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嬗变

李大鹏 王 军

(长春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长春 130122)

一、20世纪文学中的华裔男性形象

在20世纪的美国文坛，大多女性作家创作过程中会迎合女权运动的热潮，其中不乏借由初代移民和子女间的矛盾冲突为背景、揭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华裔人群在夹缝中生存的彷徨与无奈的作品。代表性作家包括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谭恩美(Amy Tan)等。

汤亭亭在其处女作，也被视为代表作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1976)中通过女性视角展开叙事，其作品中的“花木兰情节”甚至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美国大众对中国女性的偏见；谭恩美则在《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 1989)中通过四对移民母女间的代沟和源自不同价值观的矛盾冲突，叙述了华裔传统文化和美国文化邂逅并发生碰撞，进而冰释前嫌实现兼容的故事，并揭示了文化冲突中华裔母女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艰难认同历程。尽管汤亭亭也曾在《女勇士》中写道：“无论如何，我们总会获胜。(因为)关羽，这位战争和文学之神总是能够祝我一臂之力”[1]。但在大部分华裔女性作家的作品中，作者往往专注于女性角色的塑造，对于亚裔男性形象着墨不多，甚至大肆排斥男性形象，使男性角色成为陪衬，作为“无能”的代名词。

(一)赵健秀和无所不能的“关羽”

在汤亭亭等华裔作家借着女权运动的东风为女性发声的同时，以赵健秀(Frank Chin)为代表的华裔男性作家开始激进地与她们展开角逐。赵健秀作品中的“关羽情节”是其重振华裔男性作家和男性形象的一系列大胆尝试。在其第二次参与编写的亚裔美国文学作品选集《大唉咿》(The Big Aiieeeee!, 1991)中，赵健秀便用大量篇幅详细介绍了关羽，并介绍了这一形象的出处——《三国演义》。在他的笔下，关羽是“没有任何缺点的，是正直、廉洁与复仇的化身，也是一位在肉体和精神层面都极其自信的斗士”[2]。

赵健秀在其后续的作品《唐老鸭》(Donald Duck, 1991)中，也借助小男孩唐老鸭梦境中关羽指挥华人劳工修建铁路的叙述，进一步为华裔男性形象的重筑而不懈努力。在《甘加丁之路》(Gunga Din Highway, 1994)中，将中国神话故事与美国流行文化进行了有机结合，借由主人公关式父子二人在面对饰演角色陈查理(华人侦探)的机会时迥然不同的态度，对美国白人所持的华裔男性不入流的刻板印象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在早期创作过程中，赵健秀显然过于刻意对关羽阳刚之气渲染，反倒是到了90年代，他开始尝试兼顾关羽双重气质的整体把握[3]。毋庸置疑，虽然他和他的“关羽情节”没有收获预期的认可，但他的大胆尝试体现了足够的勇气和决心，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华裔男性形象增添了正面色彩。

(二)黄哲伦和雌雄同体的“蝴蝶君”

另一位华裔男性作家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在其创作的话剧剧本《蝴蝶君》(M. Butterfly, 1986)中则展示了一个颠覆传统的亚裔男性主人公形象——宋丽玲。这个京剧名伶的形象满足了西方人眼中对亚裔的刻板印象：一方面是温顺屈从、逆来顺受的仆人和陪衬般的存在；另一方面又阴险狡诈，不受白人控制。作品中的宋丽玲一面凭借出色的伪装，成为舞台上技艺精湛的京剧名伶，满足了西方人对于神秘东方主义的幻想，一面作为情报部门的间谍，迷惑伽里玛并窃取情报，最后成为故事中的胜利者。尽管如此，宋丽玲在庭审中的自白却令人唏嘘而无奈：“作为一个东方人，我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4]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蝴蝶君》可谓构思巧妙，开创性地颠覆了歌剧《蝴蝶夫人》中的人物原型。也正因如此，本书被誉为囊括了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差异、民族与种族的矛盾冲突、性别与政治的激烈角逐、身份与认同的无奈挣扎，并探讨了殖民与后殖民的创作理念，将诸多沉重而多元的文化命题融为一体，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但是，首先，作者笔下的宋丽玲，至少在另一主角伽里玛的认知中，是一位神秘的东方女性，害羞而温顺，隐忍而柔情，他的形象和他在作品中的角色都不是传统认知的典型男性形象，包括被誉为宋丽玲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时佩璞，也是一位伪装在外交官身边的演员、间谍。其次，这部作品虽然一度被视为反美作品，但是正如作者所言，他的创作动机不是为了宣扬某种东风压倒西风的观念，而是希望借由这部作品，引发读者在全球化背景下关于多元文化间的交流和沟通中的思考，正视自身，坦诚以待。因此，雌雄同体的宋丽玲虽然是一个颠覆传统认知的华裔男性形象，但是不失为一次成功的尝试。

