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中山公园儿童康乐部创办始末

谢金勇

（潍坊学院 文史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1947年4月4日，在当时的儿童节这天，北平市中山公园儿童康乐部正式成立，该机构旨在通过儿童保健、母职训练等助力民族复兴，透过其创办与发展脉络，可以窥见时人之儿童理念与时局状况。目前，关于儿童康乐部的研究尚为薄弱，主要以档案整理、文献汇编等形式出现，如田尚秀对北京市档案馆藏相关档案进行选编而作《1947年设立北平市中山公园儿童康乐部史料》，《郑芳文集》中收录之《北平中山公园的儿童康乐部》等。此外，在时人年谱、中山公园史料等文献中亦散见相关信息。上述文献多就儿童康乐部某一发展阶段或某一相关人物作出梳理，尚未作出整体研究。本文拟在诸此成果的基础上，对北平中山公园儿童康乐部的创办始末进行分析，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儿童康乐部的创办背景

近代以来，外国列强凭船坚炮利攫取中国利权，原本的“天朝上国”逐渐沦为宰割之对象。无数中华仁人志士为追求民族独立而奋不顾身，探求救国救民之道。随着近代国民理念的传入及国人认识水平的提升，儿童问题逐渐成为一批有识之士的关注点，诚如时人所言“欲求健全之社会，必先求健全之人民，欲求健全之人民，必先求健全之儿童。”[1]

抗战胜利后，一方面，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力量，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民众的民族自信得到增强。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仍处贫弱状态，关于民族未来之探索还在路上。

在此背景下，能够创造无限可能的儿童被视作国家的希望，“今后建国的重任，民族的复兴，都要今日的儿童去继承和创造。将来民族的盛衰，国家的强弱，全要今日儿童的教养来作基础。今日有健全的儿童，将来才有兴旺和有为的民族。”鉴于此，北平市中山公园委员会在行政院卫生署、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冀热平津分署，北平市社会、卫生局，北平妇女社会服务促进会，北平儿童医院等机构协助下筹设北平市儿童康乐部，“以重卫生而兴民族”。[2]

1947年3月，北平市中山公园委员会完成儿童康乐部筹备事宜，遂向北平市政府呈函，提议于儿童节之际正式设立儿童康乐部，并得允准。[2]为扩大影响力，儿童康乐部筹办方还曾计划“柬请北平行辕李主任，十一战区孙长官，北京市政府何市长及各有关机构团体，届时出席指导”。[3]1947年4月4日下午三点，儿童康乐部举行揭幕礼，时任北平市长何思源，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及各机关代表、社会人士莅临观礼，何思源致辞，胡适作演讲，对儿童养、教、爱、敬四点作详细分析阐述。举行开幕典礼的同时，儿童康乐部还展览了卫生设备及诸机关团体捐赠之幼儿卧具等物品。[4]

儿童康乐部位于中山公园社稷坛西南隅，所占区域为球社旧址。该旧址东西长十丈，约33.33米，南北长五丈，约16.65米，西临碧纱舫，东接丁香林，风景甚佳，是设立儿童康乐机构的绝好位置，球社旧址经重新改造后即投入使用。[2]之后，随着儿童康乐部发展，房屋修葺工作不时进行，康乐部亦设施得到进一步改善。例如，1948年7月，儿童康乐部在中华救济团的协助下，对房屋进行修缮，并安装暖气，9月，工作告竣，儿童检查等工作遂可在装饰一新的环境中进行。[5]

二、儿童康乐部之运营管理

儿童康乐部虽然是在1947年正式成立，但在此之前，中山公园委员会已进行大量的筹备工作。早在1946年2月，卫生署特派员便推举妇婴卫生专家赴中山公园筹划儿童康乐事宜。1946年10月儿童康乐专门委员会筹组完成，负责诸项工作之开展。[6]

