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诗词发展脉络

张先军

(邵阳广播电视大学， 湖南 邵阳 422000)

本文所说的邵阳，是以现在的行政区域来划分；本文提到的邵阳诗人，是指邵阳籍或长期居住在邵阳的诗人。邵阳诗词作为湖湘文化、特别是湖湘诗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源头可上溯至屈原。屈原先后两次贬谪荆楚，公元前296年，屈原从鄂渚(今属湖北)出发，开始第二次流放，经长江上溯至洞庭湖，再顺着沅江逆流而上至湘西辰溪、溆浦一带，来往于整个湘西、湘东。有人考证屈原大致在南到辰溪怀化、北到常德临澧洞庭湖周边、东到长沙一带地区活动[1]。目前尚无确证史料证明屈原谪湘期间涉足邵阳，然作为文化概念的邵阳留下了诸多有关屈原的传说，如武冈的渔父亭，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所记“武冈县”、祝穆《方舆胜览》所记“武冈军”都提到了“渔父亭”，认为这是屈原遇见渔父之处，但具体“渔父亭”在武冈何处，则语焉不详。明人李贤等撰的《明一统志》卷六十三记载：“渔父亭，在武冈州东五十里沧浪水，相传渔父与屈原相见处。又郡圃有招屈亭。”[2]1192后世修志多以此为依据，文人信以为真多往凭吊，作诗文歌咏，对邵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自唐以来，邵阳诗词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唐宋时期是邵阳诗词的发轫期：以胡曾为代表

明代以前，邵阳诗歌活动不算突出，有史记载的本土杰出诗人很少，最早见于史载的当为唐代胡曾，他是被选入《全唐诗》的湖南为数不多的诗人之一。胡曾，晚唐邵州长阳铺秋田村(今属湖南省邵阳县)人，唐懿宗咸通年间进士，曾任汉南节度从事，著有《安定集》10卷(已佚)、《咏史诗》3卷，以《咏史诗》著称。《全唐诗》收录其诗162首，其中咏史150首。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八)称赞他“天分高爽，意度不凡，……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奇士也”[3]164。人们对其诗褒贬不一，明王志远在《胡从事诗序》中称赞他：“吊古悲歌，义存劝阻，其于艳情俚语累十百以为奇者，去之远矣。”[4]10824认为其诗吊古伤今，格调高于一般作品。王夫之《古诗评选》却持贬抑态度，认为：“议论入诗，目成背戾。盖诗立风以生议论，散说诗者于夹观。群怨而皆可。若先为之论，则言未穷而意已先竭……唐宋人诗，惜浅短，反资标说。其下乃胡曾咏史一派，直堪为塾师放晚学之资，足知议论立而无诗允矣。”[5]189指出其诗流于议论而余味不足。方东树《昭味詹言》更发愤激之词：“至胡曾绝句百首，尤为堕入恶道。”[6]519《唐才子传》对胡曾给了较为公允的评价，认为其诗虽非一流，但在“中品”以上，惋惜他“才茂而身未颖脱”，“至于近体律绝等，哀怨清楚，曲尽幽情，擢居中品，不过也”[3]164。胡曾咏史诗对历代蒙学和通俗演义影响深远。长期以来，其诗被宋元话本、元明历史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广泛引用，“几乎被当作了广告招牌”[7]，“从蒙学教育的角度提供了非常规范的咏史诗写作模板，同时在固定格式的句式中，包含着对蒙童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思维训练”[8]。唐宋时期，对邵阳诗歌产生影响的重要诗人还有王昌龄、周敦颐、陈与义等。王昌龄流寓湖湘期间所作《送柴侍御之武冈》(《全唐诗》名《送柴侍御》)、《送程六往武冈》等作品被广为传诵，对邵阳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周敦颐在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五月任邵州守，时年51岁，迁学于城之东南，两年后离开邵阳，后世建濂溪书院。周敦颐在邵阳任事时间短暂，任上诗作很少，对邵阳风物也少有论及，但因其在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对邵阳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对邵阳诗词也产生了间接影响。陈与义是江西诗派后期重要代表，在北宋灭亡南渡后流亡湖湘，南宋建炎四年(1130)到达邵阳，住武冈军紫阳山(今属邵阳县)，这一时期写下不少诗作，如不朽名作《伤春》，另有《初至邵阳逢入桂林使作书问其地之安危》《题水西周三十三壁二首》《罗江二绝》等50余首。

