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自觉始于先秦——以《诗经》的创作为例

陈冬梅

(1.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2.潍坊学院 学报编辑部，山东 潍坊 261061)

一、“文学自觉”说简述

自从铃木虎雄和鲁迅先生提出文学自觉始于魏晋的观点之后，文学自觉的话题就引起学术界的论争。“魏晋文学自觉”是最早提出也是最有影响的观点。此后，很多学者提出不同见解，比较有影响的几种观点是：龚克昌先生[1]、张少康先生[2]、赵敏俐先生[3]等提出“汉代文学自觉”，傅道彬先生则提出“春秋文学自觉”[4]。

从三种观点提出的时间上看，文学自觉的上限在逐步提前。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表明对文学自觉课题认识和研究在逐步深入。但其间明显存在一些问题，有必要对这个问题继续进行客观、深入的探讨。

首先，持“魏晋文学自觉”和“汉代文学自觉”的学者们把文学自觉的起点分别确定为魏晋和汉代，这自然就把它们各自之前的文学确定为不自觉的文学。但是从这些学者到各种文学史又都不得不承认先秦文学是我国文学的源头，先秦文学所体现出来的文学精神和文学观念对后世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表现出了明显的自相矛盾。这种自相矛盾显然不能够客观评价先秦文学的伟大成就。其次，傅道彬先生提出的“春秋文学自觉”说，肯定了春秋时期的文学成就，但是排除了以战国诸子散文为代表的说理散文和楚辞，“春秋文学自觉”的说服力大打折扣。

笔者认为，作为先秦文学杰出代表、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以其高度的艺术成就体现出了创作论意义上的文学自觉，《诗经》是先秦文学自觉的起点。下面就以《诗经》创作体现出的文学自觉为例，论证文学自觉始于先秦。

二、《诗经》中的文学自觉

《诗经》是周代礼乐文明的产物，最初结集时虽然不是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但通过诗歌的艺术形式来表现礼乐文明的精髓的特征非常明显，完全能够以此为范本探讨《诗经》时代诗歌创作论意义上的文学自觉。

（一）《诗经》个体诗人群体的出现

从创作角度看，诗歌基本可以分为群体创作和个体创作。只有表现个人意识的个体创作出现，才是文学自觉的表现。个体创作的前提是有个体诗人的存在。《诗经》时代就已经有了把诗歌作为感悟人生的情感寄托方式的个体诗人群体，他们是我国文学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批诗人。

《诗经》中出现了有个体诗人名字的诗歌，如《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大雅·丞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这里的“吉甫”、“家父”、“寺人孟子”是最早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并留下名字的个体诗人。虽然他们的生平已不可考，但他们的出现具有非凡的意义，标志着《诗经》时代是个诗歌创作开始出现个体诗人的时代。

《诗经》中更多的诗是不可考的无名个体诗人的创作，从内容上看，《诗经》中这些个体诗人是把悲愤、哀怨、同情、热忱等强烈的极具个性色彩的抒情作为了他们的主体情绪，表现出了在创作上的自觉追求，体现出《诗经》的抒情特征。大小《雅》诗中多抒发对周室倾覆、朝纲废弛而充满哀怨悲愤的情感和忧患意识，《国风》诗则更多的表达对婚姻恋爱、战争徭役等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情感真挚而富有个性。

