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僧孺《玄怪录·郭代公》考论

张 伟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湖南 长沙 410003)

《玄怪录》是中唐时期牛僧孺所作的传奇集。牛僧孺字思黯，长庆间为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大中二年(公元848)卒，年六十九岁。《玄怪录》的题材以神异诡谲之事为主。前人对《玄怪录》的理解，大体可分为两种：一是认为它有“隐语”、有深意，但不好坐实，如李德裕《周秦行纪论》说：“及见著《玄怪录》，多造隐语，人不可解。其或能晓一二者，必附会焉。”[1]154一是认为它无关风教，如胡应麟指出：“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玄怪录·元无有》，皆但可付之一笑。”[2]486笔者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未反映《玄怪录》的真实情况。唐人小说《博异志》序云：“非徒但资笑语，抑亦粗显箴规。或冀逆耳之辞，稍获周身之诫。”[3]1这表明唐人作志怪除作为笑谈之资外，还有训诫、规箴的用意。本文认为，《玄怪录》中确有一些体现“构想之幻”、以资笑谈的作品，但也有具有褒贬精神和现实针对性的传奇作品，如《郭代公》《掠剩史》《萧志忠》等。前一种传奇有令人耳目一新的作用，却难免流于轻薄；后一种传奇则因其历史深度和对现实的批判力度，更能见出作者的文学才能。后者虽与现实和政治相关，但当时牛僧孺还未中举，尚未卷入党争之中，不宜从党争的角度来解释。

本文拟以《郭元振》为例分析《玄怪录》的叙事艺术，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其一，解读小说中和历史上的郭元振；其二，探索《郭代公》的写作时间和创作意图；其三，分析《郭代公》的叙事艺术。

一、小说和历史上的郭元振

(一)小说中的郭元振

《玄怪录》是一部传奇集，篇幅不一，有些只有短短百余字，有些长至千余字。《郭代公》则达一千五百余字，有曲折的故事情节，细腻的动作、心理、细节描写，从多方面刻画了主人公郭元振的形象。

《郭代公》的情节如下：开元中，郭元振科考失利，回乡途中夜晚迷路，到祠堂投宿。堂中无人，只有一名女子在哭泣。郭元振隔着房门询问，得知此地有一只猪精，名乌将军，能祸福人。此乡每年要选一位女子献与乌将军，否则他就要降下灾祸。女子被父母乡人诱骗入祠堂东阁，不久将被淫妖糟蹋。郭元振设计砍断乌将军的猪蹄，乌将军忍痛逃走。次日清晨，乡人得知乌将军受伤，害怕报复，归罪于郭元振，欲置他于死地或拉他去见官。郭元振说服并带领乡人除掉乌将军。此女后成为郭元振的妾室，为他生了好几个儿子。郭元振后官至代国公。作者的结论是：“事已前定，虽生远地，而弃于鬼神，终不能害，明矣。”[4]20

《郭代公》刻画了郭元振侠肝义胆的大丈夫形象。首先，郭元振虽为落第才子，却并非文弱书生。他听闻女子的不幸遭遇后，立刻表态：“吾忝为大丈夫也，必力救之。如不得，当杀身以殉汝，终不使汝枉死于淫鬼之手也。”[4]18面对女子的哭诉，他保证一定会全力相助，万一不成功，宁愿自己牺牲也要保全女子的清白。他为了素不相识的女子竟然赌上了自己的性命，可见其颇有豪侠之气。

其次，在营救被害女子的过程中，郭元振应变机敏。乌将军发现祠中除了作为牺牲的女子，还有男人，不免有疑心。郭元振自言为傧相，打消了乌将军的疑虑。面对幻化成人形的妖精，郭元振镇定自若，与之颜笑甚欢。他将小刀放入盘中，以御厨所制山珍鹿腊(干鹿肉)诱使乌将军伸手。待乌将军伸手拿鹿脯，他迅速拿起小刀，砍断乌将军的手臂。乌将军逃走之后，他并没有立刻去追，而是留在祠堂中好言安慰女子。

