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英译本的注释研究

熊 谊 华

(上饶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西 上饶 334001 )

一、引言

《周易》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凝聚了难以估量的中国文化智慧，其文本意义丰富、深奥，被誉为最神秘，最难懂的经典。《周易》是最早传入西方的中国典籍之一，西方《周易》翻译者史蒂文·摩尔曾说：“从翻译的数量和注释的多少，以及对人们生活产生的影响上来看，人类历史上只有两本书可以相提并论，那就是西方的《圣经》和中国的《易经》[1]xiii。”

《周易》的翻译以西方汉学家偏多，国内知名的译本是汪榕培和傅惠生的译本，但是汪译只有对《易经》的翻译，傅译则是对《易经》和《易传》的翻译，两者的译本中都没有注释。在《周易》的翻译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围绕《易经》和《易传》文本的翻译对中外译者的译本进行对比研究，而缺少对译本中注释的研究。注释是中国传统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经典的意义建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经学传统是中华文化区别于他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离开经学传统谈中国经典跨文化传播，不利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定位。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当下，《周易》的外译要不要注释，如何去注释，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本文拟从西方汉学家理雅各、卫礼贤、闵福德等人的译本出发，探讨西方汉学家的注释，因为只有整理研究已有的那些研究性译本的相关注释，才能切入西方学术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接受，才能为《周易》的外译提供更多的借鉴。

本文将采用文本辨读和深度翻译理论。依重《周易》注疏文献，将西方汉学家的注释与《周易》的传统注疏进行比较“文本辩读”[2]192， 揭示西方汉学家在《周易》中跨文化注疏策略的突出特征。深度翻译是在人类文化学中发展而来的，其代表人物是阿皮亚，阿皮亚认为译者通过添加脚注、注释、评注等方法，建构出一个让读者与文本的文化和历史语境进行互动的空间，帮助他们站在源语言的“意义之网”中解读文本，真正地实现对源文化的理解与尊重[3]15。注释在类型和功能划分上，可以被称为“副文本”，副文本之印刷成书中那些不属于文本正文，但却环绕在文本(正文)周围的那些仍然可以影响阅读的语言学及图案要素[4]104。副文本相较于文本出现的位置来进行区分，可分为文本外副文本和文本内副文本，即文本内出现的注释。本文探讨的注释，是译者在译本中根据自己的理解在译文中添加的评注性注释。

在译本选择上，本文选取了理雅各和卫礼贤/贝恩斯以及闵福德(John Minford)的译本。理雅各的译本被称为“西方易学研究的《旧约》”，其译文繁琐，注释颇多，被称为学术型翻译。卫礼贤的德译本以其自由、简明、想象，被称为“西方易学研究的旧约”。1950年，由荣格撰序推荐，卫德明和贝恩斯根据卫礼贤的德译本共同合作翻译的英文《周易》出版，这一版本成为西方国家通用的“标准本”，流传到全世界，本文称之为卫礼贤/贝恩斯版本。闵福德是英国著名汉学家，他与霍克斯共同翻译的《红楼梦》至今在西方世界拥有独一无二的经典地位。闵福德历经12年完成了《周易》六十四卦的翻译，2015年这部近千页的译著由纽约企鹅出版集团旗下的维京(Viking)出版社出版,在西方受到热烈欢迎。

二、注释的基本情况

《易经》是理雅各译过的中国古典著作中最难译的一部经典。经过前后二十多年的咀嚼和斟酌，理氏于1882年出版了英译本，其译本被誉为“西方易学研究史上的《旧约》”。理雅各的英译本包括序言(Preface)，导论(Introduction),对《易经》或《易传》部分，都以脚注形式提供了大量对经传原文的诠释和评述，译本的注释评论占了整个译本的近三分之二的篇幅，超过了经与传的译文篇幅。这为读者正确理解《经》与《传》逐步深入《周易》这座玄奥的圣殿铺平了道路。理雅各注重考据、汇释汇校，在注释中大量引用了中国宋代的经学成果。王韬曾评论道“其言经，不主一家，不专一说，博采旁涉，务极其通，大抵取材于孔、郑而折衷于程、朱，于汉、宋之学两无偏袒，译有四子书、尚书两种。书出，西儒见之，咸叹其详明该恰，奉为南针”[5]218。

