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家书研究

党春秋， 成娟阳

(中南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0)

“家”字，《说文解字》中许慎的解释是“宀，交覆深屋也”[1]150，“豕，彘也”[1]196，引申即为同一个房屋内，共同拥有财富的人们。“书”之含义，经历了由大到小变化。最初阶段，任何写出来的文字均可称为书。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称:“著于竹帛谓之书。”[1]11当时写在竹简棉帛上的文字均为“书”。春秋战国时期，“书”才开始具有书信的含义。《文心雕龙·书记》载：“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2]277意思是说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交流日渐频繁，礼节颇多。在此背景下，交流思想，传达情感的书信随之产生。西汉时人孔安国在《尚书·序》中提到秦始皇焚书坑儒，天下学者奔逃时，“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3]11。结合史料知识，这里的家书应是“书籍”，非现代意义的家书。直到明代，吴讷在《文章辨体序说·书》中，提到过去大臣向皇帝写的奏章或朋友间的书信都称为“书”，到了明代“臣僚上言，名曰‘表奏’，惟朋旧间，则曰‘书’而已”[4]41。此时书才与其他公文有明确区分，朋友之间书信称之为书，脱离公牍的性质，专属私人交流范畴。

本篇所讨论家书，主要指以婚姻、血缘关系为联系的家族成员之间的书信，不包括公文及友人书信。以清代严可均所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为据，西汉时期家书留存至今不足10篇，东汉时期家书共66篇。东汉家书逐步走向繁荣，其书写主体多元化，共涉及作家47位，内容涉及家庭教育、夫妻情感、军国大事等方方面面，有着重要的社会价值与文学价值。本文尝试从文本内容和风格特色方面进行分析。

一、诫子书

诫子书，是以教导子孙后辈为主要内容的家书。文体上主要有“遗令”“遗命”“诫子”“敕子”等多种名称。据刘勰《文心雕龙》载，从西汉高祖《敕太子》到东汉马援所处的时代，诫子书的创作数量逐步增多[5]360。现存东汉诫子书共30篇，约占东汉家书数量的一半，以文本内容为研究基础，其文化意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薄葬终制观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及文明程度提高，儒家思想稳固，礼学逐步完善，儒家孝道及灵魂不灭的观念促使汉代厚葬风气逐步形成。20世纪七十年代“妇好墓”出土随葬品1 928件之多，可见厚葬之风气，后世延续如是。汉代社会后期，“举孝廉”对孝过度提倡，《潜夫论·务本》记载：“养生顺志，所以为孝也。今多违志俭养，约生以待终。终没之后，乃崇饬丧纪以言孝，盛飨宾旅以求名。”[6]19这就指出汉代当时“薄养厚葬”的现象。西汉文帝刘恒在诏令中指斥厚葬弊病，但对厚葬风气改善甚微，武帝时人杨王孙用裸葬对抗厚葬，指责厚葬使亡者不得所安，物不得其所，并借用先秦道家的观点从形神关系上说明人死即神离，厚葬于亡者无益。光武帝时诏令禁止厚葬：“富者奢僭，贫者殚财，法令不能禁，礼仪不能止，仓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终之义。”[7]73倡导薄葬的呼声终汉一代此起彼伏，但薄葬终究没有形成风气。现存涉及薄葬的遗言共有23篇，约占现存东汉家书的35%。学者们对汉代的葬礼观念有了比较充分的探讨，基本认同了有汉一代尽管有提倡薄葬的士人，但是从总体上还是盛行厚葬习俗的观点。学术界多对厚葬成因进行探讨，零星篇章提及或简单讨论薄葬原由，如蔡雁彬《从诫子书看汉魏六朝终制观》、党超《汉代厚葬原因的再探讨》、徐国荣《东汉儒学名士薄葬之风和吊祭活动的文化蕴涵》等。综合来看，厚葬风气下，有识之士对薄葬之风的倡导与统治者的提倡、盗墓的盛行、儒家思想式微及清流对浊流的对抗等有关。前人已提观点不再赘述，此处从作者生平及文学创作出发，结合后世评价，尝试对其遗言薄葬成因进行浅析。

