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贺金颖 李鸿斌
(天津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天津 300350)
从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论到钱钟书的“化境”说,中国传统译论给后来研究者留下了许多值得探索分析的空间。西方翻译理论由于来源于西方语言的翻译实践和他们的文论体系和思想,更易于西方人理解和接受。中国文学作品生成于中国文化的土壤和中国文学的传统中,指导中国的文学作品翻译则可以从另外一种视角,给中国人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以启示。中国文论的术语、体系有时给人以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而浸润于中文背景下的中国翻译家们提出的译论,如“化境”说,本身就带有浓重的中国文化色彩,用来指导意蕴丰富的文学翻译则能很好地契合[1]。特别是中国诗歌这种独特的中国语言文化艺术作品,讲究意境,又有中国诗歌独特的语言文化形貌,用中国的译论也会有其独特的作用。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是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中国传统译论,根植于其深厚的文学素养,也与他本人的文学思想相得益彰。在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探究“化境”说的丰富内涵及其对中诗英译中文化负载词翻译的指导作用,能够让传统译论历久弥新,吸引外国读者积极了解中国文化,因而有着深刻意义。
钱钟书先生是中国近代博古通今的一代文豪,其翻译思想也源于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脉络,受到中国文学传统的浸润,其翻译思想和文论术语无一不体现了中国文论特征。在体现其翻译理论思想的代表性作品《林纾的翻译》中,他引用了汉代文字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于翻译的训诂:“囮(囮的意思是媒鸟,捕鸟时用于引诱鸟的鸟),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譌’。”由此,钱钟书先生指出,“‘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翻译的 ‘虚涵数意’(Polysemy,manifold 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用、难于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一一透示出来了”[2]。接着,钱钟书先生提出了“化境”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2]。后来他又对这一说法进行了修订,将“化”由“最高标准”改为“最高理想”。钱钟书先生的“化境”思想,从翻译理论角度阐释,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要受两种语言的形式差异限制,把原文的各种意义,包括语言形式、风格的意义通过译者创造性的转化行为,以译语读者接受的、译语语言程式所容许的形式再现出来。
究竟什么样的翻译才能算得真正入于化境?笔者从化境的定义和翻译的“虚涵数意”的具体意义阐释入手,尝试将“化境”的内涵丰富化、具体化,明析其对中诗英译文化负载词处理的指导思想和意旨。
奈达将文化分为生态文化、社会文化、物质文化、语言文化、宗教文化五大类,因此,许多学者相应地将文化负载词也分为这五个类别[3]。文化负载词是指承载着某种文化独特标志、最能体现不同文化差异的一类词,因此,若处理不当,很容易就造成不必要的“讹”和文化流失。
据笔者统计,按照以上分类标准,《木兰辞》原文共有18个文化负载词。其中生态文化负载词包括:黄河、黑山、朔气;社会文化负载词包括:军帖、可汗、军书、胡骑、策勋、十二转、将军、壮士、尚书郎、郭、火伴;物质文化负载词包括:金柝、铁衣、红妆、花黄。原诗未涉及语言文化及宗教文化负载词。在下文中,笔者将分析“化境”说的深刻内涵和丰富外延,并通过具体例子来阐明“化境”理论对中诗英译中文化负载词翻译的指导作用。
依据钱钟书先生对化境的定义,他认为真正入得“化境”的翻译应该具备以下特点:形式有改变而内容或思想和风格保留;译文需流畅、符合目的语的语言习惯;翻译应该在内容、思想和风格上忠于原作,即译者不应随心所欲。此外,他还指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形式指什么呢?应该主要指语言表达形式,各种语言有自己的语言表达习惯和程式,还有文化表达方式也不同,因此,译文和原文在这些方面有了差异。而翻译是基于原作的一种语言文化过程,如果脱离了原文,那就不成为翻译这种语言文化活动,所以要改变形式的同时仍要保留其思想与风格。在翻译中,译者只能适当地发挥主体性,使得译文流畅可读,但不悖原文主旨。此外,钱钟书先生也指出,译文完全与原文对等或等效是不能实现的,这是对翻译过程和结果一种客观的态度。
