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伊甸园”的复归

吴 静，郑栋鹏

（1.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2.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以国内战争为题材的《第四十一》是拉夫列尼约夫于1926年创作的一部颇具争议的中篇小说。小说的主要情节以两条线索交织而就：一条是红色政委叶甫秀可夫带领23名战士和唯一的女战士马柳特卡突出重围后的逃亡经历；另一条是红军女战士马柳特卡和白军中尉戈沃鲁哈-奥特罗克的共同经历，作品更为突出的是第二条线索。国内对该作品的研究呈现出多样性，主要从人物形象、人性论、宗教情结及对比性进行分析。据目前期刊网资料统计，关于《第四十一》的研究论文有31篇，其中既有在战争语境下对人性的探讨和理性与情感的争辩，也有从女性主义视角和心理学层面的介入分析，还有挖掘文本中的宗教元素的文章，比如《爱情十字架背负的宗教情结——<第四十一>的宗教象征意义初探》，该文全面挖掘整理了文本中的宗教元素，但仅点到为止地提及“伊甸园”的爱情模式，并未深入探究“伊甸园”这一情结的深蕴。

一

从表层结构来看，红色经典文本《第四十一》以重篇幅描写了革命爱情这一世俗事件，实则仍未逃离俄罗斯宗教文化的制约，其深层结构是“伊甸园”的寻求、复归和重建。尽管孙建芳在《爱情十字架背负的宗教情结》将文本中的宗教元素分析得面面俱到，她认为，“拉夫列尼约夫生活在基督教的文化背景之下，宗教情感在作品中有着浓厚而又不自觉的流露，从人物形象、衣着装束、语言动作到思维习惯及至整部作品的结构模式，无不充满了鲜明而突出的宗教色彩”并细致地将所有体现宗教情感的细节与基督教的文化背景结合论述。对于马特柳卡与中尉戈沃鲁哈-奥特罗克的“孤岛之爱”，她解释道：“至于那座荒岛，则无异于亚当夏娃的伊甸园，是地上乐园和人间天堂，是生命苦难与情感归宿的统一——他们在此演绎了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的人生悲喜剧，不仅品尝了爱情的甜美，更因为触摸了知识的“禁果”而混沌初开：她洞悉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文明世界，他则在精神上完成了文明对野蛮的征服。肉体的毁灭与再生，精神的死亡与复活在这里是如此的水乳交融，密不可分。”[1]但她并未从“伊甸园”这一与小说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有重要关系的情节展开论述，这正是笔者所要着力讨论的。

首先，从篇章结构和人物形象设置看，全书总共十章，题为“作者必须写的开场白”的第一章交待出红色阵营的叙事背景、主要人物和情节推进，紧随第二章中尉就以独有的方式现身。根据文本，当时吉尔吉斯人的商队出没于起伏的沙丘之中，待政委叶甫秀可夫前去抢夺骆驼之时，先是被一排枪声阻隔，三十来步之距处，中尉的形象被仔细端详并做了粗浅的描述。马特柳卡从容地端起枪，却在“第四十一个遭鱼瘟的”处失手。中尉则“从骆驼后边站起来，高高地举起枪，刺刀上挂的白手帕在飘动”。[2]笔者以为，该出场情节的设置就别有深意，中尉兼有“诱惑者”和“亚当”的双重功能相。

在《创世纪》中，伊甸园是上帝对人类的恩典，在此人类的生活趋于完美，然而至纯至真的生活却被蛇的诱惑打乱，亚当和夏娃最终被逐出伊甸园，但这并非事件的终结，上帝并未放弃对人的权利，只是在地上国度管理人类，同时差遣其子耶稣（弥赛亚）拯救罪恶的人类，使其再次走进天上乐园。然而，《第四十一》的结构模式则仅置换了乐园与尘世的位置，开篇红色政委叶甫秀可夫和马连特卡以及二十三名战士的出场即处于在世俗境遇之中，从第二章起，中尉和马特柳卡的故事展开直至收尾。二人的关系以尘世为起始点，历经“荒岛之爱”又重返世俗。这一圆形的封闭结构与《圣经·创世纪》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的生活是纯净无暇的，当他们受到蛇的诱惑偷吃生命树的智慧果后，二人所萌生的不只是羞耻之心，更有对上帝权威的怀疑。如此，失乐之旅由此展开，人类的生活也从天国转移到尘世，但这并未终结人的生命之路，上帝对人的不灭的期望与尘世负有原罪的人类达成某种若即若离的契合，人类对失去的“上帝之国”的祈望和复归的努力也开始其征程。尽管二者所阐释的结构模式之内容有别，但拥有既定框架和轮回理念。

