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宋文·王居安》补正

张继定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王居安（1151—1230年），南宋台州黄岩县方岩乡（今浙江温岭市大溪镇）人。淳熙十四年（1187年）进士第三，为探花。在南宋宁宗时期的政坛上，王居安是一位勇于直谏而令憸奸侧目、“帝为改容”［1］12253的官员。在任司农丞和左史期间，抨击权臣徇私误国，先后两次被罢职，其宅心公明、慷慨风节的精神，得到众多有识之士的赞扬和尊敬。嘉泰二年（1202年）冬他首次罢官回乡时，著名江湖诗人姜夔、刘过等曾赋诗送行。开禧三年（1207年）冬第二次落职时，“太学诸生有举幡乞留者”［1］12253；理学家杨简赞其“此举吾道增重”［1］12253；江陵项安世致书誉之：“左史，人中龙也。”［1］12253

在南宋文坛上，王居安是一位诗文兼擅的文学家。他去世后，其子畴收集他生前的著作编为十卷，名曰《方岩集》，央请台州籍著名学者吴子良为之作序。吴序称道其文“读之明白夷畅，绝类其胸襟，诗尤圆妥旷远……”［2］，准确地概括了其诗文的特点。南宋淳祐年间由林表民编印的《赤城集》已将《方岩集》书目收入其中。《宋史》等史书也数次提到《方岩集》。但是除了吴子良，该文集问世后未见各类文献资料有过具体的评介。至明代，文集业已失传，仅有少部分篇目散见于一些历史文献（包括史志、类书和文集）之中。

由曾枣庄、刘琳两位先生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全宋文》卷六六七五有《王居安》一编，从《宋史》和南宋以来的若干文献中，辑录了王居安的《论今日莫急于御戎疏》《乞诛殛韩侂胄陈自强疏》《论治乱疏》（节录）、《言赵彦逾不当升迁奏》（节录）、《与白玉蟾札》《与许俊书》（节录）、《与汀守书》（节录）、《黄岩县重建厅事记》和《黄岩浚河记》等九篇，并作了点校，其搜集编校之功应予充分肯定。但是该编也存在某些不足：一是卷首“作者小传”的撰写不够准确妥帖；二是失收了王居安多篇遗文（特别是影响较大的几篇重要奏疏）。现分别予以订正和辑补，希望有助于《全宋文·王居安》的逐步完善和学界对南宋名臣王居安及其作品的研究。

一、《全宋文·王居安》“作者小传”补正

《全宋文·王居安》首页“王居安小传”曰：

王居安，字资道，初名居敬，字简卿，号方岩，台州黄岩（今浙江黄岩）人。淳熙十四年举进士，授徽州推官，请试，乃授江东提刑司干官。入为太学博士，迁司农丞、著作郎兼国史实录院检讨编修官。擢右司谏，上疏首论韩侂胄之罪，乞诛戮以谢天下，继兼侍讲。出知太平州，徙隆兴、襄阳府。嘉定十五年召还朝，迁工部侍郎。复出知温、福二州，升龙图阁直学士、大中大夫。致仕归，卒。著有《方岩集》、《经界弓量法》一卷。见《赤城集》卷一七《方岩王公文集序》，《嘉定赤城志》卷三三，《宋史》卷二〇五及四〇五本传。［3］

此则小传主要依据《宋史·王居安传》及相关文献编辑而成，但却存在着概述疏略、表达不够准确等问题，拟作以下几方面的补正：

1.传主生卒年。《宋史》及其后的历史文献，都未提及王居安生卒年。当代某些方志或云其出生于1168年左右，卒于1233年先后，但也只是猜测，并无实证支持。笔者早先所撰有关文稿对其生卒年的记述也存在类似失误。《全宋文·王居安》编者避而不提王居安的生卒年，自是一种谨慎态度。不过，笔者后来发现，从王居安于绍定二年（1229年）冬从福建辞职回乡，翌年春所撰的《满江红（八十归来）》一词以及刘克庄写于绍定三年（1230年）的五律《挽王简卿侍郎三首》，当可推定王居安约生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而卒于绍定三年（1230年）。王兆鹏先生亦以王居安绍定二年末在福建任上致仕返乡归隐，及其回乡后所作的《满江红》词有“八十归来，方岩下、几竿修竹”［4］219之句，认为王居安“致仕归隐时为八十岁”［4］220，得出其生年在绍兴二十年（1150年）的推断。这与笔者的推测大体相同，略有区别的是，笔者据《宋史》记载，认为居安辞职动身回乡的时间是绍定二年冬，回到家恐怕已是年底或绍定三年（1230年）之春日。其《满江红（八十归来）》所写的环境和景物，充溢着春天的气息，显然是春日所作；而从该词所抒发的“算人生，万事苦无多”［5］之心情来看，则又显示了无可奈何的迟暮之感。这年冬天，居安就患病去世了。这不仅有刘克庄和陈宓当年分别写的哀挽王简卿侍郎之诗可以作证（按：陈宓在这年晚些时候，也已病故），更有居安的同乡杜范（淳祐间曾为丞相）的《挽王侍郎二首》“岁晚凋松柏，令人重慨伤”［6］之句为据。综上所述，居安之生卒年（1151—1230年）也就不难推定了。