唐宋时期，邵阳境属梅山地域，即北近洞庭、南接南岭、东湘西沅的广大区域，大致以今安化、新化为中心，包括益阳、宁乡、湘乡、双峰、涟源、冷水江、隆回、洞口等县市或其一部分山区，丘陵重叠，地理环境比较封闭。《宋史卷四九四·梅山峒》载：“梅山峒蛮，旧不与中国通，其地东接潭，南接邵，其西则辰，其北则鼎、澧，而梅山居其中。”[9]9748唐代以来，统治者对梅山地域少数民族不断征伐，先后经过四次开梅山，都未能完满解决瑶民问题。至北宋熙宁年间，章惇采取怀柔政策，实现了梅山的王化。章惇(1035—1105)，字子厚，建州蒲城(今属福建)人。北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进士，初为商洛令，始终坚定支持王安石变法，哲宗时官至宰相。熙宁五年(1072)闰七月，王安石以察访荆湖北路的名义任命检正中书户部房公事章惇，经略南北江以及梅山蛮事。章惇采取武力征讨，没有成功。熙宁五年(1072)九月，采取怀柔招抚政策，双方达成协议，朝廷不再用武力征剿[10]，“于是遂檄谕开梅山，蛮瑶争辟道路，以待得其地”[9]9749。瑶民同意纳土归顺朝廷，朝廷帮助瑶民开田垦土，植桑种稻，发放民钱，开辟道路，发展交通。自此，邵州不断开化，重儒兴教，崇文习武，文化日渐兴盛。到北宋时期，武冈紫阳乡州尾头(今属邵阳县)的周仪，曾读书于武冈州东150里之紫阳山千寻石室，宋太宗雍熙二年(985)中进士，为宋代邵州境内第一名进士。其子周湛天禧三年(1019)中进士，累擢至右谏议大夫，知相州，严峻刚直，遇事敢言，为“嘉祐名臣”。周湛子周钦亦中进士，周家祖孙三代进士，世称“宋三周”。周家在紫阳山建谏议书院(又称紫阳书院)广收学徒，湖湘名士多出其门下，一时教化大开，引领了邵州一域的儒道文风，及至元代，产生了以诗词阐发哲学的方外词人李道纯。

李道纯(1219—1306)，宋末元初都梁(今湖南武冈市)人，字元素，号清庵，又自号莹蟾子。本为南宗五祖白玉蟾的再传弟子，后来加入了全真道，是融合三教、汇通南北的著名思想家，道教内丹中派创始人，著有《中和集》《清庵莹蟾子语录》等[11]。他以儒家思想阐释道教宇宙论、认识论和内丹工夫论，提出“性命论”，认为“性无命不产，命无性不存”[12]117，修道之法在于“先持戒、定、慧而虚其心，后炼精、气、神而保其身”，达到“混成圆顿，直入无为，性命双全，形神俱妙”的境界[12]118。提出“致中和”的理论，认为丹道之“玄关”就是“中”，守中才能致和，致和才能导致身静心虚，“致中和”则“四大咸安，百骸俱理”[12]126。李道纯以诗词阐发哲学，留下诗词作品近200首，以词居多。其诗词主要阐发道家思想，上承东晋玄言诗，多议论说教，间亦有取譬形象之作如《咏藕二首》，是以诗词为形式载体的哲学论著。如此集中以诗词阐发哲学的现象，在诗词史上也算别具一格。

二、明代是邵阳诗词从萌芽到发展期：诗人产生于官宦、士人、方外等各个群体

明成祖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元璋第十八子岷王朱楩从云南改封武冈州城，建王邸，世袭14代，至永历十六年(1662)止，历时238年。武冈作为王城，民风开化，又由于科举取士，书香望族形成，一时文风鼎盛。先后产生了杨廷芳、曹一夔、车大任、车鼎黄等邵阳本土诗人。

杨廷芳(生卒不详)，字孟仁，邵阳人。天顺庚辰(1460)进士，授南京大理寺评事，转寺正，出为贵州按察司佥事。甫二载，引疾归，讲学于东山书院，世称东山先生。所存诗不多，风格和平委婉，饶有寄托[13]85。

曹一夔(生卒不详)，字子韶，号双华，武冈人。性笃孝，博学强记。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进士，历任监察御史、浙江嘉湖兵备佥事、都察院副御史。曹每到所任，都要清理积案，洗雪冤狱，革除弊政，故得罪权贵而被罢官。万历十一年(1583)复起用，任都察院副都察御史。不久又遭诽谗，削官归家，筑室于武冈同宝岩山麓，闭门读书。著有《虚白堂集》[13]376。

邵阳车氏一家，世代书香，诗人辈出，明、清两朝车氏诗人达35人之多。车大任(1544—1627)，字子仁，邵阳县人。明朝万历八年(1580)庚辰进士，历官南丰、遵化知县，又迁礼部郎中，福州、嘉兴知府，按察副使，分巡浙西道兼整饬嘉湖兵备，后晋浙江布政使司左参政。著述颇丰，著有《囊萤阁正、续集》40卷、《古今寓言》20卷、《归田集》20卷等(均佚)。以诗闻名，现存诗739首、文7篇，邓显鹤在《沅湘耆旧集》中赞其诗“雄风劲气，蹈厉发扬，悲壮慷慨，闲雅而都雍容委蛇，有珮玉鸣鸾之度，古体近体，五言七言，各臻其妙”，并引屠纬真语论其诗“色华而不艳，音俊而不靡，妙得诗家所赏而不犯诗家所忌，足称擅场”，引陈玉叔语评其诗“有风致而不伤于境，有才情而不泥于气，和平温厚，得古人之遗”[13]382。车鼎黄字理中，号匪莪，邵阳人，崇祯壬午副榜。明亡后，隐居不出。著有《还雅棠文集》。

