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的东方文明观及其当代意义

○吴克明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魏源的东方文明观及其当代意义

○吴克明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魏源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代伟人。他集前修之大成、开一时之风气、继往而开来、系乎百余年学术之升沉，从而成为时代潮流的引领之巨夫伟人。魏源所处时代，中国尚在中古的黑夜中徘徊，但他已率先迈进了近代文明的门槛，完成了由传统文明向近代文明的人格转换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近代东方人物，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他的东方文明思想，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东方文明的近代化历程，在中国近代史上起着“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作用，而且对捍卫国家“三领”主权、加快推进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魏源； 东方文明观； 当代意义

近代中国文明是在东西方冲突、古今嬗变、国内各种区域性文明整合的多种合力作用下形成的。在这一过程的起始阶段，魏源“集前修之大成，开一时之风气，继往而开来，系乎百馀年学术之升沉”[1]，既是站在以中国为代表的近代东方文明的高度来客观审视世界，又能从近代世界的范围来深沉关注东方，从而成为时代潮流的引领之人。与同时代人相比，魏源在近代东方文明发展上树起了肇始者的历史丰碑。如“龚魏齐名”的龚自珍是经世致用思潮的杰出代表，但他未能开眼看世界，更不可能学西方，其经世之策无非“药方只贩古时丹”，不是从西方文明而是从中国传统文明方略中寻找出路；“林魏并列”的林则徐撰写了“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2](P2)，但其在向西方文明学习方面则远不及魏源。魏源由经世致用而学习西方文明的心路历程，足以表明其已具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并走向世界的博大胸怀，而赢得“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美誉。当时的中国尚在中古的黑夜中徘徊，但魏源已率先迈进了近代文明的门槛，完成了由传统文明向近代文明的人格转换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近代东方人物，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他的东方文明思想，不仅影响着东方文明的近代化历程，在中国近代史上起着“创榛辟莽，前驱先路”[3](P1)的作用，而且对捍卫国家“三领”主权、加快推进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仍具有明显的文明启迪价值。

一、魏源的东方文明观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自幼深受东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熏陶，“八岁，受书即解大义”[4](P23)；成年以后，更是广泛地涉猎诸子百家，国学修养博大精深。他不仅精通儒家文明观，而且还深入钻研了老庄道家、孙吴兵家、申韩法家、墨家、阴阳形家、释氏佛家等东方固有文明典籍中的各种学说，并且大多写有介绍其精髓要义的专著，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哲学、宗教、历史、地理、天文、数学、农学、军事、刑法、教育、外交等多个领域，确实是一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5](P146)的百科全书式的杰出代表人物。魏源正是带着这样一笔无比巨大的东方文明遗产投入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流之中的。

(一)对儒家文明观的继承与阐发

受封建社会传统意识形态文明的影响，从魏源东方文明思想的主流来看，自然是传统儒家文明观占据主导地位。他一生著述中的大多数是阐明和发挥儒家文明思想，论证“圣人之心，即吾人之心也”[6](P137)，以弘扬“千圣之心传，六经之纲领也”[7](P138)。从他一生的著述看，直接宣扬孔孟原初思想形态的主要著作就有《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孟子年表考》《孟子小记》《曾子章句》《子思章句》《论语类编》《孟子类编》等，其阐发儒家经典及历代儒家学说各流派的著作就更多了，主要有《书古微》《诗古微》《公羊春秋微》《董子春秋发微》《孝经集传》《小学古经》《大学发微》《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春秋繁露注》《庸易通义》《易象微》《大戴礼记微》等，内容涉及东方儒家文明观两千多年的源流变化及其发展过程。在这里，魏源高度评价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对捍卫国家“三领”主权、稳定国家统治、促进社会文明发展的巨大历史价值，反复强调“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7](P4)，“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7](P36)。

同时，魏源对宋明时期从儒学中演化出来的宋明道学的两个流派即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也有过相当精深的研究，其基本态度是倾向程朱理学，但并不排斥陆王心学，既肯定这两派各自的文明精华，也指出这两派各自的失误。这一点，魏源在《大学古本叙》中，对朱熹与王阳明阐释《大学》时各自的得失做过全面的分析。并且，为进一步阐明儒家文明观数千年一脉相传之“道统”，魏源还写了《孔孟赞》《曾子赞》《颜冉赞》《孟子补赞》《周程二子赞》《程朱二子赞》《朱子赞》《陆子赞》《朱陆异同赞》《杨子慈湖赞》《王文成公赞》《明儒高刘二子赞》等。从这些“赞”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魏源对宋明“道学”中程、朱、陆、王诸家的基本态度，即总体上认为他们的学说虽各有“小异”，但并不妨碍他们都是儒家大师，而且从其对捍卫国家“三领”主权、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态度看，亦可见其爱国主义的高贵品质。

