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奉官”中的医官及明初太医院医官——读《“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

王云鹏，崔永胜

《“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是方志远先生发表的一篇显示其学术功力的学术论文，也是新政治制度史研究的重要作品。方先生就明代成化时期泛滥的“传奉官”，结合当时社会需求、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对此“制度”（虽非载入国家法典的正式制度，但在当时确以成为一种特定时期约定俗成的制度，包括晚明的“山人”问题同样如此）的产生、发展、结局及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认为“‘传奉官’现象以不合理乃至荒诞的方式反映了社会的某些合理要求，其发生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需求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加速了成化时代开始的由讲究节俭到追求奢靡、由政府控制到个性发展、由‘严肃冷酷’到‘自由奔放’的明代社会的转型”[1]。不仅对明代这一特殊现象爬梳清楚，而且弥补了明史研究中由前期到后期转化过程研究的断层。

在文章一、二两部分中，方先生依据《明实录》和相关地方志、笔记、文集、画录、书谱等资料，对成化时期“传奉官”的数量、类别、身份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并按各项指标分别分析。其中按身份分类中单列“医生”（“传奉官”中之“医生”多为太医院官员，下文所述皆就此而论）一项，与“士人”、“道士”、“军人”、“文官”、“工匠”、“舍人”、“乐舞生”、“番僧”、“吏员”、“义官”、“术士”、“僧人”、“不明”并列。笔者认为，“医生”一项与其他各项应有所区别，不能一概而论，故拟就“传奉官”中的“医生”与其他各种职业“传奉官”的区别做一粗浅的论述，以期对“传奉官”现象有更深刻的理解。

一、成化前太医院及官员概况

朱元璋在公元1364年4月置医学提举司，主要官员有提举（从五品）、同提举（从六品）、副提举（从七品）、医学教授（正九品）、学正官医提领（从九品）。1366年6月，改医学提举司为太医监，设少监（正四品）、监丞（正六品）。1367年9月，又改太医监为太医院，设院使（正三品）、同知（正四品）、院判（正五品）、典薄（正七品），把太医院官员的等级提高。1373年，设立宦官机构御药局，负责皇室用药的收集管理工作，设御医四人。1381年9月，又改太医院院使为太医院令（正五品），丞五人，吏目一人，属官御医四人，太医院官俱从品级授以文职散官。1389年正月，复改太医院令为院使，丞为院判。从此以后，官员名称、品级基本稳定下来。[2]

明初袭元之制，实行“配户当差”的户役制度，全国分为80多种不同户口，分别负责不同的劳役。太医院官多由医户充任。医户由太医院和各级府州县主管，在地方上占户口的比例很低，一县一两户到二三十户不等，大约占当地户口总数的0.01%～0.1%之间。[3]医户大多世代行医，社会地位较低。但是这种父子相袭的传统却对医术向精深发展大有裨益。太医院官品级较低，俸禄也较少，洪武二十五年，定太医院使月俸米十六石，太医院判月俸米十石，太医院御医月俸米六石五斗，太医院吏目月俸米五石。[4]至于太医院中的医士，待遇很低。

太医院医士旧无月粮，永乐时始比照天文生例给月粮，有家的月支米五斗，无家的三斗。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医士月粮有所增加，有家小者，支米七斗，无者五斗。医生有家小者四斗，无者二斗。医生、医士多为各地医户子弟，有的甚至兄弟多人同时在太医院服役。他们背井离乡来到京城，不仅俸禄微薄，难以糊口，而且要自己租房居住，生活贫苦，有的甚至老死不得归家。因此，逐渐出现太医院医士大量缺员的现象。正统六年，北京礼部报告太医院医士缺员一百六十多名，行文各省取补应役，两年“十无一二至者”，最后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弘治二年（公元1483年）规定，御药房供事者免两丁，太医院设者免一丁。因为医户可以免除差役，又可以逃回原籍不到太医院当差，所以在一些地方医户成为富户营求用来免除差役的对象。正统七年二月，应天府府尹李敏奏本府上元、江宁二县富实丁多之家往往营充太医院医生等免除差役，至一户几十口免差役。[5]

