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崇高”思想在中外女性艺术形象上的体现——论海丝特、乌苏拉和王葡萄三位女性的崇高与伟大

陶虹飞

（安徽大学 文学院，合肥 230039）

康德“崇高”思想在中外女性艺术形象上的体现
——论海丝特、乌苏拉和王葡萄三位女性的崇高与伟大

陶虹飞

（安徽大学 文学院，合肥 230039）

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论崇高”对构建崇高和完善人类心灵结构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其美学思想对中外文学创作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产生了重大影响。《红字》中的海丝特、《百年孤独》中的乌苏拉和《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这三位女性身上所折射出的勇敢、尊严以及对大善大爱的坚持所凸显的母性崇高感正应和了康德的崇高美学思想,令人印象深刻,发人深思,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现实的启蒙价值。

康德；崇高美学；女性艺术形象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著名代表康德，曾说过一句千古名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作为启蒙思想家，他遵从道德，崇高便是康德启蒙思想的具体体现，尽管康德从自己的哲学体系出发，认为崇高远低于美的意义，但他也意识到人是一种“为自然立法者”，他的道德意志、行为举止都要有一种崇高，才能称得上启蒙这一伟大的行为。

康德曾撰文《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把人类的两种重要情感——优美感和崇高感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分析和鉴别，并讨论了崇高和优美在两性相对关系上的区别及民族性在崇高和优美上的差异。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对崇高的特点的论述，表明其美学思想的发展和归宿，对建构崇高和完善人类心灵结构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对崇高的分析中，康德认为：“真正的崇高必须只在判断者的内心中，而不是在自然客体中去寻求，……谁会愿意把那些不成形的、乱七八糟堆积在一起的山峦和它们那些冰峰，或者是那阴森汹涌的大海等称之为崇高呢?但人心感到在他自己的评判中被提高了。”［1］他强调崇高属于审美判断，表现出主观的合目的性，崇高只能在主体的心灵，它是由痛感转化成的快感。同时，康德将美学的崇高直接提升为道德的崇高，提出道德的崇高反映了人的精神力量的伟大，并最终指向人格的崇高。“人格的最高境界就是对真善美的觉悟，人性崇高直指人心，体现出宽大和谐的生命情调和道德精神”［2］。

人是文学创作的永恒母题，康德“崇高论”的美学思想影响了中外很多作家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在女性人物的塑造上深得其精华。不管是外国作家还是中国作家，他们在塑造女性时都汲取了人性崇高的共同精髓，刻画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母性光辉形象。美国作家霍桑深受康德美学思想影响，他的代表作《红字》取材于新英格兰的一个爱情悲剧，描摹了女主人公海丝特忍辱负重，用其行动和心灵感化罪恶社会的一段命运史，海丝特在作家的笔下成为崇高道德的化身。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鸿篇巨著《百年孤独》描写了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传奇经历和加勒比海沿岸小镇马孔多的百年兴衰，反映了拉丁美洲百年风云变幻的历史沧桑。其中女主人公乌苏拉拯救众生之难的宽厚崇高的母亲艺术形象是小说魅力之一。华裔旅美作家严歌苓的主要代表作《第九个寡妇》取材河南民间的“藏人”故事，生动刻画了史上别样的寡妇王葡萄这一人物形象，作家用其感性之笔写出了王葡萄纯真、仁爱和包容的母性崇高。这三部小说中女主人公形象的成功塑造充分体现了共同的美学特征——崇高。

在此，主要结合康德“崇高”美学思想谈谈以上三部小说中海丝特、乌苏拉和王葡萄三位女性形象母性崇高的共性。

一、勇敢中的崇高与伟大

在康德看来，道德是人的自由意志建立的。要有勇气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并且最终是一个道德问题、自由意志问题，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知性做一个自由人，进行道德自律。他认为：“崇高感表现的是为了别人的幸福而慷慨献身、处在危险之中而勇敢坚定和经得住考验的忠诚。这里的爱是沉痛的、深情的和充满尊敬的。”［3］