再次，故事中郭元振虽然年轻，却极有主见。当乡人欲杀死郭元振时，他正气凛然地说：“尔徒老于年，未老于事。我天下之达理者，尔众听吾言。”[4]19等乡人平静下来后，他说服乡人合力将乌将军杀死。

最后，小说刻画了郭元振不慕荣利的形象。待到除去猪精后，郭元振辞谢乡人：“吾为人除害，非鬻猎者。”[4]20他的初心是营救被困女子、为民除害，没想过以此来牟利。从文章的整体来分析，郭元振屡次凭借勇气和智慧转危为安，确为临事能断、胆识过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大丈夫”一词源于《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认为真正的大丈夫不在于其是否位高权重，威震诸侯，而在于其不会因富贵、贫贱、威武而改变心志，在任何环境下都坚持自己的原则。从小说刻画的人物形象来看，郭元振确实当得起大丈夫的称号。

(二)历史上的郭元振

《玄怪录》中提到的郭代公确有其人。郭震，字元振，魏州贵乡(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人，后被封为代国公，史称郭代公。其本传见《旧唐书》卷九七、《新唐书》卷一二二。《资治通鉴》卷二一〇中有若干涉及郭元振的记载。张说著有《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以下简称《行状》)。

郭元振十八岁进士及第，起家通泉县尉。他落拓不羁，任侠使气，常铸钱，掠良人财以济四方，海内同声合气，有至千万者。武后闻其名，驿征引见。郭元振献《宝剑歌》，抒发怀才不遇之意。武后擢拔为右武卫铠曹参军。郭元振献离间计，使吐蕃内乱。他镇守西北，保国安民长达十五年，后官至兵部尚书。

郭元振于先天二年(公元713)参与李隆基杀太平公主之事。太平公主是武则天之女，唐睿宗李旦之妹。景元元年(公元710)，太平公主与临淄王李隆基共同襄助相王李旦复位。李旦即位之后，立李隆基为太子。太平公主与益州长史窦怀贞等结为朋党，以李隆基不是长子为由，公开与宰相等商议，欲废太子。太子左右多为公主耳目，睿宗在是否废太子之事上摇摆不决，朝中大臣皆阿谀顺旨。郭元振在朝廷之上公开表明反对废太子：“廷争不受召，不举兵。”[5]225

先天二年(公元713)七月，魏知古告知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乱，并命元楷等率羽林军突入武德殿，怀贞等于南牙举兵应之。羽林军为皇帝禁军。李隆基与岐王、薛王、兵部尚书郭元振、龙武将军王毛仲等人定计诛太平公主。

李隆基率兵杀入宫城，宰相们仓惶逃窜，睿宗步行去肃章门。睿宗听闻东宫兵至，惶恐不安，欲从门楼跳下去自尽。郭元振“敦劝乃止”[5]225。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后被赐死于家。七月八日，李隆基对郭元振论功行赏，褒奖有加，赐予官爵、第舍、金帛，封其为代国公，不久又命其为御史大夫、朔方大总管[6]4365。

从张说《张燕公集》中《为郭振让官》来看，诛杀太平公主之后，朝廷中存在极为剧烈的政治斗争，郭元振在让表称自己与“贞士”一起，居住于宫省之中，几乎被祸。“贞士”意为志节坚定、操守方正之士。事后，郭元振以父老病危为由，请辞官归故里。这封让表“无任恳迫之至”之心让官，体现了郭元振对名利的淡泊。

十月十二日，唐玄宗于骊山讲武。《新唐书·王琳传》云：“按《月令》‘孟冬，天子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此乃三时务农，一时讲武，安不忘危之道。”[6]4224-4225孟冬讲武是遵循《礼记》的惯例，本是帝王的常规动作，但郭元振却“遽奏礼止”[6]4365，玄宗勃然大怒。