国家社稷出发点。能够保存至今的东汉家书，其作者无外乎是士大夫、门阀世家、皇亲贵胄等上层社会人物，相对于下层百姓，其生活与政治密切相关。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对这一方面较少探讨。梁商，其女封为皇后，其妹立为贵人，家族世袭侯爵。梁商本人不以外戚身份作威作福，行事低调严谨，举荐了一大批贤人，如李固、陈龟、周举等人。遇到荒灾年岁，他赈灾救民，却不宣传自己的善举。于是“京师翕然，称为良辅，帝委重焉”[8]788。永健六年秋，梁商病笃，在《病笃敕子冀》中，他说：“生无以辅益朝廷，死必耗费帑藏……虽云礼制，亦有权时。今边境不宁，盗贼未息，岂宜重为国损！”[8]789认为自己平生没有为国家做出贡献，去世后还要耗费大量金银宝器，如今国家边境不得安宁，不宜因为自己又让国家受损。遗言中他除交代去世后丧葬流程外，其余均为从国家社稷角度考量。张酺，为人质朴严厉，学识渊博，多次御前讲解《尚书》，教授东宫，深得太子敬重。后章帝称赞他做侍讲时：“屡有谏正，訚訚侧侧，出于诚心，可谓有史鱼之风矣。”[8]1032张酺直言敢谏，对受顾命之托的窦氏处理妥帖，劝谏章帝将其罪行昭著，让天下人评之。《敕子蕃》中遗言薄葬：“欲率天下以俭。吾为三公，既不能宣扬王化，令吏人从制，岂可不务节约乎？”[9]643张酺父亲去世时，和帝派使者前来，张酺去世时，和帝又亲自着丧服送葬，他在朝廷地位可见一斑。张酺选择薄葬，是对当时风气的一种矫正，希望天下可以俭朴。为国家社稷考虑，是众多高官贵族选择薄葬的重要原因。

个人习惯与观念。由于个人原因而选择薄葬者所占比重较大。周磐，年少时游历京都，“好礼有行，非典谟不言，诸儒宗之”[8]881，熟读《尚书》《左传》等儒学名作，生活简朴。去世时他遗言棺椁足以周身便可，不做墓道，垂直入棺即可。周磐身为高官多年，归乡后门徒近千人，物质生活条件足以支撑更好的归葬礼仪。汉代认为人去世后的世界是生前世界的延续，周磐在薄葬的礼制中特地要求二尺四寸简，书写尧典，并刀、笔各一。周磐对葬仪要求简单，却额外提出对书简的准备。赵咨，年少时举孝廉，范晔《后汉书》记载“咨在官清简，计日受奉，豪党畏其俭节”[8]883。官员的处政风格，是由其性格或人格综合塑造而成。赵咨在《遗书敕子胤》中倡导薄葬，正与其性格和观念相符合。

汉代儒学复古的影响。部分学者将东汉的薄葬遗言归因于儒家思想的式微，实则不然。党超《汉代厚葬原因的再探讨》引孔子诸多语录，总结出儒家本身是反对厚葬的，笔者在接受此观点的同时，认为东汉提倡薄葬，受到儒学复古思潮影响[10]。汉代礼制是在秦代礼制的基础上做小的更改，汉武帝为巩固中央集权，采用董仲舒的一系列主张，使儒家学说处于独尊的地位，并开始有意识学习周代礼仪制度来补充本朝礼仪的不足，兴起以复兴古礼为目的的儒学复古运动，“元始改制”即是这场运动的结果。“元始改制”带来的变化被东汉承袭。赵咨《遗书敕子胤》详细阐述从古至今葬礼的变迁。古人最初归葬只是用薪做为殓服，到了黄帝之时始用棺椁。周代时礼制完备，贵贱有异。战国时礼崩乐坏，厚葬风气尤盛。“虽有仲尼重明周礼，墨子勉以古道，犹不能御也。是以华夏之士，争相陵尚，违礼之本，事礼之末，务礼之华，弃礼之实……废事生而营终亡，替所养而为厚葬，岂云圣人制礼之意乎？”[9]835其因孔子和墨子，感慨周礼崩坏，反对战国之后衍生的厚葬之风，思想整体上同东汉儒学对周礼复古如出一辙。