“搜尽奇峰打草稿”是清代画家石涛在书画创作中极力主张的一种创作观点。他的书画作品之所以能有大成，也是因为他身体力行地推崇这句至理名言，所以才能把创作中的意境与灵感淋漓尽致地展现于他的作品当中。对于艺术他主张应该多搜集素材，多观察事物，手摹心记，在大自然当中不断地提炼自己的艺术表现手法，总结艺术规律，进而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以“搜尽奇峰”不辞辛劳的写生创作态度，从而在“打草稿”的过程中逐渐提炼自己的艺术语言，最终达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至高境界，也是石涛游历大江南北在奇峰怪石中“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的悟道。由此，我对山水画的写生创作观有了“游之、记之、悟之、写之”的创作感悟。

明朝灭亡后，邵阳出现了一个明末遗民诗人群体，以车以遵、邓祥麟、王嗣翰、王嗣乾、潘应斗、潘应星等为代表。他们相与唱和，抒发国破家亡之感慨，表现“不食周粟”之气节，眷念前朝，珍视亲情友情，反映离乱现实，风格沉郁悲壮。车以遵，车大任之子，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生，字孝则，后更字孝思，号劬人，又号劬园、痴禅，晚年又自号禅隐老人。工诗，著有《高霞堂正续集》《声香阁草》《镜花阁填词》《邵乘胪句》《贝叶集》等共100余卷。与竟陵派领袖钟惺齐名，“其文与人，俱翩翩有凌云气，而操履端洁，如明月不妄映”[13]667。刘达武辑《车逸民集》辑其诗603首，竟陵派另一核心人物谭元春在《高霞堂集初刻序》对其盛赞：“夫孝思真秀逖之才也，得孝思而余之所以惭汉魏而逊盛唐。”[13]668其子车万含，字长发，亦负诗名，十一岁附县学籍，督学高汇旃先生拔入三楚文献馆，明亡，遁瑶山，悒郁而卒[13]841。

邓祥麟(生卒不详)，字玉书、子与，号鹿崖，武冈人，一作新宁人。官岷藩长史，工诗善画，书法绝类二王。明亡，结庐新宁石田鹅峰山下，日夕吟咏其中。其诗今多亡佚，《沅湘耆旧集》收录7首，时人赞其“字逸诗清人磊落”“高情逸致”“诗格清迥绝尘”，享有盛名，为邓显鹤所推重[13]827。

潘应斗、潘应星二兄弟为明末武冈人。清兵入关，明朝败亡，南明桂王朱由榔为权臣刘承允劫持偏安于武冈，潘氏兄弟认为南明气数已尽，告老归田，隐居武冈城西威溪冲，躬耕自给，清苦度日，与车以遵等明末遗民时相唱和，交往甚密。潘应斗(生卒不详)，字章辰，崇祯癸未(1643)进士，大学士方岳贡见其策论，奇之曰：“此不世才也。”擢馆选内用。值明末闯王起事，仓皇南奔，辗转途乞达南京，上书陈时政，言甚激切，为时相国马士英、阮大铖所迫害。明亡，南明王朝朱由榔称号，授监察御史，未任，改吏部验封司郎中，调铨选司郎中，加太常寺卿。性刚介简澹，寡交游，与弟应星友爱甚笃[14]1777。著有《允孚堂诗文集》，其诗“诗格高浑，含蓄深夐”[13]485。潘应星，字梦白，章辰弟。南渡后，以贡生官礼部仪制司主事。著有《俦影堂集》，其诗“诗笔险劲，多槎枒生硬之风，艰苦僻涩，无一寻常语”[13]837。潘氏兄弟与明遗民王嗣翰、王嗣乾兄弟友善，多有唱和。王嗣翰，字侍臣，邵阳人。著有《六声亭草》《延喜堂集》《石崖研庄》诸稿。王嗣乾，字稚潜，嗣翰弟。著有《黄雪园集》，其诗“雅洁高老，格律浑成。一时名流，未之或先”[13]833。

三、清代是邵阳诗词的高峰期：涌现了“二邓”、魏源等开宗立派的重要诗人

清康熙朝进士车万育著《声律启蒙》，为诗词教育奠基，影响深远。车万育(1632—1705)，字与三，号鹤田，又号敏州。康熙三年(1664)甲辰科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户科给事中，后补兵科，升掌印，有政声，时赞为“朝阳鸣凤”。善书法，宗二王而添之米、赵，辑有《泼墨斋历代法帖》10卷。著有《怀园杂著诗文》24卷、《祈岳游草续余集》等，今佚。《邵阳车氏一家集》存其诗381首，时人赞其诗曰“挺太白之才，严子美之律”“夺太白之长而长于太白”[15]153。车万育诗博雅精严，如《金陵忆家园，集唐十首》集唐人成句，信手拈来、天衣无缝。其《声律启蒙》更是影响深远，具有丰富的知识性和文学性，按韵分编，包罗天文、地理、人物、器物、花木、鸟兽等各种知识。从单字对到双字对，从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声韵协调，琅琅上口，使幼童从中得到语音、词汇、修辞的训练，受到音韵的熏陶。因此，《声律启蒙》在启蒙读物中独具一格，深受欢迎，对邵阳蒙学重视诗词韵对的风气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后邵阳诗词创作蔚然成风。邓显鹤在《沅湘耆旧集》中收录清初至道光年间明确为邵阳籍或长期居于邵阳的诗人约52人(有注明新化籍，但不能确认是否今邵阳境内之隆回、新邵籍者除外)，颇具代表性。