笔者爬梳史料，发现仅从《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载来看很难理解郭元振为何“遽奏礼止”。张说《行状》指出郭元振的动机是“虑有大变”，但具体有什么“大变”，我们还是不得而知。笔者猜测，李隆基拥有皇帝的全部权力还不到三个月，而且是在举兵杀太平公主、睿宗逊位的基础上获得的，难免有逼父逊位的嫌疑，军中未必人人心服。作为兵部尚书，郭元振对军队中的变化有所预知，但没有足够的证据，不好轻举妄动，但他密切关注着。他奉命部署讲武之事，自认不能辜负这份信任。万一在皇帝亲鼓之时发生军士哗变，那将引起一场朝野的大震动，有可能会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全。而且，根据《礼记·月令》的规定，讲武的内容包括“习射御、角力”，将士们是带有武器的。讲武是“天子命将帅讲武”，帝王本人无须亲鼓。在这样的情况下，出于对皇帝安全的考虑，郭元振“虑有大变”，“遽奏礼止”，乃是出于一片赤诚之心。唐玄宗以军容不整罪欲将郭元振斩于纛下，后经张说等跪谏，改为流放新州。新州为今广东省新兴县，有名的瘴疠之地，郭元振死罪虽免，活罪难逃。

玄宗有意启用同州刺史姚元之为相。十月十三日，玄宗于渭川行猎，特召姚元之觐见，即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7]773。郭元振的被流放与姚元之(笔者注：姚元之于开元元年，即公元713年为避讳改名为姚崇)的上任发生在同一个月，从时间的关联上来看，玄宗可能预先有意启用同州刺史姚元之为相，将其当作兵部尚书备用的人选。郭元振的被贬早在计划之中，但凡他犯一点差错，迟早会走到这一步。

郭元振从权力的巅峰坠落有两个原因：表面上是他作为兵部尚书，在皇帝亲鼓之前出班奏事，乱了军法。玄宗的真正目的是“欲立威”[7]773。不过，玄宗虽有意解除郭元振的兵权，却并无杀他的意思。刘幽求、张说替郭元振求情，玄宗也就顺水推舟，将其赦死流新州。不久郭因册尊号赦，改为饶州司马。负责礼仪事的唐绍因“制军礼不肃”[7]773罪成了替罪羊，其实玄宗亦并非真心杀唐绍，只是做做样子，没想到金吾卫将军李邈遽宣敕斩之。玄宗内心悔恨，却不便于表露。事后他找了个借口罢免李邈，永不录用[7]773。玄宗通过这场血淋淋的讲武活动，流放郭元振，斩杀唐绍，引得诸军“震慑失次”[7]773，顺利地收回兵权，树立了权威。

深层次的原因是郭元振曾是睿宗信任的臣子，且军权在握。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太上皇的信任和他手中的权力此刻成为一把利刃，刺向了他自己。《行状》载：“睿宗尝曰：‘元振正直齐于宋璟，政理逾于姚崇，其英谋宏亮过之矣。’”[5]225宋璟比郭元振小八岁，姚崇比郭元振大四岁，大抵是同龄人。宋璟为人平允，为时所称；姚崇擅于兴利除弊、整顿吏治。宋璟、姚崇二人后在玄宗朝官至宰相，号称“姚、宋”，与唐初的房玄龄、杜如晦一起，并称唐代四大贤相。睿宗说郭元振才能在此二人之上，说明郭元振深得睿宗信任。虽然郭元振反对睿宗废太子，在唐玄宗登基之事上有翊赞之功，但他毕竟曾是睿宗倚重的股肱大臣，唐玄宗不能不对他有所提防，并采取进一步行动。

郭元振少时落拓不羁，任侠使气，后来逐渐成为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和践行者：“及贵，居处乃俭约……自朝还，对亲欣欣，退就室，俨如也。”[6]4366他被流放、贬谪之后，意识到自己多年的努力不过是梦幻泡影，皇帝既可将他送上权力的巅峰，亦可将其立刻处死。他不过是被利用的棋子罢了。他看透了权力的虚无，选择自我毁灭，在前往饶州的途中抑郁而死：“怏怏不得志，道病卒，年五十八。”张说《代公郭元振》说：“势倾北夏门，哀靡东平树。”[8]505意思是郭氏自我倾败如北厦门倒塌，非一木能支，但他对朝廷始终忠心耿耿。郭元振死后将近十年，被追赠为太子少保，可见唐玄宗虽出于战略性考虑剥夺了郭元振的兵权，并将其贬谪、流放，但他并未忘记郭元振对于自己登基的功劳。只不过逝者已矣，追赠并不能改变郭元振命运的悲惨结局。