(二)尊崇儒家处事之道

诫子书以教育下一代为根本目的，儒家思想是教育的主要内容。儒家学说可谓有汉一代的主流思想，儒学在汉朝出现兴盛的局面。光武帝崇儒，东汉在继承了前代儒家思想的同时继续发展儒学。“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8]1717至明帝时，其亲自向儒生讲经，观听人数众多。章帝多次诏大儒教授儒家经典。虽邓后称制至此后数年，学者有所懈怠，章句浮华，但儒学仍为主要内容主导思想。在这样的文化风气之下，各家族仍是以儒家经典为教导子孙的主要内容。

张奂，敦煌人，早年师从朱宠，学习儒家经典，删减《牟氏章句》，受到汉恒帝褒奖，举贤良时策试第一。晚年其回乡授书，弟子千余人，有比较高的儒学文化修养。其兄早逝，遗留两个侄儿由张奂抚养。《诫兄子书》[9]823开篇奠定基调，叙述其早年丧父、乡人对兄子有褒有贬。教导仲祉尊长爱幼，以礼待人，不可恣意轻言。称赞叔时宽以待人，赢得乡里的美誉，希望二人将谦恭的道理谨记在心。后举出遽伯玉事例，劝诫二人及时改正错误。他要求侄子标榜贤人、行为严谨、虚心受教、规范言行，这是规范的儒家教育之道。

郑玄，父兄均务农为生，弱冠之年因家中穷困，谋生计任乡啬夫。勤学好问，入太学折节读书，后跟从经学大师马融学习。汉代经学至郑玄处才实现统一。《后汉书》载：“建安元年，自徐州还高密，道遇黄巾贼数万人，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境。”[8]812郑玄在当时声望可见一斑。《诫子益恩书》作于公元197年，此年郑玄七十岁，恐病而不起，给独子郑益恩写出这封书信。“其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徒以亡亲，坟垄未成，所好群书，率皆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勤力务时，无恤饥寒，菲饮食，薄衣服……”[9]926郑玄子仅益恩一人，因其没有同胞可以依靠，郑玄担忧之情溢于言表。家书从三个方面教导益恩：首先，加强自身道德修养，要恭敬、威严、谨慎、有礼仪；其次，希望子承父业；再次，教子勤奋、节俭、自立。

(三)人物品评之风盛行

人物品评之风的源头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但真正有目的人物品评出现在东汉时期。汉代实行“征辟制”和“察举制”，选官注重舆论性的评价，人物品评风气也日渐兴盛，品评人物的著作也大量出现。此时对人才的品评及选拔，将儒家倡导的德行修养作为标准，朝廷通过接受乡邻间清议、考量人物舆论的好坏来判定选录人才与否。清代赵翼提到：“驯至东汉，其风益盛，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11]102在这样的背景下，品评人物、训诫子孙的家书时有出现。在《诫兄子严敦书》这篇家书中，马援认为“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讫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将下车辄切齿”[9]563。劝诫兄子严、敦二人勿议论人长短，言行谨慎，龙伯高、杜季良均有贤名，然而杜季良清、浊兼交，马援心忧子孙学虎不成反类狗，不愿让子孙效法此人。张奂在《诫兄子书》中言“遽伯玉年五十，见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9]823。杜泰姬《教子》亦云“昔西门豹佩韦以自宽，宓子贱带弦以自急”[9]990。举遽伯玉、西门豹等人进行评价，虽不是长篇议论，但语言继承《论语》的品评风格，以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为德行为标准，后世书信品评开启先河。

