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湖湘文学的审美现代性

张 惠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205)

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一书中指出：“有两种彼此冲突却又相互依存的现代性——一种从社会上讲是进步的、理性的、竞争的、技术的；另一种从文化上讲是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它致力于对前一种现代性的基本价值观念进行非神秘化。”[1]293前一种现代性是启蒙现代性，是现代性的肯定形态；后一种现代性是审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否定形态，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和超越。当启蒙现代性所主张的工具理性日益遮蔽人的感性，审美现代性便以反思的姿态和超越的品格，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与自觉性。

当下学界对“湖湘文学的审美现代性”研究主要集中在现代性理论研究、湖湘文学的文化精神与审美品质研究、湖湘文学的现代转型研究三个方面。中国学者对现代性理论研究的成果已汗牛充栋，严家炎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中肯定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在现代性理论的引入之下,学界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学界对海派、京派以及女性文学创作的全新认识摆脱了以往主流文学史的遮蔽。欧阳友权的《湖湘文化与湖南文学的审美品格》、吴正锋的《论湖南文学与湖湘文化精神》高度概括和深度解释了湖湘文学的文化精神。梁迎春的《论道德革命与湖湘文学的现代转型》，提出了五四时期湖南的道德革命与湖湘文学的现代转型之间的关系。彭文忠的《湖湘文化空间文学的现代性扩拓》则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将湖湘文学的现代性空间进行了新的区分。综上所述，中国学者较成熟地探讨了现代性的理论问题以及湖湘文学的审美特征与现代转型问题，却很少将湖湘文学与审美现代性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本文以湖湘文学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其内在的审美现代性，总结出其抒情化与反思性的特征。湖湘文学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对现代性进行审美救赎的依托源于湖湘文学的两大源头：巫楚文化与地域民俗文化。崇尚自然、尊重生命、笃信鬼神、充满想象力和浪漫精神的巫楚文化使湖湘文化中的自然和世界恢复了它的神圣性；湖南奇异秀丽的风光、四季分明的气候、色彩纷呈的少数民族风俗又为湖湘作家的书写提供了广阔而独特的审美空间。湖湘文学的审美现代性，站在反思与批判启蒙现代性的视角，对进化论的时间观产生了质疑，对与都市对立的乡土空间进行了审美想象，对被理性所压抑的感性生命充分张扬，对现代化所造成的人性异化进行了反思。湖湘作家的审美现代性谱系，自20世纪20年代沈从文的文学创作，至20世纪80、90年代古华、韩少功、残雪的创作，到21世纪的王跃文的创作，绵延不息。

一、时间观：对进化论时间的质疑

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所主张的进化论时间观提出质疑。“五四”时期，中国的学者们吸收了西方启蒙主义直线向前的进化论时间观，这大大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循环时间观。现代作家在西方进化论时间观的影响下，开启了启蒙叙事和革命叙事。但在文学的世界里，时间并不是一直向前，新事物也不见得比旧事物要好。沈从文说：“生命已被‘时间’、‘人事’剥蚀快尽了，天空中鸟也不再在这原野上飞过投个影子。生存俨然只是烦琐继续烦琐，什么都无意义。”[2]73意思是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并非是时间的向前所赋予的，相反，在“过去”与“现在”的对照中，代表着“过去”的“乡村”，反而是诗意的向往、田园牧歌的理想。这种“过去”与“现在”对立的模式是审美现代性叙事的基本模式。

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中，确立了两大对立阵营：代表“现在”的都市是罪恶、堕落的代名词；代表“过去”的乡村则是人类理想的生命状态。沈从文的小说《媚金、豹子与那羊》叙述了一个久远而美好的爱情故事。白脸苗最美的女人媚金同凤凰族相貌极美又顶有美德的男子豹子，因唱歌成了一对，两人约好夜间往一个洞中相会。豹子预备牵一匹纯白毛色的小山羊送给媚金，为了找这只纯色山羊，豹子耽误了相会的时间，等了一夜的媚金，以为豹子骗了她，便用匕首插进了胸膛，待豹子找到白羊赶到，媚金已死，豹子便也自杀在女人身旁。这个故事，以原始本真的情感状态与现代的爱情游戏做了对照，在时间意识上，更是频频插入了现代的时间来对“过去”与“现在”进行评论：“地方的好习惯是消灭了，民族的热情是下降了，女人也慢慢的像中国女人，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显然是已经堕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他物质战胜成为无用东西了。”[3]356在故事的结尾，作者又插入一段：“白脸苗的女人，如今是再无这种热情的种子了。她们也仍然是能原谅男子，也仍然常常为男子牺牲，也仍然能用口唱出动人灵魂的歌，但都不能作媚金的行为了！”[3]368这里将“过去”与“现在”进行时间对照，过去的爱情坚贞、纯洁，现在的爱情肮脏、虚伪。这种对照流露出沈从文的时间意识，流露出他对过去的、原始古朴的时间的怀恋，对被现代文明悄然侵入的现在和未来的悲愁与担忧。

