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思维法在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中的应用：国内外40年述评

陈昌琳 魏尼亚

(成都大学，成都 610106)

一、引言

自上世纪中期，翻译界掀起了翻译过程研究的热潮，尤其重视以实证手段探索译者翻译过程中大脑的工作原理。翻译过程即译者的思维过程，是翻译活动中的重要环节。翻译过程的研究以发现职业译者的翻译过程的特征，研究翻译能力习得的过程为主要研究目的，试图揭开译者在进行双语转换过程中大脑信息处理的运作机制之谜。鉴于该过程具有不透明性，翻译学界将探索该过程称为探索译者的“黑匣子”。目前仍被广泛用于翻译过程研究的方法——有声思维法(Think-Aloud Protocols)是翻译过程研究者最早应用于研究译者大脑认知过程的研究工具之一。简单讲，有声思维法即受试在完成一项任务时，以口述的形式汇报出自己的心理活动过程，实验者借助录音录像等器材记录整个过程，进而将其转写为文字数据并加以分析，以此导出受试的认知过程。

TAPs应用于翻译过程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11年30余年，国外发表的以TAPs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期刊论文、博士论文达150余篇(含少数专著)[1]。与西方的翻译过程实证研究相比，国内的翻译过程实证研究尚处于缓慢发展阶段[2]。研究者主要以理论演绎、译文分析的定性研究为主；现有的少量翻译过程实证研究大多研究翻译策略[3]和翻译单位[4]，在研究内容上还有待跟进。不少研究者对翻译过程研究所采用的先进研究方法：如有声思维法、眼动追踪技术、键盘记录技术、大脑电子扫描成像技术，以及对西方翻译过程实证研究发展等的了解都还较为欠缺。基于对国外相关研究的梳理，笔者就西方翻译过程研究中的主要研究工具——TAPs的理论基础，发展历程、优势特点和运行方式等问题试作探讨，旨在为国内翻译过程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TAPs在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中的历史发展

TAPs脱胎于心理学中的内省法，用于收集思维过程数据。20世纪中期，由于行为主义向认知主义的转移，心理学家开始让受试口述完成任务时的大脑思维过程。此后几十年，使用TAPs研究认知思维过程的研究持续增长，该方法普遍被认为是收集受试认知过程数据的主要方法。Ericsson和Simon[5]提出其主要理论框架：将人类大脑的认知过程看作是信息加工过程，推测人类可以准确口述出在工作记忆中加工的信息[5]。该方法后被用于一语习得和二语习得领域，作为数据诱导技巧用于研究阅读理解过程、阅读策略、阅读中的心译过程、写作思路和写作策略等，并于20世纪80年代引入国外翻译研究领域。至今已有30余年的历史，其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应用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20世纪80年代：TAPs引入翻译过程研究

20世纪80年代前，研究者主要以理论推理，演绎，构建模型的方式研究翻译过程。80年代后，认知主义兴起，研究者们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大脑信息加工过程产生了浓厚兴趣，TAPs的成功引入为翻译过程研究注入了崭新的活力。翻译学界公认的首次TAPs应用于翻译过程的研究始于1982年，德国学者Sandrock将TAPs引入翻译研究。80年代是TAPs应用于翻译过程研究的开创阶段。 Krings[6]、Gerloff[7]和House[8]被公认为是开启翻译过程研究的领军人物。该批学者掀起了翻译过程研究的第一波研究热潮。至80年代末，较有影响的TAPs翻译过程实证研究达十余篇。这一时期的受试对象类型往往较为单一，以学生为主[6]，包括语言学习者和翻译专业学生[9]。

(二)20世纪90年代：TAPs掀起翻译研究热潮

到20世纪90年代，其他研究者诸如Jässkeläinen 和Tirrkonen-Condit[10]，Lörscher[11]和Kiraly[12]相继对翻译过程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翻译过程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该时期采用TAPs研究翻译过程主要有以下几大特征。

