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革命话语下的社会基础重构

王 敏

（曲阜师范大学，山东 日照 276826）

发端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徜徉于历史运动的长河之中，赞叹与感叹交织，探索与沉思共存。其勃然兴起，又骤然崩溃，人数之多、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激情之烈，堪为人口迁移之最。运动何以得以推动，参与者又何以欣然前行？当它在“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的前提下戛然而止后，“有悔”与“无悔”，“有为”与“无为”伴着伤痕，为何再度成为蹉跎岁月后的一首歌？透过众多的评论与争论，我们究竟从何种角度才能具备一双慧眼，穿过迷雾，接近历史的真实？

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里说过：“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这段话或许可以帮助我们通过“革命话语下的社会基础重构”[1]这一视角，对此进行重新解读。

一、革命需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滥觞

1.“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社会基础与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需要的对接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但是，刚刚从旧中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巩固国家政权、发展社会经济、提高人民生活的多重重任。

为了保障国家政治独立和国防安全，尽快改变我国工业十分落后的面貌，优先发展重工业，成为国家建设的战略选择，要确保优先发展重工业，就必须强化农业基础的地位。毛泽东认为，农民必须要走合作发展的道路。逐步从互助组、合作社，最后发展成为人民公社。按照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自1951年底开始，仅仅两年的时间，就有了很大进展；到1953年底，加入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经接近当时农村家庭的一半。

但是，互为琦角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与农村合作互助发展，却遇到了城市青年就业与农村知识青年需求双重瓶颈。一方面互助合作迫切需要大量有知识、有技能、懂管理的人才，但当时农村的客观现实却是多数农民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另一方面，在城市却存在着具有一定知识文化的中小学毕业生因不能升学，滞留在城市不能就业。由此，鼓励和支持一部分有知识涵养的人到农村、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便具有了很强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此背景下，国家一方面向知识青年发出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新的事业需要他们参加，成千上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生产队长、会计和技术人员，千千万万的拖拉机手和联合收割机手需要他们去承当的呼吁；另一方面又向青年说明成立时间尚短的新中国，还不可能马上解决城市中所有青年的就业问题。

1955年，一篇介绍河南省郑县大李庄乡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发挥作用的材料——《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引起了毛泽东的共鸣，他以特有的卓识与远见热情洋溢的批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2]批示刊登后，在社会上迅疾由一股强大的舆论潮流与政治取向转化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行动指针与革命取向；给沉闷的城市待业青年与贫瘠的乡村注入了强进的精神动力。不仅迅速化解了当时城市就业与农村知识青年短缺的双重矛盾，成为当时激励每个知识青年离开舒适的城市生活奔赴偏远农村的力量源泉与价值取向，也由此开启了以“到农村去建功立业”为纽带之社会基础与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对接。

2“.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社会基础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需要的对接

青年是革命的希望，国家的未来。西方敌对势力对青少年一代的争夺，自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就一天都没有停止过。1953年，针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了“和平演变”策略，把推翻社会主义国家由侵略战争改变培植接受西方思想的接班人身上，并把希望为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对此，毛泽东深感忧虑。1956年，苏联发生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事件，波兰、匈牙利也出现了动荡局势，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1957年，我国出现了少数人闹事和右派的进攻，以及党内和国家机关内出现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1959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所警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的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中国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建国10年了，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毛泽东认为，为了保证我党和我国不改变颜色，就应该培养和造就大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3]

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党和国家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重心逐渐由经济领域向思想文化领域倾斜。为了把青年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泽东认为：就必须让青年学生与广大工农相结合，尤其是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相结合，上山下乡，走与群众相结合的道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明确指出：“学生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随后，“文革”爆发，运动中红卫兵的热情与不足更加加深了他的这一认识。

1968年12月22日，一篇《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在编者按中，刊登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文章说：“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热潮如火如荼，这一“最新指示”无疑给当时热衷于革命行动的青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上推波助澜。“指示”发表不到半年，上山下乡浪潮迅速波及全国城乡，并向中国四面八方展开。由此，社会基础与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之两个对接，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连接在一起，社会基础的重构在“革命话语下”破茧，但其重生也因之充满争鸣。

二、政治认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形成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1968年毛泽东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讲话分前后两个时期。多数学者认为：在这两个时期，社会基础重构之所以得以展开，国家政策导向下，典型的宣传与树立，国家媒体的鼓动是其主要动力。我们认为在外因与内因的关系上，内因起决定作用。参与者的政治认同与人生认同是运动得以形成的关键。

1.社会基础重构机制之一：传统传承

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

对新中国的青年来讲，战争年代离他们并不遥远，艰苦卓绝年代，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封锁，义无反顾、毅然决然地投奔延安的革命行动，深深影响和教育他们。那里吃小米，住窑洞，穿粗布衣服，尽管物质生活极为困窘，但当时的青年就是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实现了救国理想，使他们对这一传统产生强烈的心理认同。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到延安采访，写出的《红星照耀中国》，当时震动整个西方世界，建国后也继续震动着年轻人的心。而毛主席当年那“农民正需要他们，等待他们的援助。他们应该热情的跑到农村中去，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不惜从任何小事做起，在那里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为着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即农村民主革命而奋斗。”的教导，也时时鼓励着他们。

