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重持节”与“诗歌不示人”——论双重视角下的窦光鼐形象

汪亚洲

（苏州大学，江苏 苏州 215006）

窦光鼐（1720—1795）字元调，号东皋，山东诸城人。有《省吾斋古文集》十二卷、《省吾斋诗赋集》十二卷存世，诗文俱佳，世人以文章称之，颇负盛名。光鼐“学问精赡，文词清古，直国家承平久，天子雅重经术文章之士。朝廷有大典礼，光鼐进诗赋铭颂，辄蒙褒奖。与河间纪文达昀、大兴朱文正珪、翁侍郎方纲主持文运三十年。”[1]窦光鼐以文受君主知遇，初入官场，即见显达之势，不数年已至列卿。后为官日久，沉浮不定，但仍鲠直清介、坚卓自立于朝五十载。其典范性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阐释价值，但是目前学界对窦光鼐形象的研究和把握尚属空白，本文欲深入挖掘史料，并将视角触及其诗歌作品，选取官员形象和诗人形象两种视角，试图对窦光鼐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

一、“春风重持节”：窦光鼐之官员形象

窦光鼐的家乡诸城位于山东省东南部，战国时此地属齐鲁，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以儒学为核心的齐鲁文化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匡世思想，“学而优则仕”是绝大多数读书人接受的思想观念，同时也成为他们的人生目标和导航。窦光鼐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学而优则仕”的官员。窦光鼐虽然极受乾隆爱重，立朝长达五十年之久，但这五十年并非一帆风顺，反而屡起屡扑，浮沉不定。徐世昌在《晚晴簃诗汇》中梳理其浮沉宦海的一生：

东皋素英迈，尝言士当求有用，如昌黎折王庭湊，阳明擒宸濠，乃为真学问。裕陵颇知之，大考居下等，特擢中允，以副宪视学浙江。还与刑部争秋谳，改京兆。又以捕蝗与制府互扞，罢。起官宗丞者十年，再视学浙江，论州县仓库亏空，复与疆吏相执奏，为所中，再罢。再起，又授宗丞，贰春官，三视学浙江。”[2]

徐寥寥数语道尽窦氏一生跌宕。以“文章名世者”却“大考居下等”；照例当罚俸，却“居数月，擢左中允”；争秋谳一事，乾隆本已“命下部严议，当左迁”[3]，后却仍命留任。诸如此类多次受乾隆特殊照顾，格外保护。从乾隆方面看，显然出于帝王之术，御人之道。乾隆素知光鼐忠厚实诚，遂多次苦心周全，并使其耿介敢言的性格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以为自己在关键时刻平衡各方力量时增加筹码。然而，从光鼐自身角度看，其性情品质之卓立更是其久立而不倒的必要因素和主要原因，可概括为五个方面：

其一，礼贤下士、谦以待人。窦光鼐身居朝廷之高位，名负学术之泰斗，但并未沾染官宦恶习，也从不以才自恃，而是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对待后辈下士更是礼遇有加。张鹏展《国朝山左诗续抄》中记载：“李少鹤云：先生以经术文章为海内北斗。乔于丙申赴都，始得拜识，谈论常竟日。”[3]《都察院左都御史窦公墓志铭》中也记载“公性开荡，遇同列下辈，乐善汎爱，言无所不罄。每与客谈，客起，犹立语移晷，刺刺不肯休。瀛侍公稍晚，而公于瀛尤厚。公亡，盖知我者鲜矣。”[4]这些史料皆记载了窦光鼐对待晚辈后生，不拘小节，谦和大方。

其二，体恤百姓，勤政爱民。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争秋谳一事，他为了心中的百姓，不惜与刑部发生冲突，以致事态恶化，几罹不测。“秋谳，光鼐以广西囚陈父悔守田禾杀贼，不宜入情实；贵州囚罗阿扛逞凶杀人，不宜入缓决。持异议，签商刑部。”[5]虽与犯人非亲非故，但从“语忿激”[6]三字可以看出窦光鼐对无辜贫民百姓的体恤关爱，致使窦光鼐在无力挽回的情况下“未能降心抑气”[7]，不计后果也要为之极力挽救。