在这种风气下，邵阳产生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诗人，著名的有湖湘诗派“湘中五子”之邓辅纶、邓绎兄弟。“湘中五子”，即邓辅纶、邓绎、王闿运、李篁仙(寿蓉)、龙汝霖，时五人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咸丰元年(1851)，由李寿蓉倡立兰林词社，举起诗祧汉魏的旗帜，形成湖湘诗派，又称“汉魏六朝诗派”，是与宋诗派相抗衡的一大诗歌流派。其崇尚性灵，推崇汉魏古诗，以《离骚》为代表的楚文化崇尚个性的精神与南方文学的抒情传统为精神源泉，在近代诗坛上形成了一股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湖湘派诗歌作为“近代诗歌史上感伤诗歌的开拓者”，对近现代文学感伤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6]。

邓辅纶(1828—1893)，字弥之，咸丰元年(1851)入京会试，列恩科副榜，叙用内阁中书。金田起事，咸丰六年(1856)授浙江道候补道员，留任督府幕僚，驻杭州，与太平军激战，兵败还乡，弃绝仕途，投身教育。先后执教于观澜、峡江、新宁、东洲、鹤山等书院，任武冈希贤精舍、南京金陵书院山长。有《白香亭诗集》传世，存诗380多首。王闿运在《邓弥之墓志并序》中说：“下笔渊懿，出语高华，游鱼衔钩，兰苕集翠。诗仅(数)百首，卓然大家，出手成名，一人而已。”[17]10高度评价了邓辅纶的文学才华。邓辅纶堪称湖湘诗派的核心人物，与王闿运齐名，诗歌成就甚至高于王闿运。钱仲联在《论近代诗四十家》中说：“湘中选体，镂金错彩，王、邓二家齐名……然邓实胜之。”[18]

邓绎(1831—1897)，又名辅绎，字葆之，又字辛眉，弥之弟。一生作诗不下万首，其《藻川堂诗集选》存诗近700首。前期诗多慷慨悲凉之调，后期诗呈旷达沉郁之风。邓绎诗拟古求新，曾在《与陈梅羹鼎论诗因赠》中主张“文章变态，随世代因。取法视上，靡陈匪新”，敢于引新词入诗，使作品呈现出时代气息，如“机轮”“铁道”“玻璃”等，开创了近代黄遵宪“诗界革命”不避新词入诗之先河[19]4。其《晓寒词》存词23首。孙海洋在《湖南近代文学家族研究》一著中有专章论述，认为邓绎词文辞华美，意蕴温婉，快词清朗爽畅，慢词委婉曲折、沉郁深切[20]266-268。其子邓国瓛、邓琅皆具诗名。邓国瓛，邓绎第二子，字幼弥，为王闿运之婿，人称邓癫子，随作随毁，著有《绿萼山房诗集》。其诗清微淡远，寄意遥深。邓琅，邓绎的第七子，字子竹，又号竹叟。清附贡生，湖北候补县丞。一生作诗颇多，著有《凤尾阁诗集》。其诗多承嗣其伯父邓辅纶，有白香亭之风。陈三立评曰：“丰赡峻整，胚胎家学，而略别机轴。”[19]6此二人诗体多样，尤工五古。

在邵阳诗歌史上具有开宗立派重要影响的还有魏源。魏源(1794—1857)，隆回县司门前镇人，名远达，字默深，又字墨生、汉士，号良图。道光二年(1822)中举，道光二十五年(1845)中进士，知州高邮，晚年弃官归隐，潜心佛学，法名承贯。作为清代“睁眼看世界”的著名思想家、学者，魏源著述非常丰富，诗词主要有《古微堂诗文集》。魏源诗歌以山水诗和感事诗见长，张翰仪《湘雅摭残》认为魏源诗歌“雄浑似杜陵，奥衍似昌黎，傲兀似山谷，奇险似东坡，集古贤之长而自成一家”[21]59。魏源时与龚自珍齐名，人称“龚魏”。魏源酷爱山水，自称“十诗九山水”，今存山水诗600余首，占其全部诗作的十之六七。其山水诗“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寓意之深、审美意识之鲜明，都甚罕见和突出，开拓了山水诗的新境界，于近代山水诗具有开拓之功”[22]。魏源山水诗呈现出鲜明的近代特征：展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揭露封建统治腐朽的爱国主义情怀，具有倡导新知、张扬个性、唤醒国人“人”的意识的启蒙主义精神[23]。其描写异域风情的山水诗对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丘逢甲等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新化罗洪(今属隆回)舆地世家邹氏一家皆能诗词，其中以邹汉勋、邹汉璜为代表。邹汉勋(1805—1854)，字叔绩，隆回县罗洪镇人，清著名学者，咸丰元年(1851)举人。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舆地学家，中国近代舆地学奠基人。其文赋诗词在当时也颇负盛名，著有《学艺斋诗词》16卷，被选入徐世昌编的《晚清簃诗钞》、叶恭绰编的《全清词钞》，他的文赋被选入《昭陵赋钞》，等等。其诗取法汉魏，个性鲜明，对其后之“湖湘诗派”都有影响。《湘雅摭残》认为其诗“豪纵绮靡，卓尔不群”[21]187。邹汉璜(1803—1851)，字二序，号仲辰，又号罗谷。邹汉勋之次兄。清医学家，诗人。诗词作品著有《萝谷诗钞》2卷、《萝谷诗集》6卷、《南癸词》1卷。