二、《郭代公》的写作时间与创作意图

(一)《郭代公》的写作时间

传奇不同于史传，不能按历史的真实面目来写。牛僧孺以精怪故事的形式写郭元振的英勇神武，将真实与虚构杂糅起来，有种魔幻现实主义的感觉。那么，这部作品究竟作于何时，它是纯粹体现“构想之幻”的作品，还是有所寄寓呢？

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云：“唐之举人，先藉当时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9]111《玄怪录》又称《幽怪录》，为宋人避始祖玄朗的名讳而改。按照赵彦卫的说法，《玄怪录》是牛僧孺的行卷之作，写作时间自然是在其应举之前。不过，牛僧孺于永贞元年(公元805)中进士，《玄怪录》中有些故事却发生在元和、长庆年间。因此，关于《玄怪录》的著作时间，也就有应举行卷之作与中进士之后两种说法。

韦瓘所作《周秦行纪》以牛僧孺的口吻写与先帝之后妃冥遇之事，以此诋毁牛僧孺的名誉。李德裕《周秦行纪论》对牛僧孺多尖酸刻薄之语，说《玄怪录》“多造隐语”[1]154，说牛僧孺并非为虚构而虚构，在他精心构想的虚构故事背后有特定意图，只不过表达得相当隐晦。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僧孺为宰相，有闻于时，而著此等之书。《周秦行纪》之谤，盖有以致之也。”[10]551晁公武认为，牛僧孺以宰相的身份作《玄怪录》，活该被李德裕的弟子诬陷。明人胡应麟《四部正伪》(《少室山房笔丛》三十二)云：“《周秦行纪》，李德裕门人伪撰，以构牛奇章者也。中有‘沈婆儿作天子’等语，所为根蒂者不浅。独怪思黯罹此巨谤，不亟自明，何也？牛李二党曲直，大都鲁、卫间。牛撰《玄怪》等录，无只词构李。李之徒，顾作此以危之。於戏！二子者用心睹矣。牛迄功名终，而子孙累叶贵盛；李挟高世之才，振代之绩，卒沦野岛，非忌刻忮害之报耶？辄因是书，播告夫世之工谮愬者。”[11]551换句话说，晁公武也好、胡应麟也好，他们都认为《玄怪录》作于牛李党争之时，也就是牛僧孺中进士之后。鲁迅的说法则与之不同，鲁迅认为“牛僧孺在朝，与李德裕各立门户，为党争，以其好作小说，李之门客韦瓘遂托僧孺名撰《周秦行纪》以污之”[12]59，他只是指出牛僧孺“好作小说”，给了李德裕门客韦瓘以可趁之机，并未明确指出《玄怪录》作于党争之时。

现代学者多认为《玄怪录》作于牛僧孺应举之前。程毅中认为《玄怪录》为牛僧孺晚年所作的说法不大可靠：“牛僧孺于大和六年(832)任淮南节度副大使，官位较高，恐怕不大可能再有兴趣从事于小说的写作了。”[4]7他认为某些作品中故事发生的年代晚于牛僧孺中进士之后，比较可能的原因是后来修订，或是《续玄怪录》中的作品混入其中。笔者认为程毅中的说法更加可靠。从《博异志序》“余放志西斋，从宦北阙。因寻往事，辄议编题，类成一卷”[3]1的说法来看，《玄怪录》为牛僧孺从宦之后修订旧作的可能性较大，《玄怪录》中的主体当为牛僧孺应举之前所作。牛僧孺早年创作传奇的目的是将其作为科举考试的敲门砖，以此向主司行卷，但没有编辑成集。他晚年位居高位，已没有必要行卷，但他对传奇依然很有兴趣，因此在编辑成集时对早年的作品不乏修订。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玄怪录》有些作品的时间晚于其中进士的时间。牛僧孺虽以传奇著称，但其作品在晚年才成集，故而给了对手以可趁之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李德裕弟子韦瓘以《周秦行纪》攻击他了。