卫礼贤的《易经》翻译始于1913年，完成与1923年。卫礼贤的译本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64卦爻辞和解释总体卦象的《象上》，第二部分是《说卦》和上下《系辞》，并附以卫礼贤自撰的《卦的结构》和《卜筮法》两篇简介，第三部分是《序卦》《杂卦》《文言》《彖传》《象下》。在字面的翻译后，就是卫礼贤的评论和发挥。与理雅各经传分译的做法不同，理雅各在第一部分64卦爻辞的评注中，就已引用了应属于后面部分的《十翼》材料。

卫礼贤在《周易》译本的绪论中指出：《易经》经文的翻译尽可能简洁扼要，并保持其原来的风格，这一点不仅对经文很重要，而且对所引注释也很重要，这些摘要也应尽可能简洁，以有助于了解《易经》，与西方文学的翻译一样，我的看法是对文学翻译尽可能谨慎从事，并尽量确保如一，保持原作风格，读者因此可视本书经文及注释为对中国思想的如实翻译[6]lxi。

但是事实上，卫礼贤的注释在西方却饱受诟病。Dubs认为卫氏译本超过三分之二为卫礼贤对中国的评论构成，只有较少的部分来自中国源头，大多数是卫氏跟人的诠释，即卫氏翻译虽根据中国传统评论，Dubs却认为大多是卫氏个人的诠释[7]39。

闵福德的译本与以往的任何译本都有所不同，在闵福德之前的译者要么把《周易》看成一本哲学之书，要么就是占筮之书，两者选其一。而闵福德认为，《周易》既是哲学之书，也是一本占筮之书，所以，他把译本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智慧之书” ( Book of Wisdom ) ，第二部分为“青铜时代的占筮” ( Bronze Age Oracle)。闵福德采取运用随文注释的方法，即在每一卦爻辞后进行注释。他的注释内容丰富，除了他本人对卦爻辞的诠释和发挥外，还引用了中国哲学家朱熹、王弼，全真派道士刘一明( 1733—1821，号悟元)、汉学家理雅各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管理学教授闵建蜀(Mun Kin Chok)的观点,涉及到哲学、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

三、注释的特点

(一)以中国的传统注释为底本

理雅各在1854年就开始翻译《周易》，但他认为没有找到翻译《周易》的正确方法。直到1874年，理雅各认为找到了翻译《周易》的钥匙，那就是经、传分开，“我理解《易》的第一步就是单独研究《易经》，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容易，因为1715年出版的《周易折中》经与传是分开的，而且有很多的校注”[8]XIII。卫礼贤的《易经》译本是以《周易折中》为底本并透过文人劳乃宣翻译而成的。《周易折中》全名为《御纂周易折中》，共二十二卷，由康熙皇帝御纂，大学士李光地(1642-1718)总裁，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春完成。参加此项工作(校对、分修、缮写、监造)的共有49人之多，用了两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项卷帙浩繁的《周易折中》。本书援引以往共218家的学说，其中包括宋代的98家，每每以“本义”“程传”“集说”“按语”及“总结”的方式，尽管基本上是以程朱易学为宗的，但其中也不乏对程朱观点的质疑和批评之处，同时对经文卦义也多有发明。《周易折中》既是以往《易》之集大成者，同时又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

(二)注释受目标读者的影响

《周易》的传统注疏，面向的都是士者大夫，体现的是治国、齐家、平天下的济世思想，如《豫卦》六五：贞疾，恒不死。常被理解为六五为贞疾者，九四刚而不逊，五以柔乘其上，权归于下，势孤与上。其恒不死者，以所处犹中，先世之馀泽尚存，故能保其虚位，而不至亡也[9]230。主要是劝君主必须奋发有为，才可逆折强臣之萌。

卫礼贤/贝恩斯译：Six in the fifth place means:Persistently ill,and still does not die.[6]71贝恩斯把豫译为“享乐”(enthusiasm)。在注释中，他认为六五享乐的欲望被堵塞,人处在持续的压力之下，不能随心所欲。然而，压力也是有好处的，它能够让人避免穷奢极欲。这种持续的压力能让他长久地活下去。[6]16

