推行平民教育刻不容缓，于是组织了“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筹备处，推举周方、蒋兆骧进行平民教育筹备工作。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周方任总干事的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于1924年1月正式成立。在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的领导和推动下，湖南平民教育运动蓬勃开展。

周方在湖南推行平民教育运动时，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农村，注意到了破产的农村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把平民教育的对象主要放在农民身上。

(三)教育救国思想的熏陶

周方1915年离开家乡到长沙求学，在长沙读书期间，适逢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著书立说，宣传教育救国思想。蔡元培提出：“国家富强，恃乎人才，人才陶铸，端赖教育。”[5]173胡适从美国留学回来决心从事“社会教育”，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6]306。新文化运动时期教育救国成为国人广泛认同的救亡图存战略和民族复兴大计。

周方的老师杨昌济、徐特立、何炳麟等人都是教育救国论的积极倡导者和躬身实践者。杨昌济说：“欲救国家之危亡，舍从事国民之教育，别无他法。”[7]46徐特立提出的“救国的方法旨在教育”[8]604深深地印在周方的脑海中。受老师教育救国思想的熏陶，周方从学校毕业之后，便“以开发农村为职志”，大力提倡农民教育[2]158，决心用教育挽救农村，拯救中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加快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自然灾害的破坏，我国农村陷入破产境地。周方深知中国具有悠久的农耕文化传统，土地辽阔，农民众多，但农民绝大部分是文盲，没有科学文化知识，不懂利用科技提高粮食产量。他认为只有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发展农村生产力，才能民富国强，才能最终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周方抱着“教育救国，科技兴农”[9]215的信念，投身于农村教育事业。

二、周方农村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周方的青年时代，我国遭遇帝国主义侵略，民族危机严重，社会危机加深，周方决心通过教育来挽救国家和民族。他曾说：“窃尝谓‘教育救国’之论，……在我辈教育者，实应有此之信心”，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心，就不能达到救国建国之目的。周方自从事教育工作以后，就以教育“救国建国，悬为理想企图”[10]35。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周方相继创办长沙民范平民女子职业学校、枫林农村实验学校、民枫职业学校等，并“将教育推及农村”，施教于农[9]215。在兴办教育的过程中，周方提出一系列农村教育主张，形成了自己的农村教育思想。

(一)实用技术教育

湖南自古交通闭塞，交往不便，曾被称为“四塞之地”。交通不便导致农村教育落后，农民见识浅陋，思想保守。农民日常多从事耕田种稻、绩麻纺织、种菜捕鱼、喂猪养牛一类的活动，靠的是代代积累的生产经验，并不懂农业科学技术，农民从事的生产活动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即使有的农家子弟在城市学堂读了书，因当时的学校教育是一种“舶来品”教育，完全照搬西方，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培养出来的学生“所学的不能致用，而要用的，又非其所学”，所以学生毕业之后既不能参加农业生产，又不会经营工商业活动，他们大多优游都市，成为“无职无业的长褂游民”[11]147。为了让农民子女学到一技之长，周方自筹资金，租借民房，于1931年秋在长沙北郊枫树坪任家岭一带，创办枫林农村实验学校，贫苦农家子弟入学免收学费。他创办学校的目的是养成农民“安分守己、忍苦耐劳”的品格，使农民拥有“应付环境的知识”和“自食其力的技能”[11]119。校门上有这样一副对联：“以书蔬猪鱼为研究对象；向禾麻菽麦做实验工夫”[12]44，从这副对联可以看出周方办学的宗旨，就是要向学生传授农业实用技术。学生自耕自炊，理论学习与劳动实践相结合，除学习国文、史地、数理化外，主要学习农业实用技术。在枫林农村实验学校，学生学习家禽饲养要学会选种、孵化、饲养和防疫等技能；学习果蔬栽培要掌握品种、土壤、季节、肥料和病虫害等知识。

