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建设中的精英依赖与效用评估

张 敏

(安庆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乡村文化建设中的精英依赖与效用评估

张 敏

(安庆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乡村文化建设是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构成要素。返乡精英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内生力量,是乡村文化繁荣的必然依托。文章以安庆市域为一个研究单元,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取第一手数据,从乡村文化建设的主力、文化精英依赖认知度、返乡精英的社会影响力、返乡精英文化建设的社会认同四个方面分析了乡村文化建设中的精英依赖；并从群体与个体两个角度对返乡精英的带动效用进行评估。得出由于文化建设具有难以剥离以政策红利或政府直接投资的公共产品供给的性质,返乡政治精英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主力的结论。

乡村文化；返乡人口；精英依赖；效用评估

1 问题提出

在新型城市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步推进的今天,乡村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空间,相关的研究论题一直受到高度关注。作为承载全国近半人口的乡村空间,大规模人口流出导致其呈现支离破碎的局面。乡村作为一种精神空间,寄托着众多人的乡愁,因而回归本源已显得尤为迫切。大多数乡村文化建设的步步衰弱,已成为众多乡愁中难以消除的痛。

当前乡村文化建设的路径多样,依靠精英治理已是人们的普遍共识。返乡精英实施村民自治是最为普遍的参与方式,是当前法定的、最合理的村庄治理模式。返乡精英作为乡村建设的内生力量,随着农村阶层日益分化,形成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并存于村庄内部的局面。返乡精英通过不同途径掌控乡村权力后,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乡村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乡村文化精英作为乡村再造的人力资源基础,是乡村发展的关键因素。建构乡村文化网络,倡导精英返乡等是推进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举措。返乡精英带回了大量的经济物资资源,可为空心村治理提供人力资源供给、经济资源供给、乡村文化供给,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乡村秩序改善和村民自治进步 。也有人认为,对当前一些地方出现的精英返乡现象,不能抱有过多幻想 。

乡村文化建设没有标准答案,然而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具有一定的类同性。对于特定的区域来说,乡村文化建设呈现什么样,在建设过程中需要什么样的外部力量才能保持繁荣？在乡村文化建设的群体中,什么样的人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基于种种疑问,本研究试图通过实地调查,期望通过理论、政策、调研和实践经验相结合的研究,为乡村治理提供实践指导,并总结出一些可供参考的经验。本文所用数据为在安庆市域开展的问卷调查数据,样本数630份,满足统计学的基本要求。问卷问题采用多项选择,用SPSS19软件进行频数统计,将选项频数折算成百分比。

2 乡村文化建设的精英依赖

硬件设施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基础,软件是乡村文化建设强有力的支撑。与硬件相配套的管理、服务与创新的“软件部分”,是决定乡村文化建设品质与效用的核心。同样,文化建设者所具有的建设思路、建设水平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部分。依靠强有力的外部力量推动,必然需要坚定的人力资本作为后盾。基于乡村特殊的人口构成和社会治理结构,返乡精英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2.1 政治精英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主力

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力？答案非常明确：乡村政治精英。调查发现：第一选项中,县乡镇领导及上级领导被认为是乡村文化主力的占34.3%,村委会主任或村支书记占17.9%,大学生村官、乡村挂职干部占17.7%,返乡创业者占12.3%,文化传承人占8.3%,其他人所占比例很低。即有七成以上的人认为政治精英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主力。由此说明,乡村文化建设与权力体系具有高度耦合性,离开权力体系这个基础推动力,文化建设便成为无源之水。

第二选项中,村委会主任或村支书记25.2%,大学生村官、乡村挂职干部21.8%,创业、经商、打工、求学返乡者占23%,企业老板占11.2%,个体户占6.2%,文化传承人或文艺能人占12.3%,其他人占0.3%。这一数据进一步说明,权力依赖是乡村治理的普遍方式,权力机构或者权力代表人的贡献度与权力大小呈正相关,那些非权力人员即便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较多的社会财富,但在文化建设特别是文化设施与服务项目尚属于公共服务的范畴下,很难介入甚至无法介入,存在“有劲使不上”的尴尬境地。乡村企业主、个体户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认可度极低。这是因为,企业主的价值取向与村民存在较大的分歧,即便能够为乡村带来经济利益,但文化建设不是其本来的使命而无心投入；企业主的目标是逐利,即便投入,亦存在着明显的交换机制,文化建设投入的功利性决定其建设的力度极为有限。