《红字》中，海丝特因为家道没落，在父母的安排下嫁给老学究齐灵渥斯，但各种差异使得海丝特过得不幸福，在来到波士顿后，她结识年轻而有才华的牧师丁梅斯代尔，两人产生爱情，并生下女儿珠儿，在当时的社会和宗法制度下，这种行为是不能容忍的，是可耻的，海丝特被抓到绞刑台上接受官员和群众对她通奸行为的审判。她顶住逼供和众人指责的强大压力，独自承担一切责难和惩罚，坚决不说出与她通奸的男子的姓名，即便她自己有可能会因此而遭受更为严厉的惩罚，她依然毫不妥协。她为了捍卫自己纯洁的爱情和心爱的牧师的名誉与前途而做出这种甘心献身的行为，足以让我们看到海丝特的勇敢。在日后的生活中，受尽身心煎熬的她依然坚定地为牧师保守秘密，虽然她的通奸行为在道德与宗教意义上被认为是可耻的、有罪的，但她追求自由幸福和真爱的执着无法掩盖她身上由勇敢与忠诚的品质而激发出来的崇高感。

《百年孤独》中，乌苏拉虽年近半百，但展示给我们的形象始终是强健、完美的。在她身上体现的勇敢是那么坚定，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女人、一个母亲拯救苦难的顽强生命力。当布恩地亚妄图实施迁移计划时，她站在民众的立场，阻止丈夫的愚蠢行为，勇敢地亲自策划了反对丈夫的行动。当儿子被抓进监狱并判死刑时，她为了拯救儿子，偷偷把一只左轮手枪藏在胸罩中，独闯军营，险些丧命也奋不顾身。当革命的儿子们被胜利蒙住了双眼，滥杀良善，实施不仁道行为时，她勇敢地站出来指斥他们，不畏军事法庭的威严，也不在乎自己普通妇女的身份，她认为对的就勇敢地去做，并尽自己所能去竭力阻止一切罪过。无疑，在她的勇敢品质中所体现的崇高感是令人敬畏的。

《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是个混不吝的人物，她看人的眼神永远停留在7岁，她的眼睛告诉你，她从来都不知道惧怕为何物。正因为如此，她不畏中央军的侵扰，对抢锅的士兵予以抵抗并厉声呵斥：“不搁下锅，我就夯死他”［4］19；虽然寡妇门前是非多，她仍然为了使自己快乐地活着，怀有本心地活着，不畏世俗的束缚，大胆地追求所爱，享受男欢女爱的愉悦；她怀有五个月的身孕，敢与史屯的闺女媳妇们赛秋千，并且是单手赛秋千，赛得飞天一样直入云霄；她敢在大炼钢时，为了自己的锅不被学生们抢走，纵身一跃，坐到锅中央，并大喊：“你们炼呀！快炼呀！把我也一块炼进去！”［4］158她敢在黑夜把被判了死刑但没被枪毙死的公爹从法场悄悄偷回家藏在薯窖里，渡过了土改、饥荒、政治运动，在这异常艰难的岁月里，让公爹顺乎天命地走完一生。她的勇敢放在那个时代是任何一个男人也无法做到的，这种崇高感是从骨子里生发而来的，人性的光辉在她身上闪耀得异常夺目。

正因为三位女性身上所表现出的勇敢气质，以及由这种勇敢所作出的行动和担当使得她们的形象丰满高大起来，也让我们体会到女性身上所散发出的崇高的包容、悲悯的人性情怀。

二、尊严激发崇高的情感

康德认为：“人性的尊严激发了崇高的情感……崇高的人对于人性的尊严，有着一种高度的感情。他重视自己，并把一个人看做是一种值得尊重的造化物。”［3］18

《红字》中，海丝特由于不满不合理婚姻的束缚，与牧师阿瑟·丁梅斯代尔相爱生下女儿珠儿，触犯了当时清教徒信奉的加尔文教所严禁的通奸罪，她被推上示众台，面对众人的唾骂和指责，她在示众台上呈现出高傲的微笑，这微笑似有一股神力，令人联想到圣母的形象，她以这种微笑来维护自己挣脱封建束缚，追求自由爱情的尊严。然而作为惩罚，她被责令终身佩带一个鲜红的“A”字。即便她承受着耻辱和咒骂，孤独地与女儿生活在小茅屋里，她从来都没有放弃维护自己的尊严。她选择继续留在新英格兰居住接受痛苦折磨的生活，原因是为了洗刷干净自己的罪名，重新获得人性的尊严。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这里曾经是我犯罪的地方，也应当是我受人间惩罚的地方；因此也许我日常受辱的痛楚，终将会洗刷干净我的灵魂，产生出另一种纯洁来，而因为那是殉道的产物，所以要比她已经丧失的纯洁更接近神圣。”［5］32她所说的另一种纯洁就是自我人性的尊严。另外，海丝特把那个象征着她的罪行的标志“A”缝制得非常精美，体现出她对外界侮辱自己尊严行为的一种挑战。“这精美的红字象征着她对于自己人性尊严的肯定以及对自我赎罪直至重获新生的信心”［6］。海丝特这种对自我尊严的捍卫使她内心的崇高感鲜活地凸现出来。