简而言之，20世纪的美国，华裔文学方兴未艾，华裔男性形象和他们的创作者一样，对于自身的华裔文化身份从开始的背弃慢慢转为认同，并尝试为华裔身份正名，尽管华裔男性形象的重筑收效甚微。抑或是由于美国社会对亚裔的刻板印象由来已久，零星的文学作品难以逆转；抑或是由于一些激进的创作者们操之过急，他们笔下的人物形象不够立体，不够有说服力。这些华裔男性形象不仅不够立体，不够丰满，而且文化身份摇摆不定。

二、《无声告白》中的詹姆斯·李

步入新世纪以来，亚裔文学创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作品的视角和主题也越来越体现出多样性和时代性的特征。这一时期的亚裔作家作品，如本文选取的华裔作家伍绮诗，凭借其长篇小说处女作《无声告白》(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 2014)成功吸引了世界的关注，并力压多位知名畅销书作家如斯蒂芬·金、村上春树等，一举摘得了美国亚马逊年度最佳图书第一名的头衔，一时风头无两。

《无声告白》的主体故事线有两条，一条是开篇便死去的主角，莉迪亚的回忆；另一条则是当下的家庭：华裔教授詹姆斯·李，妻子玛丽琳，莉迪亚的哥哥内斯(内森)和妹妹汉娜以及他们间的故事。作者通过两条叙事线的交替运用，时而陷入回忆，时而回归现实，带着读者一起体味不同角色生活的点点滴滴。

(一)事业有成的詹姆斯·李

故事中的父亲詹姆斯·李是个励志的形象，出身在初代移民华人家庭，他的父亲顶替了别人的姓名，扮作一位早期移民的儿子才得以来到美国，詹姆斯·李的成长过程并不轻松。因为他的父母在一所学校任清洁工和厨房帮工，他才得以参加了入学考试，并凭借其异于常人的学业天赋通过了考试，成为了整所中学录取的第一个华裔学生。后来更是一路以学霸之姿一路昂首挺进哈佛大学，并最终成为了一名大学历史系教授，成为了研究美国牛仔历史的专家。

这位华裔男性虽然也是典型的亚裔学霸形象，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谓不落窠臼，因为这一形象超越了上个世纪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唯唯诺诺抑或阴险狡诈的亚裔男性形象。他的事业风生水起，与一位白人女子坠入爱河，组建家庭并拥有三位子女。妻子玛丽琳更是为他未婚先孕，并为了照顾孩子，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的职业理想，学业都没有完成便专心做起了家庭主妇，照顾家人的衣食起居。从这一方面来看，詹姆斯·李是成功的。

(二)压抑苦闷的詹姆斯·李

与此同时，詹姆斯·李的形象是可悲的。作为一名学霸，他没能在毕业后成功留在哈佛，而是辗转到了俄亥俄州的米德伍德学院任教。作为一名教授，他也是一个畏首畏尾的失败者。看似一路励志而成功，骨子里却是自卑到了极点，他为了融入学校，从小拒绝学习中文，生怕影响自己的英文发音，甚至工作后研究的都是美国牛仔历史，让自己与自己的族裔没有半点关系。为了努力营造自己成功人士的形象，他的人生信条是：要让别人喜欢你，要多交朋友，即使笑不出来，为了融入圈子，也要笑[5]。但现实中的他是卑微的，更是不擅交际的。他如履薄冰，步步为营，努力地想要融入主流社会，奈何却总是发现自己身处边缘，没有朋友。

在家庭生活中，作为丈夫，他也是失败的。他第一次与白人女孩玛丽琳做爱都是谨慎而认真的，他与玛丽琳相爱并步入婚姻，一方面是因为两人相似的成长背景，但更多是为了融入白人主导的社会。而且他不仅是自卑的，还有大男子主义情节。当玛丽琳提出想要出门工作，实现自己的职业价值的时候，他最担心的是别人会嘲笑他无能，供养不起家庭。道貌岸然的他却与妻子貌合神离，在女儿去世后不堪重负，出轨了自己的助理路易莎。

