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与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问题探析*

赵林记

(宝鸡文理学院 政法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一、政治哲学的涵义及其当代研究的主要内容

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政治学和哲学的交叉学科。政治哲学的核心任务是以论证的方式探讨政治原则与政治价值，政治哲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以理性思辨的方式为人类政治社会所应遵循的原则和规范提供理由和根据。学界对于何谓政治哲学有两种著名的说法。第一种是美国学者列奥施特劳斯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他认为政治哲学既是真正认识政治事务的本性，又是认识正当的或善的政治秩序的努力。第二种定义基于“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早在18世纪就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了“事实与价值二分”的观点，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许多当代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研究的是“价值”而非“事实”：政治哲学的理论不是在描述人们政治生活中的事实、现象或组织形式等人类世界的实然状态，而是在充分理解事实的基础上为人们的政治生活勾勒出一种应然的理想状态。我国学者俞可平在《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一书中谈及“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政治价值和普遍的政治原理”[1](P1-2)。

当代政治哲学研究是在吸收古典政治思想和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施特劳斯带领其学生对古典政治思想进行阐释和重构，在此基础上诠释了政治哲学的涵义，并于60年代编著了《政治哲学史》教材。这些学术成果标志着政治哲学学科的正式确立。进入70年代，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巨著《正义论》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树立了典范，同时也激起了学术界对政治哲学中各种热点问题的争论，并开辟了政治理论的新领域——分配正义。在罗尔斯之后，分配正义成为政治哲学研究的重点。近50年来，西方特别是英美等国家政治哲学研究的绝大部分文献都是围绕着分配正义的相关问题展开。不仅如此，政治哲学的研究还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观念：公平、正义、机会平等、弱势群体利益等逐渐成为人们考虑政治社会问题的评判标准。罗尔斯的学术成果在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正如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在其著作《当代政治哲学》中所说：“罗尔斯的理论支配着当代政治哲学的争论，……因为其他不同的观点通常是在回应罗尔斯理论的过程中产生的。”[2](P10)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马克思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都属于政治哲学范畴，与西方政治哲学相比，它们的特殊性显而易见。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之上，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却是与自由主义相对立，总体上对自由主义采取批判性态度，且是超越了自由主义的一种政治哲学。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所论述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3](P15-16)可以看出，马克思政治哲学最大的特点是永远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站在全人类解放的立场上来思考哲学的目的、使命和本性。如果我们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看作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种理论分析，那么他与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则完全可以称作一种真正的人类“正义论”。所以有研究人员认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其实囊括了马克思的民主理论与实践构想，以及关于国家、阶级、市民社会的理论和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等内容，其中马克思关于民主理论与实践构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4]

从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政治哲学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马克思政治哲学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与继承者们关于国家、阶级、民主、人权、正义、公平等政治哲学方面的思想，还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如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人民中心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这些共同构筑了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大厦。综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即是以马克思政治哲学为基础，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者们一起阐发的关于国家、阶级、人权、民主、公平等政治哲学领域的思想理论。其以无产阶级立场为基础，为建立更合理更美好的社会，进而谋求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为最终价值取向。面对中国迈入新时代，“发展一种基于现实的价值性与事实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已经成为了时代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们的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5](P1-2)。

三、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探析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尤其在进入21世纪的我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与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已经向世人展现了一种人类的新文明类型。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以及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大流行背景下，由于中国的制度、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与治理能力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所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防控成果，足以向全世界昭示了这种新文明类型的伟大和不可替代。把追求建构最佳政治制度、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重要目标的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自然肩负重任。

(一)着眼于对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与现代理论的借鉴、反思与批判，是建构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