周方在主持湖南省农民教育馆工作时，积极推进农村妇女职业教育。1933年，他在枫林学校开办妇女缝纫班，教授女子缝纫、裁剪和刺绣。周方认为农村妇女学习缝纫裁剪，有了一技之长，可以改变农村风俗，提高妇女地位，发展农村经济。他在省会长沙的东、西、南、北四郊的乡村实验区都设有女子缝纫班。缝纫班学生毕业后“均能独自缝制”[3]356。抗战时期，湖南省农民教育馆西迁邵阳。周方在邵阳继续推进妇女职业教育，不但在邵阳市郊区设女子缝纫班，招收农村妇女学习缝纫，还到武冈县竹嵩塘(现属洞口县)和新化县高平(现属隆回县)等地开设女子缝纫班，教农村妇女掌握一技之长。为了让农民学到农业实用知识，湖南省农民教育馆还编辑出版了《怎样选稻种》《螟虫及其歼除方法》《造林须知》《救荒要旨》《痢疾疟疾》《中服裁法讲义》《怎样养猪》《怎样养鸡》《怎样种植》等农村实用技术小册子，向农民发放[3]359。

(二)爱国主义教育

在长沙读书时，周方就在《高平学报》(新化高平旅省同学会主办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提出：“救国必先救民。救民必先提高平民之文化素质。”[13]184在长沙求学期间，他紧紧抓住《高平学报》这块阵地，积极宣传爱国救国思想，敬告同学要“捍国”“御侮”，呼吁“民智开而民强，民强而国亦强”[13]184。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阅历的丰富，他的爱国意识更加强烈。受其师影响，他抱定教育救国理想，说：“方之痴心，固未尝一日而不思以此‘救国’‘建国’也。”[10]35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把教育救国之信念外化为平民教育之行动，希望通过平民教育给平民百姓创造一个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认为不管贫富愚智，无论男女老幼，都“应有绝对的入学均等机会”[11]147。他在推行平民教育时，也致力于对只知有家族不知有民族国家的农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周方主持湖南省农民教育馆工作时，在省农民教育馆设国耻陈列室，悬挂国耻挂图，使“一般民众对此，因直接之观感”而激发爱国之热情，达到爱国教育之目的[3]360。他还把爱国主义教育推向偏远的农村，组织学生肩挑书箱、手提黑板，深入农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三省的罪行，教农民唱《勿忘国耻歌》。他组织学生到乡村建设实验区进行演讲，演讲内容不但有乡村卫生知识，还有新生活运动知识。

周方的爱国教育以乡村建设实验区为阵地。1934年秋，湖南农村建设协进会以枫林农村实验学校为中心，开办枫林乡村建设实验区，在实验区推行农村复兴运动，并对实验区农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许多农村青年学生受周方爱国思想的影响，在抗战爆发后纷纷奔赴抗日前线，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滚滚洪流之中。

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日军进攻长沙，长沙北郊的枫林农村实验学校搬迁至新化县。1939年，周方在新化县租借高平小学校舍，开办枫林农村实验学校初中班。1940年，枫林农村实验学校初中班迁至新化县城南的上田，改名为枫林实验中学。周方以枫林实验中学劳军名义，印发《告全县父老兄弟书》，特书“击楫渡江，冀光复旧物于此日；闻鸡起舞，期振兴中华以他年”的对联以激发军民抗战的士气[14]179。

(三)乡村建设教育

周方与黄士衡、方克刚、向郁阶等人于1934年夏发起成立湖南农村建设协进会。方克刚、周方等十一人被推选为农村建设协进会理事，周方兼任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当时河北定县、山东邹平、江苏无锡等地的乡村建设运动正蓬勃展开。湖南农村建设协进会学习定县、邹平、无锡等地设立乡村建设实验区的做法，以枫林学校为中心，划长沙市北郊为乡村建设实验区，进行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验。除枫林农村实验学校原有班级外，乡村建设试验区招收成人扫盲班、儿童班、妇女班等进行乡村教育实验，教学方法采用流动教学、小先生制等，在实验区建立巡回阅览室、民众图书馆，为了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实验区晚上还办民众乐园，有讲演、说书、唱歌、戏剧、皮影等群众性娱乐活动。乡村实验区创办信用社，向急需用钱的农民放款，推行农村公共卫生事业。乡村建设实验区建立后，枫林农村实验学校便成为改造农村社会、复兴农村经济的中心。周方进行农民教育不但致力于教会农民一技之长，而且致力于教会农民如何进行乡村建设。乡村建设的内容很多，包括乡村经济、乡村教育、乡村自治等事项，但最重要的是提高农民素质，让农民成为现代化的新民。