诫子书作为家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史以及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汉代诫子书在继承前朝基础上又有大的突破，其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基础上，融入新的时代内涵，倡导薄葬，品评人物，使得汉代诫子书具有新的内涵与面貌。

二、其他家书

东汉家书除诫子书外，还有近30篇家书，其内容驳杂，所涉范围较广，难以将其归入某一类，故均归入其他家书。笔者尝试从形象角度将其分类，并阐释其文化意蕴。

(一)与汉乐府诗、《古诗十九首》迥异的女性形象

汉乐府诗及《古诗十九首》是汉代具有代表性的诗歌作品，其中涉及女性形象的作品较多。对比东汉家书和这两部作品中所反映的女性形象，对了解东汉不同社会阶层制度及礼教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据《玉台新咏》和《乐府诗集》统计，汉乐府描写女性的诗歌一共29首，大部分为民歌，极少部分为文人写作。如《上邪》《白头吟》《艳歌何尝行》等，这其中的女性更加果敢、坚毅。面对爱情失意及无理调戏时，她们具有强烈反抗精神，这是对汉代中下层女性的多维度展示。《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应该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多抒发游子羁旅愁绪与彷徨、朋友或夫妇间的离别伤感。其中女性重视对自我价值和生命的审视，虽然是通过文人之手书写，但这正是对女性心声的一种反映[12]。留存至今的东汉家书中，女性作者共有6位，身份属于社会的中上层。其学识、修养更加深厚，与《古诗十九》及汉乐府诗中的民间女性形象相比，有其独特之处。

汉代女性在社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汉文化融合多种文化内涵，儒学礼制还不能规范所有的社会层面，‘夫为妻纲’的专制性别格局还未形成。”[13]14汉代初建之时，妇女可以封侯封邑，后董仲舒明确提出“三纲五常”，女性活动范围才逐渐从政治社会逐渐退居至家庭当中。商周时期，有为宫中内眷请女师的制度，这种制度为士大夫所效仿。至汉代，这种制度依然存在。一大批女性通过宫廷或家庭之学，接受较为正规的经史学习，包括对礼教内容的学习。东汉建初四年(79年)，章帝在白虎观召集群臣，汇成《白虎通》，当中就有强调女性要尊从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的内容。除此之外，班彪之女班昭，集礼教大成作书《女诫》。七则分别强调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8]1883-1885。“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8]1883强调面对家庭成员都要谦卑、曲从。“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8]1884据《后汉书》载，班昭继兄著《汉书》，为皇后诸贵人师事，邓太后临朝与闻政事，古文大家马融从班昭读《汉书》等，班昭学识修养能够得到如此认可，这不仅是班昭个人才质的原因，更是汉代重视女权、重视女性教育的结果。同样，班昭《女诫》体现了女性自觉遵循礼教，这是一套较为苛刻的理想化教材。《后汉书》评价其“有助内训”[8]1882。经学大家马融也敦促妻女学习《女诫》。可见对《女诫》的推崇是当时的主流思想，少数人如曹世叔妹妹等提出反驳，但声音很快就被淹没。