韩少功早期的作品中充满了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持有进步的时间观，如《西望茅草地》《回声》等，揭露了传统农民的劣根性。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韩少功以反思现代性为前提，主张进行寻根文学的创作。在时间意识上，他批判了启蒙主义进化论的时间观，主张可感性的、私人性的“心智时间”。所谓“心智时间”，指的是文学作品中的时间不是客观的、线性向前流淌的，而是应以作品中人物的个体感知为标志。比如，在他的寻根文学代表作《爸爸爸》中，与外界的客观物理时间相对照，“鸡头寨”和“丙崽”的时间是滞缓甚至是停止不前的。不管外面的世道如何变幻，鸡头寨的村民们仍保留着千年不变的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惯；丙崽尽管容颜逐渐老去，却仍然身量矮小，穿着开裆裤，保持着出生时的智力水平，永远只会说“爸爸爸”和“×妈妈”两句话。再如《马桥词典》中马桥人对时间的看法。在历史的进程中，1948年是国共北平和谈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但对于马桥人来说，1948年是“是长沙大会战那年，是茂公当维持会长那年，是张家坊竹子开花那年，是光复在龙家滩发蒙的那年，还是马文杰招安那年……”[4]56可见，鸡头寨的每个人对于1948年的感知都是极为个人化的，由于时间的这种可感知性与私人性，启蒙现代性所主张的不断进步、未来永远强于现在的时间观失去了效用。在韩少功的时间意识里，时间不可共享，人们对于时间的感知不同，显示出人性的脆弱和人的内心矛盾。

二、空间感：对乡土空间的想象

自“五四”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主流的写作方式为启蒙现代性与革命现代性所规定的民族国家政治叙事。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种地方性叙事打破了民族国家叙事的单调整一，开始以乡土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心理结构来想象乡土空间的完整。韩少功通过文化视角的乡土寻根和语言视角的乡土认同来重建楚文化的浪漫精神和顽强生命力。王跃文小说《漫水》通过对湘西的自然空间、心理空间和艺术空间的想象，构筑了完整的乡土空间，持存了乡土情怀。

韩少功的乡土空间想象是通过文化视角和语言视角两个维度进入的。在1985年的文化寻根中，韩少功试图从湘西的乡土文化中，透过未被文明化的古老山地，发现民族文化的现代意义，挖掘出中国走向现代的资源。韩少功的文化寻根，一是对民族文化劣根的批判，如《爸爸爸》，营构了鸡头寨的衰败史，其中丙崽这一人物形象，既代表了传统中国的某种痼疾，也象征了巫楚文化的神秘力量，作品中充斥着对于传统文化中理性缺失的忧虑。另一方面，韩少功致力于寻找民族文化的“优根”，他希望从充满了原始风俗的乡土空间，寻找巫楚文化的浪漫精神，开启民间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如《爸爸爸》中丙崽虽智力低下，却多次大难不死，生命力强大；《女女女》中呈现了生殖崇拜习俗，在乡间若有女子不孕，她只要裸体在山岭上喝下蜂窝和苍蝇熬出的汤汁便可受孕；《史遗三录》中的杨猎户，常常用有悖常理的言语，道出事实的真相。这些对民间文化中生命力的张扬、民间智慧的重新发现，都反映了韩少功试图通过发现民间文化的优秀品质，重建文学的审美现代性。

韩少功的乡土文学创作，一开始是抱着启蒙农民的目的的，但是在经历了文化寻根之后，他便开始了对乡土文化的认同。他在1996年创作的《马桥词典》，从语言学的视角进行了乡土还原。在马桥这一乡土空间中，官方的政治主流话语隐退，而民间语言则成为马桥乡间的通行话语，因此，马桥也就变成了一个自足的文化意识形态空间。在马桥，具有话语权的不是官员，而是民间领袖。在马桥的话语系统里，许多语言与官方语言相差较大，比如，“醒”，官方意义是睡觉醒来，而在马桥，“醒”是蠢的意思；他们形容东西好吃都用“甜”，他们将一切点心都叫做“糖”……韩少功借着对马桥地方语言的阐释，再现了民间语言的生动性，展示了乡土空间独特的生存方式。“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以马桥语言建立了一个与主流文化立场不同的乡村自足自在的文化立场。马桥作为集真假、善恶、美丑于一体的乡村世界，已不再是知识分子启蒙的处女地了，不再是知识分子某种政治观念的对立物了”[5]45,而是一种与国家主流叙事对抗的地方性叙事模式。这种乡土叙事联结起历史与想象，发现民间，并试图以民间扩展现代小说的叙事空间。