2.社会基础重构机制之二：榜样效应

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知青一代都接受过毛泽东思想主导的革命教育。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为新中国牺牲的刘胡兰、董存瑞都是这代人课本里的榜样。榜样留给这代人的是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和对国家、对社会的政治认同，革命教育使这代人愿意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艰苦朴素、舍己为人、自力更生、献身国家的不同形象——雷锋、保尔·柯察金、王进喜、焦裕禄、邱少云、杨根思、南京路上好八连……汇成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滚滚洪流。

自发组织的第一个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在申请书上是这样写的：

“当我们知道祖国有10亿亩的荒地在边疆闲着睡大觉，我们就恨不能马上跑到边疆去……我们知道，到边疆垦荒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我们的祖先已经给我们拼出了16亿多亩的土地，他们经历了多少艰苦？耗尽了多少心血？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知识青年，我们不是那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老守着热炕头的人，我们有志气做一名志愿垦荒的先锋队员。”[4]

徐建春是中国知识青年中的第一个明星。1954年3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山东《大众日报》的文章《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这是党报为全国知识青年正式树立的第一个先进典型，从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向徐建春学习的热潮。此后，《邢燕子之歌》的邢燕子，《特殊的姑娘》侯隽，《山寨里最忙的年轻人》朱克家，《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柴春泽等，纷纷成为媒体宣传的典型和知青学习的榜样。

或许这些典型和其他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样，在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下上山下乡，用自己的青春和力量做了自认为应该做的事，但在一个榜样的“黄金时代”，每一个榜样的出现都会造成全民性的影响，其普及程度是后来的榜样们所不能企及的。

3.社会基础重构机制之三：领袖情结

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把他送到农民中去进行再学习。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一家有六位亲人为中国革命做出牺牲，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没有人能比。在国家建设时期，他又领导全国人民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其人格魅力深深征服了全国人民，听毛主席的话，成为当时所有人的不二选择。

这是一位知青的回忆：

那一天，听到当晚有最新指示发表的消息，早早收了工，聚集在连队礼堂里，锣鼓家什早已备好，知青们操起各种乐器和各式各样能发出响声的东西，诸如脸盆、饭盒等。当一听到那一晚广播的最新指示竟是专门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血一下子项上了大家的脑门。知青们每听一句，就欢呼一下，等最新指示播送完，有的已是泪流满面，有的也顾不上男女之别，紧紧地拥艳在一起。来自各地的知青相互抓住手臂，捶打着胸肩，互道着：“向你们学习！”其实，大家心头都洋溢着同一种荣耀感。其中也夹杂几丝暗自庆幸自己有些“先知先觉”的得意惑。瞧，早在发表毛主席最新指示之前我们就“自觉地”走上了上山下乡这条光辉大道，这条路走对啦。虽说革命不分先后，然而我们毕竟是先走一步的一群。大家最集中的感觉，就是对毛主席无限敬佩，他老人家这一最新指示是对我们上山下乡壮举的充分肯定，毛主席最理解我们，最支持我们，和我们知青的心贴得最近！那真是千言万语汇成了一句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小小的礼堂已不足以容纳下知青们膨胀到极点的炽烈感情，人们涌出礼堂，在连队狭窄的街道绕了一圈，远未尽兴，有人提议：向着北京的方向游行以示庆祝。于是，数百人的队伍披着凝重夜色，踏着锣鼓声、唱着“向着北京致敬”的歌声游荡在冰天雪地的茫茫荒野之中。夜色荒原中只有这支队伍，没有大城市那种擦肩磨踵的盛况，与之为伴的只有草甸里的被吓得蒙头转向的狼袍。口号声、歌声一出口，就瞬间地飘散在漆黑夜色中，听不到一点儿回声。如果没有一项赤诚的心在支撑，这样的庆祝游行很快就会令人扫兴地收场了。可是，知青们依然执著地走着，每起一步，就同毛主席接近了一步。[5]

有人说这是一个个人崇拜的年代，这里我想说一句题外话，那就是反思现代这个没有信仰的年代，难道我们只看到崇拜，而没有想到人们为什么崇拜，在一个充满逐利的年代，现在即使想崇拜，被崇拜的人有吗？

4.社会基础重构机制之四：理想人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掀起波澜，“文化大革命”10年中走向高潮，70年代末走进尾声，大约有1700万人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浩浩荡荡地奔赴祖国需要的内地、边疆，林场、农场、牧场，都成为他们践行毛主席的号召，接受教育，重塑自我，大有作为的地方。

知青作家梁晓声曾坦诚谈到：“被卷入这场前后达十一年之久的千百万知识青年，是极其热忱的一代，是真诚的一代，富有牺牲精神、开创精神和责任感的一代。”他们或为“再立新功”，或“弃旧图新”，或因家庭不好为"脱胎换骨"，以取得加入革命队伍的资格，政治认同下，做“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自我完善的要求与理想人生的追求，使他们为了革命目标走到了一起，开辟了这一破天荒的创举。