现存东汉家书中女性作者共6位，作品9首。这些家书以独特的性别视角书写文字，对了解东汉上层社会中女性精神风貌具有独特意义。李文姬，太尉李固女，《后汉书》称其“贤而有智”[8]1412。李固遭梁冀陷害，李文姬在《敕弟燮》中告诫其弟：“先公为汉忠臣，虽死之日，尤生之年……慎勿有一言加梁氏，加梁氏则连主上，是又掇祸也……”[9]990梁冀构陷李固，李固二子基、兹皆卒于狱中，唯李燮得李文姬藏匿，才得活命。十余年后梁冀被诛杀，天下大赦，此时姐弟相见，李文姬作此篇警诫其弟。虽历尽艰险，李固冤案终于沉冤得雪，但李文姬站在政治角度告诫其弟如何处事，后李燮拜安平相，后擢河南尹。李燮侥幸逃亡，有所成就，很难不归因于李文姬的贤而有智。杜泰姬《教子》中所说并非家长里短，显示其有较高的文学涵养：“中人性情，可上可下，在其检耳……昔西门豹佩韦以自宽，宓子贱带弦以自急。”[9]990告诫子孙入恶还是成为名士，关键在于是否“改身以恒”，要向西门豹等人学习，知错即改，持之以恒。在《诫诸女及妇》中，她强调女性根本在“正”及“顺”，从威仪、礼貌、恭敬、勤恪、孝顺等方面规范家中女及妇。同样，杨礼珪《敕二妇》中表达的同样的情感，强调思善，知劳苦，不可安逸。

从现存东汉家书来看，这些女性学识修养普遍较高，言辞引经据典，或参与政治，或品评人物，或以贤者之行引导子孙等。同时，和汉乐府诗、《古诗十九首》相比，这些上层社会的女性在处事中会自觉遵循礼教，并将对礼教的遵循贯穿在对家中女性的教导中。对比来看，汉乐府诗《青青河畔草》“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14]55的诗句表达了个人情感需求与内心感受，与当时的礼教观念大相违背，但在民间广为流传，可见这种观念在当时是被接受和允许的。《白头吟》中女主人公对待有二心的男子态度决绝果断，“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14]36，与班昭《女诫》专心一则所提出的“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所不同。

汉代社会中礼教在不断加强，但从东汉家书中女性的作品及汉乐府诗及《古诗十九首》的比较中，可以发现：上层社会女性广泛对礼教自发与自愿遵循，但中下层女性的行为与官方倡导的礼教有所冲突。

(二)诗文俱秀发——秦嘉、徐淑

秦嘉、徐淑，《后汉书》未载，仅在《隋书·经籍志》《玉台新咏》中有少许记载。后人只能通过他人文集及两人所作诗文对他们有一个大致了解。秦嘉、徐淑，汉阳郡人，东汉桓帝年间，秦嘉任郡上掾，需到洛阳上计。秦嘉到京师洛阳后，被召为黄门郎。秦嘉知此次离家时日必定久远，与其妻相聚亦难。当时徐淑生病卧床，身处母家，秦嘉临行前遣车前往迎接妻子，望与妻子临行话别。“又计往返，将弥时节……欲暂相见，有所嘱托，今遣车往，想必自立。”[9]834秦嘉不仅向妻子徐淑倾诉将行远路的怅然，更是将妻子作为自己情感的共鸣者，给予其尊重和地位。徐淑因病不能返回，秦嘉独坐无眠，想年少孤苦，长大后虽结连理，但欢聚短暂，还要独自一人前往京师洛阳，又不知何日才能回来，只能通过鸿雁传书、鱼传尺素来寄托对妻子的思念。《重报妻书》中他希望明镜、宝钗、好香、素琴能缓解妻子的病痛与孤独，望妻子“明镜可以鉴形，宝钗可以辉首，芳香可以馥身去秽，麝香可以辟恶气，素琴可以娱耳”[9]834。字字句句表达了对徐淑的深情厚义。此时妻子徐淑家中养病，没有心思览镜戴钗，唯翘首期盼，与秦嘉书信往来频频。《答夫秦嘉书》言：“自初承问，心愿东还，迫疾未宜，抱叹而已……”[9]990-991感慨疾病在身，既不可随夫上京，又不可叙别相送，恨不能展翅追随丈夫，诗文耐人寻味。两人的家书往来，情意含蓄而意味隽永，明代胡应麟《诗薮》中称赞“秦嘉夫妇往还曲折，具载诗中。真事具情，千秋如在，非他托兴可以比肩”[15]28。