首先，研究视角不断扩大，涉及的研究内容从传统的翻译单位、翻译策略扩展到译者的信息加工自动化现象[10]、翻译能力构成[13]、翻译的决策过程[14]等。翻译能力研究至今仍是热门的翻译研究焦点之一，目前世界范围内有多个翻译能力研究团队，如哥本哈根商学院TRAP(Translation Process)，西班牙PACTE (Process in the Acquisition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Evaluation)，巴西的CRPRAT (Corpuson Process for the Analysis of Translation)等。其次，研究对象多样化。研究者对职业译者与非职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各方面差异的兴趣与日俱增，受试类型不断扩大，除以语言学习者[11]、翻译学生为研究对象外，以职业译者为受试对象的研究层出不穷[15]。研究者们希望通过对比其翻译的认知过程，从中挖掘各自的信息加工机制。此外，研究目的侧重于为翻译培训提供构架。PRONIT (Process and Product in Translation Investigation)和EXPERTISE (Expert Probing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Processes)研究小组致力于研究职业行为，试图发现翻译中的专长(expertise)，以期为翻译教学提供可行的培训构架。Fraser认为，职业译者是极具价值的研究资源，其所具有的自信、注重翻译述要的引导作用，所具备的显性、隐性的理论知识和经实践积累的翻译策略对翻译培训项目的设计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16]。TAPs在应用过程中逐渐演变为不同形式，包括即时TAPs，反省TAPs以及协同翻译方式(joint translation)。研究者们将TAPs借用到翻译过程研究后衍生出了两种不同的使用方法：即时TAPs(concurrent TAPs)和反省TAPs(retrospective)。前者让受试在完成翻译任务过程中即时口头汇报一切心理活动。反省TAPs则是让受试在翻译任务完成之后进行回顾性的口头汇报。由于反省TAPs是在受试行为结束后收集数据，不可避免遗漏较多存储于短时记忆中的信息，加之数据经过事后思维整理，在真实性上不如即时TAPs。纵观前人的翻译过程研究，即时TAPs是研究者们采用最为频繁的研究方法。

(三)21世纪初：TAPs与三元数据分析法

21世纪初，基于TAPs的翻译过程动态研究的研究视角进一步扩大，向更精细的方向发展。首先，在研究内容上日益丰富。该时期的研究内容涉猎到翻译过程的方方面面，如字幕翻译决策过程[14]、翻译专长[17]、翻译创造力[18]、隐喻翻译[19]等。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翻译过程的复杂机制。与此同时，研究深度也与日俱增。如翻译策略研究方面，不仅继续研究职业译者与非职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策略使用的差异，对策略进行分类，更从微观的角度进行策略的成分分析和应用效果分析。翻译过程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狂热的研究浪潮，韩国学者Cho采用TAPs研究了13名职业译者在日韩翻译过程中的创造力问题[18]。中国学者郑冰寒采用有声思维法研究了英汉翻译过程中的策略使用[4]。这些发展都表明基于TAPs的翻译过程研究至今方兴未艾。

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为更加严谨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支持。随着日新月异的科技和新一番的翻译过程研究热潮，眼动追踪、Translog程序等新的研究工具应运而生。翻译过程研究蓬勃发展至今，其最大特征是实验不再以单一研究工具进行。以TAPs为主，其他研究方法为辅的实验设计纷呈出现。翻译学界译界将这种运用多种数据收集法进行研究分析的方式命名为三元数据分析模式(triangulation)。最新的基于TAPs的翻译过程研究都采用了多种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如Dimitrova将TAPs与Translog相结合，研究了翻译中的显化(explicitation)问题[17]。 Angelone通过TAPs和屏幕录像考察了职业译者与学生译者在解决问题中的行为差异。目前Transcomp研究小组采用了TAPs与眼动追踪、访谈等研究方法从纵向的角度研究译者翻译能力。通过该模式，研究者可以运用多种数据参照，相互佐证，减少TAPs单方面数据不足和偏误，增加研究结果的信度。 Angelone也因此视之为基于TAPs研究翻译过程的最佳研究方法。TAPs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应用已有近40年的历史，该方法也在其发展历程中不断改进和提升，对翻译过程研究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20]。

三、讨论

TAPs能够跳出心理学的框架，在翻译过程中的应用至今方兴未艾，一方面源于学者们顺应翻译过程研究的新方向，另一方面则是源于TAPs的独特优势。

(一)TAPs之“功”

TAPs近30年的发展历史使得翻译过程研究在国外学术界的研究持续升温。TAPs的主要优势功能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通过TAPs收集到的心理数据具有较高的时效性。与其他研究方法如问卷调查法、访谈法，观察笔记法等相比，TAPs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即该方法能收集到反映学习者思维过程的实时数据，为研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认知思维状况打开了一扇窗户[21]。对于人类大脑这个“黑匣子”，迄今为止人们还无法用肉眼观察，也无法通过任何科研设备或仪器对人类的大脑思维进行直接观测。正因如此，通过TAPs所收集到的实时数据成为了研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思考路径的第一手资料，且有较高的生态效度。

其次，TAPs具有很高的客观性和完整性。目前已有EyeTracking(眼动追踪)等高科技的设备来捕捉译者的眼球运动，也有KeyLogging(键盘追踪)设备来追踪译者的字符敲打过程，一些研究者希望通过分析译者的眼球运动以及键盘的操作来推理译者如何完成整个翻译任务。但这些外显的行为与实时的口述信息相比，在详尽程度上仍无法比及。Translog记录的是翻译行为过程，而TAPs记录的是翻译心理过程，在分析译者的心理过程时，需要回溯和推理，研究者无法根据这些外显的行为知晓译者的思考过程，因为这些行为与译者的计算机操作熟练程度有关。例如，在一项翻译任务中，译者可以很快地对一个短语进行语言转换，但其打字速度相对较慢，研究者不能由此得出该译者的翻译速度慢的结论。只有通过过TAPs的同步汇报，才可能获得存储于短时记忆中的心理信息，与其他研究手段相比，有声思维法可以较为客观、完整地提取译者的心理信息。