邵阳诗词史上，在刘永济之前词作成就杰出者当推邵东学者曾廉。曾廉(1856—1928)，字伯隅，清宝庆府邵阳县石牛山(邵东市汪塘乡境内)人。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人，翌年会试后，任国子监助教，参与编修《大清会典》，是反对康、梁维新变法的保守派代表。日寇倾占琉球时，其曾反对乞和，力主抗敌。八国联军侵华，随李秉衡出兵抗击，兵败欲自杀，为部卒所救。后因支持义和团而获罪，遂隐居贵州锦屏县的梅屏山下，筑“掘阅园”从事教学与著述。宣统二年(1910)，返回故乡，任杨塘书院山长。著有《瓠庵集》《瓠庵续集》，今存词作近400首。其词作精工典雅，不让前人，快词清新婉约、细腻多情，慢词悲慨曲折、寄寓遥深，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其受传统诗词的浸染颇深，这也许是其思想守旧的原因之一。其诗被《湘雅摭残》评为“冲淡渊懿，苍莽绵邈，雅能自成一家言”[21]580。

值得一提的是邵阳文化史上诗词创作长盛不衰，江忠源、刘长佑、刘坤一、魏光焘、魏仲青、魏繇、谭人凤、袁吉六、樊锥、蔡锷、刘达武、李抱一、石醉六、匡互生、孙俍工、吕振羽、严怪愚、尹如圭等都有质量或数量可观的诗词创作。其中江忠源诗虽数量不多，但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英雄豪气和忧国忧民的情怀，及对友人的侠肝义胆。其诗清代《啁啾漫记》谓之“才气浩瀚”“有浩然不可遏抑之气”[24]21-22。《湘雅摭残》评为“皆性情中语，不事雕琢”[21]111。刘长佑在《湖湘文库·刘长佑集》中仅存诗40首，且大多为歌颂皇恩的“台阁体”，价值不大。民主先驱蔡锷的诗词虽数量较少，但集中反映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英雄气概。据邓江祁考证，蔡锷于1907年至1908年以“击椎生”为笔名在《云南》杂志发表了一批律绝。这些诗词典雅庄重、感时忧世、承续传统，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如七绝《杂感十首》、七律《感怀二首》《感时二首》等[25]。辛亥革命元勋谭人凤著有《石叟牌词》，据邓江祁考证，大概作于1917年春至1919年春，内容为谭人凤20多年革命活动的回顾和总结，是其“自叙平生事状”的自传性著作[26]。章太炎在序中说:“石屏所作牌词，自叙平生事状可也。”[26]除《石叟牌词》外，其他作品大多为挽怀革命同志的悼亡之作和纪念辛亥革命之作。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吕振羽逝世后，其夫人江明、儿子吕坚将其平生所作诗歌辑为《吕振羽诗选》。吕振羽诗歌以旧诗为主，但间有白话新诗，除少量七绝外，大多为不讲究平仄对仗、不避重字、用韵较宽偶尔不押韵的“自由体”诗，其旧诗不事雕琢、较为随意，语言雅俗共赏，充分体现了诗歌发展新旧交替过渡时期的特点，没有文人的雅致，但具有保留历史资料的自觉意识。吕振羽诗词以历史学家的独特角度反映时代和社会，充分展示一位革命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和情感世界，书写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祖国、人民的热爱，对革命的忠贞和与夫人的相濡以沫之情[27]。革命烈士尹如圭(1918—1949)，名国瑞，字景星，今邵东市流光岭乡桃花村人。历任邵阳《劲报》社社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解放部队湘中第二支队司令员兼政委。1949年7月英勇牺牲，时年31岁。工诗词，其作品慷慨激昂，少作无聊遣兴，有《尹如圭烈士诗抄》刊印传世，收录诗词作品228首。马少侨认为其诗歌是时代性、个性和艺术性的结晶[28]71。羊春秋认为其田园诗有韦应物、柳宗元的诗风，表现了他作为革命烈士性格的多样化、感情的复杂化，看似闲适其实是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压抑之情[28]15。