由此可见，中国的历代注释大部分为服务统治者而用，而卫礼贤的注释面向普通读者，强调个人的修养，更接地气。 贝恩斯这样评价卫礼贤：“跟翻译这部作品的其他翻译家不同的是，他不想把知识分子作为他的唯一读者，所以他致力于使这部古老的哲学让普通人都能看懂，他希望通过这部哲学，可以使人们摆脱专门哲学的统治，可以使得关心宇宙与他们自身关系的人看得懂这部书。”[6]lx

《周易》的中文本注释繁多，闵福德并不执于一家一派，而是采用折中的方法，“选择一切有利于当今读者理解的注释”[10]xviii。

卫/贝译充分利用互卦来解释《周易》中的语句，如《易传》 “包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处》”，卫礼贤注解道，益卦下震，震为动，上巽为木，巽为入，内卦为坤，坤为土[6]330-331，象征农业社会生活中的生产状态。

(三)注释受到目标语的文化系统的影响

理雅各翻译《易经》筚路蓝缕，先后经历了十年之久，理雅各认为翻译易经的钥匙在于经传分译，把《易经》作为独立完整的部分进行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理氏发现经与传的不同之处，并得出结论《传》的作者并不是孔子[11]29，理氏在其译注中写道：“如果《易传》的大部分内容不为孔子所著，或者说不能确认哪部分来自孔子，那么我们完全可按自己的理解去判断他的内容，用我们的理智来评判。”[11]28这为理氏利用基督教思想阐释《易经》打开了新的缺口。在翻译《易传·系辞》“帝出乎震，齐乎冀，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时，理雅各认为，此中的“帝”既非雷孝思(P.Regis)拉丁文翻译“Supremus Imperator”,也非麦格基(Canon McClatchie)的“the Supreme Emperor”，“帝”英文的正确翻译就是God[11]28。

理雅各身处于最辉煌的维多理雅各时代，作为传教士，就是把基督教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其译注中，他主要使用西方传统的思维及基督教的教义去解释《周易》。

由于卫礼贤在中国长期而广泛的经历，他对中国语言和文化非常热爱，把《易经》视为中国古代智慧的结晶，不仅崇敬它、翻译它，还努力运用它蕴藏的智慧来指导自己的人生实践。卫礼贤善于利用卦象、卦辞作为行动的指引，以《大象》之中指涉的情景或代表的行动，来唤起人们的崇敬和效法之情，从《易经》中挖掘人生智慧。在其译本中，常可以看到Applied to human world或applied to human affairs等字眼，在《坤卦·卦辞》“先迷后得主”的注解中，卫礼贤认为，应用到现实世界中，这卦意味着人们的行动必须与所处的环境保持一致，如果对实际情况不熟悉，而想成为行动中的带头人，只会让自己迷路，他应该是熟悉环境，然后听从命运的安排[6]12。

卫礼贤的神学和形而上学倾向在个别卦的解释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豫》的卦象是“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卫礼贤认为，在庙堂中，人们在乐舞中接近上帝。对于创世者的宗教情感和对于祖先的敬畏(最神圣的人的情感)相结合，于是自身的历史和神性在这一充满宗教热情时刻连接，人和上帝缔结了联盟。在上帝面前祭拜祖先的统治者由此而成为天子，天和帝在他身上神秘地结合[6]76。这体现了卫礼贤对于乐的宗教意义的理解。

对于《贲卦》，卫礼贤解释说“这是纯粹静观的宁静。但欲望屏息，一直变得宁静，作为表象的世界就出现了。作为这样的表象，它是美的、摆脱了争斗的。这是艺术的世界。但是有纯粹静观，意志并不能得到最终的宁静。它会再次苏醒，所有的都只是稍纵即逝的片刻升华。所以这还不是真正的解脱之路。”[6]91