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政治学和哲学教授列奥·施特劳斯是西方第一位提出政治哲学概念的学者，他率先运用政治哲学的方法研究了古希腊哲学，重点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予以诠释。施特劳斯于1953年出版的《自然正当与历史》是其政治哲学的经典著作，在这部著作里，他系统研究了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思想，建构了体系较为完整的政治哲学史理论框架。施特劳斯认为，西方政治哲学分为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两个历史时期(以马基雅维里划界)：古典政治哲学认为道德德性第一，政治第二，并且强调人的目的或人的灵魂之善的理论德性之首要性；而现代政治哲学则刚好相反，德性屈从于政治，德性是一种对政治有用的工具，从而使哲学变为服务于人类现实需要的一种手段或工具。由古典政治哲学中始终坚持的社会道德对个人的优先性，发展到霍布斯以后的“权利先于善”原则，从而颠倒了自古希腊以来所形成的政治哲学传统。至此，“人的权利”取代了“自然权利”，“人权”就这样取代了古典政治哲学中的“自然权利”成为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价值与理念。

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与古典政治哲学最大的不同就是消解了个人道德在国家建构中的作用。在这一点上，15-16世纪的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里通过其《君主论》中的论述做了很重要的工作，此书使政治秩序与个人道德完全脱离干系，他认为政治的关键在于强制性权力的巩固。而霍布斯的政治学说对现代政治哲学的建立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他从古老的自然法思想中引申出来的“权利”概念以及对其的深入思考，使得现代政治学说被称为“权利论”，而不是古代的“目的论”，现代政治制度不是建立在个人道德修养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尊重权利和规则(法律)的基础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学者认为现代社会没有任何终极目的或最高的善可言，人的幸福在于欲望的满足，而人们的欲望是各不相同的[6](P8-9)。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政治哲学研究巨著《正义论》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典范，同时也激起了学术界对政治哲学中各种热点问题的争论。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是在作为“权利论”的现代政治思想基础上形成的，是对于现代政治思想的重构和深化。与此同时，罗尔斯的政治哲学还开辟了政治理论的新领域——分配正义。除此之外，西方政治哲学还在许多方面展现出新的研究动向，其中女性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动物权利论等政治哲学方向是成果颇丰的几个研究领域。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对男女“差异论”“支配论”“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等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着重就正义与剥削等主题予以重点剖析思考。社群主义政治哲学采取了与西方当代主流政治哲学——自由主义学派(主要主张为共同赋予个人自由以优先性，主张在维护个人权利的前提下考虑公平、效率等其他政治标准)相对立的政治哲学路径，这一派学者认为维系政治共同体的根本价值不是个人自由，而是共同的善，他们将“自我”理解为“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个人等等观点。动物权利论认为“权利”概念应该从人扩展到动物，甚至应制定相关制度并通过教育和立法防止人们对动物的伤害；动物还应拥有自然生命权、有限的自由权、免遭不必要的痛苦的权利、免受奴役的权利、被善待的权利等等。当然，很多学者也对这种动物“权利”予以反驳，认为“权利”概念只适用于人类。上述即为当代西方关于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些最新重要进展，除此之外，研究还涉及了更广的领域和更多的议题，比如国际关系领域的全球正义、同性恋权利、身份认同等等。综上所述内容都是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应该密切关注并加以分析、比较、借鉴和批判的理论溯源。

(二)着重精研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鼎力支撑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理论创新与发展

经典著作的特点是为后代人呈现了新的研究视域，它具有丰富多彩、取之不竭的启发性[7]。新时代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能没有经典文本，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特点就是通过经典著作来把握探寻政治的根本。精研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的历史，也是文本著作研究的一种新思路，后代人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时代的视野、当今的观念以及新的思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做出新的解读，实际上是用发展了的现实语境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内容进行对接，然后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角度再做出新的思考与理解，正如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所说：“哲学文本并不是真正的文本或作品，而是进行了诸多时代的一场谈话的记录。”[8](P15)这就要求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者们要首先熟悉前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内容与主要观点，这种熟悉自然会引起对诸多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重大现实与理论问题的共同关注，从而在自己关注的焦点实践问题与经典著作间形成碰撞、交锋而让真知灼见显现流淌，并形成有见地的政治哲学理论研究成果，进而指引中国政治实践向着更加理性、更符合国情的方向发展，进一步显现政治哲学对现实政治的引领作用。

