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百年孤独》的历史书写策略

梁红艳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文学与传媒系，广东东莞 523419)

马尔克斯凭《百年孤独》在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世界文学评论界好评如潮。对马尔克斯来说，早期童年时代颠沛流离的生活和成年后的长期困苦生活记忆，早已渗入了他创作的《百年孤独》深层叙事结构中，这不仅是他在小说文本写作过程的叙事起点，也奠定了他独特历史叙事的生活基点。换言之，马尔克斯在1943年至1958年十五年这段时间，他在波哥大(Bogotá)、墨西哥以及欧洲许多国家进行了广泛的游历，这段经历使他以一种非常开放的心态和多元化的思维方式来审视拉丁美洲民族的历史:在哥伦比亚国立大学的求学经历和体验，使他能够以第三方的眼光观察哥伦比亚曾经“发生的历史”;他拥有的拉美族裔的民族身份，又使得他成为被欧洲作家主流话语书写的拉丁美洲“文本的历史”的批判者［1］7。概而论之，大多数研究者都把精力聚焦《百年孤独》的起源研究、主题阐发和文化研究上，以及对作者的创作手法，艺术价值或时间观进行叙述的时候，本文从追忆历史到审视历史这两个视角，来阐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历史书写策略。

一、拉丁美洲曾经“发生的历史”

Michael Stanford曾经将人类历史发展分为为History Event与 History narrative［2］1。History Event被称为历史过程、发生的历史;History narrative则被称为历史知识、历史叙述，从文学叙事的角度上说，History narrative是“文本的历史”。1943年1月，马尔克斯离家前往首都波哥大，开始参加教育部主办的争取奖学金的全国考试，随后开始的大学生活让他开始广泛阅读文学书籍，藉此拓展了他的知识经验结构。此后的20余年，马尔克斯在美洲和欧洲大陆居留期间积累了丰富的游历经历，通过文学写作，他从第三方的视角追忆了哥伦比亚那段曾经“发生的历史”(History E-vent)，从而成为“文本的历史” (History narrative)的见证者。从这个层面来说，《百年孤独》的主要历史书写策略就是通过以文学性的叙事话语，来进一步来还原哥伦比亚曾经的历史过程和历史事件。

比如，实际生活中的拉斐尔·乌里维将军与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有着紧密的形象上的渊源;甚至1928年因大罢工而导致的大屠杀情节，科尔特斯·巴尔加斯将军本人及随后的“四号通令”都是哥伦比亚历史上真实的事件。通过香蕉种植园工人的累累白骨，《百年孤独》文本用无声的语言向作者证实了人民在历史上所遭受的苦难，也进一步隐喻了哥伦比亚官方历史中所极力掩饰的残酷内战。这种隐喻的叙述方式使得《百年孤独》不但成为历史的见证者，而且也是历史的叙述者。值得注意的是，一直从事新闻出版行业的马尔克斯没有在《百年孤独》中建构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用精致的文学叙事语言把文本建构的焦点凝聚在历史过程中那一个又一个卑微而边缘化了的单独个体 (人物)。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所采用的这种历史书写策略很大程度上是新历史主义叙事，这种叙事策略是历史学和一种旨在探寻其自身的可能意义的文学理论的混合产物，其中融合了泛文化研究中的多种相互冲突的潮流。可以说，新历史主义将文学放到“文化”中去考察，意图去建立一种“文化诗学”或者“历史诗学”。它与文化人类学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范畴有异曲同工的相似之处。所谓“深描”这个范畴是美国文化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 (Clifford Greertz)提出的概念。格尔茨指出:“一个典型的 (深描)方法是从一个微小的事实，通过深度延伸的叙事形式，最后达到那种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的充分分析和抽象的解释。”［3］27一定程度上，对历史发展进程中单个个体的关注和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关注，体现了文化人类学对民族文化和抽象人性的质疑。与此同时，这种叙事方式也体现了对个体特点和群体差异的关注，正是通过这种微观的叙事方式， 《百年孤独》充分张扬了对历史边缘意识和小事件的关注，而且在叙述过程中，马尔克斯尽量避免作者主观性的介入，而是以历史发展过程中那些渺小的小人物日常话语来进行表述。