可见卫礼贤在向古老的东方寻求智慧的同时，也深受本国哲学及基督教思想的影响。

四、注释的意义

(一)有利于读者加深对文本的理解

由于译文所依据中文的注释本不同，对文本的理解不同，对同一爻辞的翻译也就不同。如“泰卦，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译者译文理雅各The fourth line,divided,shows its subject fluttering (down); no relying on his own rich re-sources,but calling his neigh-bors.(they all come)not as hav-ing received warning,but in the sincerity (of their hearts).[8]81卫礼贤Six in the fourth line means:He flutters down,not boasting of his wealth.Together with his neighborGuileless and sincere.[6]51

从以上的翻译来看，各个译者对原句的断句不太一致，同时对“不富”的理解各有千秋，理雅各、理查林强调的是不利用、依靠财富，卫礼贤强调的是不炫耀财富，而闵福德则是不与邻居分享财富，这比较容易造成读者在理解上的混乱。而注释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读者在理解上遇到的上述问题。卫礼贤认为位尊者与位卑者之间相互信任，他们从不夸耀自己的财富，这不是因为外在的压力，而是与他们内在的情感一致，他们这样做是非常自觉的，基于内心的信念[6]51。闵福德在注释中说道：“阴在阴位，阴爻往下，翩翩飞向下面三个阳爻。六四与初九相应，没有金钱上的纠纷(财富没有分配)，也没有争讼的必要，他们都为信仰吸引。”[10]114他们注释的重点都落到“以孚”，内心的诚信与信念， 所以对“泰卦，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的理解中心应该在“以孚”之上。

(二)有利于丰富文本的意义

理雅各在经、传分译的过程中，发现《周易》的《易经》部分是描述西周初年的史料。在《屯卦》中，理认为“屯”象征初生，为种子萌生，破土而出之形。屯难，是植物生长的第一个阶段，象征着国家结束纷乱开始走向统一……周文王和他的儿子就处于这一个特殊时期。 周文王看到他周围世界处于动荡之中，但他相信自己，对他的王朝有信心。他沉着而小心，坚持正确的道路，把政府交给仁义有能力的人，——然后所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8]62。

理雅各认为《屯卦》代表了周朝兴起前动荡的社会。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周文王利用“屯”来表达他领导国家的愿望。他号召王朝的人民重新恢复国家秩序，号召其他国家的人民跟随他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蒙卦》象征着周文王希望在中国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商朝给中国带来太多的苦难，必须采取措施来恢复国家的秩序。对于“卦的顺序”他说道：“是展示父母和统治者如何处理这种情形，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分别用六二和用六代替。”[8]66恢复秩序导致了他“需”的思考。理雅各看到了“需”的字面含义和历史含义。“需”的字面意就是等待。理雅各谈到两支军队在战斗中相遇的可能性，确保战争的胜利必须等待[8]68。“需”指的就是文王的政治生命中一次重要的历史时刻，即等待渡过黄河战胜商朝的时刻。他集中思考了卦中的“利涉大川”， “大川”指的就是“黄河”[8]68，对抗商朝和他的暴君战争中必须渡过的河流。

卫礼贤十分注重《十翼》的阐述，他的注释不仅是他与中国清儒以来的注释系统的对话，更是西方世界与中国思想文化展开的诠释循环的对话过程。

(三)有利于表达作者的翻译思想

“贞”是《周易》中的关键字，在《周易》中多次出现。对贞的理解不仅决定了《周易》是一本占筮之书，还是一本哲学之书，而且影响到读者对《周易》的理解。 “贞”出现的位置不同，不同的译者有不同的译法。

如《随卦》“九四 ，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13]107

译者“贞凶”译文理雅各Though he be firm and correct,there will be evil.[8]93卫礼贤Perseverance brings misfortune.[6]74傅惠生He should persevere in the right way to guard against disasters.[14]109

傅惠生采用的是黄寿琪、张善文的说法，即“守正以防凶”[13]29，而卫礼贤、理雅各的理解大都采用朱熹的说法，即“守正也凶”。如《系辞.下》“吉凶，贞胜者也”，理雅各译为 Good fortune and ill are continually prevailing each against the other by an exact rule.[8]380