马克思倾其一生的鸿篇巨著《资本论》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剖析与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剩余价值规律，从而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掌握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金钥匙。《资本论》不仅是全世界劳动“工人阶级的圣经”，也是阐释和把握当今时代的经典语录，因为我们通过它仍然能够把现代社会的一切经济社会关系看得清楚明白，因而《资本论》仍然是“真理的制高点”“道义的制高点”和“文明的制高点”[9]。时代踏入21世纪，如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说地球上大多数人们仍生活在一个“资本的时代”。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迄今为止对资本及其时代解剖、分析和把握得最彻底、最充分和最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论著。《资本论》通过对资本的生产与流通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具体分析，揭露了资本是如何统治、奴役和剥削雇佣劳动的，揭露了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才是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同时揭示了资产阶级是如何通过资本掠夺、分赃劳动人民血汗的过程。恩格斯指出，《资本论》第一次使“资本和劳动关系”得到了科学的说明，他强调正是剩余价值的发现使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关系变得豁然开朗了，而之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批评者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10](P601)。《资本论》不但摧毁了资产阶级资本普遍永恒的神话，还破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非历史神话。所以《资本论》就是射向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炮弹，这发炮弹对它们判处了永久的死刑。自美籍日裔学者佛朗西斯·福山20世纪90年代初在《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一书中提出资本主义历史终结论后，法国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在其1993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强调指出马克思的幽灵不会消逝，马克思主义没有死亡。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先后有英美法等国的学者出版了系列研读《资本论》的著作，挖掘开发并阐释《资本论》的时代与历史意义，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21世纪的今天，马克思的《资本论》仍然站在当今时代“真理的制高点”。21世纪仍是资本逻辑在全球拓展的时代，而《资本论》仍是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助产婆”，仍是解决人类文明“最复杂问题的钥匙”(恩格斯语)，仍是时代文明的制高点。[9]新时代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必须借鉴和运用《资本论》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基本原理和批判精神，直面分析和回答新时代我国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在此基础上引领推进政治和经济社会各领域的现代化建设，唯有此，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才会拥有深厚的经典文本支撑。

(三)着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实践问题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是建构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现实基础

进入新时代，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必须强调问题意识与实践关切，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在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碰撞切磋中收获学术创见与理论总结。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进行系统性凝练、概括与升华，还要对已经展开的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以及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国际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诸多领域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和总结。从我们自身的发展维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意味着我们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巨大飞跃，还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与国内外环境下，全体中华儿女齐心协力、团结奋斗，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戮力同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11](P11)。从世界发展的维度来看，第一，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中国人民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奋勇前进，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旺盛的发展力。第二，四十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与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速自身发展又渴望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国家与民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选择，拓展了诸多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路径，为人类共同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第三，我国国力的日益增强使我们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不断提升，为世界所能做出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促使我们逐步走进了世界的中央，并不断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因此，理论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正式载入我国宪法，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并指引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和伟大复兴，同时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胜利；实践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发展模式——人类文明新类型成为世界发展的一抹亮色。

伟大的实践与时代孕育伟大的理论。进入新时代，面对国内全面深化改革、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党风廉政建设及反腐败等多领域艰难险阻，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大变局给新时代我国现代化建设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必须处变不惊、万众一心并全力以赴做好自己的事情，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把各项工作放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基点上，搞好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发展建设工作，对外积极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好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发挥好亚投行带有的全球治理机制功能，顺应时代浪潮，推动互惠互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更为密切，外部环境也会进一步改善。进入新时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12](P8)。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所取得的巨大历史性成就所形成的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所开创的人类新文明类型，以及进入新时代国内全面深化改革和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背景下我国应对策略的伟大实践，需要学界进行深入思考、分析并予以凝练、比较和升华，从而构建起反映实践、把握时代和引领中国政治发展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一方面使之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另一方面这种伟大的实践同时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研究与当代发展提供实践指引和现实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