此外，魏源对清代重新兴起的今古经学之争，则是明确地站在今文经学一边，而对古文经学坚定地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首先将矛头指向《古文尚书》，在其《书古微序》中，不仅认为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为伪书，而且认为东汉马融、郑玄之说也是毫无根据的伪说，他还作《诗古微》，对古文经学派毛氏所传的伪《诗经》发起攻击。不仅如此，为了重新确立今文经学应有的学术地位，魏源还作了《礼记别录考》、《公羊春秋论》上下篇、《董子春秋发微》等著述，以补前人所未备。诚如梁启超所说：“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龚、魏之时，清政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沈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考证之学，本非其所好也，而因众所共习，则亦能之，能之而颇欲用以别辟国土，故虽言经学，而其精神与正统派之为经学而治学者则既有以异。自珍、源皆好作经济谈，而最注意边事。自珍作《西域置行省议》，至光绪间实行，则今新疆也，又著《蒙古图志》，研究蒙古政俗而附以议论(未刻)。源有《元史》，有《海国图志》。治域外地理者，源实为先驱。故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8](P63)正是魏源别开生面、“别辟国土”，既引进“欧西之思想”，又开联系实际、好谈经济、“注意边事”、“规天下大计”之新风，“源深则流远，纲举则目张”[9](P278)，从而为东方儒家文明开辟出一块新天地。这就是魏源继承和发展儒家文明观所做的新贡献。

(二)对道家及其他各家文明观的吸收与发挥

魏源虽然高度崇敬并大力弘扬阐发孔孟儒家文明观，但并不排斥和否定东方传统文明遗产中的其他各家学派的文明思想，而是兼收并蓄、开放包容、广取博览，充分吸收诸子百家的文明思想精华，为其经世致用、服务社会、治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服务。

第一，“儒道互补”的中华文明结构，要求魏源在对东方文明的继承与吸收上，除了儒家文明观外，自然要重视道家文明思想。一方面，魏源反对学术上的门户之见，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从来就是互相尊重、互相吸纳的。他说：“方隅之士，入主出奴，日相斗战，物而不化，岂知大人殊途共归，百虑一致，无不代行而错明乎？孔、老异学而相敬，夷、惠异德而同圣，箕、比异迹而同仁，四科并出于尼山，九流同宗乎古帝。”[7](P28)另一方面，魏源认为老子道家与孔子儒家虽有很多相通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必须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和深入区分两家的根本差别之所在，才能正确地掌握和适度运用道家的文明思想精华。

第二，魏源对东方诸子百家的文明观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与吸收。如他对中国文明思想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墨家学派就颇有研究，并给以肯定评价。他认为，墨家文明观与儒、道等学派的文明思想一样，各有其可取之处，各自符合各时代某一方面的需要，应将其各自的优点与长处结合起来、灵活运用，不应偏注于某一方面而走向极端。魏源对杨朱、申韩法家、魏晋“玄学”，则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此外，作为从青年时代就考虑捍卫国家“三领”主权、注意“边事”“海事”，喜谈兵法的魏源，军事战略战术问题始终是他研究的重点所在，为此他撰写了《孙子注》《吴子注》《六韬注》等专著，所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明代食兵二政录》《圣武记》《海国图志》《辽史》《元史新编》等著述中都包含着大量军事战略战术问题，极大地丰富与发展了东方军事文明思想宝库，对后来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实际捍卫国家“三领”主权也有重要启示。

