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4
徐 鑫
(河北省承德市文物局 避暑山庄管理处,河北 承德 067000)
论避暑山庄外八庙与三山五园藏传佛教寺庙功能的一致性
徐 鑫
(河北省承德市文物局 避暑山庄管理处,河北 承德 067000)
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与北京三山五园是清代皇家园林的大成之作。通过比较这些兴建于承德和北京两地皇家园林之中的藏传佛教的寺院建筑,承德与北京在政治、民族凝聚、宗教生活等方面的功能表现出一致性。
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北京三山五园;政治;凝聚;宗教生活
中国古代王朝多兴建大型的皇家园林供皇帝憩养、狩猎、避喧理政之用。自秦至清,皇家园林多有修建,且表现出园林内部或周边多兴建坛庙的布局特点。承德避暑山庄与北京三山五园均为清代乾隆时期营建完成的皇家园林,在避暑山庄的外围先后建造了12座藏传佛教寺庙,而在三山五园之内则有圆明园之正觉寺、香山静宜园之昭庙、万寿山清漪园之须弥灵境和四大部洲等多处藏传佛教寺庙或景观。
“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这段出自于雍和宫乾隆皇帝《御制喇嘛说》碑文中的文字,明确表述了清代重视藏传佛教的原因。清统一全国之后,西北方向的准噶尔蒙古成为清王朝北部边疆安定的主要威胁。自康熙朝起,准噶尔蒙古多次叛乱,在武力平叛的同时,康熙皇帝通过扶持、礼敬藏传佛教的政策安抚蒙古各部,至乾隆皇帝将这一政策提升到了国策的地位。
承德普宁寺始建于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至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59年)完工,是为纪念两次平定准噶尔叛乱胜利而建造(阿睦尔撒那、达瓦齐叛乱)。平定准噶尔,标志着新疆正式纳入清朝版图,自此蒙古各部再无大规模的叛乱发生。普宁寺占地33000平方米,为前汉后藏式建筑。是外八庙中等级最高的寺庙,理藩院派驻外八庙的最高管理者——堪布喇嘛就驻锡于普宁寺。在《御制普宁碑碑文中》乾隆皇帝云“昔也昔我皇祖之定喀尔喀也,建汇宗寺于多伦诺尔,以一众志,式循旧章,建普宁寺于山庄之北麓”充分体现出兴黄教安众蒙古国策的延续性和清代皇家寺庙的政治功能。
承德须弥福寿之庙(承德扎什伦布)兴建于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至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是仿班禅驻锡地西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而建。庙名意义为:多福多寿的吉祥山。须弥福寿之庙是六世班禅在承德居住、讲经的场所。须弥福寿之庙占地37900平方米,与普陀宗乘之庙一样为藏式寺庙,但所融进的汉式建筑手法要更多一些。妙高庄严殿和吉祥法喜殿用镏金铜瓦覆盖,两殿用黄金达15429两之多。妙高庄严殿,高28.8米,是六世班禅道场。妙高庄严殿为重檐攒尖顶,四条屋脊置八条金龙。昂首向上的四条金龙,护卫着金光闪闪的宝顶,有敬仰向心的寓意。红台之北的高地上建有金贺堂和万法宗源殿,是班禅弟子们的住所。在最北断山坡上的琉璃万寿塔高7层,寓意庆祝乾隆70寿辰。
与此同时,香山静宜园之昭庙也于1780年完工,为六世班禅在京期间的夏季居住、讲经的场所。两座寺庙在兴建时间和建筑规制等方面基本一致。在《须弥福寿之庙碑记》中,乾隆皇帝曰“则此须弥福寿之庙之建,上以扬历代致治保邦之谟烈,下以答列藩倾心向化之悃忱,庸可已乎?”乾隆御制诗《昭庙六韵》中说“雪山和震旦,一体普庥嘉”。这一文一诗,无不体现出寺庙的兴建是源于安定边疆,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目的。
承德殊像寺兴建于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仿照山西五台山“殊像寺”的布局修建。该寺主要供奉的为佛教中的“文殊菩萨”。因七世达赖喇嘛曾言乾隆皇帝为“曼殊师利大皇帝”及“文殊菩萨转世”,为了强化皇帝的神性,加强蒙藏各部对乾隆皇帝和中央政府的认同。殊像寺“会乘殿”的佛像安排中的位置便可以看出这种寓意。根据汉式庙宇的供奉传统,“会乘殿”中的神像位置应为西侧文殊菩萨、中间观音菩萨、东侧普贤菩萨,根据汉族的传统观念,中间的位置为最尊贵,但是实际的摆放位置为西侧观音菩萨、中间文殊菩萨、东侧普贤菩萨,体现出神化皇帝,皇权至上的寓意。同时,殊像寺的建筑又与中国传统的园林建筑相结合,极具特色。