清末民初，民智渐开，男女平权运动促使女性意识不断觉醒，以聂袭、刘韵琴等为代表的邵阳女诗人亦不断涌现。聂袭(1877—1942)，字珮兰，祖籍衡阳，出身于书香门第，23岁嫁与邵东流光岭太学生曾实秋为妻。15岁能作诗，以一首《春日晓起》“春风吹透碧罗裳，斜倚雕栏怯晓装。怪的呢喃浑不住，后园又报李花芳”崭露头角。著有《吟香阁集》，存诗239首，其自序阐明自己的写作初衷：“每遇忠孝节义之苦情，往往悲从中来，不知涕之何从，或借诗歌以见志。”[29]尤以《哭夫诗》31章为人称道，曾廉称之为“《柏舟》之遗”，诗人杨季濬题词：“巫峡啼猿不断肠，聂家诗句自凄凉。空闺无限青年女，怕读哭夫三十章。”[29]给予高度评价。1970年再版，羊春秋题《人月圆》三曲冠于卷首，赞其“点点斑斑都是泪，浸透哭夫诗”[29]。诗人何严撰写前言，称其“字字血泪，语语深情，一自肺腑流出，不失为人间真诗”[29]。

刘韵琴(1883—1945)，字羽诜，清末著名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孙女，出生于江苏兴化。“九岁能诗，及笄文名籍甚”[30]1，婚后随夫居邵，在女子学校任教，以开启民智、救国救民为己任。刘韵琴在邵阳的活动，限于资料的缺乏，已经难以考证，但《邵阳市志·人物传》将其误为生于宝庆府城(今邵阳市区)，可见其对邵阳的影响。其在湘期间结识秋瑾，与之交往。1912年赴日留学，留日期间，与黄兴、宋教仁、谭延闿、邵飘萍等人交往，参加反帝反袁革命斗争。1915年春，留日学生总会被袁世凯勒令解散，刘韵琴被迫中断学业回国。同年，她被上海《中华新报》馆聘用，成为我国最早的女新闻记者，积极议政，时《中华新报》记者陈荣广在《韵琴杂著》序言中称赞“吾国女界能以文字托业于新闻，影响政局、启迪人群者，当推刘女士韵琴始矣”[30]3。著有《韵琴杂著》，收有诗词96首，其革命思想亦反映在诗词中，在当时具有广泛影响。

四、现当代是邵阳诗词从沉寂到复兴的时期：以刘永济为代表的学者诗人群体出现

现当代邵阳籍诗人多为学者，创作与理论并重，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刘永济、李冰若、羊春秋、曾仲珊、陈贻焮等(以齿序)。

刘永济(1887—1966)，字弘度，别号诵帚，斋名易简，新宁县人。现代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诗词家。著有《诵帚庵词》《云巢诗存》《刘永济词集》等多部诗词作品集。是20世纪推动中国词学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的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31]。当代美学大师朱光潜为其词集《惊燕集》题词曰：“谐婉似清照，明快似东坡，冷峭似白石，洗净铅华，深秀在骨，是犹永嘉之末，闻正始之音也。”[32]认为其词兼采北宋以来大词家之长，洗净铅华，深秀在骨，而国亡家恨，寄慨遥深，民国以来未之有也。程千帆在《忆刘永济先生》一文中认为，刘永济“将冯之深婉、苏之豪放、姜之清刚、吴之丽密，合一炉而冶之”[33]。刘永济幼承家学(其祖为晚清重臣刘长佑)，后师从近代著名词家况蕙风(周颐)、朱彊村(祖谋)学词，秉承况周颐词要“重、拙、大”的理论，字里行间往往充满了一种无可奈何之境、万不得已之情。词作风格渊源于宋代词人吴文英、姜夔，追求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一中所说的“填词固以可解不可解，所谓烟水迷离之致，为无上乘耶”[34]11的境界，其词曲折隐晦，喜用典故，呈现出婉约典雅，如同烟水迷离般的境界。

李冰若(1899—1939)，字锡炯，晚自号栩庄主人，新宁县人。1924年入广州中山大学。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参加总政治部工作。1929年任教于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历任讲师、教授。1938年至中央军校第二分校(原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37年冬改名，校址由武昌迁至湖南武冈)任上校政治教官。1939年赴重庆，9月病卒。是词曲大师吴梅的高足，著有《苌楚轩诗》《闲庐余事》《绿梦庵词》各一卷。著述大都散失，仅存《花间集评注》《栩庄诗词集》(与夫人翟涤尘合作)传世，今存诗词160多首。李冰若诗词各体兼备，尤以五律、七律见长，古风跌宕气长，词作深沉秀雅。

羊春秋(1922—2000)，字子高，别署公羊，邵东市人。著名的韵文学家、诗人。长期担任湘潭大学教授、顾问、中文系主任，曾任中国韵文学会会长、中国散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湖南省诗词协会名誉会长。著有《散曲通论》《唐诗百讲》《校点宋十大名家词》《元曲通论》《李群玉诗集辑注》等几十部著作，代表作《散曲通论》被誉为“当代散曲研究的丰碑”。创作的诗词曲在全国有较大影响，被誉为“学界诗人和诗界学人”[35]119，被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赵义山推许：“700年湖湘散曲史上，深谙曲体三昧而如此圆熟老辣、涉笔成趣、成就卓荦者，羊氏一人而已。”[35]120著有《羊春秋散曲集》，共收作品150首。其散曲情深意挚、语隽律熟、气豪境阔。在发扬传统散曲讽世精神的基础上，抒发戏谑、牢骚、隐逸思想，呈现出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风格上趋于沉郁、愤激、雄浑，呈正大之境与磊落、豪迈之情。从其散曲的总体成就来论，“不仅是湖湘古今曲坛巨擘，而且也是20世纪中国曲坛上难得的大家”[36]。