许多人解读化境仅仅停留在钱钟书先生对化境的几句定义上,没有对其蕴涵的深意和理论精髓进行进一步探究,从而认为“化境”之说过于模糊,缺乏实践价值[4]。而笔者认为,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等作品中所述关于翻译的见解,都可视作他对“化境”说的发散阐释。它们一脉相承、互为补充、不断延伸,成为了丰富“化境”理论这棵大树的枝节。后人需要对这些文章和著作做系统的阅读和分析,才能对这一论断有一个全面、丰满的认知。
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中论述了翻译的“虚涵数意,即“化、诱、媒、讹”。“诱”“媒”其实说的都是翻译应该起到的作用。比较成功的翻译作品可以起到“诱”的作用,就是让读者想要与原文发生联系,诱使读者去读原文,成为原文与读者之间的媒人[5]。换言之,译作成功地吸引了译语读者。相反,拙劣的译作让读者感觉索然无味,不想再对原文有更多的了解。钱钟书所说的“讹”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误读误译”,这种“讹”的产生主要是对两种语言文化的掌握有欠缺。译者可以通过加强学习,来减少这样的错误。一种是“创造性的误读误译”,对于这种“讹”,译者也应当谨慎使用[6]。这说明在翻译中,在优秀的译者的翻译能力中,最重要的是对双语和两种文化的娴熟掌握。只有这样,译者才有可能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做到正确和贴切。翻译是译者的主体性创造性艺术活动,要发挥主体性,要有创造性,但原则是不能背离原作的思想、风格等,否则,这种活动就不能称之为翻译了。
对“化境”论的外延进行更广阔的阐释和理解,方能发现,入得“化境”的翻译不能只停留在“化境”内部的几句定义上,还应该着眼“化境”定义外部的世界,探究这种翻译与外部的联系,即,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避开什么样的问题,由此,才能入得什么样的境界。
通过分析“化境“的内在含义及其丰富外延,译者能够更深刻地了解何种翻译称得上入得“化境”,从而在实践中向这一方向努力。现以许渊冲(下称许译)、汪榕培(下称汪译)二位译者对我国南北朝民歌《木兰辞》的英译文为例,探究“化境”说在中诗英译文化负载词翻译中的应用。
1.生态文化负载词翻译
[例1]黄河
汪译:the Yellow River
许译:the Yellow River(shore)
[例2]黑山
汪译:Mount Heishan
许译:mountains Black
[例3]朔气
汪译:the northern wind
许译:the northern wind
通过分析汪榕培The Mulan Ballad和许渊冲Song of Mulan两个《木兰辞》的英译本可得出,二位译者在译这类词时多直译,如,在例1中, 两人都对“黄河”进行了直译。作为中国的母亲河,黄河的英文译名由来已久,没人对其直译产生误解,所以直接采用大家已接受的英文名称。但在例3中,二位译者都对“朔气”做了“意译”,译为the northern wind,即北方的寒气。因为“朔气”是中国古代一种表达天气的特殊用语,和中国具体的地理有关,英语中没有一个相对应的词语,所以译者经过综合分析,选择意译,表达了原作的意义。例2中对“黑山”的翻译,汪译为Mount Heishan,可认为是参照峨眉山(Mount Emei)等中国名山的官方译名,音译意译结合。许译则将“黑”字的意思直译出。笔者认为,从化境论视角看,例2汪译更能减少不必要的“讹”,因为将“黑”字的意思译出,可能令外国读者产生误解,理解为黑色的山。黑山确有此山,是否译者觉得 “黑”与黑夜、危险会产生联想意义,让读者不由自主地感到木兰将面临的巨大危险,以及她此刻的复杂心情,这些理解有待大家讨论。显然,面对同一具体的翻译对象,不同的译者有不同的理解,但解读和翻译不能产生误读或误译,都要有充分的依据。
2.社会文化负载词翻译
[例4]军帖;军书
汪译:the new recruiting lists;lists
许译:the battle roll;the roll
[例5]胡骑
汪译:the Tartar steeds
许译:Tartar horses
[例6]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
汪译:Mulan is praised and offered the highest post,
And given piles of treasures she can boast.
许译:Honors and gifts are lavished on warriors all.
[例7]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汪译:Countless men die on the battlefields.
While other men return with swords and shields.
许译:In ten years they've lost many captains strong,
But battle-hardened warriors come back in delight.