作为一名父亲，他依然是失败的。他更喜欢莉迪亚，因为莉迪亚继承了母亲蓝色的眼睛，让她更像一个地地道道的白人。可以说，小说开头莉迪亚的死亡虽然是一场意外，但是她渴望去湖中找到内心的平静绝非偶然，身份问题一直令她困惑不解，东西方文化的天平在她心中也难以平衡[6]。作为父亲他伪善薄情、从未真心与莉迪亚交流抑或说过爱她。他带儿子内斯去泳池游泳，甚至不顾内斯内心的真实意愿，偏执地让他融入集体，却在内斯遭到戏弄后纵然知道内斯的心灵受到了伤害依然软弱地选择无动于衷。在玛丽琳愤然离家出走后，家里的孩子们最担心的也是留在家里的是不爱他们的父亲。

尽管如此，小说的最后一章是温暖的，仿佛黑暗中总有一丝光明。冷静过后的詹姆斯回到了家，他终于打开心扉，和妻子聊起了莉迪亚的尸检报告，也开始和子女们促膝长谈，一家人理解了莉迪亚的死因。同时，詹姆斯下定了决心，他切断了和路易莎的联系，也得到了玛丽琳的谅解，两人重归于好。

(三)詹姆斯·李的意义

詹姆斯·李最终割断了婚外情，求得了妻子的原谅，也学着和孩子们沟通。至此，他终于不再尝试摆脱自己作为华裔的文化身份，也终于开始尝试和家人一起融入美国社会[7]。这个形象不再是作者略着笔墨的陪衬，扁平苍白，无法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亦不再是可呼风唤雨的转世关羽，看似无所不能，实则过于完美，超乎现实。詹姆斯·李的形象既带有典型的亚裔特色，又被赋予了颠覆以往的角色设定——看似循规蹈矩，实则引人入胜。

他的身上有无数美国华裔的影子，就连詹姆斯这个名字都是很多亚裔男性惯用的，甚至他和玛丽琳的教育理念也仿佛是亚裔家庭的缩影。他一路高歌猛进，年少是学霸，工作后也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丝毫不敢怠慢。同时，因为故事背景设定在上个世纪，社会环境在詹姆斯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美国主流社会对亚裔族群历史的“阉割”不仅对他们的美国身份构成威胁，也使他们缺乏认同感[8]。他骨子里的自卑可谓是根深蒂固甚至病态的。

同时，詹姆斯·李也是很多美国中产阶级男性的缩影。这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的生活经历激发了很多读者的共鸣。他们在职场和家庭间奔波，曾经满怀斗志，也曾经自怨自艾。同时，步入中年，婚姻生活也开始暴露出一些问题，甚至开始面临挑战和危机。但是，正如作者在故事最后一章写到的，经历了妻子离家出走、花季女儿故去、自己婚内出轨的詹姆斯·李再次回到家，发现夕阳映照下的天花板竟然“干净且明亮，仿佛一张白纸，上面什么都没有”[5]。尽管生活不尽如人意，他依然没有放弃前行的脚步。历经坎坷，像每一个美国人一样追求着自己的“美国梦”。

通过《无声告白》，伍绮诗创造了一个真实而且有说服力的詹姆斯·李的形象，她试图探索的是“创伤能否被认知”、“创伤何以被认知”和“创伤疗治的认知路径”等问题[9]。这种独辟蹊径的创作手法完全区别于早期文学作品中的创伤叙事，她的笔触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种族的界限，体现了对世界的关怀，也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无声告白》不仅是一部21世纪的华裔文学黑马之作，也为华裔文学中的男性形象增添了更多的后现代主义色彩，为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

三、结束语

纵观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历程，不乏优秀的代表作家和作品。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亚裔美国人(尤其华裔美国人)一直没有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被认为没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学，甚至没有自己的历史。

到了60、7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声势高涨,唤醒了包括华裔在内的少数族裔人群对自身的权利的关注，引发了这些“他者”对自身文化身份的思考。直到90年代，美国文坛涌现出了大量的亚裔作家，他们用自己的笔触揭开了华裔人群的神秘面纱，描写了华裔人群的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成就了美国华裔文学史上的一次创作高峰。从诞生伊始，这些作品中的华裔男性形象便和作者一道经历着文化身份的多次全新认知。

21世纪的华裔文学作品中男性形象与之前不尽相同，不再象征着“黄祸”，更不再是白人的附属或陪衬。这些不同不仅体现在形象的职业、感情观等方面，更在其文化身份认知上得到了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