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生活视域下绿色生活方式变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王 蕾

（南京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0 引言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一次明确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提出要“紧紧围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各项工作，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1]社会主要矛盾的再一次明确促使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关注更加聚焦。过去十年，生态环境问题一直作为影响人民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内在桎梏而存在。虽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近十年来我国美丽中国建设给予了充分肯定：“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1]，但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永远不会止步，我们仍要“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1]。

生活方式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之一,既以生态环境为基础，又对生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面对过去十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新的历史方位上继续扎实推进绿色生活方式变革，积极打造美丽中国，从需求侧层面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仍然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题中之义与必然要求。

1 美好生活的哲学底蕴与绿色生活方式变革的时代内涵

美好生活作为新时代人类理想生活状态，兼顾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三重和谐统一，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与绿色生活方式的变革具有内在一致性。对美好生活的哲学底蕴与绿色生活方式变革的时代内涵进行深入剖析，构成了整个学理探究的逻辑起点。

1.1 美好生活的哲学底蕴

从本质上看，“美好生活”作为一种展现个体选择的价值判断与价值期待，蕴含着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对于当前生活状态的一种反思和追问，难以具象化为独立个体普遍认同的某种特定生活状态，但这并不否认我们可以在“美好生活”的话题上取得方向上的共识。

在我国，“美好”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盗跖》，用以形容样貌的出众，“今长大美好，人见而悦之者，此吾父母之遗德也”[2]872。虽然“美好”一词不直接地用以形容理想生活状态，但古代仁者贤士的诸多话语体系都从哲学的视域描绘了“美好生活”的应然样貌。“幸福生活”作为“美好生活”的初级样态，最早成为了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共同探讨的主题。其中，儒家的思想最具典型性与代表性。孔子作为儒家代表人物始终坚持“道德至上”的幸福观，主张以“德”致“福”，因此要坚持以“仁爱”为核心，修炼“克己向善”的崇高境界，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这是一种超脱了物质享受的纯粹精神愉悦。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未来社会自由生活状态展开构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53在马克思看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才是美好生活的终极目标。马克思主义的“美好生活”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之上的、抛开纯粹道德至善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生活，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进性与科学性。

1.2 绿色生活方式变革的时代内涵

美好生活的向往呼唤绿色生活方式的变革。绿色是大自然的底色，自古以来就具有健康、和谐、可持续的象征性意义。与之相呼应，绿色生活方式是一种与生态文明相适应、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新理念。“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是一个包括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与生活观念的综合性深刻变革”[4]，呈现出人民对生态层面美好生活需要的求索。

首先，绿色生活方式变革是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引擎”的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方式作为物质资料的谋得方式在自我运转的过程中关涉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关系体系。当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社会生产的过程中出现失衡现象，生态危机必然爆发。从当前人类的生存现状来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引起的生态危机已然成为人类实现美好生活向往的重大威胁。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推进生产方式的绿色化，促进自然本体在生产活动中的自我复归，寻求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有机平衡成为打破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内在桎梏的重要手段。

其次，绿色生活方式变革是在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的消费方式的改变。绿色发展理念是***在新时代提出的关于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之一，即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兼顾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在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作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面临新的转型与升级，以缓解生态危机为目标、以消费绿色健康的产品和服务为前提的“绿色消费”成为消费新风尚。

最后，绿色生活方式变革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下生活观念的革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构想以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中心，遵循全人类普惠共赢的发展理念，致力于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全世界人民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大受益者，也理应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大践行者。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下，加快绿色生活观念的革新、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成为保障全球生态安全、实现世界各国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着力点。

2 美好生活视域下绿色生活方式变革的内在逻辑

绿色是大自然的底色，也是美好生活的基础。美好生活向往与绿色生活方式变革的内在契合性决定了美好生活视域下绿色生活方式变革具有天然的内在逻辑。

2.1 美好生活认识论——绿色生活方式变革的逻辑起点

美好生活作为体现个体价值选择多样性的理想生活状态，具有坚实的现实性基础，体现鲜明的时代性内涵，且始终呈现动态递增的发展趋势。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理解认知也不断深化。