专门委员人数最初设定为15～19人，其中5人为中山公园董事，相关协助机关团体代表亦定为委员。在此基础上，由专门委员互推5人常川驻会，办理日常事务，执行决议事项，对所属员工进行监督，同时，如有需要可召集专门委员会会议。按照专门委员会章程，1946年10月23日，中山公园委员会聘请朱章庚等18人为儿童康乐专门委员。10月25日，儿童康乐专门委员会成立，刘一峰、杨崇瑞、诸福棠、张陶玲、李荣真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常务委员在儿童康乐部筹备时期推举刘一峰为主席，儿童康乐部正式成立后，推举杨崇瑞为主席。此后，吴宪等11人增添为儿童康乐专门委员，至此，儿童康乐专门委员会共29名委员，均为名誉职。为处理具体工作事项，专门委员会另置总干事、干事、医士、护士各一人，办理日常会务。其中，总干事一职由方石珊代理，常川驻会，不领薪资，义务工作。干事一职，1947年4月聘俞锡衍充任，8月份，俞辞职，不再遴补。医士由中央卫生实验院派员前往兼任，义务工作；护士由中央卫生实验院北平分院派员专任，亦为义务工作。[2]

1948年，中山公园理事会对儿童康乐专门委员会章程进行完善，规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任期两年，可连选连任，常务委员推选一人为主任委员。专门委员会每年开会两次，以主任委员作为会议主席，会议主要筹划诸项工作，如遇必要事件可开临时会议。[2]

在处理日常事务的同时，专门委员会对儿童康乐部款项、物资使用有核稽之责。儿童康乐部经费主要依靠中山公园拨款及社会捐助等途径获得，儿童康乐部筹办时，社会部、卫生部中央卫生实验室、北平市社会局等政府机构及北平市银行同业工会等社会团体纷纷捐助款项，儿童康乐专门委员会委员、医务人员、志愿人员、社会人员亦进行资金捐助，开办经费收入合计2418万余元，该款项支出主要涉及游乐场维修、室内装修等。儿童康乐部成立之后的日常经费收入亦是主要依靠中山公园拨款，北平妇女社会服务促进会等机构团体及个人捐助，资金支出主要包括薪金、耗材等。[2]

为保障资金使用的合理性，专门委员会章程修正草案中还规定儿童康乐部账簿单据每三个月由专门委员会汇送中山公园理事会审核。每届年终，专门委员会汇编业务报告及经费决算表印送有关方面以资征信。[2]

三、儿童康乐部的具体工作

儿童康乐部开展工作的场所分室内、室外两部分。室内开设有报名处，用作报名登记；儿童卫生展览室，展览儿童健康事项；儿童保健诊查室，内有度量室一间，预防接种室一间，诊室9间，用于诊治；育婴实验室，陈列育婴物品供人实验；讲堂，可容纳150人，供演讲之用，并有戏台一座，还可兼做候诊室。此外，另有办公室、医师室、护士室、盥洗室、储藏室等办公、医护、卫生场所。室外场所主要是儿童游戏场。[2]

就室内工作而言，一则进行儿童卫生教育，以集体讲话、个别谈话、亲职训练、模型展览、电影话剧等形式展开；一则从事儿童保健事务，以健康检查、预防接种、健康比赛等形式进行；一则开展儿童营养滋补事宜，如营养示教，营养补充等。[2]

其中，儿童保健作为康乐部的重要工作在筹备期就已经着手准备。由诸福棠大夫负责的儿童免费健康检查在1947年3月便可进行报名登记，按规定未满一周岁者，每月可检查一次；一至三岁者，每三个月检查一次；三至五岁者，每六个月检查一次。检查日期均为星期天。截止到1947年12月底，报名健康检查的儿童数为1748人。负责健康检查工作人员主要是义务医师，先后有42人采取轮流临诊方式进行工作，每周日有坐诊者11人左右。儿童健康检查流程为先到预诊处检查，体温超过38度或检查有传染病者需隔离，不得入候诊室。检查合格者，方可候诊、检查。自1947年4月13日至12月28日，期间38个星期日里参加初诊者1313人，其中男童826人，女童487人；参加复诊者1437人次，其中男童893人次，女童544人次。通过检查，医务工作者对儿童的健康状况、疾病、营养状况作出判断，并告知儿童家长如何应对。[2]

随着工作经验的增长，儿童康乐部适时调整检查限额，按计划，到1948年，每次可增加至120人。[2]根据当时报刊的统计，1948年1月至6月份，儿童康乐部检查人数为1743人次。[5]平均每周检查数大致与1947年持平。