2.传主籍贯。小传曰传主是“台州黄岩（今浙江黄岩）人”，此说正误参半。居安故里方岩乡在宋时属台州黄岩县，故说他当时的籍贯是“台州黄岩”，自无差错，但此句括号内“今浙江黄岩”的说明便不那么准确了。这是由于编者忽视了王居安家乡的历史沿革：自明代成化五年（1469年），朝廷已析出黄岩县南部的太平、繁昌和方岩三个乡（王居安的故里方岩正在其中），与从乐清县析出的小部分土地合并，另设太平县。1914年太平县改为温岭县，1994年则又撤县建市。所以如今对王居安籍贯的确切表述应是“宋黄岩县方岩（今属浙江温岭市）”，或曰“宋台州黄岩人（其故里方岩乡即今浙江温岭市大溪镇）”。

3.传主仕履。小传对居安仕履的介绍，也有数处值得推敲：

（1）“授徽州推官，请试，改江东提刑司干官。”此句与《宋史·王居安传》原意不合。后者曰：“授徽州推官，连遭内外艰，柄国者以居安十年不调，将径授职事官，居安自请试民事，乃授江东提刑司干官”［1］12250，意思是居安自任徽州推官不久，连遭家庭变故，十年内职务不曾调动过，当权者出于对他的照顾，拟直接将他调入朝廷授以职事官，居安不愿享受这一特殊待遇，自请先试着在地方上任职，于是朝廷改授以江东提刑司干官。小传将“自请试民事”缩改为“请试”，删去“试”的宾语，所以语意也就不明了。不过，居安此后在太学博士任上迁校书郎（馆职）之时，确有“乞召试”之请求，认为授人以馆职，“祖宗时惟进士第一不试，苏轼以高科负重名，英宗授馆职，韩琦犹执不从”［1］12250。这既表现了居安恪守朝廷成规及对自己才学的自信，也暗含他对柄权者践踏朝廷原有法规越级提拔亲信的不满（当时正逢权臣韩侂冑违规任其亲信苏师旦为节度使）。由此得罪了韩氏集团，故在居安改任司农丞不久，“御史迎意论劾，主管仙都观”［1］12250，而被免去实职回了乡。可见小传中所谓“请试”，与此是两回事。

（2）小传称居安为“右司谏”，乃沿袭《宋史》之误。据《嘉定赤城志》《宋会要辑稿》和《两朝纲目提要》等文献记载，韩侂冑被杀后的第二天，朝廷擢升居安的职务，实际是“左司谏”。两者虽同为谏官，实归属于不同部门（一为门下省，一为中书省）。

（3）小传介绍居安之官职变迁，既漏列其几项重要任命，又忽视其数次罢职之事。例如，在“司农丞”后漏列“知兴化军”“秘书丞”之职；在“继兼侍讲”后漏列“迁起居郎兼崇政殿说书”［1］12252之职。小传虽提及“徙隆兴、襄阳府”，却又太简略。其实，上述几次任职，均是影响居安一生的重要经历！嘉定初年湖南峒民暴动，连破数县，江西列城为之震动。据《宋史》本传，嘉定三年（1210年）二月，居安自浙西提刑任上应召入朝述职奏对，宁宗赞许他为“有用之才也”［1］12253，授以权工部侍郎、集英殿修撰知隆兴府，命督捕“峒寇”。嘉定四年九月平定“峒寇”后，朝廷对居安确有“徙镇襄阳”［1］12254之任命，但是他未及上任，即于十月三日被反对派所劾罢，闲居于家十有一年。小传叙介居安这些重要官职升迁和罢黜的经历，过于疏略，未能客观准确地反映传主的曲折经历。

4.传主著作。小传曰传主“著有《方岩集》、《经界弓量法》一卷”，未说明《方岩集》卷数及二书存佚与否。确切的表述应是“著有《方岩集》十卷、《经量弓量法》一卷，均已失佚，仅有若干篇章散见于某些历史文献”。