王跃文对地方性叙事的关注始于2012年其发表的中篇小说《漫水》。当人们将王跃文的《国画》《苍黄》等作品冠以“官场小说”的标签后，他以《漫水》创作了一个恬静安适的田园乡土空间。这一空间感的塑造层次分明，从自然、心理、艺术三个层面，书写了在乡土受到强烈冲击的当代，重寻乡土诗意的可能。首先，从自然空间的设置来看，漫水村的行政区划并没在作品中明确地提及，人们对漫水村的空间感知，主要是通过“绿干部”、地图和余公公的儿女们获得。“绿干部”是国家意志延伸到乡村的中介，这个由上一级行政机构分派到漫水村蹲点的国家意志的传达者，由于对主流话语理解机械，不仅没有达到教育乡民的目的，反而被宽厚而包容的乡土文化所吸纳和教育。小说中出现的“地图”，以几何坐标的方式，使漫水人对漫水村的空间有了宏观的整体的感知：“二十多年前，县里来人画地图，贴出来一看，漫水人才晓得自己村子的形状像条船。”[6]20而余公公在美国、德国、香港的儿女们，则是以全球化的地域区隔的方式，确定了漫水村的空间感。事实上，漫水村的自然空间感知是极为抽象的，这与乡土书写中对时间与空间的虚化处理有极大关联。其次，从心理空间的层面来看，漫水村的空间感主要是通过身体和感性的空间所营造的。在乡村，人与土地、植物、动物之间存在着感性的生命关联，“余公公熟悉山上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晓得哪个山窝堂好长枞菌，哪个山坎坎好长蕨菜”[6]7，“听着菜园里的吱吱虫声，慧娘娘心想：今年是听不见几回虫叫了。她想起前几天余哥说的话：虫老一日，人老一年。人一世，虫一生，都是一回事。日晒雨淋，生儿养女，老了病了，闭眼去了”[6]12。这是一个生命与世间万物相互感应的空间，是人们想象的、心理得以依托的诗意的栖居地。最后一个层面的空间感知是艺术空间。漫水这个村庄在小说的开头便冠以神话性的想象，漫水村在溆水边上，“溆水边有座鹿鸣山，山下有个蛤蟆潭，潭底有个无底洞，无底洞直通东海龙宫，钻个猛子就到了。蛤蟆潭在溆水东岸，西岸是平缓沙滩，河水由浅而深。水至最深处，就是蛤蟆潭。很久以前，东岸有个姑娘，很孝顺，很漂亮。有一天，姑娘蹲在蛤蟆潭边的青石板上洗衣服，青石板突然变成乌龟，驮着姑娘沉到水里去了。姑娘被带到东海龙宫，做了千年不老的龙王娘娘。青石板原是乌龟变的，乌龟原是龙王老儿打发来的”[6]5。这是漫水人理解空间的特有的方式，他们虽然没有见过海，但是却通过神话想象的方式塑造了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因此，整个漫水村的空间更像一个神话隐喻的场景，在这里，生与死都是人存在的一种方式，人的死亡，不过是移居到漫水村西边的太平垴罢了。王跃文的《漫水》，以寓言的方式建构了一个古老而诗意的乡土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自然、感性、神话保持着高度的统一，昭示着乡土叙事的延续性与可能性。

三、生命力：对感性生命的张扬

审美现代性重新张扬了人的感性生命。在启蒙现代性所强调的理性精神的压抑下，人成了社会运转机器上的一个物件，人的感性特征和生命力逐渐丧失，如何实现人类生存的诗性是摆在审美现代性面前的一个难题，湖湘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重塑了感性生命的重要地位，实现了人的诗意的栖居。