牛僧孺早年热衷于仕进，现存唐宋笔记中有牛僧孺行卷的相关记载。如唐人张固《幽闲鼓吹》“丞相牛公应举”条言牛僧孺在应举时曾前往襄阳向于頔求知己；唐人范摅《云溪友议》“中山诲”条有牛僧孺曾以文卷向刘禹锡投贽的记载；宋人王谠《唐语林》亦言牛僧孺未通籍之前以诗为贽向刘禹锡行卷。由此推断，赵彦卫《云麓漫钞》言《玄怪录》为行卷之作的说法当不误。

《云麓漫钞》云：“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也……余尝取诸家诗观之，不惟大篇多不佳，余皆一时草课以为贽，皆非其得意所为，故虽富而猥弱。”[9]111学界往往只关注赵彦卫的举人以传奇行卷的观点，疏忽了进士以诗为贽的观点。“以诗为贽”与以传奇行卷在性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冀其称誉”，只不过行卷者的身份有所不同而已。赵彦卫并未阐述进士以诗为贽、举人则以传奇行卷的原因，笔者认为，可能与文体的尊卑有关。作为新兴的文学样式，传奇的地位甚为卑微。“此类文字……大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时亦近于俳谐，故论者每訾其卑下，贬之曰‘传奇’，以别于韩柳辈之高文。”[12]45传奇的地位远低于韩柳辈之古文，比起诗歌也逊色不少，因而除举人行卷之时外，唐代士人创作诗歌的热情普遍高于创作传奇的热情。举人一旦获得进士身份，进入上层文人的圈子，便抛弃此种文体，转而写文体较尊之诗。“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说明诗的数量远远大于传奇。据上述唐宋时人的笔记，牛僧孺除了以《玄怪录》行卷外，也以诗歌行卷，大概是为提高保险系数而采取的举措。用于行卷的作品带有明显的功利性。程毅中认为牛僧孺晚年官位较高，恐怕不大可能有兴趣来创作传奇，就是基于传奇的文体地位和功能而言的。既然《玄怪录》大抵是牛僧孺用于行卷的作品，而且《郭代公》没有提供明确的创作时间的线索，那么我们不妨将其视为牛僧孺未通籍之前所作。

(二)《郭代公》的创作意图

关于《郭代公》的创作意图，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第一，它是用于行卷的作品，其目的是博取主司的好感，为自己提供进身之阶。这意味着牛僧孺必须考虑到受众的心理。唐代虽被誉为盛世，但唐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却处于盛世的平庸之中。传统经学知识不再受到重视，唐人爱好新奇、喜欢嘲谑。这样的社会大背景给了传奇这种新兴的文体以生存和滋养的土壤。程国赋指出：“‘好奇’的心理推动了唐代神怪小说的兴起与发展，唐人作家有意识地在作品中记录鬼神怪异之事……不仅作者‘好奇’，而且读者也喜欢传播、阅读奇异之事，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唐代作家也写了不少神怪作品。”[13]48既然潜在的读者都喜欢传播和阅读奇异之事，那么牛僧孺以神怪故事的形式来写郭元振的传奇一生，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笔者在阅读《玄怪录》时，常常惊讶于牛僧孺丰富的想象和幽默的笔法。在他笔下，几乎无物不可成精，连坟墓里的象棋、祭祀用的鼎、厕所的扫把、池塘的蚯蚓都可成精，题材新颖，语言幽默，即使放在现在，他也是一个极受欢迎的网络文学作家，在中唐时期则更能显出其艺术的独特性。