二、《全宋文·王居安》失收的六篇奏疏辑补

按：据《宋史》等有关文献可知，王居安生前曾撰有多篇奏疏。但由于其身后文集至明代已失传，部分奏疏仅散见于后之某些文献。其中明代谢铎、黄孔昭辑编的《赤城论谏录》所收居安奏疏，计有八篇之多（书前目录标为“侍郎王公七篇”［7］史6-649，系编者计算失误）。想是《全宋文·王居安》编者难以遍览这些文献，所以只从《三台文献录》辑得王居安《论今日莫急于御戎疏》《乞诛殛韩侂胄陈自强疏》两篇奏疏的全文，又据《宋史》卷四〇五《王居安传》所节录居安另两篇奏疏中的部分谏言，分别取名为《论治乱疏》和《论赵彦逾不当升迁奏》，编入《全宋文》卷六六七五《王居安》之中。其实后两篇奏疏并非全文，不过是《宋史》编者分别对居安原奏疏部分文字的摘录，所谓《论治乱疏》，乃笔者下文辑补之居安《论更化治本当以侂胄为戒疏》全文之一段；所谓《论赵彦逾不当升迁奏》，其全文及原来标题则始终未见于各类文献，有待进一步发掘考索。此次笔者所辑补、校点的王居安六篇奏疏，以上海图书馆藏［清］王氏柔桥隐居钞本《赤城论谏录》为底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纂、齐鲁书社1996年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赤城论谏录》即以此底本影印），参校本有［清］王棻《台学统》《（光绪）太平续志》和宋世荦《台州丛书》续编本中的《赤城论谏录》等。底本所辑居安六篇奏疏，其标题之末原无“疏”字，为求得与《全宋文·王居安》及参校本所收居安奏疏标题体例相统一，此次辑补此六篇奏疏时标题之末均已加上“疏”字。又，《全宋文·编纂凡例》规定一般异文不出校，确需出校的则于文后附上校记（其序次置于符号“〔〕”之内），本辑补亦按此规定办理。

论知人安民疏

庆元六年

臣闻皋陶以智为帝谟，古今之进言者，无以尚矣，意其必有非常卓绝之论。今考之《书》，其大端不过曰“在知人，在安民”而已。自今观之，岂不类老生之常谈哉?臣尝反复思之，自昔圣帝明王之治天下，未有过于斯二者。后世循之则治，反之则乱，益信皋陶之言，亘万古而不易。臣敢发挥其意，为陛下陈之。

夫人之难知，非君子之难知也，惟小人为难知耳。佞者似忠，诈者似信，讦者似直。急于求用，则随时好尚；巧于迎合，则同声是非。苟惟知之不审，辨之不早，待其名位既高，罪戾既积，然后从而疏远之，罢斥之，岂惟亵用朝廷之名器，其于国家之利害所系，不已多乎?陛下思知人之难，则选任之道不可轻也。

国家自累圣以来，养兵日多，民力日困，先正群公固已深论之矣。逮驻跸东南，供亿愈广，赋取愈繁，考财用之入，轻经费之出，益非祖宗之旧矣。今田里空虚，州县匮乏，岁幸中熟，犹有愁叹之声，间有聚敛者专事掊克，贪墨者肆为赃污，罢软者纵吏为奸，则民不聊生矣。不幸有旱干、水溢之变，何以保其不为盗乎?陛下思安民之难，则惠养之方不可缓也。

选任之道，莫若明诏大臣，考核其名实，而参酌乎众多之论，谨重于用舍，而期合乎好恶之公。则诚实者有以自见，而虚诞者无所容其欺，斯可以昭陛下知人之明矣。惠养之方，莫若明诏大臣，讲裕民之策，择循良之吏，节浮冗之费，弛无名之敛，使休戚有以相关，疾苦得以上闻，斯可以达陛下安民之心矣。

夫人不知则官废职，民不安则国易危，此君道之大端，在陛下可不亟图之乎?陛下诚留意焉，则有虞之治庶几可复，皋陶之谟不为空言矣。臣不胜惓惓之愚。取进止。［7］史69-649

论灾异当修实德立〔1〕实政疏

嘉泰元年四月

臣闻灾变之作，天所以警人君也。自古遇灾而惧，则天意可回，灾变可弭；遇灾而委之于天，归之于数，不为思患预防之计，则自兹以往，宁无可虑者乎?近者，烈焰为灾，京城之内，大半煨烬，天灾若此，不可谓无自而然也。向使火备素修，号令素明，举乐善之政，行子产之事，军兵不敢怀幸灾之心，起觊赏之望，思用其命，各宣其力，则亦不至若是其甚也。