其三，力遏权贵，刚正不阿。窦光鼐不仅心怀百姓，勤政爱民，更不畏权臣，刚正不阿，风节挺劲，“揭揭然柴立”于贪污腐败极其严重的乾隆一朝。除上所述争秋谳一案，另有乾隆二十七年（1762）的捕蝗一事以及历史上著名的黄梅案。捕蝗一案中窦光鼐无论贵贱、一视同仁的性格体现的淋漓尽致。而黄梅案中，窦光鼐不畏权臣，誓为正义斗争到底，矛头直指权倾朝野的重臣阿桂、伊龄阿、曹文植等人，其铮铮铁骨，勇气可嘉。王昶《湖海诗传》里评价窦光鼐：“先生性情伉直，遇事敢言”[8]诚然如此。

其四，清明廉洁，两袖清风。《都察院左都御史窦公墓志铭》中记载：“祭告南海，所至，却地方赂遗。”[9]奉命前往南海祭告，地方官员争相赠送财物，光鼐一概拒收。又有《道光诸城县续志》：“性介特。父卒，时以金博者，悉却之，曰：‘吾自为翰林至京兆，未尝受人财，岂以亲没为利呼？’久至饔飱不给，其清节尤为世所重。”[10]王昶《湖海诗传》也记载：“其后偃蹇以殁。”[11]其清苦困顿，艰难维持之景如在眼前，这些正是其不重金帛重正义的伟岸人格的有力佐证。

其五，秉公办事、严明执法。乾隆二十九年（1764）正月，窦光鼐“授顺天府府尹。畿辅丛弊久，吏胥多因缘为奸，公受事，苞苴屏绝，首劾蓟州知州长全声名狼藉。按治之特，荐京县兰公第锡、李公湖后官督抚，皆称贤臣。”[12]身居要职的窦光鼐秉公办事、严明执法，同侍郎裘日修同心协力，举劾州县奸溺职吏，整顿了吏治，辇毂为之一清。

《晚晴簃诗汇》载沈清瑞《呈窦东皋先生》诗曰：“昌黎山斗人伦表，六一文章海内名。末座趋陪容贱子，中朝风雅属先生。士夸望比龙门峻，吏说官如浙水清。廿载春风重持节，越江花发待双旌。”[13]从窦氏为官品质看，沈清瑞此诗实非溢美之言、阿谀之作，窦氏当之而无愧。

窦光鼐之官员形象受到来自群体或者公众的观照，是社会群体认知系统阐释的结果。群体视野观照下的人物形象大多具有公众性质，表现为人物与君主，与朝廷，与百姓，与公众以及与社会的关系，必须放在个人与集体或阶级之间的关系中去理解，并且，由于受传统价值观的影响，我们从历史材料中获得的大都属于道德评判体系的产物，是“基于非文学性的政治和道德标准，从事评价性的“判决式”的批评”[14]。当然，用“知人论世”的基本方法对基本史料进行挖掘和分析，以求还原历史现场，逼近历史真相，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是我们研究的第一步。但是，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也难免陷入对窦光鼐的性格、气质和人生态度的粗浅归纳。这种疏略的粗浅的解读缺乏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关注和考察。诗歌不仅在很多情况下“具备一种特为珍贵的‘补史’功能”，而且“诗又是乃‘人’之心声”[15]。为了获得人物的私密的细微的复杂的情感线索，塑立起人物较为全面和丰满的形象，我们势必要转换视角，展开对诗歌文本的解读。

二、“诗歌不示人”：窦光鼐之诗人形象

历来对窦光鼐诗文作品的解读与评价，多从诗歌学承关系上进行阐发，并普遍认为窦光鼐诗歌宗崇杜甫，受杜甫影响极大。如“然骨力坚卓，得少陵之意”[16]、“诗宗少陵，古文法退之”[17]。然而，从其诗作探讨窦光鼐其人思想情感的却鲜有人为，通过对诗歌的透视，我们将对窦光鼐有一个新的认识和感知。