在进行常规健康检查的同时，儿童康乐部还将反应实验、大便检查等作为免费项目服务于儿童保健，自1947年4月至12月，累计接受结核菌素反应试验者99人，接受大便检查者273人。此外，预防接种也被作为儿童保健的代办事项免费开展，进行天花、白喉、伤寒等疫苗接种（见表1）。这些疫苗除百日咳疫苗为所用者自购外，均由北平儿童医院捐赠。[2]在进行疫苗接种工作时，儿童康乐部会根据季节变化、儿童流行病发病率变化等适时调整疫苗接种服务，例如，1947年9月份，北平儿童中白喉患者不断增加，儿童康乐部便定于每周日上午为儿童免费注射白喉预防针，以增强儿童抵抗力。[7]

表1 1947年4-12月儿童康乐部预防接种统计表[2]

从事上述儿童保健工作的医务人员主要来自北平儿童医院、北平市第一卫生所、国立北京大学医院、市立北平医院、中央卫生实验院北平分院等。此外，北平妇女社会服务促进会会员、中山公园女职工、母职训练班同学等每逢星期日亦前往帮忙。在诸合作机构的协助下，儿童保健工作得以开展。[2]

儿童的健康成长除需对其身体进行保健外，亦离不开亲属关怀。母亲是儿童最为亲近的人，对儿童健康成长影响重大，因之，儿童康乐部将母职训练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由杨崇瑞大夫负责。按照最初设想，康乐部开设母职训练班实施亲职教育，通过以点带面的形式逐渐推广，使得家家都可以变成“儿童的乐园”。母职训练班教育对象设定为通文识字之女性，实施免费教育，训练期限为两个月，每周一、三、五上午9至11点为授课时间，训练期满考试合格者给予证书，但听讲不满二十小时者不给。按规划，该项训练班每年培训三期，报名时间为三、五、七月，开课时间为四、六、八月初。具体培训分作两段，第一个月进行家政、卫生培训，其中，家政教育包括母亲责任问题，家庭组织、家庭预算支配、衣食住管理等家庭生活事务问题，家庭与社会问题、人口问题；卫生教育则包括个人卫生，家庭环境卫生，胎儿成长与母体关系，产前、产后、产期阶段卫生等事宜。第二个月主要进行育婴技术及儿童疾病常识教育，如婴幼儿健康标准评定，体格检查与缺点矫正，婴幼儿防病与护病，婴儿日常生活及习惯养成，疾病预防及护理等。值得注意的是，康乐部有医务水平较高的工作人员，他们拥有丰富的传染病、急救法等经验知识，因此，这些医疗知识也纳入母职教育中，以期能正确处理紧急情况。母职训练班有讲师30名，全为义务工作。除去上述理论教育外，母职教育另有参观托儿所、育婴堂、医院、助产学院、防疫实验处等场所的实践教育，观看卫生电影、实习、表演等观摩教育。根据统计，第一期母职训练班参加者81人，领得证书者42人；第二期母职训练班参加者42人，领得证书者12人。[2]

通过前后两期母职训练班参加者及领取证书者人数的统计，可以看到培训合格者比例不高，第一期尚为52%，第二期仅约为29%，而且，前后两期参与人数出现大幅下降。出现此种现象的原因，与培训时间与培训内容的安排有关。训练班培训时限相对较长，为两月期限，且培训时间安排在周一、三、五上午，这种时间安排对于年轻母亲照顾儿童或求职谋生，都有影响，因此，她们或因培训时长不够，或因精力难济，未能考核达标。而第一期训练班的成效，对后来者参与意愿亦有影响。加之，训练班讲授之部分内容与参与训练者的实际需求、接受能力或有出入，这在之后训练班内容的调整上有所体现。再者，按照时间安排，第二期训练班正值暑季、雨季，天气原因亦对参与者意愿有所影响。[8]126