第二，《郭代公》在显扬笔妙之余，体现了史的褒贬精神。唐人小说并不缺少具有诗的美刺和史的褒贬精神的作品。如卞孝萱指出陈鸿的《长恨歌传》是希望唐宪宗吸取天宝之乱的教训，意在以“女祸”开悟宪宗；李谅(复言)的《辛公平上仙》意在控诉唐顺宗被弑；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乃讽喻唐德宗姑息藩镇等[14]5。《郭代公》中郭元振因救被困女子而封代国公，而现实却是郭元振被封代国公之后随即被贬，郁愤而卒。自古功臣难免狡兔死、走狗烹的命运，郭代公功在社稷，最终难免悲剧结局。此文以艺术化的手法反讽唐玄宗过河拆桥，表现了对郭代公的缅怀，体现了史的褒贬精神。程千帆说：“赞美传奇小说，而从史才着眼，很足以说明其中消息。……‘文备众体’是某些举子已经敏感到了的对于行卷的客观要求，而传奇小说则又恰恰具有不是备众体于多篇之中而是备众体于一篇之中的特点和优点，使人读其一篇，就可以大致了解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即叙事、抒情、说理的全部能力。”[15]450《郭代公》文辞雅洁，叙事技巧纯熟，故事情节波澜起伏，郭代公的个性在典型的情节与环境中得到细致而全面的体现，体现了牛僧孺的“史才”。唐人对“史才”的认定较为宽泛。比如韩愈在任国子博士期间作《进学解》，以谐谑的口吻写其郁愤不平之意。“执政览之，奇其才，改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6]5257当权者能够从带有谐谑色彩的《进学解》中了解到韩愈的“史才”，进而擢升其为“史馆修撰”，表明时人对于文体有非常深刻的认识，能够从多种文学形式中发现作者的“史才”，并予以认可。反过来说，牛僧孺以《郭元振》体现其“史才”，也是具有可行性的。

第三，《郭代公》的写作或受到当时边疆形势的影响，目的是对现实进行委婉的批评。六朝志怪与唐人志怪虽皆言灵怪之事，但在思想上有本质的区别。六朝人以为幽明虽殊途，然人鬼诚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人间常事并无诚妄之区别。而唐人乃有意为传奇，勇于作幻，至牛僧孺乃“并欲以构想之幻自见，因故示其诡设之迹”[12]58，但“作幻”仅是手段，其用途是箴规时事。如《郡斋读书志》卷十三载：“(谷神子《博异志》)云：‘序称其书颇箴规时事，故隐姓名……志怪之书也。’”[10]548据余嘉锡对《唐语林》等书考证，谷神子为郑还古，荥阳人，登元和进士第。牛僧孺的《玄怪录》大体作于其在未中进士之时。彼时牛僧孺还是一个血气方刚、正直敢言的年轻人。他曾在应试时因直言现实弊端被宰相忌恨，遭到贬谪。“元和初，以贤良方正对策，与李宗闵、皇浦湜俱第一，条指失政，其言骾讦，不避宰相。”[6]5229《郭代公》中郭元振为救民女不惜以身试险，郭元振的急公好义、不慕名利与现实中汲汲于名利的骄藩悍帅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郭代公》在当下语境中或许也有婉讽的意味。

三、《郭代公》的叙事艺术

鲁迅指出：“造传奇之文，荟萃为一集者，在唐代多有，而煊赫莫如牛僧孺之《玄怪录》。”[12]58《玄怪录》在唐代诸多传奇中出类拔萃，与所作传奇的艺术性密不可分。牛僧孺如何借虚实相生的笔法及其他叙事手法显扬笔妙，值得探讨。

(一)虚实相生

笔者认为，如何理解《郭代公》中的虚构和真实，涉及作者与批评家两个方面。文学既是虚构的艺术(非虚构性文学除外)，也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文学的虚构不是凭空捏造，而是基于真实的虚构，是对生活的艺术的模仿。当我们试图从这些经过了变形化处理的作品中寻找真实的历史时，难免会遇到阻碍。但艺术家并不希望我们被障碍难住，他们会在文中留下一些蛛丝马迹，以便让我们能够理解其意图。正如《博异志》序所云：“语其虚则源流具在，定其实则姓氏罔差。”[3]1《郭代公》中也有一些具备一定辨识度的“蛛丝马迹”。