《诗经》绝大多数诗的作者是无名诗人，但从诗歌表现出的深刻的思想、成熟的艺术表现手法、丰富的语言可以看出，这些诗人具备了良好的文化修养。而在当时，具备这样的文化修养的只能是当时的贵族。首先，周朝献诗制度的存在，表明《诗经》作者的贵族身份。《国语·周语上》曰：“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新戚补察，瞽史教侮，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国语·晋语六》云：“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韦昭注：列，位也，谓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以讽也。《左传·昭公十二年》还明确记载了祭公谋父作诗谏穆王的例子。当时的公卿、列士的身份都是贵族。其次，从《毛诗序》到现代的有关《诗经》作者身份的论争也可推知《诗经》作者的贵族身份。《毛诗序》多指称《诗经》作者为某王、某公、某大夫、某夫人，如《毛诗序》说“《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虽多有附会，但从中可帮助我们推知作者的贵族身份。司马迁也认为“《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既是贤圣，更当是贵族中的精英。关于《诗经》作者身份的争论一直在持续，近代《诗经》“民歌说“流行时，很多人认为“《诗经》中有很多民歌，这些民歌是劳动人民所创作”。[5]朱东润等学者经过考证，认为《诗经》《颂诗》全部、大部分《雅诗》和《风诗》的作者大都是当时的贵族。[6]《国风》中表现自然风光、劳动民众田间劳作题材的诗，显然已经不是原生态的，而是经过了乐官的精心艺术加工。这部分的诗大多是通过采诗制搜集起来的。《礼记·王制》：“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虽然有关采诗制的记载诸说不一，但是如果没有采诗制度，乐官是无法将产生地域之广、延续时间之长、数量之多的诗歌集中到自己手中的。所以，应该把乐官也看作重要的作者群体，如果没有他们的艺术加工，《诗经》中那些来源于民间的歌谣不会达到如此高的艺术水准。

之所以强调《诗经》作者的贵族身份，是因为周代有“学在王官”的教育制度，只有贵族才有受教育的权利。而诗歌创作是一种高级的艺术创造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艺术修养，这是产生《诗经》个体诗人及群体的重要基础。

《诗经》时代写诗不署名，导致了《诗经》能明确考知作者的诗数量很少。但作者的不可考，抹煞不了《诗经》时代已经产生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批个体诗人群体的事实。那些具备较高艺术修养的贵族诗人，通过自觉的艺术追求，创作出具有个性色彩的诗歌。

（二）自觉的创作目的

《诗经》中的诗，不论是《国风》、《雅》，还是《颂》，不论是通过采诗还是献诗而成，很多都能显现出有自觉而明确的创作目的。这表明，《诗经》的作者，已经开始进行有明确目的的自觉写作了。

《诗经》中有些诗就明确表明了写诗的目的。如《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小雅·四牡》“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谂”、《魏风·葛屦》“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陈风·墓门》“夫也不良，歌以讯之”，这些诗都有或赞美或讽刺的鲜明表达指向，显然是有明确创作目的的。方玉润评点《魏风·葛屦》“明点作意，又是一法”。

从内容上分析，《颂》诗全部和部分《雅》诗是对周人祖先神明的颂美，如《毛诗序》所言“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上层贵族为了祭祀、颂功、燕乐的目的而创作的，要表达感念之情。而真正体现诗人自觉写作目的的还是《诗经中》那些为讽谏劝喻，通过公卿列士进献的诗歌，尤其那些被称为“变风”“变雅”的诗，“在东西周交替之际，的确存在着一个以抒发个人哀怨、表达对时政愤懑之情的抒情诗歌的高涨时代。这些诗歌，记录着王朝制度从废弛、败坏，到最后崩溃瓦解的沉痛的历史沧桑，记录着有见地的世人在王朝走向崩溃时，对未来的忧患，以及他们试图起弊振衰的努力；记录着王朝的覆灭中人世的痛苦，及其愈来愈烈的愤激之情。文学在这个时代里一反过去的温柔敦厚、中正典正，开始忧时伤世、苦恼人生了。”[7]《十月之交》、《雨无正》反映黑暗、腐朽的社会现实，《伐檀》、《硕鼠》对统治者辛辣的讽刺，《巷伯》、《北山》对谗佞小人的怨恨和受繁重差役压迫的愤慨，等等，这些诗表达了比《颂》诗更个性化、更多样化的情感，这种个性化的表达体现了强烈的批判现实精神。

《诗经》中那些关注、赞颂平凡现实生活的诗，更能抒发诗人的个人情怀与感受，显示了更自觉的写作目的。写爱情的《关睢》、《蒹葭》，叙农事的《七月》，哀思妇的《伯兮》，诉战争忧伤的《采薇、《东山》等，诗歌所表达出来的丰富情感，基本上成为了文学永恒的主题。“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这些诗句不仅表达了那个时代人的情感追求，今天依然能代表现代人的情感诉求。这些记录着周人对社会的深沉思考，闪烁着人生智慧的诗，显示《诗经》时代，诗歌已经成为诗人自觉的用来表达自我的艺术形式，表明《诗经》时代的诗人已经具有了的明确创作意图和自觉的创作意识。