沈从文对感性生命的张扬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对于生命意志、生命强力的歌颂。湘西人吃苦耐劳，具有旺盛的生命强力和顽强的生命意志。湘西的年轻男子勇猛彪悍、行侠仗义，如《虎雏》中的虎雏敢作敢为，充满着原始的野蛮精力，即使用文明的手段来教化和约束他，也难以限制他的雄蛮之力。《边城》中的天保和傩送两兄弟体格茁壮、率真勇猛。湘西的女子也是自然纯真、吃苦耐劳、意志坚强。《边城》中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7]10。即使爷爷去世，天保遇难，傩送远走，翠翠仍是坚忍地划着她的渡船，等待心上人的归来。《长河》里的幺幺，身陷困苦却心如璞玉，无论遇到多么艰难的处境，仍热情活泼，对未来充满信心。湘西的老人在沈从文的笔下，虽年岁逐增，却骨头硬朗，坚忍顽强地挑起生活的重担。散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中的那位80岁的老人，牙齿已脱，白须满腮，却如古罗马人那么健壮，且为了生存，仍去拖船拉纤。《边城》中的爷爷，直到生命的尽头，仍以渡船为生，以劳动为生存的基本方式。

沈从文书写感性生命的第二种途径是对原始生命性爱的歌颂。性爱是人的生命的原初状态，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往往根据自己的生命意识，以性爱角度来考察和验证人的精神状况和生命形态。他认为热烈率真的男女性爱是自然人性的基本表现，是生命健康发展的正常需求，更是一个民族雄强生命力的鲜明标志”[8]60。作家常常以性爱来表现人性的健康和自然。比如《雨后》描写了雨后的山野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是一个明净得没有一点杂质的世外桃源，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对激情燃烧的青年男女“四狗”和“她”在树荫下的桐木叶上胶合在一起，尽情地享受生命中至神至圣的情爱之乐。沈从文对于两性关系的书写，并非沉醉于放纵的情欲，而是将性爱看成是原始生命力的张扬和人性的自然舒展。《旅店》中的寡妇黑猫，孀居后洁身自好，经营着自己的小店，可是，在一个虫声和星光都仿佛为露水所湿的清晨，突然间，“一种突起的不端方的欲望，在心上长大，黑猫开始来在这四个旅客中思索那可以亲近的人了。她要的是一种力，一种圆满健全的、而带有顽固的攻击，一种蠢的变动，一种暴风暴雨后的休息”[9]177。后虽没有性爱描写的细节，但是通过黑猫出门去担水，大鼻客人也跟了出去，九个月后，旅店里添了一个小黑猫这些故事的铺陈，暗示了二人之间的性爱关系。沈从文对于感性生命的张扬并非简单地回到人最自然最原始的状态，面对20世纪初中国国民贫弱的生存状态，他试图通过文学语言，将原始的、野蛮的血液注入古老腐朽的民族的脉搏中去，激起中国人争取民族生存与独立的勇气。

古华的“回归感性”之路是通过塑造一系列唯情尚情的人物来实现的。由于受到湖湘独特的地理历史文化的影响，古华作品中的人物性情多呈现出一种自然的、健康的自然人性，尤其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中，多表现出“自然化”的特征。湖南境内多山水，动植物资源丰富，自然风光优美，古华在给人物命名时，喜欢将人与自然融合。《芙蓉镇》中的女主人公胡玉音，号称“芙蓉仙子”，便是以花命名，体现了她的性情。她在各种政治风云、人事浮沉、爱恨纠葛中，仍表现出人性的质朴和对生活的热情。《爬满青藤的木屋》中的盘青青，也取名于绿毛坑自然环境的“翠色青青”。她被丈夫圈养于山村古老的木屋里，被物化为男人的附属品，但是内心淳朴、热情，对生活充满向往，知识青年李幸福的出现让她勇敢地认识了自己的内心。作品中没有道德的批判，更多是对于人性舒展的肯定与赞扬。古华的道德反叛，更显现于他对于自然合理的情爱的书写中。《蒲叶溪磨坊》塑造了莫凤林和赵玉枝两个在乡村进行经济变革的人物形象。古华在处理这两个主人公的性格时，加入了追求性爱的特点。莫凤林当着未婚妻的面也经常与赵玉枝打情骂俏，赵玉枝则大胆泼辣、骚情放肆，当受到外界指责时，她公然宣称就是喜欢莫凤林，就是想要嫁给他。无论是塑造自然化的人物，还是以开放的态度观照性爱，都是古华在湖湘地域文化的熏染下，寻找感性生命、崇尚自然人性的表征。