曾仲珊，1922年生，洞口县人，笔名仲玉。曾任湖南省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语文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省语言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省方言研究会第一届会长等。是中国韵文学会首批会员，著有《校点〈急就篇〉颜王注本》《姜白石诗注》《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等。1941年考入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1947年毕业后曾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及湖南省第六师范、洞庭中学任教。共撰写诗词500余首，结集为《仲珊诗词存稿》《仲珊诗词存稿续编》。其诗词作品豪健明快，为叶圣陶、余冠英等众多名家所称赏。马积高认为其诗词前期“遭时多故，其忧深，其思广，故所作多豪横之词，奇奥之境”，后期“趋于平和与清秀矣”，“高者自辟新境，超绝流俗，而世运之升降、民生之忧乐、个人之际遇即寓其中”[37]2。羊春秋认为其“笔力雄苍，韵致高远，景语情语，妙合无垠；诗律词律，协和尽美”[37]5。其《玉楼春·一九八四年九月至大连开会，归途登泰山》一词，陈贻焮评为“词清绝，击节相赏，洵倚声中之长吉歌诗也”[37]45。《满庭芳·登岳阳楼》一词，张中行评为“新话新境，已跳出唐宋人窠臼”[37]30，刘征评为“奇气满纸，造境前无古人”[37]30。

陈贻焮(1924—2000)，字一新，新宁县人。出生于书香世家，幼承家学，祖父和父亲都擅长诗词，亲戚中有刘永济和李冰若两位著名的学者诗人，后成为李冰若之婿。陈贻焮是当代著名的唐诗专家、杜甫研究专家、文学史家、诗人，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诗学研究会副理事长。著有《杜甫评传》《王维诗选》《孟浩然诗选》《唐诗论丛》《论诗杂著》等几十部著作，诗集有《梅棣盫诗词集》等。早期诗受随园性灵派的影响，呈多愁善感之态、青春迟暮之感；后期表现了成熟的中年人浑厚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绝句风神高朗而兴托幽微；晚年诗自然平易，五古稳健高古。其诗词在继承古典诗歌语言风格的同时，注意从日常语言中提炼诗歌语言，是对新时期的诗词复苏起了推动作用的重要人物之一[38]。

新中国成立后，白话新诗取得诗坛领导地位，旧体诗词创作渐次退出文坛，刘永济等著名诗词家也少有作品。“大跃进”时期出现了“新民歌运动”的群众性诗歌创作热潮，这一时期，邵阳涌现了农民诗人匡荣归。匡荣归(1927—2012)，邵东市人，字宗华，自号“天野狂客”，人称“匡癫子”，父母早亡，孤苦一生，孑然终老。匡荣归以其创作的系列反映“大跃进”生产生活内容的新民歌得到了毛泽东、郭沫若的肯定，代表作有《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集中体现了“新民歌”的理论主张：大胆的幻想，准确的比喻，鲜明的形象，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褒之者认为是诗歌的想象，贬之者认为是“浮夸风”的诗意表达，是对政治的简单图解，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匡荣归著有《匡荣归诗歌选》，其后来的诗词乏善可陈。“文革”时期，由于特殊的政治氛围，旧体诗词所体现出的文人趣味被视为“封建糟粕”，诗词创作一度沉寂。隆回县金石桥镇有一位女诗人陈筠(又名陈含英)坚持地下创作，其后来因婚姻不幸含恨而死。改革开放后，政治环境宽松，文艺创作“百花齐放”。1985年4月21日，邵阳市诗词协会的前身湖南省岳麓诗社邵阳分社创立，首任社长为马少侨，副社长为肖玉苍、鲁之洛等，名誉社长为陈新宪。1988年4月，岳麓诗社邵阳分社更名为邵阳诗社。马少侨(1920—2006)，又名远兼，字政交，号啸樵，晚年又号晚晴楼主人，隆回县人，当代民族史学家、楚辞学专家。著有《清代苗民起义》《邵阳历史钩沉》等，其研究成果被英国《剑桥中国史》引用，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苗史研究的开拓者。青年时期师从宗子威，加入萸江诗社，为南社湘集成员，邵阳市诗词协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湖南省诗词协会名誉会长、邵阳市诗词协会会长。诗作颇丰，著有《马少侨诗词选》《马少侨诗词续选》。今人辑有《马少侨诗文选集》(傅治同主编)，收录诗词近600首。南社对马少侨的影响使他形成了以晚唐诗派讲求艺术与南社诗派追求革命相结合的创作风格，其以文学的手法真实地再现历史场景和时代变迁，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身处历史情境中个人的思想感情[39]。在提倡新诗写作、旧体诗词创作日渐衰微的背景下，曾志素、曾光炎、刘一禾、黄其佑、马少侨、肖玉苍、傅治同、刘宝田、杨子怡、张正清、伍玉求、张先军、谢卫民(以齿序)等人的诗词创作和钟九胜等人的诗词评论对邵阳诗词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连接作用。