（三）自觉的艺术形式追求

先秦时期人们对艺术审美、艺术形式都已有自觉的追求，从出土的青铜器、乐器、玉器的设计和制作工艺上可见一斑。在诗歌创作方面，历代《诗经》研究者总结的《诗经》杰出艺术成就，反映出当时的诗人在表现手法和技巧方面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显示出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的追求非常自觉，且有些运用已经非常成熟。从创作论角度能够看出当时诗人艺术水平之高超。

1.赋比兴艺术表现手法的广泛使用

赋比兴是当时诗歌创作的重要艺术表现手法。《周礼·春官·大师》最早提到，与风雅颂合称“六诗”：“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在《毛诗序》中发展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后来逐渐建立起以风雅颂为体、赋比兴为用的“三体三用之说”。赋比兴作为诗歌创作的基本表现手法，郑玄、孔颖达、朱熹等做过精辟的解释，尤以朱熹之说广为流传。这些艺术表现手法在《诗经》中得到广泛运用，朱熹《诗集传》标注，《诗经》共1141章，其中赋727章，比111章，兴274章，兼类29章。

赋是陈述铺叙的意思，“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朱熹《诗集传》)，是最基本、最常用的表现手法。赋的特点除了直言情事，还能“寓言写物”（钟嵘《诗品·序》），通过细致的描绘、对比、夸张等艺术手法，克服赋法的浅露直白，寄托深刻寓意，呈现生动活泼、情深绵邈的特点。《豳风·东山》第二章全用赋法，铺叙家中常见的物品，展现一幅家中无人居住的破败景象。诗没有言及荒凉，但却满目荒凉，“历写未归景物，荒凉已甚。”[8]勾起征人对家乡的思念，创造出了情深绵邈的意境。

比就是譬喻，“以彼物比此物也”(朱熹《诗集传》)，精心选择形象传神的“彼物”，使抽象的“此物”具体、形象化，情感表达也更鲜明。《邶风·新台》，历来诗旨为讽刺卫宣公夺子之妇。全诗没有直言宣公丑陋，也没有讽刺之语，仅通过人所共知的丑陋的“蘧篨”来比喻卫宣公，就把他的形象生动呈现出来，讽刺之情尽显。

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朱熹《诗集传》)。有些诗的兴仅是引起下文，也有很多诗的兴与下文有内在的联系，以渲染烘托要抒发的情感，强化诗歌的生动性和形象性，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艺术表现手法。《邶风·北风》“北风其凉，雨雪其雱”不仅用“北风”、“雨雪”起兴，由此构成的意境进一步烘托渲染了主人公的凄凉无助之情。

赋比兴表现手法在《诗经》中使用最为普遍，而比兴是其中更为高超的艺术手法，后世常把“风雅比兴”“比兴寄托”并提。这些表现手法备受后人推崇，被称为“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杨载《诗法家数》）。

2.高超的语言艺术

诗是语言的艺术。《诗经》的创作在语言艺术方面的艺术追求显示了非常高的水准。仅从以下几个方面简要阐述：

首先，《诗经》的词汇非常丰富，且经过精心锤炼，极具表现力。向熹统计《诗经》中出现单字2826个，词3400个。[9]不仅准确、生动的运用丰富多彩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熟练运用大量虚词，而且还创制了大量重言词、双声叠韵词，极大丰富了诗的艺术表现力。《诗经》中那些经过精心锤炼的富有表现力的四字成语，很多至今仍然是我们表情达意的工具。

其次，丰富的修辞手法。据现代学者的研究，诗经中使用的修辞手法非常丰富，张西堂总结有三十余种。[10]常用的包括比喻、白描、借代、对比等。而最显示诗人高度语言艺术功力的是修辞手法的综合运用。如《卫风·硕人》描绘庄姜之美时，连用比喻、对偶、排比等修辞手法，极大提升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