第三，魏源虽是奉儒家文明观为正宗，但同样出入佛、老。在他晚年更是沉湎于佛学，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魏源61岁避兵乱侨居兴化时，即不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终日静坐，户不闻声”，并“专心净业，自称‘菩萨戒弟子魏承贯’，会译《无量寿经》，并辑《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普贤行愿品》为《净土四经》。分别作叙，并作总叙一篇”[7](P255)，对佛教作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并阐释了自己的佛学新见解。如魏源提出，必须将净土四经结合起来研读、修炼，才能弘扬佛法、普度众生，“普与含灵，同跻正觉”[7](P248)。同时，魏源对佛教各宗派主张兼收并蓄，即以净土宗为主，而兼修禅宗、天台宗、华严宗等各宗派，使佛理更臻完善，更能找到一条通往西天极乐世界的捷径，从而为中华文明遗产增添了一笔新财富。

(三)魏源的经世文明观特色

在东方传统文明中，魏源吸收得最充分、发挥得最精彩并富有建树的是其中的经世文明观。所谓“经世之学”即“经济之学”，也就是经邦治国、济世安民之学，它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既包括对社会有实际指导意义的哲学思想，也包括研究捍卫国家“三领”主权、社会治乱、国家兴亡之经验教训的史学思想，但更主要的是反映密切联系当代实际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等各方面的治理方略、规章制度、方针政策的理论与学问。这种“经世之学”，与“罕言利”“何必言利”“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古代儒家义利观不同，更与空谈“义理性命”的宋明理学不同，而是非常注意经济“功利”，强调“实用”。魏源的经世文明观，最初系统反映在他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里，全面发展表现在他编撰的《海国图志》之中。他提出并践行“求实效”“切实用”“道存乎实用”[7](P158)和“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7](P208)等经世文明思想，具有鲜明的文明务实特色。如“气化日新”“日新无息”的文明发展观，“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文明进化论，“无独必有对”的文明矛盾说与“行而后知”的文明知行论以及“严于自守”“苦行清修”的圣贤人格道德文明修养论等。

二、魏源东方文明观的当代意义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衰。当19世纪中叶西方“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宜，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10](P254-255)，而中国却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封建社会里，固守着自己几千年的古老文明，以“天朝上国、物华天宝、无所不有”而自我陶醉。但是，鸦片战争使“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11](P2)。魏源就是当时第一批接触这种东西方文明“建立起联系”的优秀中国近代人。他的东方文明观，不仅当时就起着警醒中华文明要与时俱进的作用，对我们今天捍卫国家“三领”主权、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也有重要的文明启迪意义。

(一)永葆捍卫国家“三领”主权并谦虚学习的进取精神

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12](P534)面对着东西方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与高新科技竞争，面对着日新月异的知识经济与网络时代的到来，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重要任务仍是捍卫国家“三领”主权、继续“师夷”即学习与追赶世界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魏源在170多年前提出的这一“师夷”任务并没有过时，而且在很多方面甚至变得更加紧迫。我们正在搞社会主义建设，而社会主义作为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必须在继承与扬弃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建成。这一点，列宁早在1918年初就提出：“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13](P520)还多次强调：“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14](P48-49)邓小平指出，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15](P91)。因此，为了捍卫国家“三领”主权，必须继续谦虚谨慎、发奋进取地学习与吸收全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与经营管理方式。这个学习仍是新世纪新阶段摆在我们民族面前的艰巨任务。这不只是魏源东方文明观的当代启迪，也是全部中国近代史教给我们的历史真理，更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所揭示的科学真理。

(二)捍卫国家“三领”主权要重建中华民族的文明信仰

我们要捍卫中华民族的国家“三领”主权、继续学习与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吸收与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绝不意味着可以抛弃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传统文明，绝不意味着可以全部照搬西方的资本主义做法，搞“全盘西化”。自魏源以来160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已经充分证明：“全盘西化”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它只能导致中国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化，只会使中国沦为东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附属国。事实上，有着深厚优秀传统文明底蕴的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积极捍卫国家“三领”主权、高扬理想与信仰的伟大民族。在中国民主革命的艰难岁月中，中国共产党人把西方先进文化中最优秀、最进步、最科学的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传统文明中的优秀思想精华——“大同世界”“天下为公”“小康社会”等文明理念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坚如磐石的共产主义理想、信仰和信念，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无坚不摧的巨大精神力量。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捍卫国家“三领”主权并实现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重建这种共产主义文明信仰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指导思想，以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相统一为灵魂、为核心，继承五千年优秀民族文化遗产，吸收全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来重新构筑我们新的文明信仰大厦。我们所要重建的文明信仰大厦，既集中凝聚了中华民族文化捍卫国家“三领”主权的优秀文明传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体现了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与当前中国所要实现的现实奋斗目标结合，又代表了全人类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吸收与集中了全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这种科学的共产主义信仰，既不是某种神秘先验的文明模式，也不是什么僵化的一成不变的宗教教义。作为一种捍卫国家“三领”主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思想文明体系，它具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巨大能动作用，能产生“精神变物质”的伟大现实力量。[12](P490-491)