傅治同，1936年生，字真人，号无求斋主人，籍贯湘乡，现居邵阳市。系邵阳学院文学院教授、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魏源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邵阳学院魏源研究所名誉所长、邵阳市诗词协会顾问。曾任全国大专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韵文学会会员、湖南省古代文学学会理事、湖南省政协常委、邵阳市政协副主席、湖南省诗词协会常务理事、邵阳市诗词协会会长。1955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师从刘永济、刘赜、黄焯、程千帆、胡国瑞等名师。1962年调任邵阳师专中文科，居邵近60年，其诗词教学和创作对邵阳诗词贡献巨大，有《治同文存》3卷传世。傅治同与马少侨交谊甚厚，两人相互影响，其诗词追求时代性、批判性，语言入古出新、活泼洒脱。

杨子怡，1955年生，新邵县人。原惠州学院中文系教授，现任教于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任中华诗教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诗词学会常务理事，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中国韵文学会、中华诗词学会、国际《诗经》学术研究会会员。早期诗词创作师从傅治同，在全国有较大影响，曾获第三届华夏诗词大奖赛二等奖、广东省诗词大赛三等奖。学术著作有《中国古典诗歌的文化解读》《韩愈刺潮与苏轼寓惠比较研究》，诗词集有《篱边虫语》《木雁斋诗赋选》等。其诗词关注现实，坚持批判立场，诗风雅正，婉而多讽，保持中国知识分子传统，抒发国家情感、民族情感和个人主观情感，反映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仍然注重民族气节的文化心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黄其佑。黄其佑(1917—2014)，自号筠庐居士[40]17，长沙县人，民主革命先驱黄兴是其族叔祖。早年任职于国民政府财政部，1952年移居洞口县高沙镇巴水村，任教于洞口县第三中学(原蓼湄中学)。与诗词名家陈贻焮、孔凡章、李庆苏等多有交往。著有诗词集《筠庐吟稿》等，其诗作多毁于“文革”，今不存，故诗名鲜为人知[40]34。

1995年11月邵阳市诗词协会成立，至今先后召开了八次会员大会，市级以上会员发展到1 000多人，全市有各级诗词协会会员6 000多人，遍及市辖7县2市3区。各县区均成立了县一级的诗词组织，还辖有14个乡镇分会，市、县各级会刊出刊200多辑。协会开展诗词进校园、进农村、进工厂、进机关、进社区活动，涌现出不少在市内外、省内外有影响的诗人和作品。新邵县获得“中华诗词之乡”的殊荣，邵东市佘田桥镇、新邵县潭溪镇、隆回县司门前镇荣获湖南省诗词协会授予的“湖南诗词之乡”奖牌。2016年11月28日，协会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八届理事会，会长张正清(邵阳地方志专家，诗人，著有诗集《紫陌清风》)、常务副会长张先军(诗人，评论家，著有诗集《儃佪集》)。成功组织举办了纪念蔡锷将军去世100周年“松坡杯”全球诗词大赛等重要赛事，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协会选送作品参编《湖南当代诗词选(第三辑)》，邵阳104位诗人的作品入编，人数居全省第二名。同时，依托邵阳广播电视大学建立邵阳市诗词文化图书馆，藏书近1万册。2018年4月4日，洞口县“外卖小哥”雷海为在《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总决赛中荣获冠军。2018年10月16日，绥宁县荣获湖南省诗词协会授予的“散曲之乡”奖牌。2019年9月，绥宁县荣获中华诗词学会授予的“中华散曲之乡”称号。2019年9月25日，个人诗词园“费世明诗词园”建立，该园是由农民诗人费世明自费投资创建的一项文化景点工程，是邵阳市诗词协会创作基地。

五、结语

邵阳诗词源远流长，屈原、王昌龄、陈与义等大诗人对邵阳诗词都产生过深远影响。明代以前，邵阳诗歌活动不算特别突出。唐代胡曾作为选入《全唐诗》的湖南为数不多的诗人(另有澧州李群玉、长沙刘蜕、益阳齐己)之一，在诗歌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有明一代，邵阳诗人辈出。至清代，以“湘中五子”为代表的湖湘诗派和魏源山水诗的出现，使邵阳诗词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了开宗立派的重要影响。现当代诗人刘永济等承前启后，弦歌不绝。改革开放后邵阳市诗词协会成立，邵阳诗词创作呈现出全面复兴的新气象。胡曾、邓辅纶、魏源等人的诗词艺术已得到学术界多方位研究和肯定，而李道纯、邹汉勋、曾廉、李冰若、陈贻焮等人的诗词却长期被学术界忽略，邓绎、刘永济、羊春秋等人的诗词研究虽已有人涉足，但还远远不够，有待深入挖掘。同时，邵阳诗词的发展为何呈现出如此面貌的原因、邵阳诗词教育对邵阳人性格和邵阳地方文化的影响等，有待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