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罗 燕 子
(兰州文理学院外语学院,兰州 730000 )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璀璨的明珠,承载着历史故事、历史人物、民族风情以及时代记忆,是弘扬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载体。近年来我国非常重视对于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文化相互借鉴,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在此背景下,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整理、翻译及传播研究也得到了研究者们的重视。
非遗文化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风俗习惯的鲜活表现,翻译时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字层面,而应该挖掘文字后面隐藏的文化模因(meme),使之不断复制,感染他人,形成强势模因进行传播。理查德·道金斯(Rechard Dawkins)[1]首次提出模因这一概念,认为模因(meme)是一种文化元素中的复制因子,通过非遗传的方式,特别是模仿来传递的观点、行为举止、风格、习惯等;后来布莱克摩尔(Blackmore)等对于模因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使之得到了发展和完善。牛津字典也收录了“meme”这个词,将其定义为通过其他方式、如复制,而不是通过基因,从群体中的一个成员传递给另一个成员的一种行为,(a type of behavior that is passed on from one member of a group to another, not in the genes but by another means such as people copying it),现在模因理论经常被用作文化传播理论来研究。对于非遗文化的翻译及传播,翻译目的论及文化传播理论——模因论有很大的启示:在非遗文化翻译中,把文化负载词作为模因,进行恰当、传神的翻译可以使其成为强势模因,被广泛传播并接受。
翻译是非遗文化保护和传播的重要手段,是优秀的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必经之路。翻译目的论为非遗文化模因的翻译提供了理论依据。20世纪70年代,德国语言学家Hans J. Vermeer[2]提出了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打破了在翻译中以语言学为导向的趋势。目的论是功能性翻译方法,它认为每一个翻译都有一个目的,目的决定了译者应该采取的策略。在此基础上,Nord[3]进一步论证翻译的首要原则是“目的性原则”,即翻译行为由其目的决定,这意味着,一个特定翻译任务可能需要一个自由(free)或忠实(faithful)的翻译,或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种东西,在翻译时选择什么取决于翻译的目的。在非遗文化翻译中,文化负载词模因的翻译是其核心,因为它承载着民族的本土文化特色,是目标语和源语言之间的桥梁。根据翻译目的论,在翻译非遗文化时,可以使用异化(foreignization),同时兼顾归化(domestication)的翻译策略。异化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留源语言的文化信息,具有异国情调,有利于异域之间文化的交流,但对于目标语读者来说,存在一定的理解困难。为了使异化翻译更容易被目标语读者所理解并接受,在翻译过程中可以采用深度翻译的手段来弥补异化翻译的不足。深度翻译( thick translation) , 也叫“增量翻译”“厚重翻译”“厚翻译”“丰厚翻译”“稠密翻译”等,其基本形态是增译法。脚注、尾注、夹注、双行小注、文内隐注以及序、跋、献词、后记、附录、术语表、致谢都属此类。成功的厚翻译,是深度传播文化、满足特定读者需求的物质基础[4]。由此可见深度翻译是异化译文被目标语文化受众接受的可行之路,对于非遗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非遗文化翻译中应该根据翻译目的论,多使用异化,兼顾归化的翻译策略,同时采用深度翻译即厚翻译手段,突出民族特点及文化特色,形成强势模因,实现文化传播的目的。
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所有的重写,无论什么意图,都反映了一定的文化内涵。因此,在翻译时只追求表层含义及文字的对等是不够的,另外,有些源语言词汇在目标语中没有对等的词汇,此时,弥补文化断层,使目标语受众理解并接受译文是译者的责任。例如谚语“玉不琢不成器”的翻译,在西方文化中,人们是不戴玉的,按字面意思直译达不到直击心灵的效果,不如译文“The finest diamond must be cut”透彻传神;再比如天气冷了我们常说“多穿点衣服”,不能说“Dress more clothes”,而应该说“Dress warm”。面对翻译中的文化断层现象,厚翻译策略提出了解决方案。下面以美国学者本森(Sandra Benson)[5]英译的藏族民间《尸语故事》(Tale of the Golden Corpse--Tibetan Folk Tales)为例:
每当劳作之余,夜幕降临,人们围坐在沸腾的茶水旁听老一辈讲故事。这些故事基本上都是神话传说,看似荒诞怪异,但内容是正面的、积极的,经常用来教育孩子。该故事由父传子,母传女,向后代传授本民族纯朴的道德观念、传统美德和生活经验等,通过诙谐幽默及古怪的故事,教孩子们学习对与错、原因和结果、爱和同情。这本故事集反映了藏族人民的道德观念和美学标准,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也宣扬了一些宗教迷信思想,应该批判地接受,但是它的英译本中的翻译技巧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从该故事的英译本可以看出文化模因的表达,译者本森(Benson)使用厚翻译策略,表达了该民间故事的主旨——贪婪、吝啬和自私的国王、王后、大臣和巫师通常会以各种方式受到惩罚或者结束生命,而善良、勇敢、慷慨、耐心和富有同情心的人最终收获,并过上幸福生活。
1.故事前的厚翻译