2.2 文化精英对乡村文化建设的带动有限

若将乡村文化精英细分为技术精英、社交精英、致富精英、文艺精英四种类型,来进一步权衡村民对其的认知度和是否能够承担起文化建设的使命,发现对文化精英总体的认知度较为均衡,甚至比较模糊,这说明精英的带动功能并无如其所愿。通过调查发现,乡村文化建设需要依赖技术精英占26.5%,社交精英占19.4%,致富精英占19.1%,文艺精英占16.0%,说不清占18.9%。由此说明,乡村受技术之困,对技术精英的渴求远胜过其他精英。社交精英与致富精英所占比例大致相同,说明社会能力与经济能力在乡村同样重要。相对而言,文艺精英所占比例最低仅为16.0%,既说明文艺精英所释放的能量相对有限,对文化带动力有限,也说明文艺精英在乡村社会的认可度普遍不高。在问及返乡精英给村里带来的变化中,有55.4%的人认为没有变化,有42%的人认为有变化,由此说明返乡人员对乡村的影响有限,经济带动或许是乡村精英带动作用的衡量标准。从另一角度去诠释,未建构在权力体系或者政府层面的返乡能人,其文化带动的能量并不能真正发挥出来。一则由于精英能力局限,带动力有限,再次源于其热情不高,使命感不强,对文化建设的担当不够。因此,采取什么样的激励机制,能够让返乡能人发挥文化建设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是值得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2.3 返乡精英对乡村文化建设的社会影响力较高

在乡村缺乏青壮年人口的背景下,返乡任职为乡村干部的尽管是乡村返乡人口中的极少部分,但承载着乡村社会经济与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另外,返乡精英的社会影响力也是实现乡村治理与文化繁荣的必备条件。返乡精英的社会影响力,既决定着乡村的社会资源,也决定着基于政府框架下的公共资源,同时还决定着乡村社会治理与文化发展的进展,总体来说,乡村社会对返乡精英的社会影响力有较高的评价,基本胜任文化建设的使命。在第一选项中,返乡精英(尤其政治精英)改善了村里的政治民主生活的占41%,改善了村里的经济面貌占19.2%,弘扬了村里的民俗文化占11.3%,改善了村民的生活环境占15.4%,改善了乡村的治理模式占3.4%。在第二选项中,改善了村里的经济面貌占24.3%,弘扬村里的民俗文化占17.8%,改善了村民的生活环境占25.4%,扩大村子的社会影响占12.4%,另外改善了乡村的治理模式、完善村里的社会保障安全等也相对较高。在乡村公平性、公开性明显提升的情况下,乡村居民对精英认同感有了明显提升。

长期以来乡村经济的衰落一方面反映出乡村生产方式与生产管理的低效率,另一方面反映出因乡村缺少必要的生产要素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其中劳动力的流失特别是乡村精英的流失,使乡村经济几乎走上一条缓慢甚至停滞的道路。可以说,返乡精英作为乡村的主要劳动力和社会经济治理的领路人,其经济的贡献远不及政治贡献,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村民对美好的政治生态环境诉有较高的期愿。乡村生活环境的改善,既取决于国家层面对乡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的整体改善,也取决于乡村基层政府的整体运筹与协调能力。对乡村基础设施的改善虽然带有普惠性质,但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僧多粥少的现实困境自然在资金分配过程中会苦乐不均,那些社会资源资本雄厚、人际交往广、社会运作能力强的乡村精英,获得的政策红利就多得多,村民所感受到的实惠自然多,其权威性越强。

2.4 村民对返乡精英的个体价值有较高的认同感

返乡精英的价值观是影响乡村价值走向的增强剂,是激励正向价值形成的外部推力,总体来说,村民对返乡精英的个体价值有较高的认同感。价值体系的一致性无疑为乡村文化建设推进奠定了群众基础。返乡精英受都市文化的浸润,具有前卫与现代的思想意识、较高的责任感、使命感及浓厚的乡土情结。在无生计压力情况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乡村建设未必出于功利目的,更多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调查结果显示,第一评价中,有53.2%的人认为返乡村干部思想观念新,这或许源于沿海省份及大城市先进理念；有15.1%的人认为开拓能力强,有16.3%的人认为工作热情高,责任感强,同时有奉献精神、组织协调能力强等正向评价占较高比例。第二评价中,开拓能力强占18.5%,工作热情高、责任感强占23.4%,有奉献精神占13.5%,有创新精神占11.7%,由此看出,村民对返乡精英的正向评价占了绝大多数,为其顺利开展文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有人认为,返乡村干部为人处事圆滑,往往不为村民着想，对返乡精英的负面评价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基于精英角度,返乡精英有着聪明能干的天分,又有都市文化视野与超前意识,其所想与所为村民未必理解和认同,曲高和寡形如一扇捅不透的窗,隔窗看人未免有片面之嫌；基于村民角度,返乡精英在创造大量公共利益同时,也是政策红利与既得利益的优先者,常遭到妒忌,一旦村民的既得利益受损便会遭到强烈的反对甚至抵制。当然个别精英有权力寻租与歪风邪气现象,损坏了群众利益者另当别论。

