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格尔街》中的空间叙事

肖俊蓉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米格尔街》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的一条街道上，共有17个小故事，这些小故事由叙事主人公“我”——一个孩子的回忆串联而成。小说的故事大体以“离开—回来—再离开”为叙事结构，因此，读者便不由得跟随叙述者在“过去—现在—过去”的时空中穿梭。在这里，作家的创作放弃了传统小说线性叙述的方式，代之以叙述视角的变化来体现族群在多种文化下动荡的生存困境，并在空间意象隐喻的基础上，揭示出历史进程中殖民地人民面对复杂的文化意识形态的身份建构历程。

小说以“米格尔街”这个地点为题目，字面意思指的是曾为英属殖民地的特立尼达上的一条街道。在主题上，它是一个隐喻，指向的是世界上所有那些远离世界中心、处于边缘位置的社会底层群体生活空间。奈保尔对空间地理位置的敏感与他的经历及他对空间的体验有关。他一生游走于特立尼达、印度、伦敦和非洲等地，漂泊无定的生活经历涉及不同的地理空间，正是这样独特的成长背景和生存体验促成了奈保尔小说创作的空间感。所以，在奈保尔小说中，空间是不可逾越的核心问题，这也使得奈保尔的作品显示出独特的艺术价值。在《米格尔街》中，空间叙事由小说文本的叙事手法建构出来。这种空间叙事的构建，既是作者个人经历和情感的无意识投射，更是一个小说家的创作美学追求。所以，本文试图通过对《米格尔街》这部短篇小说集的叙事视角、意象隐喻、故事结构进行分析，探讨奈保尔故乡的殖民地人民自我构建涉及到的身份认同和生存空间问题。

一、二重叙事视角与文化反思

在《米格尔街》中，作者运用双重视角表达自己在不同时期对同一地理环境的感受与看法，在文学想象中呈现地理空间。奈保尔选择以第一人称“我”这个小男孩作为回忆的叙述者，呈现出过去人们在特立尼达街上的生活百态。除此之外，小说中还存在着第二重视角——成人的“我”，这个视角的功能是代替作者发表看法和意见。奈保尔运用具体的回忆与抽象的现实构成了小说的两个叙述层，在过去与现在的双重视野中，掺杂着作者的情感、审美，反映了社会历史的影响。

作为儿童视角的“我”讲述了米格尔街上所发生的种种故事，这是作者童年经历的无意识投射。特立尼达是作者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在文学创作中，“故乡是一种存在空间，它往往承载着作家最初的重要记忆，人们总是以这一存在空间作为参照系去体验世间的万事万物”[1]。奈保尔在回顾米格尔街的生活时，总是带着忧虑和急切的关心，这种深刻的感情来源于其对故乡的热爱。故乡的生活背景孕育了奈保尔细致的观察力和伟大的同情心，同时也促使他能够从一个空间进入到另一个空间进行思考和创作。在他的思索中，不仅有潜意识里存在的记忆构成的视野，还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在西方文化中形成的价值判断。在《B.华兹华斯》中，自称是诗人的乞丐华兹华斯来到“我”的家门口卖诗，母亲粗鲁地驱逐了他，而“我”却相信他是个名副其实的诗人，关心他是否卖出了诗。华兹华斯得到了“我”的信任与同情，成功褪去了乞丐的身份外衣，荣获真正意义上的尊严。两个孤独者对诗意生活的认可和追求，使他们在精神层面有了共鸣。奈保尔独自离家在西方国家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影响，文化身份困境带来的孤独和痛楚构成了奈保尔回忆故乡的原动力。在对米格尔街这个故乡的空间隐喻进行描写时，作者的笔墨有一定的讽刺性，但作者明白，只有生活在米格尔街的“我”才没有文化身份上的问题。虽然“我”已经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过上了“离开后”的生活，但只有重返故乡，书写熟悉的故事，消解时间和地理造成的距离，孤寂的心灵才会在创作中得以慰藉。在过去与现在的时间张力下，体现着价值取向和生命经验的改变，而这正基于作者的生活环境在地理空间的移动。奈保尔在创作中以时间的流动来强化空间，反映出时间价值结构的复杂性，以及他对此进行反思的努力。