本森译本中故事开始前的厚翻译策略体现在书名、前言、谢辞及导论里面。译本的书名为“Tale of the Golden Corpse--Tibetan Folk Tales”,前半部分有可能使目标语读者对“ Golden Corpse”迷惑不解,破折号后面的部分给读者进行信息补充——该故事是西藏的民间故事,以此提示读者猜测故事类型,助其体会藏族文化。而且“Golden Corpse”的使用非常准确地突出了尸体的形态,表现出很浓的藏族神话特色,因为在故事里面这个尸体的上部分是绿松石的,腰部以下是金色的。然后在前言中,使用读者的评价来介绍故事在西藏文化中的重要性:他们往往通过故事来教育孩子,通过口头和书面故事,让孩子们明辨是非,了解因果、爱和同情,吸取生活教训。在该译本前言的后面,紧接着是谢辞和导论部分。译者用了近14页的篇幅来介绍故事诞生的背景及藏族的生活环境、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并且强调尽管故事里面有一些佛教人物及用语,但是故事是为了孩子们娱乐而不是教义的宣传。所有这些故事前的内容都是深度翻译的体现,通过以上的厚翻译,目标语读者能慢慢消减对异域文化的陌生感,从而更好地理解译本,达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
2.故事中的厚翻译——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在故事里,本森采用音译加同位语解释说明以及定语解释说明的方法来对文化负载词进行翻译,例如:
They would build a big wooden garuda, a mystical bird with great powers of protection.[5]
——garuda, 大鹏鸟,中国神话传说中巨大的黑鸟,长着彩虹色翅膀和锋利的金色的喙,是佛教教义的保护者;同位语解释说明,摘自故事“六兄弟(The Six Brothers)”。
Everyone was eating meat and butter and a special sweet and sour bread
called tu.[5]
——tu, 一种用奶渣做的藏族蛋糕;定语解释说明,摘自故事“六兄弟(The Six Brothers)”。
After travelling a short way, he met a man holding a fighting stick attached to a long rope called a kor yegh.[5]
——kor yegh,绳套,定语解释说明,摘自故事“农夫和暴君(The Farmer and the Tyrant King)”。
3.故事末的厚翻译——评论和术语表
在书的末尾,为了目标语读者理解藏族风土人情、习俗、宗教信仰等文化背景,本森在评论(Commentary)里面,对于书中的内容,以单个的故事为单位,对故事里面所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详细的评述;在术语表里面对于其他常见的文化负载词进行了一一说明。在我国的神话故事里经常会出现龙王,本故事中也不例外,有一则故事是关于龙王、龙宫及龙女的——“穷汉和龙女(The Poor Man and the Serpent's Daughter)。由于龙王的故事流传范围较广,译者没有做解释,但在评论里面对于哈达进行了解释说明:
The poor man is challenged by the king to cover the mountainside with a katak, a ceremonial silk scarf that is offered to Rinpoches or lamas as a sign of respect or when bidding farewell to friends and family. Kataks range from two to five feet in length and are folded in half lengthwise, then rolled or folded up like an accordion. Kataks are also used to offer good wishes to a wedding couple. In this case, the well-wishers drape the kataks around their necks. Soon the happy newly weds are close to being buried under mounds of silk scarves. The kataks, generally white, are often decorated with woven patterns of the eight auspicious symbols in Buddhism. They are also commonly wrapped around Tibetan sacred paintings, thankgas, or statues.[5]
(国王向这个穷人提出挑战,让他给山腰上戴上一条哈达,一种仪式上用来向Rinpoches或lamas表示敬意的丝巾,也可在向朋友和家人告别时使用。哈达长度从2英尺到5英尺不等,纵向对折,然后像手风琴一样卷起来或折叠起来。哈达也用来给新婚夫妇送上美好的祝福,在此情况下,祝福者会把哈达套在其脖子上,很快这对幸福的新婚夫妇都快被埋在成堆的丝巾下面了。哈达通常是白色的,编制有8种佛教中的吉祥图案,他们也通常包裹在西藏的神圣绘画——唐卡或雕像上面。)本森通过以上的解释说明,使异域读者对于“kataks”(哈达)有了明确的认识,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故事,很好地表达了有关哈达的藏族文化。
在术语表中,本森对于个别文化负载词没有太多的描写,只有简明扼要的解释,但也弥补了文化断层,例如:对于“chang(青稞酒)”的解释是这样的:
Chang -- A traditional Tibetan beer that is made from fermented barley and is mildly intoxicating. Chang is frothy and white with a sweet yet pungent taste, a bit like spiked lemonade.[6]
(“Chang”,一种传统的西藏啤酒,由发酵的大麦制成,有轻微的醉人作用。呈白色泡沫状,有一种甜而辛辣的味道,有点像加了酒精的柠檬水。)
翻译是一种文化传播行为,翻译的目的决定了翻译的手段。目的论注重翻译情境,强调翻译的目的性,认为译文预期目的或功能决定了所采用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本森所译的藏族民间故事文化负载词很好地体现了藏族本土文化特色,虽然该故事不是非遗文化,但是其翻译技巧可以应用到非遗文化的翻译中。再次以其译本中的故事“六兄弟”(Six Brothers)为例:在故事前半部分,引用了藏族谚语“When the magical bird, the garuda, has learned how to use its wings, he soars into the sky. Even though the sky is vast, he is never afraid. So too, when a boy becomes a young man, he travels the world. Even though the earth is so big, a young man has no fear on his journey”[6](当这种神奇的鸟garuda,学会了如何使用它的翅膀,他飞向天空。即使天空再广阔,他也从不害怕。所以,当一个男孩成为一个年青人,他周游世界。虽然地球很大,但年青人在旅途中却无所畏惧),作为铺垫,让读者对藏族民间传说中的神鸟garuda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在随后的情节中,再一次出现garuda并进行详细描述:
While searching for the best way to rescue the wife, the carpenter's son came up with a very good plan. They would build a big wooden garuda, a mystical bird with
great powers of protection. The blacksmith's son made a special large iron steering wheel and placed it inside the garuda so the hunter's son could guide the big wooden bird wherever he needed to go.[5]
(在寻找解救妻子的最佳方法时,木匠的儿子想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计划。他们用木头做了一只大鹏鸟,一种神秘的具有强大的保护力量的鸟。铁匠的儿子做了一个特别大的铁方向盘,并把它放在里面,这样猎人的儿子就可以引导这只大木头鸟去任何他需要去的地方。)
这种翻译真切地呈现了文化特色,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是异化翻译的典范。相对照,在Shelton. A. L.(1925)[6]翻译的西藏民间故事里面,一个类似于Benson“六兄弟”的故事,“五朋友之争(The Quarrel of the Five Friends)”,是这样表达的:
They decided they would get his wife back for him, but it wouldn't do to go and demand her, as the king would kill all six of them at once; so the son of the carpenter said he had a scheme, he would make a flying machine. He made an affair with wings and a tail, which he called a wooden bird.This would go up and down and any place he wished.[6]
(他们决定为他夺回他的妻子,但去要求她是不行的,因为国王会同时杀死他们六个;所以木匠的儿子说他有一个计划,他要做一个飞行器。他做了一个有翅膀和尾巴的东西,他称之为木鸟。它可以上下移动,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
通过以上两种译文的对比,我们能很明显感受到它们的不同之处,前者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更多地传递了藏族民间文化信息,把读者带到了异域,后者为了迎合目标语读者,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便于读者理解原文,但是却失去了对异域文化的表达。
根据韦努蒂(Venuti)的观点,归化(domestication)是“把原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即以目标语及其读者为中心,用目标语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源语言本土化,向目标语靠近,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异化(foreignization)指在翻译过程中保留并采用源文的语言及其文化特点,突出其民族性及差异性,译文具有异国情调,目标语读者可以借助译文了解源语言及其文化。作为两种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绝对的归化和异化都是不存在的。在民间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过程中,为了突出民族民间文化特色,让目标语读者能身临其境地直接感受源语言文化,增加异域特点,多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同时兼顾归化,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民间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不能仅停留在文字层面,因为在目标语文化中,有些词汇没有与其对应的词汇;另外,文化负载词承载着源语言的文化信息,是文化传播的媒介,也是目标语读者了解其文化的最重要的桥梁,如果仅仅用常规的音译加解释的翻译方法,很难让读者明白原文的真实内容。译文中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是翻译的最终目的,也是译者的神圣使命。灵活使用厚翻译,如解释、注释、前言、导论、后记、评论、术语表等手段,可以把读者带入异域文化背景中,增加译文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同时也能提升文化交流的效果。在采用厚翻译策略时,语境对于译文有重要意义。如本森的英译本《尸语故事》,因为书中的故事全部都是神话传说,本森对于故事中的神鸟的厚翻译(garuda,a mystical bird with great powers of protection)非常符合该语境,如果用汉语表达的话,这种神鸟翻译为“大鹏鸟”比“大鸟”更符合神话语境。
总之,非遗文化翻译中,文化负载词的表达应该是重点和难点。翻译时应该多采用异化以突出文化特色,同时兼顾归化,为了解决异化译文中目标语读者的理解问题,译者可以灵活使用厚翻译法。***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非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把非遗文化负载词作为语言模因,采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及手段进行翻译,可以保留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特色元素及内涵,不但有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让世界了解中国,并且能使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 部分文章是来自各大过期杂志,内容仅供学习参考,不准确地方联系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