《百年孤独》中，在乌苏拉身上始终闪耀着母性的神圣光芒。她是一个生命尊严的护卫者，这样一位女性是非分明，当她儿子一方的革命军要判处马贡多的好官吏蒙卡达将军死刑时，她动员所有母亲走上法庭，她对革命的儿子们说了这样一句话：“玩弄这种恐怖的把戏你们是很认真的，你们做得对嘛，因为你们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是你们别忘了，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是你们的母亲，你们无论多么革命，一旦不尊重我们，我们都有权脱下你们的裤子，用皮带狠狠地抽打你们。”［7］146当她的儿子奥雷连诺要把好友格林列尔多·马克斯判以枪决时，乌苏拉不顾他的命令，身着黑衣，义正言辞地对儿子说：“我无法阻拦你。可我警告你，要是我发现了他的尸体，我就要凭我父母的骸骨发誓，凭霍·阿·布恩地亚死后的名声发誓：无论你躲在哪儿，我都要把你拖出来，亲手打死你。”［7］145这样一个女人，以母亲的名义，用自己的深明大义教导孩子们尊重人性为善，尊重每一个生命的尊严。这些都展示了一个女人作为母亲拯救苦难，维护人的生命尊严的刚强和宽厚胸襟。她对生命尊严的力护正突显出了崇高感。

《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认为“啥事都不是个事，就是人是个事”［4］196，她始终秉承着“啥都不胜活着”的哲学，她不光要活着，还要快乐地活着。在那个饥荒和动乱的年代，王葡萄想尽各种办法让自己活着，她也让公爹活着，鼓励公爹“好歹也得活着”。不轻易放弃生命，这体现出她对生命的尊重，对生命尊严的维护。虽然王葡萄和几个男人有着性爱关系，但她并不是男人的附庸，也不是男人享乐的工具，她对与她相好的男人，“每来一个，她都掰一块心给他”。即使她被男人蹂躏，她也把这个男人作为自己居高临下的怜悯和施舍。她的心和身体分得清清的，虽然她是个寡妇，但她却恣意享受着情爱，让自己成为主宰。这体现着她对自我身心尊严的捍卫，对自然原始人性尊严的力守。王葡萄的尊严是来自生命最原始、本真的尊严，如此生发出的崇高感更具有震撼力。著名学者陈思和评价王葡萄是严歌苓贡献给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独创性的艺术形象一点也不为过。

这三位女性用其柔弱的生命护卫着人性的尊严，以对尊严的捍卫表达对生命的尊重和爱护，一种难以遮蔽的崇高感由此得到注解。

三、大善大爱的人性崇高

康德认为女性是美丽的性别，又提出“崇高是无法把握的同时也无法与之较量的无限的形式。高贵的基础是始终如一的，并不是那么屈服于外界事物的变化无常。”［3］1即崇高体现为一种永恒的形式，这种形式体现在女性身上就是坚持大善大爱的崇高人格。

《红字》中，海丝特在屈辱的环境中，以刺绣为生，顽强地抚养女儿长大，尽管周围的居民排斥她，她仍然把自己劳动挣来的钱施舍给穷苦的百姓，不计报酬地帮助他人，奉献爱心。在她一生的赎罪中，她始终如一地深思、行善，以其崇高的心灵和行动感化了表里不一的丁梅斯代尔，也感化了身边的其他人，更感化着这个充满罪恶的社会。她在那个新英格兰的地方犯罪过，悲伤过，忏悔过，但她却以大善大爱的心灵和行动感化了那里的人和那片土地，她那坚强能干、助人为乐的精神感动了周围的人们，所以她胸前的那个红字不再是“一个引起世人的轻蔑和嘲笑的烙印，而变成了一个符号，使人哀伤，使人望着它生起又畏又敬的心理”［5］207。海丝特的大善之行让那所谓的“A”一步步由最初的“女通奸犯（Adulteress）”变成“能干（Able）”，随后成为“慈爱（Affection）”，最终成为大家眼中的“天使（Angel）”，这时，她的身上焕发着圣洁高尚的母性光辉，崇高感也油然而生。