明初还通过外访保举医官医士，以补充太医院。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规定，医生有缺，除由世医代补外，仍行天下访取，医生督同太医院堂上官，备考验收用。府州县举荐之医士堪任医官者，由礼部送太医院考试，委派会考官一名，考中者由吏部选用，不中者回原籍为民，原保举官吏治罪。精通医术者由太医院奏进圣济殿供事。这种被保举者不合格保举者连坐的方法，从总体上保证了太医院医生的质量。

太医院主要负责皇室的日常诊疗，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皇帝的“私人医生”。给皇帝诊断的具体程序：

太医院官诊视御脉，御医参看校同，约会奉御就内局合药，将药贴连名封记具本，开写本方药性治证之法于日月之下，医官奉御书名以进，置簿历一，用中书省印记其缝。凡进药奏本既具，随即附簿，年月下书名，奉御收掌，以凭稽考。烹调御药，太医院官与奉御监视，每二服合为一服，候熟分为二器，其一器御医先尝，次院官，次奉御，其一器进御。[6]

同时皇帝下旨意指派御医、医士等诊治在京及地方有疾病藩王、大员，派医士驻到各地军营负责兵士的日常疾病防治和救治。事情琐碎却干系重大。

由于太医院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太医院官员的任职和选举也与其他衙门不同。明初太医院官员多为皇帝私人，且多为父子、兄弟相袭。如洪武时太医院判郝致才，是朱元璋的同乡，从前曾给朱元璋治过病，朱元璋做皇帝后任其为太医院判。在其致仕后其子仍为太医院官。[7]永乐时蒋用文、戴原礼、韩公茂，洪熙时韩叔晹，宣德、正统时刘溥情况大体相同。至于这种做法的好处，《明史·方伎传》说：“医与天文皆世业专官，亦本《周官》遗意。攻其术者，要必博极于古人之书，而会通其理，沈思独诣，参以考验，不为私智自用，乃足以名当世而为后学宗”。这种专官世业还有一层未说破的作用，就是父子同时或相继、兄弟同时或相继的做法，更加有利于医官尽心尽力为皇帝服务，以这种亲属关系来牵制医官，使其有所顾忌，充分体现了朱元璋制定政策的雄猜。

至于太医院官员的升迁考察，也有一套独立于吏部之外的办法。对于升迁，“太医院官无考满依资格升职者，盖此流医药有效，则奉特旨升官故也”。[8]对于考核，洪武十七年八月，定官员考绩法，三年一考，九年通考。外官九年考绩，京官以三年为限，但钦天监、太医院、光禄司三衙门官员除外。[9]洪武二十二年八月，监察御史蔡新“奏核在京诸司官吏案牍，有稽违者请逮问之。诏贷其罪，但移文责报。惟国子监、翰林院、太常寺、太医院皆勿问”。[10]永乐时，太医院判汪伯善考满，吏部举钦天监副徐伯阳不考核例，请太宗定夺。[11]可见，明代太医院官员的考核升迁均不受吏部节制，而主要由皇帝根据其情况“上裁”。可以说他们虽无“传奉”之名，但与成化时的传奉形式大同小异。所以，成化年间的“传奉”医官并非成化年间才有，不算违制，而是祖制。

当然这种选官方式在今天看来看似无理，但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君主社会当是“小菜一碟”，不会有人觉得皇帝是在搞“独裁”。由于这种体制，明初太医院官员多有被破格奖赏者。洪武时太医院院判郝致才，颇受朱元璋优崇；永乐时，太医院使韩公茂、太医院判韩公达死后均赐祭，并以三品礼葬之；洪熙时，故太医院判蒋用文、袁宝赐太医院使，赐谥“恭靖”，并遣官致祭。[12]只是他们的升转都是在太医院系统之内，没有对科举为主的文官制度造成冲击，又加明初皇权威严，并没有引起臣下的反应。