再次，是《诗经》的韵律。最初的诗是用来歌唱的，讲究韵律。《诗经》的用韵方式确立了诗歌讲究押韵的原则。顾炎武扼要总结了《诗经》用韵规律：“古诗用韵之法大约有三。首句、次句连用韵，隔第三句而于第四句用韵者……一起即隔句用韵者……自首至末，句句用韵者……自是而变则转韵矣。转韵之始亦有连用、隔用之别，而错综变化不可以一体拘。”[11]

此外，整齐的四言为主的句式、增加艺术表达效果的复沓章法等，都显示了《诗经》的语言特色。

上述艺术表现手法基本上是在《诗经》中创立的，并被后世广泛继承发扬，成为诗歌创作的主要手法。诗人在这方面的提炼和升华，足以证明《诗经》时代的诗人已经具有了高度的艺术修养和艺术感悟能力，显示了诗人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的自觉追求。

总之，《诗经》有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批极具个性且具备很高艺术修养的个体诗人，他们首先开始了对诗歌艺术形式方面的自觉追求，创作了我国最早的一批有着明确目的的诗歌，确立了《诗经》在我国文学史上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充分显示了“《诗经》当之无愧地是中国诗歌的伟大自觉”[12]。

三、文学自觉始于先秦

《诗经》取得的高度艺术成就充分显示了它所体现出的创作论意义上的文学自觉，一部《诗经》就足以表明先秦时期文学已经开始自觉，《诗经》是先秦文学自觉的起点。“汉代文学自觉”和“魏晋文学自觉”说把以这样一部经典为代表的先秦文学定位为不自觉，显然抹煞了灿烂的先秦文学的成就，是站不住脚的。

笔者赞同傅道彬先生文学自觉说上限提前的观点，但是认为表述为“春秋文学自觉”不如“先秦文学自觉说”更准确、周延。《诗经》的确已经显现了文学自觉的因素，但如果把中国诗歌的另一座高峰——楚辞吸纳进来，那这个观点会更有说服力。同样道理，春秋时期的《左传》、《国语》代表了当时史传散文的最高水平，开启了我国叙事散文的传统，体现了鲜明的文学自觉。但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诸子散文也是我国散文史上的典范，以其形象化的说理方式、丰富多彩的创作风格和高超的语言艺术，开创了说理散文的先河。若命名为“春秋文学自觉”，则必然导致无法完整评价我国早期散文的成就。章学诚也说：“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13]把文学自觉说的上限确定为“先秦文学”，是比较合理的。

那么，“先秦文学自觉”、“汉代文学自觉”、“魏晋文学自觉”之间有没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呢？笔者认为，“文学自觉”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应当这样描述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先秦文学自觉”是这个动态发展过程的源头，“汉代文学自觉”及“魏晋文学自觉”则是对“先秦文学自觉”的继承和发展。这样的表述不仅强化了《诗经》在创作论层面上的重要意义，而且克服了“春秋文学自觉”、“汉代文学自觉”、“魏晋文学自觉”三种观点的缺陷，得出一个令各方都能接受的结论。强调《诗经》和先秦文学自觉的源头意义，也是符合我国古代文学发展规律的。

[1]龚克昌.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J].文史哲,1988,(5).

[2]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2).

[3]赵敏俐.“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2005,(2).

[4]傅道彬.春秋时代的“文言”变革与文学繁荣[J].中国社会科学，2007,(6).

[5]孙作云.诗经研究·孙作云文集[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2.

[6]朱东润.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诗经三百篇探故[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47.

[7]李山.诗经的文化精神[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7：264—265.

[8]方玉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320.

[9]向熹.诗经词典[M].成都：四川人们出版社，1986：凡例.

[10]张西堂.诗经六论[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76.

[11]顾炎武，著，秦克成，点校.古诗用韵之法[M]//《日知录集释》卷二十一.长沙：岳麓书社，1994：733-734.

[12]陈一平.《诗经》——中国诗歌的伟大自觉[N].光明日报，2004—07—07.

[13]章学诚.文史通义[M].上海:上海书店，198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