在这部小说中， “一个人的身体可以记录重要的历史时刻，而那些残缺的和被摧残的身体意象为历史提供了一种非常形象的比喻。”［4］743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到处充满着一种令人震惊的受伤的躯体意象:

“第一拨人已经这样做了，被弹雨横扫在地。幸存者们没有趴到地上，反而试图冲回广场，却在恐慌中仿佛被巨龙摆尾一击而退，密集的人潮撞上反向而来的另一波密集人潮，后者已被对面街上的龙尾击溃，那里的机枪也在一刻不停地开火。人们走投无路，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渐渐向中心缩拢，因为机枪子弹仿佛不知餍足又条理分明的剪刀，正像剥洋葱似的将周边有条不紊地逐一剪除。孩子看见一个女人双臂呈十字平伸，跪在一片神奇地未遭践踏的空地上。”［5］142

在大屠杀中死去的妇女和儿童给人的震撼力更强，这种明显具有新历史主义思维的理念，成为马尔克斯揭示哥伦比亚历史中人民被侵犯、屠戮、压迫的重要手段，也成为让历史上那些“被殖民的灵魂”发出“自己的声音”的一种重要的手段。在这里，马尔克斯借助回溯历史踪迹，从而“让文学叙事和非文学的历史记录成为彼此互相进行解说的厚描”［6］20。

在《百年孤独》对历史记录进行叙述的沉重氛围中，小说的故事讲述者以一种时空轮回的身份变换在历史和现实中游走，亦幻亦真的过程中，作者、读者和故事的讲述者都仿佛进入了一个时光隧道，被一种巨大的惯性挟持前行。在《百年孤独》小说的结尾，似乎主人公奥雷利亚诺·巴比伦跨越了生与死的时空界限，来到了读者生活的现实当中，开始了和读者的一种互动，在结局中，作者马尔克斯以第三人称的口吻，对《百年孤独》中的奥雷利亚诺家族作了最后了结，有期待、有恐惧，也有无奈:

“……可以预料这座镜子之城——或蜃景之城——将在奥雷利亚诺·巴比伦全部译出羊皮卷之时被飓风抹去，从世人记忆中根除，羊皮卷上所载一切自永远至永远不会重复，因为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不会第二次机会在大地上出现。”［5］221

整体来看，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运用的历史书写策略，是把历史观念与历史呈现，艺术与历史，历史与现实充分地杂糅在一起。通过模糊主人公生与死的对立界限，他使故事讲述者和自己的声音有机交融在一起，主人公奥雷利亚诺·巴比伦时而化身为作者讲述自己的思考，时而以他人之口叙述自己的心声。对读者来说，我们不但是小说文本的阅读者，也在作者马尔克斯的倡议下亲身参与到对历史的重新书写之中，一定程度上，读者也成为了对哥伦比亚曾经发生的历史和现在发生的历史的在场者和见证者。

二、拉丁美洲的“民族志历史”

民族志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 “当下，以民族志方式书写的历史可以被看作人们了解一个民族历史的真实情况来进行研究”［7］140。在文学创作中，当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通过文学方式进行书写的历史，即文本的历史。对马尔克斯来说，他创作的《百年孤独》一定意义上也是拉丁美洲“文本的历史”。不过，由于拉丁美洲的种族繁多，而且没有统一的文字，这些记录的所谓历史事实上不是土著居民自己书写的，而是外来的白人殖民者书写的，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民族志历史。20世纪60年代之后，一些学者开始在民族志叙事过程中引入时间和历史观念，并重点关注那些没有文字的民族，这一定程度上“隐含着殖民主义的心态”［8］41。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马尔克斯通过重点关注一个书写拉丁美洲文化和历史的十分独特的样本——奥雷利亚诺家族，来深入展开他的民族历史叙事:

“当初，何塞·阿尔卡迪奥·布恩地亚是个年轻族长，他指挥播种，指导牧畜，奉劝育子。为了全族的兴旺，他跟大家同心协力，还参加体力劳动。因为从建村起他家的房子就是全村首屈一指的，所以后来其他人家都仿照他家的式样进行整修。他家有一间宽敞而明亮的大厅，饭厅座落在一个平台上，周围是鲜艳的花朵。有两间卧室和一个院子，院子里栽了一棵大栗树。还有一个管理得很好的菜园和一间畜栏，畜栏中羊、猪和鸡和睦共处。家中和村里唯一禁养的动物是斗鸡。”［5］8

从马尔克斯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选择奥雷利亚诺家族作为《百年孤独》民族志叙事的载体，应该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奥雷利亚诺家族的历史经历与马尔克斯本人的生活经历恰好一致;其二，奥雷利亚诺家族百年历史发展历程对拉美文化的再现方式恰恰是民族志的。

马尔克斯认为，奥雷利亚诺家族的历史从本质上说，是文化殖民的一种微妙的变形。

“每年到了三月光景，有一家衣衫褴褛的吉卜赛人家到村子附近来搭帐篷。他们吹笛击鼓，吵吵嚷嚷地向人们介绍最新的发明创造。最初他们带来了磁铁。一个胖乎乎的、留着拉碴胡子、长着一双雀爪般的手的吉卜赛人，自称叫梅尔基亚德斯，他把那玩意儿说成是马其顿的炼金术士们创造的第八奇迹，并当众作了一次惊人的表演。他拽着两块铁锭挨家串户地走着，大伙儿惊异地看到铁锅、铁盆、铁钳、小铁炉纷纷从原地落下，木板因铁钉和螺钉没命地挣脱出来而嘎嘎作响，甚至连那些遗失很久的东西，居然也从人们寻找多遍的地方钻了出来，成群结队地跟在梅尔基亚德斯那两块魔铁后面乱滚。”［5］15

从上面这段话的描述看出，在外来殖民者的影响下，拉美土著居民被身不由已地裹挟进了现代化的洪流之中，现实生活中的土著居民，他们好像成为了任人摆布的玩偶，没有自己的灵魂、思想。不过，马尔克斯的历史书写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而是进一步审视历史见证者复杂的心理，从而使得民族志历史具有了更深刻和复杂的意义。《百年孤独》最耐人寻味之处在于身为作家的讲述人在面对历史真实事件时复杂的心态:

“当火车驶过一座座沉睡的村庄，……他看见了男人的尸体，女人的尸体，儿童的尸体，他们都将像变质的香蕉一样被丢入大海。……那是他平生见过的最长的火车，有将近两百节运货车厢，首尾各有一个火车头，中间还夹着一个。”［5］126

小说故事的讲述人借助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的所见所闻，揭示了国家独裁者犯下的滔天罪行，这是重新布设的一个犯罪现场。由拉美大陆历史事实的演进路向可以清楚明白，外来殖民者运用自己的话语权力与武力逻辑，使当地历史发展的事实重新有序化、重塑当地土著居民的文化解构，重新解释和创造土著人的历史发展进程的时候。作为一名作家，马尔克斯非常清醒，他把这些所谓的“浪漫化”和“探险化”的民族认知，巧妙地运用到自己的文学作品的创作之中去。在《百年孤独》中，作为一名职业作家，马尔克斯拥有专业的眼光和冷静的头脑，这促使他可以清楚地认识和审视拉丁美洲历史事件的文学价值，从而使他可以把这些思考转换为文学创作的叙事话语。不过，也正是马尔克斯这种复杂的思考和体认而形成的张力，使得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更具一种真实又魔幻的美和发人深省耐人寻味的内涵，这也使得他的小说的历史叙事因此更为真实和厚重。

［1］Pratt M L.Imperial Eyes: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M］.London:Routledge，1992.

［2］Michael Stanford.A Compan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M］.Oxford:Blackwell，1996.

［3］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4］Jay Parini，Millier Brett C.The Columbia History of American Poetry［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

［5］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M］.范晔，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

［6］Gallagher Catherine，Stephen Greenblatt.Practicing New Historicism［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7］陈庆德，郑宇.民族志文本与“真实”叙事［J］.社会学研究，2006(1):140－153.

［8］张海超，刘永清.论历史民族志的书写［J］.云南社会科学，2007(6):4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