所谓“美好生活”是指个体美好与集体美好的辩证统一。新时代“美好生活”从个体美好的层面而言是指人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即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以及生态财富的不断丰富与充盈；从集体美好的层面而言是指实现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多层关系和不同样态的和谐与统一，呈现出一种和谐统一之美。“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5]26，无论是个体多样的美好还是集体和谐统一的美好都将“生态美好”作为重要目标诉求，而“生态美好”也在不断呼唤绿色生活方式的变革。

2.2 美好生活价值观——绿色生活方式变革的合理内核

新时代“美好生活”的话语体系起源于传统社会中的“桃花源”式的虚幻的生活理想，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又以“小康生活”的初级样态展现出来。在社会发展及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中，美好生活相较于前者产生价值流变，而正是价值观念的转向成为推进新时代绿色生活方式变革的合理内核。

美好生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从价值选择的层面看，美好生活是符合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的生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将国家、社会与个人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以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为指向，在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引领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家层面中“和谐”思想的引领既体现于对人与人之间合理关系的要求，又是对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关系的规定。因此，实现人民美好生活要树立正确的自然生态观，加快推进绿色生活方式变革。

2.3 美好生活实践观——绿色生活方式变革的理性选择

新时代“美好生活”不是“乌托邦”式的、仅满足于理论层面的完满性而忽视实践层面的可实现性的形而上的理想目标，而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在价值理念与价值选择上的浓缩与具象，是一种既具有现实挑战又充满希望的实践劳动过程。美好生活是奋斗出来的，创造性劳动是联结当前生存发展现状与美好生活的实践中介。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1]，我们要“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1]。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领导力量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但创造美好生活的主体力量是广大人民群众。绿色生活方式变革作为实现美好生活向往的题中之义与必然要求，也必然要落实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之中。只有将广大人民群众的奋斗精神与实践力量转化为践行绿色生活理念的强大动能，才能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好生活建构过程中的主体性功能。

3 美好生活视域下绿色生活方式变革的路径探索

无论是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还是美好生活的建构，都是人作为“有限理性”的社会个体对最优生活状态的不断探索，都需要开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道路。新时代语境之下美好生活的建构过程就是现代人生活方式的变革过程，即通过生活方式的变革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以及社会均衡充分和谐的发展，这一演变与转化的过程体现了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实践进路。

3.1 跳出“资本逻辑”，弘扬绿色生产方式

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增殖本性进行了深刻揭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6]269。近现代以来，随着以资本增殖为中心的生产方式的不断推进，自然界失去其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的“感性的光辉”而逐步沦为资本增殖的对象和工具。当自然界的一切都被当成资本生产的有用物品，生态环境沦落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与手段时，自然利益必然面临着让渡于资本利益的困境，这也直接导致了生态危机在世界范围内的爆发。

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绿色生产方式始终坚持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中心，致力于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聚焦于通过先进科学技术以及科学管理等手段，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遵循了超越“资本逻辑”的“人的逻辑”。***指出：“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7]***生态文明思想跳出了“经济至上”的发展陷阱，将“生态良好”作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重要伴随性命题。因此，只有跳出“资本逻辑”，超越并消解其固有的资本增殖本性、剥削本性，弘扬绿色生产方式，积极发展壮大我国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以及清洁能源产业，将环境约束转化为绿色发展机遇，才能推进绿色生活方式变革，进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2 消解“消费异化”，坚持可持续性消费

当今社会，消费异化现象滋长蔓延。所谓“消费异化”是指消费作为一种满足人们生存、发展需要的手段反过来支配人、统治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倡导绿色消费。因此，消解消费异化、坚持可持续的绿色消费形态，成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