《百年孤独》中，乌苏拉是个完美的形象，她始终能够关注现实生存。她务实、脚踏实地，她就像一个圣母，把她的大善大爱遍及家族的所有成员。她以一颗悲悯之心体悟、关爱着一切生灵。她收留雷贝卡并像亲身女儿一样关爱她，尽管她知道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远方亲戚；她还收留印第安女人和她弟弟，叫他们帮助做些家务；她同情被众人抛弃的丈夫；她哀悼自己不喜欢的行为怪异的墨尔基阿德斯；她谅解阿玛兰塔和雷贝卡的出格行为；她拯救濒危的儿子，同情儿子；用她瘦小的身躯和顽强的生命意志拯救一切该爱和值得爱的人……她祈祷只要老天爷保佑她长寿，这所疯人院就不会缺钱用，只要由她当家，世上就不会有“比这所疯人院更美好、更好客的人家了”。乌苏拉就是一个真正感悟生命真谛的女性，她身上洋溢的崇高感体现了一个母亲的高尚和伟大。

《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作为一个女性本是弱者，但她却活在生命的本真之中，“她凭女人的直觉善待一切她认为值得善待的人，从不为政治界线、阶级标签、强权威压等所左右，活得刚强而自我”［8］。她把公爹藏匿于红薯窖中，经历生活和政治运动的苦难，仍不离不弃。她用那颗女性柔软纯洁善良的心感化了孙少勇，使其良心得到救赎，扭曲的灵魂得以复原。她以其质朴的反抗使野心勃勃的春喜最终回归良善，过上平实安定的生活。她以母性的温善和体贴，支撑起跌入人生低谷的老朴的精神世界，使其感受到活着的精彩……王葡萄在某种程度上充当着这些男性的母亲角色，她用自己的大善大爱拯救他们于苦难之中，真正体现出一个宽容、仁爱的地母形象。她不光感化着男人，也用自己的爱和善帮助着女人，灾荒年代她对史屯女人的救助，政治运动年代她对女知青的救助……表现出其母性的博爱情怀。小说神话般的结尾处，孙怀清给女孩平讲述了一个庇佑全族的祖奶奶的故事，其实就是在向我们暗示王葡萄的大善大爱，对王葡萄由内而外的崇高感的肯定和歌颂。

由于三位女性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中，始终坚持着大善大爱，使得她们身边的人得到感化的同时，也使自己的人格得到升华，达到人性崇高的境界。

四、结语

不管是海丝特，乌苏拉还是王葡萄，在她们身上都有着女性共有的温善情质下的崇高品格，她们尊重生命，勇敢面对苦难，维护人性的尊严，在坚持大善大爱中感化他人，在自我崇高的意志中坚持本真、宽容和悲悯。在她们身上所折射出的母性崇高的共通性正应和了康德关于崇高感的论述。康德“崇高论”不仅是美学研究领域的一大财富，而且为我们理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提供了理论借鉴，并使我们在体味人性崇高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激发出一种绵延永恒的生命感。

［1］ 康德.判断力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95.

［2］ 乔利丽.崇高：沟通美与道德的哲学尝试——康德崇高理论研究［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62（2）：34-38.

［3］ 康德.论优美感和崇高感［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4］ 严歌苓.第九个寡妇［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5］ 纳撒尼尔·霍桑著.红字［M］.侍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6］ 王一赛.以康德的美学思想分析海丝特的崇高形象［J］.新闻爱好者，2012（8）：88-89.

［7］ 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M］.彭诗琅，廖隐邨，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

［8］ 彭明坤.包容和宽大——神异的母性之光：《百年孤独》中的乌苏娜和《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形象对比［J］.职业，2011（5）：139-140.

The Female's Artistic Images under Kant's“Lofty”Aesthetics： Hester， Ursula and Wang Putao

TAO Hong-fei
（Facult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Anhui University，Hefei230039，China）

The theory of“the Sublime”by Immanuel Kant is of profou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ublime and humanmind.Its aesthetic ideology has a great effect on the shaping of female images i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ry creation.The three women of Hester in The Scarlet Letter，Ursula in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and Wang Putao in The Ninth Widow，shows female bravery，dignity and their persistence of good and love.Their maternal loftiness echoes Kant’s aesthetic ideology，and is of some enlightening value.

Kant；“Lofty”Aesthetics；the female’s artistic images

I106

A

1009-0312（2014）02-0052-04

2013-11-20

陶虹飞（1988—），女，安徽当涂人，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