窦光鼐本身是一位以文见知的御用文人，他大量的应制诗文创作皆是以歌功颂德为主。但是对于其非应制诗，则应另当别论。秦瀛称：“先生以所为诗示瀛，瀛乞锓诸板，先生却之日：此后死者责。自后二十年，先生不常为诗，并不肯出诗示人。”[18]从这段材料中我们可以推知其非应制诗创作纯为情感表达和自我主体意识的建构。“不肯出诗示人”，则读者就只有诗人自己，在无他人观照的状态下，诗歌的世界是封闭的，这种封闭性带来了情感表达的自由性和自主性。因此，从自我建构的视角解读窦光鼐的诗歌，向诗人封闭的情感世界挺进，这种解读视角具有真实性，也具有更大的阐释价值。

（一）异于歌功颂德的一面——作牢骚抱怨之语

身为御用文人的窦光鼐贯作歌功颂德之语，如“不才宜下考，圣主念孤臣。文章终报国，宠辱岂关身”（《馆试列四等蒙旨纪恩》）、“小臣行于役，再拜欣仰止。恭维圣主意，异代犹如此。”（《梅花亭》）[19]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对君主歌功颂德、感激涕零并一心事奉圣主，毫无怨言的忠诚奴仆形象。然而也偶有一些诗作一反常态，使我们管窥到了窦光鼐真实情绪的表达。

淮北逐雪来，淮南冲雪过。跋马困泥泞，履石兼坎坷。峤穿望冥阨，诸关雄其左。山长天与白，溪过风转大。间程匪云远，仆夫倦寒饿。我行未敢息，王命有程课。缅彼白云隈，应有幽人卧。彼我傥易观，更叹谁能那。惠施撼庄周，高论每惊座。戏假良史笔，散点寒山破。（《渡平靖关戏简庄方畊编修》）

3) 在消毒过程中，切刀高速旋转将滴入的消毒液击打成雾状，壳体内腔充满雾状消毒液，从而使壳体内壁及切刀完全粘附消毒液，起到全面消毒的作用。

先是极力刻画风雪交加的天气状况和艰难险阻的地势，“我行未敢息，王命有程课”却呈现出诗文表面意思和真实情绪之间的矛盾张力。表面上看，风雨兼程，定不辱皇命。然而当我们还原现场，进入角色，细细咀嚼时，却尝出对皇命无情且不可违的牢骚和无奈。诗中接着展开幽人卧白云之联想，表露对恬淡闲适生活的渴望，这正与“跋马困泥泞，履石兼坎坷”的处境形成巨大反差，实有对羁旅生活的失望和无奈之感，自伤自怜情绪由此窥知。再看下面这首《戏咏秃笔》：

太息中书老，封城曾拜嘉。只今毛发改，已觉岁年赊。操简多遗憾，临池独叹嗟。非时难浥露，到眼易生花。管自分麟角，床虚缕碧牙。三朋往得怪，十瓮积何加。妙异含云雾，枯同折荻葭。徒劳免冠谢，敢许尽心夸。述事知无用，酬功亦有涯。交情应见矣，天道信然耶。画壁神犹竦，题诗手但叉。伯施如见遇，还欲走龙蛇。

题目中一个“戏”字透露出诗人作诗环境之随意无压力，没有“伴君如伴虎”般的紧张束缚感，往往这时候的表情达意更能代表诗人真实情绪的释放。“手但叉”暗示自己受到诸多禁锢而令才思凝于笔端却无法蜿蜒着墨。“伯施如见遇，还欲走龙蛇”则直接道出如果有虞世南之于唐太宗那样的知遇，定当才思泉涌，飞龙走蛇。其中的牢骚情绪与前一首如出一辙。

（二）异于狷介不容人的一面——抒细腻深笃之情

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但是耿介不容人的窦光鼐并非是一个迂钝冷峻、不善交际的人，脱下官服的日常生活中反而深情厚谊，颇多挚友。《省吾斋诗赋集》中有《送王熊峰先生谪任西川》两首、《送胡少京兆从军金川》四首、《送雷翠庭副宪归养》两首、《陪杨奉峨抚军及潘臬诸公登北高峰》等不少诗作表达交游之乐、送别之伤、分离之思、死别之痛。如“重经清口路，如遇素心亲”（《发清口驿望龙眠诸山忆刘耕南》）、“折梅未敢寄，细把恐伤身”（《桐城道中怀刘耕南》）等诗中，窦光鼐对刘大櫆的敬重仰慕与二人之间忘年之交的情深意笃溢于言表。