首先，要消解消费主体的异化。人作为消费主体，其异化主要体现在消费心理以及消费行为的层面。“合理地、从实用角度出发使用财富以满足个人的社会需要，这是上帝所愿意的。”[8]164因此，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的生态文明教育引导消费者树立绿色消费观念，消解纯粹的物欲消费引起的消费行为的异化，推动商品功能性价值在消费目的中复归，成为重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助力美好生活实现的重要手段。

其次，要消解消费环境的异化。这里所谈及的消费环境尤指通过广告轰炸无限刺激民众消费需求的电商环境及自媒体环境。例如，当前爆火的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以及抖音、快手、小红书等自媒体平台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无限放大民众的消费需求，其在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导致在消费活动中居于主体地位的人的基本判断能力与理性精神的丧失。因此，消解消费环境的异化就必须加强对自媒体平台和电商平台的监督，重视其对人们科学、理性、适度消费的引导。

3.3 守牢“生态红线”，切实保障生态安全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1]生态安全作为我国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当前美好生活实现过程中的明显生态短板，唯有守牢“生态红线”才能切实保障生态安全。

首先，要明确环境质量底线。从当前我国的生态环境现状来看，明确环境质量底线，一方面，要完善环境质量安全标准，在制定环境质量安全标准时要将自然环境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用统筹性眼光去看待环境质量安全标准，综合考虑大气、水、土壤等各方环境因素，而不是单纯凭借某一环境要素的指标来制定标准；另一方面，也要严格控制污染物的排放。***指出要“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1]对于任何违反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企业和个人都要给予严格的惩罚，从而对其他个人与企业起到一定的警戒作用。

其次，要规定自然开发上限。“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实施好长江十年禁渔，健全耕地休耕轮作制度。”[1]人与自然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的过程就是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通过主观能动的创造性活动不断满足自身需要，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双重价值的辩证综合的过程。因此，我们要以环境承载力为基本依据规定自然开发利用的上限，在与自然的交往过程中既要有所为，又要有所守。

3.4 提高“生态审美”，追求绿色生活之美

只有呈现出绿色之美的生活，才可能是美好生活。2012年，党的十八大正式从战略高度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美好设想。“美丽中国”内蕴生态美学，在内涵上主要包括自然之美、生活之美以及文化之美。自然之美在其本质上就是“物自生成、物自显象的美”[9]，这种浑然天成的自然之美构成自然世界的原初样态。先在性的自然之美构成了人类生态审美的逻辑原点，即始终以人与自然的和乐协调为核心要义，追求绿色生活之美及其体现的和谐共生的文化之美。

生态美学作为整体美学的生态转向，以绿色生活之美为基本价值指向。因此，在推进绿色生活方式变革、建构新时代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以绿色晕染美丽中国的底色，积极推广生态美学的价值理念，提高公民的生态审美趣味，培育人们正确的生态审美观念是十分必要的。审美活动作为一种不受外在形而上秩序约束的感性认知活动，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隐形的权力，这种审美权力和审美偏向及其所蕴含的象征性意义在潜移默化中指引着社会实践。生态审美意识的提高也会在无形之中加强对公民的生态鉴美引导，规范公民的生态践美行为，进而推进公民生态保护行为的落实，引导公民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交往。

4 结语

本研究以美好生活的哲学底蕴与绿色生活方式变革的时代内涵为逻辑起点，并从美好生活的认识论、价值观以及实践观出发，厘清美好生活视域下绿色生活方式变革的内在逻辑。美好生活的实现需要不断加快绿色生活方式变革的进程，绿色生活方式变革的效果也直接决定着美好生活的实现程度。当前，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我们更加迫切地需要通过弘扬绿色生产方式、坚持可持续性消费形态、切实保障生态安全以及提高生态审美等方式，积极推进绿色生活方式的变革，用绿色擦亮美好生活的底色，争取早日把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美好愿景照进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