3 返乡精英带动乡村文化建设的效用评估

3.1 群体带动效用评估

大规模迁移流动会对乡村文化产生巨大的冲击。大规模回流者与原住居民高度混合,兼容并蓄形成新的文化形态。通过调查显示,若有大规模人口返乡,有42.8%的人认为能够改变乡镇的经济文化面貌,有16.3%的人认为不能改变,有40.9%的人认为不清楚。这说明返乡人口对乡村经济文化的贡献总体乐观,但无法预期。

乡村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有硬件配套,也要有相应的软件支持,软件支持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智力与人才的支持。调查中发现,有51.6%的人认为乡村文化建设必须依赖乡村精英,持否定态度的占44.6%,其他占3.8%。这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赞同者认为,乡村文化建设中无论硬件还是软件建设,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即乡村政治精英(乡镇与村干部)。政治精英所附带的社会资本是文化精英(技术员、艺人等)与教育精英(大学生村官等)所不具备的。可以认为,乡村精英特别是乡村政治精英,所能承载的乡村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建设能力是十分强大的,脱离开乡村的政治经济环境的文化建设是难以立足的。乡村依赖精英治理是长久之策,乡村文化建设依赖乡村精英也不是权宜之计,因为代表乡村政治文化与教育高度的返乡精英,对乡土文化的独特认知与把控是普通村民难以企及的。

否定者认为,乡村文化依赖返乡精英是难以为继的,乡村的文化形态多样,精英参与文化建设只能顾及乡村硬件建设部分,对于那些非物质文化而言,乡村精英几乎是束手无策的；同时乡村的文化精英与教育精英在乡村的话语权微弱,即使拥有远大的抱负,但却缺乏相应的实力容易形成理想主义。

3.2 个体带动效用评估

精英身份的乡村带头人能够产生“蝴蝶效应”,优秀的带头人能够将乡村文化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带头人的示范性、创新性与开拓性为其他人建构了参照系,以身体力行的方式体现其引领职能。通过调查显示,本村带头人作用很大的占33.9%,不清楚占33%,有作用但作用很小的占24.2%,没有作用占8.8%。总体来说,乡村带头人对乡村文化建设具有一定作用。一方面，乡村的民俗文化固化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无论什么人承担乡村的管理任务,改变习以为常的乡村文化是相对困难的。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依靠微弱的外在力量干预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乡村文化尽管固化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中,但柔弱的乡村文化组织体系缺失,文化建设的动力缺失,是乡村文化衰落的核心。哪怕是微弱的力量介入,文化建设就会呈现新的起色,如若有强有力外部力量,可能彻底改变乡村原有的文化形态,形成新的文化格局。换句话说,作为乡村精英的带头人,凭借自己的能力、实力与热情,并在强有力的政策推动和现代化力量辅助下,专注于乡村文化建设,必将形成翻天覆地的变化。

4 结 论

返乡精英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内生力量,是乡村文化繁荣的基本依托。乡村文化建设需要依赖返乡精英,乡村政治精英是优选,因为基于权力嵌套的文化建设难以剥离以政策红利或政府直接投资的公共产品供给。乡精英获得较高的个人价值认同,有能力承载乡村文化建设的使命。

值得讨论的是,返乡精英在乡村文化建设中也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一是返乡精英的文化建设水准难以量化衡定,建设什么,如何建设,建设到何程度,既取决于外部力量的约束,也取决于精英本色的领悟、贯彻决策能力,个体差异可能带来很大的效用差异；二是返乡精英具有较高的流动性,一旦条件变化,可能会放弃前期所有工作,文化建设会存在断裂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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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939/j.cnki.zgsc.2016.47.214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农村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项目：安徽农村人口回流对乡村文化建设的影响(项目编号：sk2014a018)。

张敏(1974—),女,内蒙古呼伦贝尔人,副教授,安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