为了让农民成为现代化的新民，周方探索出“三化、四自、五子”教育。所谓“三化”教育即“劳动化、生产化、社会化”教育，就是要改变传统封建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状况，让学生参加生产劳动，融入社会：用劳动医治人们游手好闲懒惰的习惯，打造勤劳的民族；用生产医治人们好吃懒做只知消费不知积累的习惯，造成丰乐的民生；用社会教育医治人们自私自利的习惯，培养守望相助的民众。所谓“四自”教育就是培养学生自治、自立、自养、自卫的能力，以达到治理农村、保卫国家的目的。“五子”教育就是让学生成为全面发展、自食其力、躬行实践的新型人才，即培养学生使之具备“纯洁的脑子、强健的身子、万能的手膀子、轻快的脚脖子、流利的嘴巴子”[15]20。

学校在培养新民的方式上采用双轨制教学，就是根据学生的资质、家境、兴趣，分成升学班与就业班两种途径培养。升学班第三年以学习英文为中心；就业班第三年以学习农工职业技术为中心，强调学生对实用技术的掌握。周方开办的学校学生有两条出路：一是毕业后到农村去成为新式农民，进行乡村建设，为农民服务，做农民的“保姆”“更夫”和“导师”，“化民成俗”；一是升入大学，即“替寒俊打开学府的门”[12]55。为让学生体验农民的艰辛，周方亲自带领长沙枫林农村实验学校的学员挑着自己生产的蔬菜到市场上去卖，当年这所学校的“菜担子”是长沙街头的一道风景，长沙各大报纸争相报道。“三化”教育致力于让学生做到“一年生自食其菜；二年生自食其饭；三年毕业后个个能自食其力”[12]55。周方这种育人方式为贫苦的农家子弟开辟了就业之路和升学之路，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与支持。周方的“三化、四自、五子”教育，旨在为农村培养知行合一、自立而立人、自达而达人、自养而养人、自教而教人的农村建设者和复兴农村、改进农村的急先锋[15]18。

三、周方农村教育思想的启示

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使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乡村振兴的关键是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让农民成为现代化的人。正如***总书记所说，“农村现代化既包括‘物’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16]258。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要依靠农村教育。周方的农村教育思想对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农村教育要让农民有一技之长

周方对农民进行实用技术教育，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我国人多地少，农村出现大量富余劳动力，农村富余劳动力整体科学文化素质不高，缺乏一技之长，面临着进城就业难、在家收入低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农民进行实用技术教育，让进城或留村农民有一技之长。例如，基层政府可以开办培训班，对进城务工的男子进行烹饪、电焊、管道安装、花草修剪、油漆粉刷、家电维修、机械修理等方面的技术培训；对留守农村的男子进行果树栽培、家禽家畜养殖、科学种田、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等方面的培训。对进城务工的妇女进行家政服务方面的技术教育，教会她们如何护理老人和小孩、如何伺候病人等方面的技能，也可以让她们学习美容美发、餐饮服务等；对留守农村的妇女进行编织、刺绣、缝纫、电子商务等方面的技术培训。通过培训让农民有一技之长，使其进城能顺利就业，留村能增加收入。

农民居住分散，如何对农民进行培训，这是一个难题。周方的农村教育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周方的农民教育因地制宜，形式多样。如设露天学校，在农民聚集、行旅往来之地，立一块黑板，把农民生产生活中需要使用的常用汉字及有关农业生产的农谚和民间俗语，写在白纸或者黑板上，把农民召集到一起进行讲解；设农民读书处，读书处要有识字的老师，趁闲暇时教不识字的农民识字读书，不拘上课形式；对农民进行演讲，演讲内容通俗易懂且有益于农民，可随时随地进行[17]。周方还利用寒暑假组织学生到乡下向农民传播知识。有一年暑假，周方“买了五千本平民教材，发于各位同学”回乡教农民识字[18]。他在暑期组织各种团体下乡服务，不但教农民识字，还面向农民举行通俗演讲，进行表演。下乡的各种团体开展农村教育时，“互相监督，互相竞赛，互相帮助”[18]。对农民进行职业技术培训，我们应该借鉴周方的教育经验，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教育方式。在培训形式上，建立多元培训点，包括村头培训点、田头培训点、广场培训点、职业技术学校培训点、夜校培训点等。如田头培训，可采用讲授式、演示式、实操式等方法教授农民实用技术。在时间安排上，春节前后，以县为单位，组织本县进城务工农民到职业技术学校接受短期培训。平时，以村为单位组织农民晚上到村夜校上课，村民聚在一起收看时事新闻，学习现代农业知识及种植养殖技术。寒暑假时，鼓励大学生回乡对农民进行技术教育，这样既可以节省教育投资，也有利于农村大学生成长成才。