相比生态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在社会文化负载词的处理上,译者能够得到更大的发挥空间。
例4中的“军帖、军书”都指的是军事文书或公告,结合全诗来看,是说发布了征兵的命令。因此,笔者认为,从“化境”说角度来看,汪译“the new recruiting lists”要比许译“battle roll“更为贴切,因为recruit有征募新兵的意思,更好地做到了内容和思想忠于原作。
例5中“胡骑”,汪译为“the Tartar steeds”,许译为“Tartar horses”。“胡骑”指胡人的战马,也可泛指入侵的外国军队,胡则是我国古代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笔者认为,此处汪译“steed”要比普通的“horse”更为贴切,因为steed有“坐骑、战马”之意,在内涵上也与原诗更相扣,符合钱钟书先生对入得“化境”的翻译的描述:“躯壳换了一个,精神姿致依然故我”[2]。
从例6可以看出,汪许二人在原诗意思的理解上有所不同,汪将木兰作为“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的受事主语,而许译将所有军士作为受到赏赐的对象,并将原诗两个短句译为一句,采取意译。用词上两位译者都选词精准,但从原诗内容来看,汪译更加入得“化境”。因为“化境”的内涵之一就是要求译文要保留原文的内容和风格,而《木兰辞》全诗主要突出的是木兰这个女英雄形象,许渊冲先生在这里的处理将木兰个人形象弱化,汪榕培先生的处理则更贴合原诗主旨,也就更加入得化境。此外,从“诱”和“媒”的角度来看,强化木兰个人形象的译文也会更具有可读性,诱使外国读者对这一中国形象产生兴趣,想要去读原文。
例7“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这一句含有两个社会文化负载词:将军和壮士。翻译这句时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句话是运用了“互文”的修辞手法,并不是真的如字面意思所说身经百战而死的只有将军,历经十年征战而归的只有壮士,而是表达将士们身经百战,有的为国捐躯,有的得以胜利归来。换言之,“百战死、十年归”是共同修饰将军和战士的。由此见得,这一句,许译版本或许在意思上出现了一定的“讹”。汪榕培先生将“将军”和“战士”分别译为“countless men”和“other men”,可以看出他在原诗的理解上更为准确,但在译文表达上,选词采取普通的men把将军和战士这两个词所负载的深厚文化色彩抹去了,也仍有进一步入得化境的空间。
3.物质文化负载词翻译
[例8](理)红妆
汪译:makes up to add charm
许译:rouges her face
[例9]对镜贴花黄
汪译:And faces mirrors painting her brows fair
许译:And in the mirror sees her image fair
例8中的“红妆”和例9中的“花黄”都是典型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词汇。“红妆”指女子的盛装,“花黄”指的是古代汉族妇女的一种面饰,贴“花黄”就是把金黄色的纸剪成各式装饰图样,或是在额间涂上黄色。因此,这两例在处理的过程中除了要让外国读者明白意思,最好还要能“诱”得目标语读者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那才算真正入得化境。例8的两个译文都做到了忠实、译文流畅,让外国读者也能想象得出,一位在军营中身着装扮成男儿,铁马戎装多年的巾帼英雄其实也有爱美的一面。例9的两个译文版本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讹”,与贴花黄的实际意思有所偏差。但从“诱”“媒”的角度来说,汪译译出了贴花黄的动作,一定程度上能够吸引译语读者对阅读原文的强烈兴趣,他们一定想看看真实中国古代女子是如何打扮自己的,一定想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劳动等各个方面。从这个角度而言,该译文成为了诱使目的语读者了解原文的连结。
结合汪榕培、许渊冲两位译家对《木兰辞》英译的具体翻译实践分析,笔者认为,入得 “化境”的翻译,译文首先要契合“化境”定义的几层内涵:改变语言躯壳但保留内容与风格;译文要流畅且符合目的语规范;译者要尊重原文而不要随心所欲。此外,还得在“诱”“媒”“讹”的外部层面做好。这两个层面前者涉及译文本身质量,后者则启示译者要重视译文与外界的互动,尊重原文作者和目的语读者。以中诗英译文化负载词翻译为例,“化境”说有深刻的指导意义。首先,在诗歌翻译的过程中应该做到不背离原文意义,这是所有翻译共同的要求。其次,译文应该尽量保留原文风格,力求“精神姿致依然故我”,这在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在诗歌本身就负载深厚文化意义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最后,从钱钟书先生关于翻译的议论来看,我们可以赋予“化境”更多的内涵,即,真正入得“化境”的翻译,还应该起到“诱”“媒”的作用,并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讹”。译文应成为原作与译语读者之间的媒人,诱使读者与原文发生联系,译者应加强自身的文化素养,尽力避免因个人水平或自身理解不够造成的“讹”。做到这几点,蕴含深厚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古诗词才能够在翻译中焕发新的光彩,带动更多的外国读者来了解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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