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的社会基础

1.注入了新血液，一种嵌入式的新型结构：农民—知青—农民，使“乡下人”与“城里人”有了近距离的交往，城市文化与乡村文明在两个群体间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生活贫困，而且文化人才奇缺。在农村，高小毕业生就被看作是“知识分子”，少的可怜，这不仅制约了农村发展，也使落后的广大农民的认知显得更加封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无疑给这样的社会基础注入了新的血液。

在社会关系方面，知青与农民的交往，不再仅仅是乡里乡亲，知青们带来的城市生活方式，给他们以新鲜感的同时，也逐渐影响他们对城乡关系的认知，城市向往与农村认同从此开始有了更多的解读。对农民来讲，成为城里人的愿望逐渐淡化，家乡认同逐渐增强，这种心理变化对社会基础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农民生活的贫寒，心地的善良，勤劳与质朴，也使广大知青增强了对农村、对国情更全面的认识，激发起了变革农村的强烈愿望和责任，涌现出一批立志扎根农村的热血青年。

2.一种以“知青”为主体的新生力量出现在各行各业，增厚了原有的社会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战略提供了支持。他们积极参与到赤脚医生队伍与民办教师队伍的建设中，促进了农民群体的阶层分化，实现了社会基础与国家卫生政策和教育政策的对接，提升了党的形象，广大农民与国家的关系达到空前一致。

千百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多数是农民中的普通一员，但也有农业技术人员，生产队队长、会计、保管员等，“民办教师”与“赤脚医生”形成了农民群体中新的阶层，成为教育与医疗方面国家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为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的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知识青年同广大农民一起增厚了原有的农村社会基础，他们在艰苦的生活中磨练了自己，也实践了做一个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誓言。

3.以“国家需要为己任”的社会价值取向逐渐形成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当年广大知识青年真实的内心表白，他们用充满朝气的行动，深入农村、边疆，与工农相结合，其精神使我国青年运动出现了崭新的面貌。他们的这一革命行动，不仅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而且影响了全民的社会价值取向。“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国家需要成为他们青春无悔选择的同时，成为整个社会新的风尚。

四、返城，运动失败的反思与启示：城市家庭解构下无法稳定的社会基础，事与愿违的社会重构

1976年，毛泽东去世，此后三年中，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逐年锐减。随后四年，尽管还有100多万知青搭上了上山下乡的末班车，同时也有多达700万以上在农村的知识青年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途径回到城市。1980年，新的国家领导人明确指示停止让城市青年下乡种地的办法，终于为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划上了一个句号。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对一穷二白而又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如何应对内忧外患，既要确保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又要加快农业发展所进行的新农村建设探索的重要举措，探索的重点是人的问题，尤其是知识青年的问题，涵盖了解决城镇青年学生的就业、农村合作发展所需人才的奇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紧迫等等一系列复杂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上山下乡运动”暗合党的战略方针、国家战略举措与社会基础的对接。国家要实行工业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村合作化，而要实现农村合作化就必须对现有的农村社会关系进行新变革，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援农村建设，在农村建功立业，恰恰为农村社关系变革这一社会基础重构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而又意义深远的切入点。

但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革命话语下，从精神层面上切入的社会基础重构。通过“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与“接受评下中农再教育”的要求，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目的是以心理重构（革命或不革命）完成实践上的身体重构（扎根农村），以“大有作为”凸显农村主体地位，重塑城乡、工农、脑体关系，进而重构社会基础，通过“再教育”培养革命事业合格接班人，进而强化这一社会基础重构。当时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响应号召，革命话语下的政治认同与人生认同是其根本原因。但是，政治理想的丰满与经济现实的骨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建立在革命话语下的社会基础重构，必须依靠强大的政治支持，否则就很脆落。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大地上发生在特殊年代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呢？

从社会基础重构角度看，不破不立，知青这个历史群体，他们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惊天动地的“立”，但也因“破”（城市家庭的解构）而使历史价值充满争议。每一个知青都有父母双亲,每一个知青又都有兄弟姐妹，1700万知识青年，直接涉及到的老老少少，有近一亿人。一个知青远离城市、远离家庭，牵挂他们的却是一家人。中国社会的传统是：父母在不远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却解构了家庭，造成了无数家庭的不安，从而间接造成整个社会的不满。

从社会基础的角度，给我们启示是：所谓国家，是国与家的共同体，国家建设与家庭幸福，密不可分！无论是革命的话语，还是经济的诱惑，破解一个家庭去重构一个与国家政策相一致的社会基础，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取的，最终都会以“返城”或“回乡”为结局。历时十余年千百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也差不多就是画了这样一个圈，即：始于大有作为，终于生计问题。当一种政治理想，随着倡导者的隐去，家庭回归是安慰心灵最好的港湾。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3]毛主席在苏联的言论[N].人民日报，1964—07—14.

[4]文锋.毛泽东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末[DB/01].http://www.haodaxue.net/html/63/n-1263.html.

[5]杜鸿林.风潮荡落——1955—1979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