殊像寺为纯汉式佛寺建筑,有山门、钟楼、鼓楼、天王殿、东配殿“馔香室”、西配殿“演梵堂”、会乘殿、宝相阁、清凉楼等建筑组成。宝相阁又称“净名普现”,重檐八角,黄琉璃瓦顶绿剪边,四面设门。阁内供奉高11.6米的木雕寓意为乾隆皇帝的文殊菩萨骑狮像。阁内横额“净名普现”。两侧文为“佛说是本师宏宣象教,天开此初地示现狮峰”。
《殊像寺碑文》中乾隆皇帝有诗云:“殊像全规台庙模,撰辰庆落礼曼殊。金经蒙古犹常在,宝秩皇朝可独无?虽然名实期相称,师利应嗤谓是乎?”通过这首诗,可以清晰地看到殊像寺的兴建除了皇帝神化自己的意图之外,还有在满族弘传藏传佛教的目的。
殊像寺为承德外八庙中规制最为严整的汉式建筑佛寺,该寺建成以后成为乾隆皇帝与皇太后进香礼佛的场所。成为乾隆皇帝宣扬孝道的场所。可见在神化自己之外,殊像寺还兼具了凝集藏族、蒙古族、满族和汉族人心的功能。
承德广安寺兴建于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为外八庙供皇帝与蒙古王公受戒礼佛、参悟佛法的修行场所。该寺为藏式建筑样式。全寺随山就势,以藏式白台为山门,沿甬道而上为第二重藏式白台山门,白台之上建有三层砖砌喇嘛塔。通过二重山门则为面阔七间、进深七间的藏式白台建筑“戒台”。戒台共分为三层,第一层供奉护法神正面三尊,四壁49尊;第二层供奉四大天王,四壁供奉护法神36尊;第三层供奉菩萨,四壁供奉护法神28尊,为密宗修持的典型场所。
承德永佑寺位于避暑山庄内万树园东北,惠迪吉门南侧,兴建于乾隆。是避暑山庄之内最大的一组佛寺建筑。主要建筑有山门、碑亭、钟鼓楼、天王殿、宝轮殿、后殿、舍利塔、御容楼等建筑。《御制永佑寺碑记》中载“予小子(指乾隆皇帝)早年随侍,仰见我皇祖清晏娱游,无逸乃逸,对时育物,天地同流。至于今弹指三十余年……思报恩而荐福。遂在山庄内万树园之地,创建精蓝,爰名永佑……我皇祖圣日所照……无不永在之思”。乾隆皇帝兴建永佑寺的初衷是为了追思康熙皇帝,并希望祖先能够护佑清王朝的统治。永佑寺之御容楼内供奉清历代皇帝皇后画像,供瞻仰礼敬之用。
恩佑寺位于畅春园之内东北部,兴建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为雍正皇帝纪念康熙皇帝所建。康熙皇帝生前此地为“清溪书屋”,是康熙皇帝读书、宴寝之地。清人于敏中所撰《日下旧闻考》载“恩佑寺世宗宪皇帝为圣祖仁皇帝荐福,建于畅春园之东垣”,该寺坐西朝东,主要建筑有两重山门、正殿和南北配殿。在恩佑寺南侧,于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兴建恩慕寺,建筑规制与恩佑寺同。是乾隆皇帝为其母祈福所建。《日下旧闻考》载“恩佑寺之右为恩慕寺,殿宇规制与恩佑寺同……世宗宪皇帝为圣祖仁皇帝荐福,建恩佑寺于畅春园。乾隆四十二年,皇上圣孝哀思,绍承家法,于恩佑寺之侧敬构是寺,名曰恩慕寺,为圣母皇太后广资慈福”。
大量的藏传佛教寺庙集中地出现在清代营建的皇家园林之内,除了皇家园林周边多坛庙这一营造传统之外,这些寺庙的所担负的功能也是其大量出现的重要原因。首先,清代执行“兴黄教安众蒙古”的民族政策,使得皇家园林的藏传佛教寺庙在规划时便打上了浓重的政治功能烙印;其次,乾隆皇帝被蒙古及西藏僧俗尊为“曼殊师利大皇帝”,视之为“文殊菩萨转世”,通过寺庙的兴建可以强化蒙古族、藏族对皇帝本人的崇拜,进而对中央政权产生认同感与归属感;再次,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格鲁派较为崇信,为了满足皇帝与王公贵族宗教生活的需要,敕建的藏传佛教寺庙在皇家园林中广泛出现;最后,藏传佛教寺庙建筑,多随地形的变化较为自由地分布,红白色彩广泛使用,建筑样式呈现梯形特征,藏式佛塔作为主要的装饰性建筑构件被广泛使用,对于山水园林而言其景观功能不可忽视。
[1](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
[2]承德市文物局.清宫热河档案[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
10.13939/j.cnki.zgsc.2016.47.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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