二、成化“传奉官”中的医士

从数量上看，据《“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中“表3成化时期传奉官的初始身份”统计，有明确记载的传奉官初始身份为“医士与医官”的64人，占全部有明确记载的2170名“传奉官”总数的2.95%。人数低于“工匠与匠官”（675人）“、画士儒生等”（477人）、“番僧”（185人）、“军官与军人”（180人）、“舍人余丁等”（149人）、“道士与道官”（126人）。传升两次以上的“医士与医官”18名，低于“画士儒生等”（65人）“、道士与道官”（46人）、“工匠与匠官”（29人）“、军官与军人”（29人）“、通政司等官”（19人）。（其中“番僧”一项数目从略）

从医官身份与任职的统一性来看，“表4核心传奉官公开身份与真实身份、实际职业的关系”统计，身份为医生者16人，并且16人实际职业都为医术，身份与职业完全相符。而其他13种身份传奉官则从事身份之外的多种职业，这种差别也可以说明传奉官中的医生从事的都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并没有从实质上威胁到文官制度，与其他传奉官是有很大区别的。

成化时期的医生被传升者大部分是在太医院系统内的传升，与明初亦无多大区别。在成化时《实录》所载的有关传奉官中太医院官的资料中，涉及有名姓医官69人（其中“任仪”与“任义”、“张复兴”和“张福兴”不能确定是否为一人，此按一人处理）。只在太医院本系统内升转者55人。医官加其他职衔者13人，其中医官加通政司通政使或左右通政衔者9人，且全部仍旧在太医院供职，由中书舍人、鸿胪寺主簿、鸿胪寺序班、同知衔转为太医院官者4人。[13]其中，成化十一年十二月，传升太医院院使方贤为通政司左通政，成为第一位以“杂流”升通政官带俸者，使传奉制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也使太医院官更加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总体而言，成化时期的太医院官仍是大部分在本系统内升转，与明初无大的区别。但因此时其他传奉官的泛滥，各色人等纷纷被“传奉升授”，使升迁形式相似的太医院官也被冠以“传奉官”的恶名。清流在攻击传奉官时为耸动视听，也往往夹枪带棒，排头砍去，不理会其中的区别。同时，《明实录》作者为突出成化时传奉官的泛滥，不惜把一直以来都由皇帝直接传旨升授的官职，如钦天监、太医院的官员，也并入传奉官一类。因此在裁汰传奉官时，天文生、医官也往往不加区别的被一体裁汰，总之只要是传升的一个不留，造成另一种不公平。当时的士人已经认识到了这种现象，为这部分被无辜受累的钦天监和太医院的官员鸣不平：

钦天监官，例不致仕，老死而后已。天文生由科目出仕者，只于本衙门任用，不令出任府州县官。盖有深意存焉。太医院官无考满依资格升职者，盖此流医药有效，则奉特旨升官故也。近年吏部考察京职，钦天监官年六十以上者俱勒令休致，罢革传奉冗官，则太医院官皆在其列。计无所出，则请旨去留。由是权移他手，而贤否混淆矣。[8]

不仅钦天监、太医院，其他衙门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正常升转被算在了特定意义的“传奉官”中。

（弘治二年七月丁巳朔，壬戌，）吏部覆奏长随何鼎所言请革传奉乞升事谓，前此传奉官员本部因科道交章论劾己奏汰五百六十余员……此外又有保升为太医院官，为钦天监官，为工部所属衙门官，为五府都事等官及跟随总兵等官书办官者，亦非全是传奉人数，今若又概行查革，将不胜其革且有不可革者。[14]

从传奉官中医官的医术来看，大部分传奉医官精通医术，得到了人们的肯定。《“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中评价说：