TAPs对翻译教学具有很强的指导性。TAPs翻译过程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翻译的本质，也能对翻译教学进行指导和帮助。这也是翻译过程研究的初衷之一[22]。有翻译学者认为，TAPs的实验性、系统性，可实验可重复性是目前仍然以非常主观的个人经验或零星的轶事式为主的翻译教学研究所缺乏的，因而值得借鉴。瑞士学者Künzli一直致力于法语-德语转换中语言现象导致的翻译问题研究，她认为TAPs是分析翻译中语言方面问题的有效工具。将翻译过程研究的结论应用于翻译教学具有极大的启示和指导意义，正因TAPs如此强大的实用功能，Göpferich对TAPs术语提出了进一步的发展，建议采用一个新的术语——TTP(translation process protocols)来指代译者在有声思维过程中的口述内容及各种行为，如查字典等[23]。

(二)TAPs之“过”

TAPs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应用体现了众多优势，但一些研究者对该方法的采用还持有保留态度。自TAPs被引入翻译过程研究，研究者们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二：1.TAPs是否能够真实反映译者的大脑思维过程？即通过TAPs收集数据的有效性和完整性问题。2.TAPs是否影响译者的信息处理过程？即是否改变了译者的思维过程、延长了译者完成任务的时间。根据Ericsson和Simon的研究结果，受试进行口述时只能汇报出在工作记忆中激活的思维信息[5]。由此可见，TAPs并不能够展现由于反复实践而自动化了的思维过程。对于该问题，无法通过实验修正以达到直接观察到自动化的思维过程，因而研究者们对自动化现象的研究仅仅是基于TAPs数据分析得出推测性的结论。另一影响口述的因素是翻译过程中受试认知负担过高，即翻译任务过于艰巨而导致受试可利用的加工资源被消耗完毕，没有备用资源进行有声思维汇报。因此，Jourdenais认为在语言任务中口述思维过程会给受试增添额外的信息加工负担。该问题可通过精心的实验设计，控制实验任务难度以避免TAPs数据收集失败[24]。

目前，只有Jakobsen进行了检测TAPs反作用力的实证研究[25]。其实验结果显示，受试在翻译过程中口述加工思维会延后正常翻译速度的25%左右，但对译文的修改无明显影响。这与Ericsson和Simon的理论是一致的。其次，TAPs会使受试在翻译时以更小的单位进行语言转换，但这是否意味着有声思维改变了译者的认知过程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的研究数据验证。据前人的研究，任务特征，如翻译任务的文本特征(原语文本的生动性、文本的话题、文本的难度等)，受试对任务的熟练程度及译者的动机，实验设计相关的因素(如实验设备)等均会影响受试的口述量和翻译中的表现。现存的对TAPs的争议多属实验设计问题，而非TAPs本身的缺陷。TAPs作为一种收集内省数据的工具，有着特殊的运行环境。为收集到有效的心理过程数据，研究者应该熟悉TAPs运行环境，考虑其实验过程设计、受试选择等，并遵循基本的数据评估、转写规则对所收集到的原始数据进行评估和整理。欣喜的是一些由于实验设计造成的问题随着研究的成熟已经开始得到解决，并且通过探讨TAPs现存的问题，也使得目前TAPs操作得到的实证数据可靠性有了很大提高。

四、结语

源自内省法的TAPs有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即将人类大脑的认知过程看作是信息加工过程，推测人类可以准确口述出在工作记忆中加工的信息。TAPs本身也在翻译过程研究的运用中得到了验证，且极大地推动了翻译过程中“黑盒”的研究进程。在其应用于翻译过程研究的近40年里,TAPs仍然是翻译过程研究的主要工具是不争的事实。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翻译界将TAPs引入翻译过程研究，取得了初步研究成果；TAPs的应用在90年代掀起热浪，辅以试后访谈法、问卷法进行实验，使翻译过程研究迈向新的阶梯；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该研究方法在近十年有了更大的突破，与Translog等研究设备相结合，至今仍被广泛使用于翻译过程研究。TAPs之所以受到众多研究者的青睐，究其原因在于该方法所具备的强大优势功能——收集到的数据具有高时效性，其本身的客观性和完整性，以及它对翻译教学有重大指导作用。这些优点使得其在众多研究工具中脱颖而出，被无数学者继续作为翻译过程研究的重要工具。诚然，目前对TAPs的质疑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释，但只要研究者们注意TAPs的运行环境，如实验设备、受试选择、测试材料选择等，该方法将得到不断完善，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外部因素将得到有效控制。笔者相信，随着TAPs翻译研究走向纵深，翻译过程研究的内容将会更加丰富，人们对翻译过程的本质的理解会更加全面、深刻，TAPs翻译过程研究对翻译教学的指导作用也将日益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