首先是姓名，《郭代公》主人公的姓名郭元振与历史上郭震的字(郭震字元振)一模一样。其次是官爵，《郭代公》主人公后封为代国公，历史上郭元振的确于开元元年(公元713)(笔者注：开元元年即先天二年，李隆基继位之后改元为开元元年)被封代国公。故事的主人公郭元振说：“吾当为宰相，必胜此鬼矣。”现实中郭元振于先天二年(公元713)被封为兵部尚书复同中书门下三品，位居丞相。其三，从故事的缘起来看，《郭代公》看似源于精怪作乱，实则女子之父贪财好利、亲情观念淡薄才是女子悲剧性的根源。现实中太平公主擅宠，睿宗李旦迷恋权位，作为太子乃至皇帝的李隆基时刻有被废甚至有被杀之虞。其四，从故事发生的时间来看，牛僧孺将故事发生的时间设为开元中。表面上含糊其词，实际上这个时间对郭元振有着特别的意义。郭元振“十八举进士”[6]4361，开元元年(公元713)他已经五十八岁。这一年是郭元振人生的巅峰，也是他生命的终点。最后，从人物形象上看，《郭代公》中郭元振执正以诛妖，现实中，郭元振助李隆基杀太平公主，都是正义者的形象。这些具有基本辨识度的线索将故事与史实交织起来，构成了故事的多层维度：从文本层面看，这是一个讲述好人有好报的精怪故事，郭元振因救了被困女子而获封代国公；从历史的层面看，郭元振被封代国公之后因故被流放，最后抑郁而死。牛僧孺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把历史的原貌写进故事，而是有选择地将若干事件加以解构、重塑，发挥想象，将真实与虚构交织起来，构成带有魔幻色彩的新的艺术形式。

另外，乌将军的形象设置也很有意味。

乌将军出场时派头很足。他强占民女，却有官家娶妇的派头，以至于郭元振私下心想，将来自己当了宰相，一定要比这个“鬼”更威风。乌将军能祸福人，他是一只黑猪精。乌将军强占民女，结果郭元振将计就计，将其置之死地。郭元振杀死乌将军之后，被封为代国公。笔者有一个大胆的联想，乌将军可能隐射的是太平公主。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女儿，睿宗朝七个宰相中有五个都投靠了她。她在朝廷上公开商议废太子，政治能量极大，睿宗都惧她三分。太平公主本来先要动手杀太子，结果被太子抢先诛杀，与乌将军本来强占民女，最终被杀的结局一致。郭元振协助李隆基诛杀太平公主，官至代国公，与郭元振杀猪精乌将军后官至代国公一致。

《玄怪录》中《萧志忠》也与太平公主有关，可与《郭代公》参看。这篇传奇的写法与《郭代公》相似，故事发生的时间关系着人物的命运转折点。《萧志忠》开头曰：“中书令萧志忠，景云元年(公元710年)为晋州刺史，将以腊日畋游，大事置罗。”[4]65历史上，景云元年(公元710)萧至忠因韦后事被黜，太平公主保其为晋州刺史。传奇的主人公“萧志忠”为晋州刺史与太平公主直接相关，可见他的人物原型就是萧至忠。太平公主欲杀太子之时，萧志忠依附于公主一党。太平公主败，萧至忠随其遁入南山。数日后，萧被诛杀，其家被抄。传奇写萧使者欲田猎，山中动物通过向山神行贿而得以保命。牛僧孺将历史与现实交织起来，虚虚实实，具其本原，而缘以虚饰，不仅令人耳目一新，也是其高出同时期其他传奇的地方。

《郭代公》以精怪故事的形式写郭元振的传奇经历，文中没有一个字提及唐玄宗，但开元元年(公元713)郭元振被封代国公、被流放、被贬谪、抑郁而卒，每一件事都是与唐玄宗直接相关。牛僧孺以戏说的方式来写郭元振的经历，将这一段经历包装成众人所喜闻乐见的神怪故事，只挑郭元振生平经历中好的部分，也就是骊山讲武之前的部分来写，或是出于为尊者讳，或是出于避祸的目的。不管其目的如何，他的这种闲谈的写法既不会给自己惹来麻烦，又能引起主司的兴趣，展示自己的史才、诗笔、议论。牛僧孺与郭元振相隔时间仅一个世纪，他虽然并未写到郭代公的真实结局，但他的潜在读者或许对此有所耳闻，甚至非常熟悉。因此他的读者也很容易理解到文本之外的意思。对这部分人而言，文中未写的部分比文本所呈现出来的内容更有意味。绘画有“留白”的艺术方法，诗歌艺术讲究神韵，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牛僧孺写郭代公的命运，写到他被封代国公后戛然而止，留给了时人及后人想象与思考的空间，也给了文学批评更多的阐释空间。