四、异化性：对人性异化的反思

审美现代性对人性异化进行了反思。启蒙现代性呼吁社会的现代化，但是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人的物欲不断膨胀，人性逐渐异化，人成了物的附庸，人的生存神性消失殆尽，于是，审美现代性便从人性异化的角度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沈从文以“都市”为切入点，通过揭示被现代文明侵蚀的都市空虚的文化本质、被阉割的都市人性来反思现代文明带来的恶果。残雪则对人性进行了“卡夫卡”式的反思，从个人内心体验的角度揭示人类生存的荒诞与腐朽。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神性的乌托邦，而他的都市系列小说则尽数现代文明带来的人性的荒原。沈从文常以乡下人的视点去审视都市异化的生命形态，他的叙述理路有两条线索：一是从肉体层面来看，都市人的自然生命力逐渐衰退；二是从精神层面看，都市人的精神荒芜与人性阉割。沈从文认为，都市人由于长期受到物欲的刺激和礼仪的束缚，原始的生命活力逐渐衰退。《八骏图》里的八骏，描写的是青大的八位教授，他们中有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哲学家、史汉学家、六朝文学专家等。他们身上都挂着“专家”“学者”的徽章，满口仁义道德、清心寡欲，但是他们的现实生活则病态、堕落和腐朽，身体上的病态表现为他们患了失眠症、肾功能衰竭、性功能退化，他们只有靠香艳诗、裸女画、希腊裸体雕塑来满足自己畸形的、病态的性欲。《十四夜间》的主人公吴子高是个被各种虚伪的规则压抑的都市人，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托伙计去帮忙找妓女，为了不被伙计嘲笑，还骗人家说自己已结亲两年。在等待妓女的过程中，他不停地进行性幻想，但是真正等妓女到了面前，他却无法显现男性的雄性力量。另还有《有学问的人》中发福的绅士，《自宽君》中营养不良的大学生，这些“阉人”形象深刻地揭示了都市人自然生命力的衰退。从精神层面来看，都市人的情感空虚、精神荒芜。《绅士的太太》中的一位绅士，被冠以种种尊贵的称号，闲来无事时念佛经、学静坐，在这样一个光鲜体面的外表下，他却有着极其空虚无聊的内心，儿子问他为何大腹便便，他说是因为“满腹经纶”，他还经常去会情人，与妻子貌合神离。而表面上贤淑稳重的妻子也同样背着丈夫去偷情。掩盖在文明体面之下的都市人性的丑陋在沈从文的笔下随处可见，他对都市异化生命的书写，隐含着对于现代文明的质疑和忧虑。

残雪对人性异化进行了反思，她的作品里也充满了人际关系的荒诞，描绘了本能欲望的消退。人际关系是人类生存关系的基础，尤其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础。当人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发生疏离，也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异化。卡夫卡的《变形记》就深刻地呈示了这种人际关系的异化，残雪在卡夫卡的影响下创作了《苍老的浮云》。这部小说处处展示人际关系的失调与荒诞，呈现人类生存的孤独与焦虑。《苍老的浮云》从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邻居之间的关系、朋友同事之间的关系，来揭示人际关系的混乱不堪与人性的弱点。从夫妻之间的关系看，更善无与慕兰、老况与虚汝华两对夫妇，缺乏基本的沟通、同床异梦，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争吵。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看，慕兰的父亲通过偷东西、潜伏的方式破坏女儿的生活；虚汝华的母亲挑拨女儿的夫妻关系，使女儿已错乱的神经雪上加霜，最后悲哀孤独地在封闭的小屋内死去。亲人尚且如此，邻里之间的关系也是极其病态而荒诞的。慕兰很爱窥视别人的隐私，她先是在自家的墙壁上挂起一面大镜子，通过它的反光来窥视邻居家里的一举一动。后来，她又觉得镜子挂在屋里不方便，便干脆把它移置到了院子里的树上。当看到邻居在屋后的鱼缸里养了两条黑金鱼时，她将肥皂水倒入鱼缸，毒死金鱼。在这种病态的、虚妄的环境中，人际关系严重失衡，人变得荒诞不堪。在小说中，人最原始最健康的本能欲望，也如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一样，逐渐衰退，病态而难堪。更善无面对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满脑子都是肮脏的回忆，让人倍感恶心。虚汝华生命衰竭、不能生育，这本身就是生命力衰退的表现。她只有把自己孤独地关在房间里，与满屋子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昆虫鼠蚁为伴，这也形成强烈对照。她与更善无偷情，当最终被更善无冷落后，她的身体与精神同时枯萎。《苍老的浮云》描绘了“文革”后人的肉体的衰落、情感的萎缩和道德的恶化，残雪通过塑造一个荒诞、怪癖的“反乌托邦”的世界，让人们看清现实的真相，看到现代文明对人类心灵的侵害。

可以说，自“五四”以来，除了占主流地位的启蒙现代性与革命现代性外，湖湘文学还存在着审美现代性。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当人们怀抱着富国强民的美好愿景时，往往缺乏对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要素的必要审视，而湖湘文学却以地方性叙事的立场，审视着现代性所带来的文明的恶果，试图以乡土经验重构生命的神性和人性的诗意，这正是审美现代性的精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