其次，在意识形态和宗教理念层面，《第四十一》选取当时的红白两色为主色调，即红色的苏维埃政权和白军作为阶级对立的双方并展开各自的论战。笔者以为，作者的高人之处在于对任何一种色调都未置臧否，这也是该时期革命文学文本的一种潜流，只是处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大染缸中，总会将一种主打色印染于文本。无可置疑的是作者的红色倾向，但这并不暗示对对立的另一方的否定和排斥。文本中阶级交锋之力并不锋利，而红白对话之语则更丰富。

二

文本描写了主人公们从沙漠到海洋再到海上孤岛的经历和体验。《出埃及记》也同样记述了犹太人历经重重磨难，最终走出荒漠，回归圣地的求索之旅，故文本借鉴了《圣经》结构模式和情节设置。《第四十一》的宏观设置则是反其道而设之，红色政委叶甫秀可夫和马连特卡以及二十三名战士出场时即处于在世俗境遇之中，从其历程看与《出埃及记》似有相仿之处。文本中，红军游击队也曾被敌军追杀，孤军深人沙漠，历经饥饿、严寒、疾病和死亡，近乎于一次“死亡之旅”。此外，作品主人公乘一叶筏舟，在海上经历了暴雨狂风的洗礼和生死难定的恐惧，有幸逃过船毁人亡的灾难而走出绝境。《圣经》中挪亚方舟的故事几乎无人不晓，这只孤舟曾经漂泊在水天相连的怒海，任凭浊浪冲毁家园，荡涤世间罪恶，大洪水还原了一个尽善尽美的人间世界，使带着“原罪”烙印的人类从此走向新生，走向绵绵不断的文明历史，这个古老而感伤的故事广为流传，尽人皆知——但仅从情节设置和结构模式入手分析其宗教意味稍显牵强。

细品之，浓涂重抹的则是“伊甸园”式的荒岛，不同于《圣经·创世纪》中“失乐园”情节的描述，文本同样设置了迁徙的情节，但却是由尘世入“天国”。对此，文本完全可以分成两部分解读，第一部分，尘世历练；第二部分，乐园享受。当然，还有一个隐性的结尾，即重返尘世。马柳特卡将性本能和原始欲望压制在内心最深处，文本中提及的生育问题实则是一个信号，革命情景是先在条件，若换作其他任何语境，这种本能欲望的宣泄则再正常不过了。马柳特卡与中尉的结合并非只是肉体层面的交合，此前，差异悬殊的两个人的世界已因“诗”而维系起来，实在是俄罗斯典型的漫游者形象。

现实原则或轻或重、或隐或现地打破了二人孤岛之爱的和谐存在，不可抗拒的现实洪水终究是躲不过也无处可躲的。王志耕先生认为，“整个苏联时期大量的、持续的无神论宣传，表明了官方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表现形态的某种对立。其实，即使是官方意识形态与俄罗斯宗教文化也有着隐秘的联系。”[3]故简单将该作品理解为纯粹的革命爱情小说，是无法还原该作在俄罗斯宗教文化语境中的深刻意蕴：现实处境与精神存在的悖谬性困境更发人深思。

笔者认为，从宏观结构上看，因为这里寄托着全人类的至真至美的理念。在《创世纪》中，伊甸园是上帝对人类的恩典，在此人类的生活趋于完美，然而至纯至真的生活却被蛇的诱惑打乱，亚当和夏娃最终被逐出伊甸园，但这并非该事件的终结，上帝并未放弃对人的权利，只是在地上国度管理人类。同时差遣其子耶稣（弥赛亚）拯救罪恶的人类，使其再次走进天上乐园。二人流落到人迹罕至的孤岛，恰恰是隐匿了世俗的成见和革命的羁绊，在此恰如徜徉在悠然自得的伊甸园，但白军船的出现正如蛇的诱惑，这预示着两人的无暇爱恋再次被召回到现实的大染缸中，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乐园相仿，中尉肉体生命的结束更凸显了精神生存空间的狭小。总之，《第四十一》主要表达了革命语境中“伊甸园”的复归，但结尾处白军船的出现却恰如蛇之诱惑，暗示着“失乐园”的临现以及“复乐园”的无望，现实始终牢牢地束缚着每个个体。

[1]孙建芳.爱情十字架背负的宗教情结——《第四十一》的宗教象征意义初探[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2，(6).

[2]（苏）拉夫列尼约夫.第四十一[M].曹靖华，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21.

[3]王志耕.宗教精神的艺术显现：苏联文学反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