(二)其他叙事艺术

除了虚实相生外，《郭代公》还从多方面体现了牛僧孺高超的叙事艺术。

从叙事视角的角度来说，《郭代公》通常以全知视角叙事。全知视角的好处是作者可以洞悉一切，包括郭元振的心理活动。《史记·项羽本纪》载：“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16]59世人往往以此来形容项羽的非凡气魄。故事中的郭元振虽是落第才子，也有出将入相的壮志。见到乌将军出场之前诸多小吏为其前导，他“私心独喜：‘吾当为宰相，必胜此鬼矣’”[4]18。这些心理活动的刻画展现了郭元振非凡的气魄与胸襟。《郭代公》中偶尔也会适当使用限知视角。比如郭元振在救人之前，女子一直在堂中东阁闭门未出。直到赶跑乌将军，郭元振才“启门谓泣者”[4]19云云。这个细节表明在与乌将军周旋之时，郭元振连自己所救的人长什么模样都根本不清楚。直到赶跑乌将军，两人才是第一次“见面”。限知叙事对于表现郭元振不好色是有所帮助的。

在叙事节奏的把握上，牛僧孺体现了极强的分寸感。他用了绝大部分篇幅写郭代公拯救被困女子、杀乌将军，时间、地点相对集中，叙事极为详尽。在文章的最后，他以极为经济的用笔，将时间拉长了几十年，写女子成为郭元振的妾室，为他生了几个儿子，郭元振官至代国公。这种写作手法既能细致地刻画发生在人物身上的关键事件，体现人物的个性，又能体现人物的整体命运。

牛僧孺还善于通过对比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乡人很好地衬托出了主人公郭代公的形象。乡人在料知女子必死之后，第二日清晨抬着棺材边哭边来收尸。得知乌将军受伤，胆小怕事的他们反倒助纣为虐，打算杀死郭元振以免去灾祸。在郭元振的指挥下合力杀死乌将军后，他们立刻“会饯以酬公”。在乌将军的淫威下，他们虚伪、自私，当危险解除之后，他们良知未泯，懂得知恩图报。这些行为细致传神地体现了小人物的心理，在他们的烘托下，郭元振的形象显得更加高大而真实。

文本的记述与文本之外的历史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玄怪录》结尾云：“事已前定，虽生远地，而弃于鬼神，终不能害，明矣。”[4]20单从《郭代公》的故事情节来看，郭元振好人有好报，鬼神亦不能害，有劝善惩恶的作用。但我们再深一层挖掘，就会发现在好人有好报的前提下，郭元振的悲剧命运结局是不可理解的，这就造成了宛转的讽刺。因此，《郭代公》的表层意义是“美”——赞美郭代公的大丈夫精神；深层意义是“刺”——讽刺唐玄宗滥杀功臣。读懂了这一层，我们对《郭代公》的叙事艺术就有更深刻的了解。

四、结语

《郭代公》中的郭元振是一位侠肝义胆的大丈夫，现实中的郭元振是兵部尚书兼宰相，有功于社稷，却因故被贬，最终郁愤而卒。《郭代公》当作于牛僧孺未应举之前，是用于行卷的作品。基于唐人的好奇心理和出于行卷的目的，牛僧孺以大众喜闻乐见的神怪故事的形式，通过虚实相生和其他叙事手法，将发生郭代公身上的政治事件加以艺术化处理，反讽唐玄宗过河拆桥，表现了对郭代公的缅怀，对当下蝇营狗苟、唯利是图的封疆大吏也有婉讽之意。本文通过《博异志序》的旁证，基于历史史实与文本细读，考论结合，指出《郭代公》有规箴现实之意，为理解《玄怪录》乃至唐人志怪小说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