(三)军政家书

这一类型家书多是坦露自己心志。建武二十四年(48年)，南郡苗人叛乱，光武帝刘秀任命马援为大将、耿舒等人为副将前往平叛，在行军策略方面耿舒与马援出现走水路与陆路的分歧，朝廷采纳了马援的意见，导致瘟疫横行，马援本人也因瘟疫去世。耿舒《与兄书》即在这时期写与兄长耿弇，“前舒上书当先击充，粮虽难运而兵马得用，军人数万争欲先奋。今壶头竟不得进，大众怫郁行死，诚可痛惜……今果疾疫，皆如舒言”[9]587。文章分析战争形势，初时军人士气高涨，如今瘟疫横行，随行随止，前后对比，态度鲜明。东汉后期，政治动荡混乱，文人武将饱受苦难，各自又都希望建功立业。同父异母的袁绍、袁术二人的性格与矛盾，在书信中可窥一二。韩馥《与袁术书议立刘虞为帝》，叙说献帝年幼，非先帝之子，刘虞德行声望颇高，且有光武帝这样的先例，力主刘虞称帝。在这样的背景下，兄长袁绍向袁术修书一封，《与袁术书》初看与韩馥观点大致相符，然而用三个反问“安可复信”“如何有疑，又室家见戮”“不念子胥可复北面乎”[9]639表达了疑虑，对刘虞称帝的反对态度隐隐可见。袁术《答袁绍书》中用“圣主聪睿，有周成之志……此乃汉家小厄之会，……‘室家见戮，可复北面’，此董卓所为，岂国家哉？……志在灭卓，不识其他”[9]640对袁绍来信内容逐一辩难，忠义、天命之词在信中随处可见，最终袁绍联合曹操将袁术击败。

当时士人尚未具有传播意识，书信更加真实自然，是了解人物的重要资料，可以补史书之不足，可以反映国家政治与军事，是认识东汉朝政大事的重要材料。

三、家书创作特色

家书作为传情达意的载体，以家族成员为受读对象，注重情感抒发，弱化语言技巧运用，更加真挚自然。和东汉同时期散文相比较，本文归纳出此时期家书的三个特点。

(一)铺陈直叙

东汉家书创作受《诗经》“赋”手法的影响。郑玄将“赋”解释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16]796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综合诸家观点，认为赋就是铺陈直叙，作者将思想感情及相关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17]64。张奂《诫兄子书》开篇追忆侄子早年丧父、财单艺薄的状况，开篇十五字，已为家书奠定下感情基调。其后指出仲祉目前不尊老、欺辱同辈人的问题，对比之下，夸赞另一侄子叔时，表达了“喜叔时得美称，悲汝得恶论”[9]823的感慨。同时他引遽伯玉四十九岁尚能改错的故事，劝诫仲祉思考自己所说的话。通篇言语质朴，又力透纸背。除此篇外，范冉《遗令敕子》、郑玄《诫子益恩书》、马援《诫兄子严敦书》、王修《诫子书》等，铺陈直叙，文词慨然。

更始时期，邳彤担任和成太守，王郎起兵，邳彤据城以待刘秀。王郎手书邳彤：“降者封爵，不降族灭。”[9]585面对这样的情况，邳彤《报父弟妻子》：“事君者不得顾家，彤亲属所以至今得安于信都者，刘公之恩也。公方争国事，彤不得复念私也。”[9]585面对灭族之危，君臣大义、血亲之恩取舍体现在邳彤短短的三十七个字中，无一字赘余。邳彤生活于属西汉与东汉交替之时，其行文仍体现了西汉散文浓渲染、重情感等的余绪。

总趋势上，东汉散文朝着骈俪化方向发展，模仿雕琢均有。然而这一时期的家书却是另一番景象，作品朴质自然，不注重文学技巧，说理劝诫娓娓道来，在平铺直叙中蕴含善恶褒贬，分寸恰当。