理雅各把“贞”译为“continually”，即“常”，采用了朱熹的《朱子语类》的观点。《朱子语类》云：吉凶常相胜，不是吉胜凶，便是凶胜吉，二者常相胜，故曰“贞胜”。而卫礼贤译为good fortune and misfortune take effect through perseverance.[6]326在卫礼贤的译本注释中，有三分之一是关于吉凶的，卫礼贤把“贞”译为“perseverance”,他认为当某一行为与事物发展的规律(the law of universe)相一致时，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则为吉，当某一行为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就不能都到想要的结果，则为凶[6]288。“吉凶，失得之象也”。卫礼贤关于吉凶的论述，与《周易》的传统注疏相一致， 清代的李光地在《周易折中》十三卷中说：“吉即顺理而得之象也；凶即逆理而失之象也。”可见，“失”的含义较为广泛，不限于一事一物之失。如果关注其普遍意义的层面，失即“逆理”，也就是违背客观规律，而“失道寡助”，其结果必然是凶险的。而吉与凶的结果不是马上就会产生，卫礼贤认为吉凶发展是一个渐变(duration)的过程，必须通过perverance才会实现[6]326。

五、注释的必要及其原则和方法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译者的主体应该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专家，已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中国学者深黯中国文化，外国专家熟悉目标文化与目标读者，各有所长，如中国学者汪榕培和傅惠生对《周易》都进行了翻译，为《周易》的外传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汪的译本仅是对经的翻译，傅惠生的译本采用的是经传的今译和英译对照的形式，两者的译本都没有注释。

笔者认为，注释不可或缺。首先，《周易》的中文本的注释在《周易》的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汉朝以后，历代学者采用了“述而不作”的传统，《易经》和《易传》进行了解释、发挥、宣扬和运用，注释成为研究历代学者易学思想的重要途径。其次，《周易》文本意义丰富，其自身的含混性和歧义性使得《周易》深奥难懂，仅仅依靠《易经》和《易传》文本的翻译，很难理解周易的伟大意义，只能让读者望而却步。

注释是游离于翻译原则之外的翻译策略，它有助于读者在源语言的“意义之网”之中解读文本，有利于译者根据翻译的需要以及译者本人的理解对文本进行诠释和发挥。就《周易》的翻译来讲，理雅各、卫礼贤和闵福德对《易经》和《易传》的翻译采用了忠实原文的原则，而他们译本的注释各有不同，理雅各侧重于对文本的阐释，被称为文本派，卫礼贤侧重于《周易》对人类生活的指导，被称为实用派，闵福德则融入了古今中外的易学成果，首次把《周易》蕴含的管理学思想置于译本的注释之中。

注释有利于拓展译者的话语空间，但不能任由译者随意发挥，更不能凭空杜撰，注释应该是在对源语文化尊重的基础上，对源语文本的合理的诠释。在新一轮中国典籍外译的热潮中，《周易》的注释可以采取以下的方法：

1.以目标读者和目标文化为导向，考虑目标读者和文化的可接受性，利用比、承、应以及互卦的方式，解释卦爻辞，让目标读者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只有结合目标语的文化和语言环境做出注释，才能有利于目标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和接受。从当前中国的外向翻译来看，主要依靠的是中国译者，采取的是越来越异化的策略，不大考虑目标文化的意愿和规范，效果不太理想[15]88。

2.以中国传统注释为底本，保持中国文化的特色。《周易》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历代易学家对《周易》的诠释和发展，形成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周易》走出去，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注释。

3.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周易》涵盖万有，纲纪群伦，其理论博大精深，而又至简至易。如今易学已经深入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在《周易》译本的注释中，可以渗入多学科的知识，闵福德在其注释中，结合卦爻辞阐述了《周易》中蕴含的管理学思想。

译者作为两种文化的交流者，发挥着文化主体间性的作用，译者必须立足中国经典的传统注疏，研究西方汉学家注释的方法，借鉴西方汉学家的注释经验，掌握典籍英译的规律和方法，力争反映易经最新的研究成果。

六、结语

“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圣人用“象”来尽行表达他的思想，设制六十四卦来尽行反映万物的真情和虚伪，在卦下撰系文辞来尽行表达他的语言，对其含义做出各种变通解释，就能使人们理解和获益。《周易》的翻译需要注释，这样才能让《易》达到最高的神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