国家自南渡以来，火灾未有酷于此时者，在陛下可不思畏天之威而敬厥德乎?军兵非不多，赏予非不厚，而灭裂怠惰，曾无涂辙之功，致勤宵旰之忧，烦庙堂之虑，在陛下可不思备患之道而立厥政乎?陛下减膳避殿，发禀赈给，罪己以慰人心，抑奢以厚风俗，天下仰望圣德之新、圣政之举，而被火之民知陛下念之，渐有生意。而臣惓惓之愚，则愿陛下自今以始，修实德，立实政，而后可以答天之威而副民之愿也。

陛下思积累之艰，念付托之重，开言路，决壅蔽，公天下之是非，辨天下之邪正，居之以刚健，行之以中正，则实德修矣。陛下追究既往临事仓卒，若将若兵无足倚仗，正纪纲，明赏罚，有罪者诛，有功者用，储养人才，为国远虑，则实政立矣。实德日进，实政日举，行之有常，对越无愧，则成汤之六事自责，宣王之侧身修行，不过是也。信能行此，则足以和同天地而延社稷之福也。

狂言逆耳，惟陛下听之，天下幸甚。取进止。［7］史69-650

〔1〕底本无“立”字，据《台州丛书》续编本《赤城论谏录》卷二补。

论撙节财用减汰冗费疏

开禧二年

臣闻时有缓急，事有变通；处艰难多事之时，而不知权宜变通之术，是犹拯危极之疾，而不用苦口之药，未见其痊愈之效也。今师旅暴露于外，日费千金，总饷之臣，屡以乏告。州郡之财，平时犹患不足，况当招募调发之后，百费倍于常时，独有节冗滥之财，可以济缓急之需耳，岂可循于人情而不知变乎?

军兴以来，督视有司，宣抚有司，分僚设属，辟阙创置，因军兴而设官者不知其几，时固不可免者。今内外官司不甚紧切而繁冗者，固宜并省而兼摄也。今天下之财赋，总于户部，而又有国用一司，何耶?岂有为户部不能理财，必为国用司而后能理财耶?不知自有国用司之后，官吏俸给月费若干，天下财用增益若干，亦尝稽考及此乎?臣虑其无益也。今天下之法令，历代成书敕令，格式条目明备，灿如日星，守之勿失，亦已足矣。今复置敕令一局，何耶?纵有奇请他比，刑部自当随事申明，春秋颁降，何至专局置一司，岂法令有日更月改之事乎?官吏俸给日计不足，岁计浩繁，若此等费，臣知其无益也。且节、察、防、团等使，祖宗之时固有限也，今比之旧，不既多乎?纵曰已予者不可复夺，平居坐享厚禄，多事之时固宜体国，除见今管兵之外，其余俸给，权议减、借，不亦可乎?官有常职，职有常员。今内而辇毂之下，外而州郡诸司，添差之员不知其数。向也止于戚里，今不止于戚里矣；向也未尝厘务，今则类多厘务矣。厥今何时，而捐此不急之费，可不痛加裁减乎?凡此之类，不可悉数。

如前所陈，倘尽取而省节之，计见今内外支纳之数，权令解发，以供军需之用，岂不有助于一时之大计乎?年岁之后，规模必定，百官调度，渐当无阙，然后可以复旧矣。人臣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当国多事之时，捐躯〔1〕丧元有所不顾，倘并省其冗官，或借其冗禄，而有利于军国之用，亦孰敢归怨哉?

臣之所言，盖一时权宜之策，如有可采，欲乞睿旨，降付三省详酌施行。取进止。［7］史69-651

〔1〕捐躯：底本原为捐职，据王棻《台学统》改。

论用兵当以感励人心、激昂士气为先疏

开禧二年十一月

臣闻孔子之言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孔子之意，盖讥宰我一时之失言，非谓天下已成、已遂、已往之事，皆不可以复言也。俗人不察圣人之旨意，见时事之难言，往往以是为借口。然自为保身之计，如此之谋则可，何取于尽忠谋国之义哉!向者朝廷举恢复之师，赞之者有人矣，沮之者亦有人矣。今焉用兵期月，或胜或负。已往者固不可复咎，未来者岂可不说不谏哉?向者小胜则赏用兵者，而沮兵者获谴；近者小却则往往咎言兵者，而谏用兵者录用。小胜则督之进讨，小却则戒之守御，倘守御无功，则又策将焉出?今日欲攻，明日欲守，今日欲行，明日欲止，议论纷纭，迄无定说，何以示天下之定向?何以鼓天下忠臣义士之勇气?使天下谋议之人模棱两端，皆不敢慷慨论议，不过揣摩时势以求迎合而已，非有断然明白之谋也。