(二)情感真挚

明清之际，书信别集、总集的刊刻，强化了书信的著述化特征。正如周作人在《日记与尺牍》中所书，诗文小说这些是作后供他人阅读，雕琢修饰的痕迹就比较明显，而书信，尤其是家书，由于传播范围有限，情感更加真挚自然。按现存文献来看，东汉文人普遍未有将书信出版流传的行为，这一时期家书的阅读者仅仅是小部分的群体，家书在艺术方面与诗文相比虽不够凝练，但在情感方面真挚自然，饶有趣味。赵树功也认为秦汉时期的尺牍和源头接近，一切无套子，无束缚[18]85。

王叔文《诫子书》希望儿子珍惜光阴、谨慎交友、宽以待人、保重身体；袁安《临终遗令》中也感慨自己身为宰相，死后不能同葬祖墓，拜托母亲百年后照料葬在乡间的妻子。这些书信都感情充沛，脉脉温情洋溢其间，并非是经义说理与词藻堆砌。冯衍在两汉破立之际，经历了显赫到屯蹇，因与外戚关联而致仕。他博览群书，文章胸臆直抒，张溥称其“直达所怀，至今读之，尚想其扬眉抵几，呼天饮酒”[19]29。冯衍现存私书5篇，家书2篇。其中《与妇弟任武达书》向内弟痛诉妻子种种劣行，表达不满，强调与任氏离异非一时兴起，而是长久思索之后的决定：“计妇当去久矣。”向任武达表达了自己面对妻子行径的内心感受：“痛彻苍天，毒流五脏，愁令人不赖生，忿令人不顾祸。”“不去此妇，则家不宁;不去此妇，则家不清;不去此妇，则福不生;不去此妇，则事不成。”[9]582结尾之处，排比阐释，更表达了冯衍在岁暮之时未与任氏离异的悔恨，字句情深，读之估计旁人已无力反驳其决心。

(三)口语化的表达方式

刘熙载《艺概》提及：“东汉文浸入排丽。”[20]47东汉散文朝着骈俪化方向发展，文词雕饰虽然不多，但是却喜正反对比说理，文风浮华，依靠句式整饬来起渲染或强调作用，大量运用典故。东汉是骈文形成的重要时期，然而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家书语言清新、通俗易通，整体而言呈现出口语化倾向。家书因其独特的呈现对象，多数写作者和阅读者的关系是父与子、兄与弟等，强调的是道理与情感，语言质朴如白话居多。

口语化倾向在遗令类文章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杨春卿《临命戎子统》采用口语化方式告诫杨统绨帙中有先祖所传秘记，全文十九字，言简意赅。马融是东汉重要的经学家，“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8]1333，一生注书颇多。其《遗令》有“穿中除五时衣，但得施逢绢单衣，冢中不得下铜唾壶”[9]571之语。在当时文章崇尚骈俪化的背景下，言语直白如话，辞章简洁，这也只能是在家书中存在。来歙《被刺自书遗表》文词平易，糅合口语，通篇摒弃了经文的繁缛。来歙被刺，自责不称职，让朝廷蒙羞，就向皇帝推荐段襄，又担心兄弟获罪，故请求皇帝垂怜。言辞恳切，读之如在耳目之边，一位尽职尽责、举荐贤能、关心兄弟的士大夫形象跃然纸上。袁宏《临卒敕其子》吩咐“勿设殡棺材，但著禅衫疏布单衣幅巾，亲尸于板床之上，以五百墼为藏”[9]638，详细交代身后葬仪规格，力求言辞准确。同袁宏家书类似的还有张霸《遗敕诸子》、周磐《令二子》、李固《临终敕其子》等，这些作品注重语言表达的准确性，语言表达力求简洁，具有口语化倾向，对后世具有重要影响。

家书在东汉逐步繁荣，尚处在源头阶段，较后世家书更为纯粹，没有著述化倾向，更能反映人文风貌。很多后世书信作品在这里都能寻到根，诸如口语化的风格，基本奠定了后来家书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