(二)农村教育要对农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但据笔者调查，在农村地区，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有所抬头,有必要对农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周方从事农村教育时，主张把爱国主义教育推向偏远的农村，让农民具有爱国意识,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首先，要培养农民的爱国情感。要对农民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把爱国、爱社会主义、爱集体、爱农村有机结合起来。一是要抓好革命传统教育，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爱国基因。挖掘本村、本乡、本县革命历史素材，向农民宣讲村、乡、县革命先烈在革命战争年代爱家乡、爱祖国，不惜牺牲自己生命来守卫家国的故事，培养农民的爱国热情。二是要宣传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我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让农民明白今天的富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广大农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共同富裕充满信心。

其次，要激发农民的爱国行动。教育农民热爱农村，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乡村。要教育农民热爱农业，立志务农，以农为荣，艰苦奋斗，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勤劳致富，守法致富，勇于同侵害国家、集体和群众利益的黑恶势力作斗争。要激发农民把爱国情感外化为辛勤劳动、依法经营、照章纳税、积极服兵役、兴办农村各项福利事业等各种行动，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乡村振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农村教育要对农民进行农村建设教育

周方认为，农民教育要适应实际生活，改良农村生活，创造美好生活，以全体农民的全部生活为起点，以救国建国为目标。周方从事农村教育，是为了达到救国建国的目的。当今的农村教育，要对农民进行农村建设教育，让农民积极投身于农村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首先，要教育引导农民进行农村经济建设，加快产业振兴。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振兴产业尤其要振兴农业。振兴农业就是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让农民科学种田，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促进农民增收。产业振兴还需要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发展农村特色种植业、养殖业，发展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等新产业。农村教育必须服务于农村产业振兴，农村教育者要像周方那样让农业科学深入农村，要深入田间地头，身体力行进行示范，把自己拥有的知识和技能教给农民，教育农民要把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运用到农村经济建设中，以谋求农村经济发展和产业振兴。

其次，要教育引导农民进行农村文化建设，振兴乡村文化。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之“魂”和“根”。“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农村“很多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等具有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16]260，农村教育工作者要教育农民并和农民一道积极挖掘本土特色文化，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改造传统民俗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农民的精神境界，改善农民的精神风貌。要鼓励农民积极进行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踊跃参与农村文化活动。通过农村文化建设，在农村形成良好家风、文明乡风和淳朴民风，培育富有地域特色和时代精神的农村文化。

再次，要教育引导农民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进行农村教育的广大干部、专家要像周方那样，放下架子去做农民的学生，带着虚心学习的态度走进农村，走向农民，把农民组织起来，教育和带领农民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搞好山水林田湖治理，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为指导，进行美丽乡村建设，把农村建设成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16]361。

农村建设需要人才。农村教育要为农村培育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农村教育工作者要利用农民田间学校、农业技术学校等机构，为农村培育出一批“田秀才”“土专家”“乡村工匠”。要以培育农村电商、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种养殖加工能手为重点，多渠道培养家畜家禽防疫人员、农机驾驶员和维修人员、植保员等专业技能型人才队伍。以挖掘传承传统工艺为重点，在农村培养一批能工巧匠。“要创新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充分激发乡村现有人才活力，把更多城市人才引向乡村创业”[16]261，要教育引导到农村的各类人才热爱农村，扎根农村，为农村建设建功立业。

周方像梁漱溟、晏阳初一样，试图以教育为主导，通过教育农民、改进农村进而改造湖南和全国，挽救国家和民族，达到救亡图存、富民强国的最终目标。虽然由于时代的因素和自身的局限，周方进行的农村教育实验没有也不可能实现其预想的最终目标，但他通过实践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农村教育遗产。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好地开发、利用这笔遗产，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