鉴于训练班出现参与人数下降趋势，加之参与者文化程度不同，讲师口授有诸多不便，儿童康乐专门委员会逐渐调整培训方式。从1947年8月25日起，儿童康乐部邀请北平市女界名流在儿童康乐部礼堂演讲，“讲题重实际且有兴趣”，例如，9月3日所讲主题为儿童心理，9月5日所讲主题为儿童衣服裁缝法。[9]1948年2月，中山公园委员会又改变母职教育方式，“分请专家编订讲义，指定读本，已改函授，俾便自修”，如学员有不明之处，则由中山公园委员会聘请义务讲师，按时进行讲解，并用实物展示。训练班教授内容较之前更为丰富，增加了母乳喂养、牛乳喂养，儿童体格、精神、社会关系培养，父亲责任，遗传与优生等实用性内容。[2]

母职训练班采用函授自修方式应当是为解决因培训时间过长或时间冲突导致的参与人数下降、考核合格率低的问题，让参训者可以相对自由地进行学习，同时，一些重要问题还能得到专家的解读。该年6月，清华大学著名社会学家苏汝江先生为母职自修班作《人口问题》讲稿，对人口问题作出详致解析，认为人口是立国的一个要素，人口问题是一个基本的社会问题，“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强弱，社会的秩序是否安定，生活是否满足，文化是否进步”均与人口的数量、质量息息相关。在讲述中，苏汝江先是提到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说，世界人口概况及问题。继而重点分析中国人口概况及问题，苏汝江对当时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高的原因作出剖析，并对这一“双高”现象的影响作出分析。同时，苏汝江认为人口品质虽受先天影响，但也与后天环境息息相关，受时局影响，当时中国人体魄薄弱，文化水平较低，差别生育率大。最后，苏汝江对如何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作出解析，如移民垦荒、节制生育等，同时，要求家庭承担起人口问题的重担。[10]在讲述人口问题的过程中，苏汝江既讲到人口问题之于民族国家的意义，又涉及后天环境与民众体质的关系，兼具国民意识教育与个人素养提高双重作用。

为更形象地向民众呈现儿童发育情况，儿童康乐部还开办儿童卫生展览，展览室内陈列胎儿发育模型、儿童身高体重标准、姿势标准等孩童生长展品，并有婴儿及幼童食品模型、各种食谱与食物、营养图说等儿童养育展品以及卫生图说。儿童卫生展览自1947年4月4日开放，截止当年12月底，已有15万人左右参观。[2]

除上述工作外，儿童康乐部还积极参与到与儿童康养相关的各种社会事务中。

考虑到物价日增，平常人家因生病会陷入经济窘况，儿童康乐部便发挥补助精神，设问病处，儿童父母对孩子的营养或疾病有疑虑时，无论是否已报名，在周一、三、五上午10点至11点均可前来询问。善后救济总署冀热平津分署、北平市儿童福利委员会还以儿童康乐部作为其第24福利站，提供牛奶，救助穷困家庭营养不良的儿童，并赠送鱼肝油、棉衣等物品给予需要之儿童。此外，儿童康乐部还应艺文学校委托临时替该校检查幼稚园学生体格。[2]

鉴于儿童康乐部在社会救济方面发挥的作用，1948年，北平儿童急救工作审议委员会倡议各卫生所将负责之儿童体格检查、卫生咨询等业务与儿童康乐部合作，并决议在该部设甲种供应站一处，设定救济名额在100-150人之间。凡在该站接受救济之儿童、孕妇可由该站介绍至距离住所较近之供应站领取救济。10月，方石珊又在北平儿童急救工作审议委员会会议提出在儿童康乐部设儿童急救膳食供应站一处，并认为中山公园处于“地点冲要”，区位优异，可直接办理奶粉及膳食供应，为便于实施，可“在南长街另辟旁门，受救济人可不经过公园正门，在办理供应上自无不便。”[11]

为服务职业女性，使其免受工作与育儿难以兼顾之苦，儿童康乐部还筹设托儿所，“清晨上班时（母亲）将儿童送至托儿所，日间由所方照顾饮食、睡眠、教育、游戏，晚间领回”。[12]按其计划，托儿所收费甚微，“旨在便利职业妇女、无力缴纳读费之人家”，所收儿童年龄在两岁到五岁之间，第一批招生数计划在50人。[13]

