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黄 琪 琦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州 510641)

近年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各种节假日的道德宣传标语已让人们耳熟能详，道德的引导与教化作用是实现人们美好生活愿景的推动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人们对精神上的、道德上的建设格外关注，研究马克思道德观也成为一种潮流。对于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研究，涉及两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有没有道德理论？如果答案是有，那么马克思的道德是否与传统道德一样将个人行为作为主要约束对象？

一、马克思主义具有道德理论

在“马克思是否谈论道德”这一问题上，有着旗帜鲜明的两个派别，一是马克思主义“反道德论”一派，二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论”一派。这两个派别之间的论战起源于第二国际，但直到现在也没有达成统一的看法。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反道德论”一派。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人类社会的各种社会现状做描述并科学地分析其根源的综合性理论，并不包含对道德的研究，甚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拒斥道德。这一学派从两个方面论证了他们的观点。其一，唯物史观反对从抽象的、超历史的道德立场来审查和评判资本主义，更主张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出发，在对共产主义的未来的构想中也是无关道德的。根据该学派的论述，马克思不以道德来批判资本主义，甚至承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正义性，马克思的批判理论是科学的、理性的，不涉及马克思的个人情感和价值判断。他们的依据是《资本论》中的一段话: “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 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1]也即：在人类发展史中，物质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推动力这一本质，就决定了生产方式是评价正义与否的唯一标准。例如伍德认为：“我们甚至发现一些相当明确的论述，其主旨即为: 就正义而论，不论资本主义对于马克思而言意味着什么，存在诸种缺陷的资本主义似乎并不是非正义的。”[2]虽然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给人们带来沉重的灾难，但资本家无限度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而这种本质推动社会生产力，使社会经济获得空前的发展，那么就可以说资本主义是与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必然也是正义的。马克思的主张是要在生产方式范围内谈论正义，避免陷入空洞的道德说教。此外，该学派根据“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3]便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构想也是无关道德的。

其二，道德是马克思批判的对象。马克思主义“反道德论”派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确实有过道德批判，但主要集中在其思想尚未成熟的青年时期，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后，其批判手段就由道德评判转变为科学的、历史的分析。比如新康德学派的福伦德认为：马克思所创造的社会历史理论，必然是不偏不倚的、客观的，否则就不是科学的理论，不能使人信服，这就要求排除和批判道德、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主观的内容[4]。肖恩·塞耶斯也有类似的观点：“因为不仅马克思曾非常明确地拒绝这种观点，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全部方法中最重要的方法——历史的和唯物主义方法，与这种观点明显矛盾”[5]。“这种观点”是指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视为涉及道德的、饱含正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反道德论”学派把道德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视为完全对立的、互斥的。根据上述两方面的论证，他们得出结论：马克思是一位名实相符的“非道德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道德论”者秉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涵盖了道德判断与道德评价。但马克思并没有直接研究道德，也没有形成系统的道德理论，这种道德批判隐藏在他对资本主义的讽刺与遣责中。一方面，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的词语是包含了价值评判的，考察马恩著作就可以发现，用以描述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词语多是贬义词和负面词，对工人则更多是正面的评价。如描述工厂主的名词“压迫者”，形容词有“可鄙”“可恨”和“可恶”，描述无产阶级的名词是“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形容词是“勤劳而诚实”，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还被马克思称为魔鬼。在用词上强烈的反差让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是饱含同情的，对资产阶级则是带着道德谴责。另一方面，道德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确是遭到谴责和反对的，但这种道德特指资产阶级伪道德，并不是泛指所有道德内容。恩格斯认为道德是多种多样的，在封建社会有封建道德，在宗教社会有宗教道德，在现代有维护资产阶级的道德，也有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无产阶级道德。也就是说，道德实际上是社会经济的产物，是历史的、发展的，并不是永恒的、静态的，在诸多道德中，无产阶级的道德是最具优越性的。“现在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即无产阶级的道德，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6]显然资产阶级的道德就是“不道德”的、虚假的道德，资产者之所以“竭力说人口比生活资料增加得快是自然规律”，“是因为这种理论安慰了他们的良心，责成他把冷酷无情当作一种道德义务，它将社会现象变成自然现象，并且让他能像看待任何一种自然现象那样心安理得、无动于衷地来静观无产阶级大批饿死。”[7]必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语中看到他们的价值立场，看到马克思主义拒绝的是资产阶级道德，褒扬的是无产阶级道德。

在马克思所处的社会中，穷人问题在当时看来仅仅是社会问题，马克思却将“穷人的权利”替代了资产阶级的普遍权利，主张通过解放无产阶级进而解放全人类，社会问题上升到了政治层面、全人类层面，这何尝不是一种道德立场呢？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必然性，但这并不能说明马克思承认资本剥削手段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是正义的，不应当把马克思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尊重看作马克思赞同“存在即合理”。在这里，马克思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步思想来或明或暗地阐释自己的道德理念，正是因为马克思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一环，同时看到了资本主义存在的矛盾性和不合理性，才能反驳那些所谓的“国民经济学家”所宣扬的资本主义的永恒性，才能实现从纯粹的主观道德批判向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批判的转变。因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道德批判并不是相对立的，在解放全人类的实践中，马克思实现了人道主义与科学理论的结合，做到了科学分析与道德判断相融合。

二、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的约束对象是社会制度

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评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这种道德指向的对象是一整个阶级和社会即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是涉及社会制度的道德。在一般情况下，道德的约束对象都是个人，并不涉及对社会制度的评价。如柏拉图认为美德就是“对自己和别人进行考查”[8]。但道德教化的对象不能仅仅是个人行为，还应该涵盖对社会制度的评价，上层建筑中的道德模块实际上是由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所设定的，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只允许道德约束个人的行为，对资产阶级所创造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不容置喙。马克思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虚假道德，其道德理论必然会关涉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的评价问题，马克思道德观的这一特点常常被人忽略。