另外，人物B.华兹华斯的名字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英国湖畔派诗人威廉·华兹华斯，而文中的诗人却是食不果腹的乞丐。乞丐诗人这个小人物与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有着巨大的身份落差，是作者潜意识里受到英国文学审美影响的体现。这说明奈保尔审视记忆中的“我”是从现在的角度入手，带着在英国文学中所习得的知识和经验。这种以回忆视角展现出的空间关系，更为直接地揭示了“我”对过往的反思。其中空间产生的距离感，客观展现了奈保尔对故乡的“我”的成长历程进行的深刻审视。《米格尔街》以回忆的视角进行反思，展现出叙述者“我”眼中的故乡印象，以及“我”受到西方文化教育后发生的改变。这种理解诞生于另一个空间，其观念已经内化为作者认识地理空间的一种催化素。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奈保尔进行了知识反观，这也给予了作者进行双重视角叙述的创作灵感。

孩童的体验与成人的回忆构成了小说的主体，在孩童与成人这两个叙述主体的交流与对话中，小说达到了一种空间化的叙述效果。虽然小说都是第一人称叙述，但叙述者“我”根据讲述内容不断变化，从而使得叙述的空间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展现出作者在特立尼达、英国两种文化交织影响下的精神困惑。奈保尔这里的地理角度更多的是从大脑里的想象与经验层面上出发的，这个维度使他发现“地理空间不仅是关于士兵和大炮的，也是关于思想、关于形势、关于形象和想象的”[3]7。在此意义上，作者的审美理想参与了文学作品中的地理文化空间的构建，从而使得作者能在历史存在的真实性与个人考察历史的双重感悟下，重新审视自我。

二、空间意象的隐喻与身份建构

奈保尔以特立尼达首都西班牙港上的米格尔街作为叙述地点。这个空间不是静止的地域位置，其背后的文化属性更值得关注。特立尼达在地理空间上只是远离世界中心的小岛，又在19世纪受英国殖民者管辖。米格尔街的居民长期处于社会的边缘，这是导致他们悲惨命运的重要原因。《职业选择》中的伊莱亚斯梦想成为医生，他夜以继日地学习，想要通过英国剑桥高中的结业考试，却屡屡以失败告终。文中透露这个全西班牙港最聪明的孩子失败的原因是“考卷是英国人改的”[2]30。作者借伊莱亚斯择业失败的遭遇揭示出殖民控制下的人民实现自我价值的艰难处境。《鲍嘉》中整日无所事事的裁缝鲍嘉总是忽然离开米格尔街，又悄无声息地回来，在离开与归来的过程中唯一发生变化的便是他那越来越纯正的美式英语发音。鲍嘉的纯正口音反映了生活在殖民地的小人物为了寻找自身价值进而主动吸纳殖民文化所做出的努力。这种模仿式的行动是殖民地人们急于找寻自我身份所做出的荒唐举动，同时也寓示着殖民地时代宗主国的文化形态已经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之中。欧洲帝国主义和经济扩张不仅在经济政治上改变了殖民地的人民的生存方式，也在文化意识形态层面对其进行了深入骨髓的渗透。“对我们而言，没有神话，所有的文学都是外国的。特立尼达是个很小，遥远，无足轻重的地方，我们知道不能在书中读到我们周围的生活。书从很远的地方来，他们只能提供幻想。”[4]23殖民地人们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化的熏染，借此打开了认识世界的阀门，但也在盲目的模仿与崇拜中扼杀了自己民族的文化特性，陷入了文化无根的孤苦之中。《泰特斯·霍伊特》中的“我”在米格尔街上迷路了，发现了大约六条叫米格尔的街道。作者以隐喻的方式点明米格尔街的存在不是个例，而是千千万万个生活在世界边缘、物质生活贫困、自我身份模糊的群体的映射。“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米格尔大街》中的那条街就是前殖民地的缩影。生活在那儿的人们,相对于上流社会,处在社会底层。相对于帝国主义宗主国,又处于文化边缘，他们是双重意义上的边缘人,具有比一般社会意义上的小人物更复杂的性格和命运。”[5]67

米格尔街上人们模仿纯正英语的口音，饮着舶来品朗姆酒，向往接受宗主国的教育，这些象征着外来文化的符号组建在一起构成了米格尔街的特色景观，是空间的一种内在表征方式。这种空间的背后充斥着浓重的殖民地味道。这种复杂的文化意味与米格尔街的人物、情节一起形成了文化整体，是特立尼达殖民地文化的历史根基，米格尔街由此形成了一个具有文化建构力量的空间隐喻。