其中不乏名医。如钱宗嗣、钱宗甫，都是江南名医，钱宗甫更对传统医学的发扬光大有所贡献。再如方贤，为明朝第一位出身“杂流”而在显赫衙门带俸的高级官员，虽然屡遭科道抨击，但在医学的理论和实践上确有造诣。再如弘治时复职的徐生，虽然科道官认为是“夤缘求升”，但反对传奉升授态度最坚决的文官首领吏部尚书王恕却称其“颇通脉礼”，又称同是传奉官的孙泰、许观、黄绶、钱钝、陈公贤等“明通脉理”。

最后，医生与其他传奉官的职业相比，医生是不管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人都需要的人，不管是洪武、永乐还是天顺、成化甚至万历、崇祯，人都可能生病。随着明代政治局势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人们个性需求的多样化，越来越成为社会的精神需求，因文化背景不同而有所差异。明代医官的传升，主要就是看他是否把人的病医好，恢复人的身体健康，皇帝不可能传升屡试不验的医生，不象其他如艺术、法术、收藏等，通过一部分虚无缥缈的东西得到升迁。医生作为职业是不管经济政治是否发展，任何人都离不开的，所以它是否跟特定的时代相联系，如文学、书画等代表时代潮流，值得商榷。《“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在分析传奉官的弊端时，也主要针对工匠、文士、道士、番僧等分析传奉官对明代造成的不利影响，而没有针对医官。

可见，传奉医官中大部分人确实精通医术，不仅具备任职太医院的条件，而且也符合明代的原有制度。他们为人所诟病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升转的方式——传奉升授本身，即皇帝越过吏部滥用权力，直接任命官员这种方式对原有选官制度的巨大冲击。这种冲击不仅使经过千辛万苦考取科名的士人颜面扫地，而且容易对以后的科举考试造成不利影响。而从成化皇帝方面来讲，可能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对抗越来越强的“臣权”，来选拔自己需要的人才。如果成化皇帝材力充盈，这种做法无疑会对明代发展产生很好的影响，但终成化一朝，传奉官虽又多又滥，但主要是一些文学、美术、宗教、天文、器物等专业人才，而很少真正的治国栋梁，大概这与成化皇帝是一个很有艺术气质但治国才能一般的皇帝有关。

结论

“传奉升授”任命官员的方式在中国有国家以来就一直或明或暗存在着，这与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是相依存的，只不过成化皇帝把这种方式变得更为简便暴露而已。成化时“传奉官”中的医官升转方式，与明初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成化传奉医官在数量上是比较少的，在传升品级上也不是最高的，在升转范围上也主要限制在从事医术方面。由于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官职，对正常的文官制度造成了一定冲击，引起通过科举取得官职的文官集团的恐慌，为了对抗这种趋势，他们不惜夸大这种做法对政局影响的严重性，扩大传奉官的范围，以至医官等本来就由皇帝下旨传升的官员与成化时代真正“夤缘”传升的传奉官混为一谈。这种现象，同样出现在其他传奉官如钦天监等负责专业技术的衙门。在对传奉官进行分析时，不应把全部传奉官一概而论。

[1]方志远.“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J].历史研究，2007，（1）.

[2]明太祖实录（明史·职官志）[M].

[3]王毓铨.明朝的配户当差制[J].中国史研究，1991，（1）.

[4]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条）[M].

[5]明英宗实录（正统七年二月丁酉条）[M].

[6]明太祖实录（洪武六年四月戊戌条）[M].

[7]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二年四月戊戌条）[M].

[8]陆容.菽园杂记·卷九[M].

[9]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七年八月癸未条）[M].

[10]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庚戌条）[M].

[11]明太宗实录（永乐元年二月辛酉条）[M].

[12]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二年二月辛亥条）[M]；明太宗实录（永乐九年二月丙寅，永乐十五年十二月壬辰条[M]；明仁宗实录（洪熙元年五月丁丑条）[M].

[13]明宪宗实录[M].

[14]明孝宗实录（弘治二年七月壬戌条）[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