首先，马克思主义道德是对社会制度的评价，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的道德范畴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存在，因而马克思分别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基本道德范畴做了阶层上的分析。“正义”是马克思常用的基本道德范畴之一，可以从正反两方面来论述“正义”这一范畴：一是马克思批判的“正义”是何种维度之内的正义；二是马克思是在何种范围内使用和论述正向的的“正义”的。如前所述，道德模块是由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的性质、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共同制定的，那么“正义”一词的解释权往往是掌握在此社会条件中占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手里，“正义”的内容会根据政治、经济等需要而改变，甚至还会通过法权的形式来框定其内涵和表现形式。资产阶级利用伪正义来维护其统治，这种“正义”所作的恶突出表现在分配不正义上。“现代资本家……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偿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9]也就是说，不需要劳动的资产阶级无偿获得了工人的劳动成果，而工人只获得了仅够生存的工资。为了维持这种不劳而获的收入来源，资产阶级还把“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作为“正义”的条例之一，以法律和道德双重约束让无产阶级屈服于这种分配不平等，但我们只需了解“私人财产”的来源就可以发现，资产阶级口中的“神圣”“正义”是多么虚伪。马克思不仅反对资产阶级伪正义，还指导了工人提出真正的正义：“他们应当屏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10]这样一来，马克思就把工人起初所追求的分配正义上升到整个雇佣劳动制度的层面，上升到整个无产阶级解放的层次上。分配制度是与生产制度相适应的，不能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分配正义就永远无法实现，马克思对正义的阐释和实践就是在关注及追求无产阶级利益的过程中显现的。马克思反对的是一个社会结构——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正义，考察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否正义、是否促进人类自由的实现等论题。

其次，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非功利性也能说明其脱离了单纯的个人行为善恶。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没有构建一个系统的道德理论，是因为他们没有唯心地去固化道德的来源和内容，而是把道德当成一种动态的意识形态，通过道德的被统治阶级刻意神圣化的表象看到其对历史社会的依赖性。在马克思主义中，道德被置回社会实践环境中，被当作一种社会现象，对于其产生、发展、作用和影响，马克思都作出了务实的判断：“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结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11]这种道德是未能挣脱阶级限制的道德，在一定程度上是功利性的，是与某一阶级的利益息息相关的，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道德是消灭阶级分化后的道德，阶级分化消失也就意味着阶级对立的消失，甚至是阶级的消失，道德也就成为教化所有人的、不是专注于某一利益集团而牺牲其他团体利益的道德了。正如恩格斯所言: “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 ”[12]。

无论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直接的或间接的道德判断，还是实现全人类解放的道路构建，马克思更集中于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等行为做价值性评价，人类解放的理论将道德从个人行为中超拔出来。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的必经阶段，但资产阶级的剥削手段是非正当的，这种“恶”的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和限制。马克思将资产阶级的伪善同无产阶级的真善对立起来，为评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政治行为的正义与否提供了评价准则，为论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供了理论辩护。

三、马克思主义道德与当代中国的融合

如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使得生产力高度发展，但纵观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国际社会经历了多次重大经济危机，危机的破坏性、影响范围逐次增大，这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不可磨灭的固有缺陷。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最优的生产方式，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否可以绕过？有没有一种更加优越的生产方式来替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不能用另一种“道德”来替代资产阶级道德？答案是肯定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民仍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予以应对，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优越性。马克思一生憎恶和反对空洞的道德说教，评价一个个人或一个政党的道德品质不在于其口头承诺，而是在于其行为和行动，任何美德都不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内凭空获得，而是在不断的社会实践中习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是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全球局势、结合了中国“和而不同”的优秀传统思想以及当代中国人民的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3]。这与马克思所提出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有着一脉相承的价值诉求，两者都心系全人类的命运，都深切关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两者也有不同，“自由人联合体”是人类发展最高级的联合体，全人类的解放与自由人联合体相辅而行，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由之路和当代表现形式。“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摒弃利益纷争，追求一致的道德基础的生活形式，其中蕴含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含了道德共同体的意蕴。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带来的全球化使得“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14]在当代，打着人权主义的口号实际上是干涉别国内政、利用公平贸易的借口大行贸易保护主义等传统的典型的资产阶级伪道德已经成为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绊脚石，不断激化的文化冲突要求人们必须构建一种至真至善的共同的道德，“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这种共同道德的积极尝试，是回应当今道德要求的时代最强音。“人类命运共同体”拒斥霸权主义、单边主义、零和博弈等企图欺压他人、独善其身的传统非道德思维，重塑国家之间、种族之间、人与人之间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的紧密关系，建构共同发展、共享发展的道德诉求和价值诉求。与其他直接或间接被大资本财团、利益集团统治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反，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在中国是没有阶级之分的，全国人民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共同利益，所以不会被不同的利益集团所左右而产生伦理道德上的偏颇，也就最容易形成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共同道德理念。此外，我国在近代经历了百年的屈辱，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更能体会到小国弱国的艰辛，也更能维护小国的国家尊严与独立自主的权利。因而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经提出，就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塑造了和平、发展的道德理念，达成了民族心理和价值诉求上的一致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结合了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超越了一般利益共同体的阶级团体局限，为社会主义道德发展道路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为解决现代全球道德问题、破解功利主义提供了可靠的实践路径。

中国坚持马克思的道德立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考察国际交往的方式，建立起了基于人类整体社会的超越当代历史局限的思维方式，为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实践建构了“求同存异”和“文明融合”等价值理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中国会一直以实际行动做世界和平的倡议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道德共同体的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