为募集托儿所开办经费，儿童康乐部于1948年11月在孝顺胡同亚斯礼堂请清华大学交响乐团开演奏会，并于各处销售门票。[14]托儿所除食物与应用之煤火按时价收费外，没有其他费用，如家长无力缴纳伙食费，托儿所甚至可以代为申请北平儿童急救工作审议委员会之膳食补助，或者给予免费。[15]最后，儿童康乐部成立中山公园职工子女托儿所，由邹韬奋夫人沈粹缜女士担任所长。[16]针对儿童、家庭等诸方面问题，儿童康乐部还延请相关研究专家向社会大众作专业问题的演讲，例如，1947年9月6日，儿童康乐部请到对幼儿保教有深入研究的关瑞梧教授前往作“家庭与社会”的演讲。[17]

此外，出于增强儿童体魄的考虑，康乐部还组织儿童游戏运动事项，扩充游戏场，进行游戏指导等。儿童康乐部游戏场在中山公园知乐簃以北，占地22000余方尺，内有滑梯、单杠、摇椅、秋千、木马、浪木、沙池等娱乐设施，其东、北两面另有草地，其面积较游乐场大三倍。[2]

总之，儿童康乐部建立之后，“该会经费不算充足，但是组织可称健全，尤以主持者与襄助者，都以悲天悯人的精神，分工合作，实干苦干”。[18]该机构以其务实性的工作逐渐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鉴于其取得的成就，许多儿童健康事宜以之作为推广平台，例如，儿童康乐部在1948年成为推广卡介苗（b c g）的平台。[19]同时，儿童康乐部也成为当时国民政府对外展示儿童健康事业的窗口，1948年5月，美国前任卫生署长裴伦在国民政府卫生署人员陪同下前来参观儿童康乐部。[20]儿童康乐部还曾接受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北平协和护士学校等学校学生前往见习，并作为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三年级学生实习地，由诸福棠等对实习学生讲授儿童发育程序、营养实施方法、预防接种工作等内容，提升学生实践能力。[2]

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建成的儿童康乐部，以其开创性意义曾给予国人以希望，国家的希望在儿童身上，“枯草萎黄了，但在枯草中会长出新的嫩芽来，这些嫩芽是国家的至宝。”儿童康乐部不顾物质经济的困难，医生们不辞日晒雨淋，义务为儿童服务，“他们默默地工作着，为了中国，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除了对他们表示敬意外还能说什么！”[8]125-126

不过，应该看到的是，儿童康乐部的工作虽取得一定成效，但随着时局的动荡，距离其创建初衷却愈发遥远。儿童康乐部的创建者们曾设想通过母职训练班“训练主妇五百人，成一个干部，再由干部以身作则的人员，每人每日出去劝导二三家……一年之内，家家都可以变成‘儿童的乐园’”，现实却是参与训练班人数的大幅下降。精心筹建的问病处“也不见多大效力，只有三十多人去问病……因为穷和忙是原因之一”。[8]126

1948年冬季，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国民党军强占中山公园作为军营，儿童康乐部未能幸免，医疗器械、家具等损失严重。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山公园委员会及职工将公园管理事务移交人民政府，获得新的发展机遇。[21]儿童康乐部也交由人民政府接管，并得到政府与社会的扶助。1949年4月25日，沈钧儒到中山公园参观儿童康乐部，鼓励该机构扩大范围，为更多的儿童服务，并答应协助代募基金。[22]1950年，儿童康乐部由妇联接管为第二托儿所。[23]1954年，北京市民政局将收托3岁以上幼儿的托儿所移交市教育局管理，儿童康乐部最终以北京市第三幼儿园的身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24]

结语

通过对北平中山公园儿童康乐部创办始末的分析可以看到，抗日战争胜利后，部分探求民族复兴途径的国人将希望投射到儿童身上，希冀通过儿童教养促进其身心康乐，并以之作为“复兴民族的基本工作”。在此观念下，他们筹备并创办儿童康乐部，在儿童保健、母职教育等方面付出诸多努力。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却不能提供完成这一愿望的条件，儿童康乐部的发展面临诸多困境。最终，在时代变革后，才迈向新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