窦光鼐为官五十载，塑立起刚直不阿、铁面无私、耿介不容人的形象，但其远离家乡与亲人，沉浮宦海，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之作则表现出其铁骨柔情的一面。《得家书至喜》一诗曰：“献岁筹归养，为书慰老亲。那知望八日，喜趁帝城春。即遣翼儿往，应占修禊辰。欢颜承膝下，学舞不嫌频。”用婉转细致的笔触生动地流露出对享受寻常人家天伦之乐的渴盼。窦光鼐与妻子张氏伉俪情深，张氏死后，窦光鼐伤心欲绝，将这份哀恸述诸笔端，作《哭亡室张夫人十首》和《十月十六日葬张夫人两首》，其中有“可奈诸儿女，朝朝唤母声”“只今摇落尽，谁共岁寒时”“膝下团圆语，三年不忍追”“孤魂雨耿耿，地下合相依”等，款款深情让人唏嘘不已。

窦光鼐与其弟窦光钺棠棣情深。《省吾斋诗赋集》中有《暮春登陶然亭忆西堂弟》、《觐家大人于西堂弟省官闻西堂不日当至至喜之作》、《待西堂弟不至解缆北上怅然有作》、《抵清远峡怀西堂弟》等，单从这些题目便可看出兄弟二人交往甚密，志趣相投，感情甚笃。细读《侍家大人登崑都山作》：“忆弟不成眠，归舟系驿边。还扶慈竹杖，回望夜郎天。万里西江水，三春峡口烟。凭高辨帆色，恐有海南船。”窦光鼐得知弟弟将至，本应“盼”，反用“恐”，正意反说，对心理的描摹熨帖入微，真切又富有情致，与宋之问的“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微妙的情感波动的抒写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窦光鼐对弟弟的深厚感情，更令诗人的形象多了一分细腻和生动。窦光钺死后，窦光鼐更是悲恸万分，《哭亡弟西堂十首》和《送西堂柩归里三首》首首悲痛哀绝，令人潸然泪下。

（三）异于高昂雄奇的一面——造淡雅幽美之景

另有“酌水谈灵迹，安禅说性空”、“岚重衣全湿，林欹帽或妨”（《是日复游大慈寺虎跑泉陶庄花港诸胜得诗四首》其三）、“宿雨涨湖绿，新晴鱼上波”、“岸分江藕润，峰入白云多”、“清源迎共酌，小憩息数池雨”（《雨后同庄滋圃抚军及籓臬诸公泛舟西湖，因游天竺、灵隐、韬光诸胜，遂登北高峰三首》），这些诗歌皆一反高昂雄伟之气势，转入花鸟虫鱼之细节刻画，摆脱“催”、“动”、“转”、“挟”、“落”等壮大字眼，而选用“闲”、“烟”、“波”、“新”、“湿”、“嗔”等具有缓慢节奏的语词，描绘了一幅幅清新明丽、幽雅闲适的图景，表达了跳脱官场之外的闲情逸致，透露出窦光鼐不常示人的一面——一个细腻柔情、生动鲜活的诗人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

诗歌文本是诗人自发的形象塑造，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外露。通过对诗歌文本的深层解读，我们可以看出窦光鼐是一个有血有肉、重情重义之人。同时他有着自己真实的情绪，对君主虽忠诚，却对君主的所作所为有着自己的看法和认识，甚至出现抱怨情绪的流露。但是由于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钳制，他在公众视野下只能选择沉默，其内心的真实情感只有在“不示人”的诗歌中得以微弱地表达。

三、窦光鼐的诗学观及其双重形象的内在统一

窦光鼐的双重身份塑立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一面是礼贤下士、谦以待人，体恤百姓、勤政爱民，不畏权臣、刚正不阿，清明廉洁、两袖清风，秉公办事、严明执法的朝臣形象，一面是与朋友真挚诚笃、与兄弟棠棣情深、与家人细腻柔情的诗人形象。但是，深入剖析会发现，这两者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存在着内在统一的关系。表面上看，其为官时塑立的是非峻厉、狷介不阿、不能容人的形象与其诗笔之下情深意切的情感表达以及温柔细腻的笔调格格不入，但这恰恰正是其诗学观念的体现。有关窦光鼐诗学观念的资料并不多见，最集中地表述是在秦瀛《东皋先生诗钞序》之中：