(三) 捍卫国家“三领”主权要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中国走向近代化历史进程表明，一个国家的内部是否稳定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与民族的兴衰强弱，关系到能否捍卫该国家的“三领”主权。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之所以特别艰难，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近代中国内部社会极不稳定，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战火连年不断，甚至烧遍全国，给中国的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而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源又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与黑暗，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的残酷剥削与压迫，造成土地高度兼并、贫富两极分化、阶级矛盾尖锐，饥寒交迫的农民不得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16](P625)而这种国内的剧烈动荡又常常导致外敌的入侵。正如著名哲学家王船山所说：“外迫而内难起也。——内乱而外患乘也。”[17](P475)整个中国近现代捍卫国家“三领”主权的思想文化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睿智的论断。

然而，处在当时环境下的魏源所向往的理想社会是“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3](P31)的大同盛景。这种盛世在封建社会内部显然不能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不能完全实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目前正在构建的捍卫国家“三领”主权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有望全面实现。党的十六大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奋斗目标的同时，就多次使用“和谐”一词。如在谈到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时，强调要“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在谈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内涵时，提出了“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使“社会更加和谐”等新内容。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内容，高度强调“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党的十七大、十八大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布局扩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

当然，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基础，看到矛盾是化解矛盾的前提，洞察危机是战胜危机的先导。人类就是在不断地解决新问题、克服新矛盾中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及时而敏锐地看到我国近年来所产生的捍卫国家“三领”主权(如南海东海问题、港独台独问题等)、社会贫富悬殊、阶层分化的潜在危机，坚决而果断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一带一路”，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国家间经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战略目标，这是“弥世乱于未形”“奠天下于太平”的英明之策，是实现“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的重要一步。魏源指出：“惟道非圣不元，圣非道不大，道圣符契，天下文明。”[18](P797)只要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捍卫国家“三领”主权的未来几十年里能真正沿着建成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前进，中华民族就不会重蹈中国近代主权动荡、战乱频仍、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深重灾难，而是日益走向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人人自由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康庄大道，我们的社会主义东方大国必将重新以令全世界羡慕的雄姿走在世界东西方文明发展的前列。

[1]李瑚.《皇朝经世文编》不应收入《魏源全集》吗 [N].光明日报，2006-8-2(10).

[2]雷颐.图中日月[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

[3]魏源.魏源全集(第4卷)[M].长沙：岳麓书社,2004.

[4]黄丽镛.魏源年谱[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5]熊焰.魏源研究成果集成[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

[6]魏源.魏源全集(第18卷)[M].长沙：岳麓书社,2004.

[7]魏源.魏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9]魏源.魏源全集(第13卷)[M].长沙：岳麓书社,2004.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列宁.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4]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6]彭大成，韩秀珍.魏源与西学东渐[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7]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0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18]魏源.魏源全集(第5卷)[M].长沙：岳麓书社,2004.

Wei Yuan’s View of Oriental Civiliza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WU Keming

(School of Marx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Wei Yuan is a great man of the tim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thought and culture. He set the pre-cultivation of the past, initiated the atmosphere of the past and passed it to the future. He gathered the academic spirits in almost 100 years, thus leading the trend of the time. In his time, the ancient China was still in the middle age wandering in the dark, but Wei Yuan had already stepped into the threshold of modern civilization, comple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rsonality from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 to modern civilization so as to make himself a modern oriental in a real sense. It was rare then. His thoughts on oriental civilization have not only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of oriental civilization, but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Furthermore, his thoughts are still instructive to help in safeguarding national sovereignty of territory, territorial sea and airspace and accelerating the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i Yuan; oriental civilization;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2016-12-13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重点项目“毛泽东捍卫国家‘三领’ 主权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6A215)

吴克明(1968—)，男，湖南邵阳人，苗族，湖南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湘潭大学基地首席专家，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

B252

A

1672—1012(2017)01—0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