三、空间变换的叙事结构与生存体验

奈保尔在短篇小说中加入空间元素，以空间的变化来达到时间线性叙述的目的，以弥补短篇小说在篇幅上无法完整地叙述整个事件的不足。在现代小说创作中，“小说家们不仅仅把空间看作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叙事必不可少的场景，而是利用空间来表现时间，利用空间来安排小说的结构，甚至利用空间来推动整个叙事进程”[6]。在《米格尔街》中，作者以空间为中心讲述故事，人物命运的转折在离开与归来的空间变换中得以彰显。鲍嘉在米格尔街过着百无聊赖的生活，但他拥有友谊，带给朋友安慰和快乐。离开米格尔街后他去到了同样是英属殖民地的圭亚那，在鲁普努尼当牛仔，向巴西走私物品，在乔治敦开妓院，过上了与米格尔街天壤之别的生活。他返回米格尔街之后，却酗酒、打牌、赌博……与曾经的兄弟之间的关系疏远。在这空间场景的置换下，随之发生变化的是人物的社会关系。米格尔街内的生活虽无趣乏味，却充满了人情味，其纯朴本性还未完全被资本主义改变。反观圭亚那这个殖民地，却充满了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商业机会、暴力、性泛滥。对比之下，两地虽同为殖民地，但显然圭亚那受资本主义的影响更大。文本所呈现出的这两个殖民地的形态差别，实际上是以空间变化的方式来表现历史时间中殖民化的不同程度。鲍嘉三次往返于两地，在疲于奔命之中凸显出小人物在社会浪潮里的挣扎，表明了殖民地人民寻求生存发展的艰难。《直到来了大兵》中的爱德华受到外来者美国兵的影响，模仿起了美国人的日常穿着和行为方式，最后却因为老婆出轨于美国人，心灵受伤离开了米格尔街。爱德华的离开展现了殖民地人民所受到的直接迫害与无能为力。小说最后一则故事《告别米格尔街》中，“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和街上其他人一样不学无术。为了防止我与其他人的命运一样，母亲决定送“我”去英国接受教育。“我”在成长过程中见证了身边的人不断离开。最后为了逃脱同样的命运，“我”远走他方，告别处于边缘地位的殖民地，终于通过正统的方式——教育，真正地走入伦敦，进入了世界的中心。米格尔街里的人物不断从边缘的殖民世界逃离，人物的命运充满了分离与痛苦。小说人物的空间游离成为故事叙述的重要动力，不断置换的空间场景与人物的精神游离紧密联系在一起，呈现出碎片化的空间体验。实际上，奈保尔在创作《米格尔街》时，是从英国人的视角来审视观察反思故乡的。“他以局外人的眼光去审视批判，文化认同呈现分裂和混合的状态。”[7]因此作品也呈现出人类断裂迷离的生存体验。

奈保尔在《米格尔街》中的空间叙事建构，没有停留在特立尼达这个地域空间，而是与其保持距离，重新整合记忆，在历史中建构自我意识，着力塑造小说叙事中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空间感。这种独特的空间体验形成了奈保尔别具一格的创作风格。米格尔街位于特立尼达，它是作家奈保尔的出生地，这个空间对于奈保尔来说意义重大。他认为自己完全有发言权从自身经历来表达甚至申诉殖民地人民的悲剧根源。“我从特立尼达到英国的文化中运动，从边缘到中心，我可以比那些每日生活于其中的人感觉到某种更新鲜的主导原则。”[8]奈保尔发现生活在特立尼达街上的人们只能通过模仿、逃离这样的方式去确立自我身份。在英国学习后，奈保尔在潜意识里转换了自己思考问题的立场，他发现自己对故乡人民生活状况不得不忧虑，所以他明白必须将自己置于特立尼达生活之外。奈保尔自己曾坦言“要成为一名作家,成就那荣耀之事,我想我离开(加勒比地区特立尼达)是必须的。实际写作的时候,回去也是必须的。那儿是我的自我认识的开端”[9]。

《米格尔街》以社会空间为单位反映了处于边缘位置的第三世界人民的生活图景。虽然奈保尔的创作背景是二战后世界各殖民地人民纷纷宣布独立、走向自主发展的时期，但是他毕竟经历了这一时代变迁。通过小说创作，奈保尔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殖民地国家在生活方式、文化形态等方面所受的影响并不会随着战争的停止而消失，这导致了殖民地人民思想的落后与愚昧。长期的殖民统治历史导致了人们处于自己生活的边缘，找不到自我价值实现的道路。奈保尔不仅经历了这一时代的变迁，并体验了时代对人们造成的影响，殖民地人民思想的麻木使得奈保尔产生了深切的同情与悲观，这部小说的创作也使奈保尔认识到自己“不能再继续做一名地域性作家”[10]4。20世纪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体系基本瓦解，在全球化背景下，奈保尔力图超脱自己的民族性身份，以独立的人格来进行创作，通过作品来体现他的世界文学观。奈保尔最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便是他走向全世界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