“诗之为道，渊源三百篇。有赋焉，有比兴焉。近今之诗有赋无比兴，此诗所以衰也。唐人诗称李杜，太白歌行得楚骚之遗，少陵则原本变风变雅，而得其所谓怨而不怒者。二公诗往往托物比兴，词旨荒忽，读者莫测其意之所在。而诗于是为极至焉。是故作诗者必其性情既厚。植之以骨干，傅之以采色，谐之以律吕，舍是以言诗，非诗也”[20]

从总体来看，窦光鼐的诗学观念是对儒家传统诗教的重申。他认为诗源自诗三百，赋比兴同等重要，不能偏废一隅。同时他推崇李杜，强调二人共同点当为“性情”之至。窦光鼐明确表示“诗者必其性情既厚”，诗的骨架、辞藻、韵律都是为性情服务的，舍弃性情，只一味在形式上下功夫，都称不上是真正的诗。

窦光鼐人格的自我建构与诗学观念的树立在其为官历程和诗歌创作中实现了统一。这种统一，从传统伦理的角度看，表现在窦光鼐对正直真淳的人格气节的重视以及其为官时所秉承的求真务实的作风。秦瀛在《都察院左都御史窦公墓志铭》中说：“公生平不讲学，而仁谊道德之旨。不言躬行尢严析义利，而要之以毋自欺。立朝五十年，揭揭然柴立，无所顾慕，刚直不能容人，人多呾而忌之者，惟以诚悃，荷圣主知。屡起屡仆，卒蒙保全。”[21]正因“不自欺”以及“不欺他”，所以窦光鼐不畏权臣，刚正不阿，勤政爱民，清明廉洁。可见，窦光鼐为官五十载所作所为无一不在践行着和坚守自己的以“真”为核心的人生信念和道德情怀。

从诗学的角度分析，这种统一性在诗歌创作中的表现则是主张作品表现的内容必须是作者性情的真实流露，要求文学创作存真去伪。尝言“学贵有用，如昌黎折王庭湊，阳明平宸濠，乃真学问”[22]，从中亦看出窦氏对“真”的追求。秉承着厚性情的诗学观念，以表达主观真实性情为旨归，进行诗歌创作实践，我们总能在窦诗中窥探出其真实性情的流露。深受传统儒家思想浸染的窦光鼐，忠君报国是其坚定不移的人生志向，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深沉情感。又因多次受君主保护使其官运得以延续和亨通，因此，窦光鼐颂扬明君圣主和礼赞江山社稷的的诗歌自非虚与委蛇、奴颜媚主之作，反而是赤子忠心的反映。这与其为官时忠于君主、决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誓死效忠国家的表现高度一致。与此同时，官场上的复杂与无奈，难免使人产生失望与愤懑之感，窦光鼐在诗歌创作中忠于自我的主观意识，偶有牢骚抱怨之语以及对闲适生活的向往之情，也并不与之矛盾，反而是人生之常情，生活之常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鲜活而非刻板迂讷的人物形象。概而言之，窦光鼐人格与诗品的统一，人格的自我建构与诗学观念的统一皆归于一个“真”字。一个“真”字使窦光鼐的为官形象与诗人形象实现了统一。

[1][10](清)刘光斗，修,朱学海，撰.中国地方志集成：道光诸城县续志[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395.

[2][3][8][11][16]钱仲联.清诗纪事[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5261—5263.

[3][5][6][7]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1477.

[4][9][12][21][22](清)秦瀛.小岘山人文集[M].清嘉庆二十二年刻道光间补刻本∶卷五.

[13]徐世昌.晚晴簃诗汇[M].民国退耕堂刻本∶卷105.

[14]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4∶93.

[15]严迪昌.清诗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60.

[17]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M].长沙∶岳麓书社,1992∶1121.

[18][20](清)窦光鼐.东皋先生诗集[M].清嘉庆三年无锡秦瀛刻本∶卷三.

[19](清)窦光鼐.省吾斋诗赋集[M].清乾隆刻本∶卷九,卷十,卷十一,卷十二.(文中引用的窦光鼐诗歌均出自本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