今兵端已开矣，边衅已成矣，或追咎用兵之说，或追悔沮兵之罚，皆无益于事功。譬如已发之舟，中流遇风，相与协力求济危难可也，岂可悔恨而缩手，坐视其悠扬，谓此舟不可行于风波哉!况用兵之道，一胜一负，兵家之常。国家全有江淮，兼有吴蜀，地不可谓狭，兵不可谓寡也。亦缘和好以来，兵久不用，将不知兵，兵不知战，举事之初，尝试而用，败衄无功，固其宜也。今焉屡战之余，某将为勇，某将为怯，某人为能，某人为愚，大略亦可见矣。为大将者，或不能尽护诸将，当议黜陟可也。拔卒为将，自古有之，况用兵之法，赏不逾时，罚不逾日。或当罚而赏，当黜而升，何以感励人心，何以激昂士气!今虏骑侵扰淮甸，而要害城壁皆未尝破，如和，如楚，如真，如扬，虏人屡来屡却，皆未尝得志于吾地。今兵少处只当增兵，地险处只当增戍，未可谓淮不可守，专为保江之计也。政缘国家和议之初，沿边不屯重兵，险阻不修，斥堠不明，此为失计久矣。今既绝和好，百事可为，或屯重兵，或修民兵，仍诏询问浴边诸将，不问偏裨小校，但有计谋，尽令投献。今日淮如何而可守，江如何而可护，某人曰可，某人曰不可，参酌其说，择而用之。某人曰可，则用某人，假以事权，责其成效，且御且守。自此以往，春水渐生，长江以北，水深土厚，非戎马驱驰之时。少待数月，以一州之长，用一州之人，守一州之地，要害去处，建立寨栅，州将教阅民兵，军将教阅禁兵，使之守将协和，军民辑睦。吾以熟人守熟地，彼以生人攻生地，人与地不相得，主客之势，一以当十。彼负粮而远攻，吾储粮而待敌，以逸待劳，功力百倍，藏攻于守，审势待时，则吾事济矣。

前日之亟战，既失之轻举，若今日之亟于退保，其失又甚于亟战。臣愚言狂直，欲济于事而已，欲求效验于将来而已。若揣时势以图苟合，以幸进用于一时，愚臣所不敢也，亦愚臣所不能也。书生妄议如此，惟陛下留神采择。取进止。［7］史69-653

论从逆曦等不许叙理疏

开禧三年五月

臣闻人主所恃以御天下者，惟曰赏、罚二柄而已。使天下之人不爱其生而爱吾赏，不畏其死而畏吾罚〔1〕，而后可以为国。不然，虽尧舜不能以自治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而解经者以为忠厚之至。功罪而至于有疑，则罚当从轻，赏当从重，而后为忠厚之事。若功罪本无可疑，而欲为忠厚之事，则是滥赏失刑，适以自坏吾法而已。未有法坏而可以治天下者。

近者逆曦之事，神人共愤。所赖宗庙社稷之灵，不旋踵而授首，谓之天幸可也。一时士大夫之在蜀者，或弃城而遁，或离职而归。国家平时不爱高爵重禄以待士大夫，正望其缓急捐躯效命，若委而去之，则国家何赖焉?纵曰圣朝家法仁厚，不欲置之重典，亦当量其罪状而加责罚。今也，或与之逐便，或与之还任，不知他日外而边境，内而州县，脱有风尘之警、盗贼窃发之事，谁不委而去之，以全躯保妻子哉!当是时而欲行吾法，必有指今日之事以为例，而议吾之不平者矣。

今朝廷以宽大为意，姑曰恐为伪命所污，遂宥其罪。宥之犹曰可也，使之复职还任可乎?夫伪命未污，望风而遁，乃设辞以自解可乎?鲁《论语》〔2〕有言曰“事君能致其身”，又曰“士见危授命”。当此之时，惟有效死勿去而已。祸未及于己，事未至于危，而乃窃身远避，脱使兵刃在颈，宁有如颜杲卿之骂贼者乎?今也，逃遁之人，复使之还任，其亦何颜以见吏民?彼已弃城而复使之守城，彼已离职而复使之任职，他日忽有事变，又将委而去之乎?此犹可也，如当时已受伪命，或上表称贺，或领兵抚谕，其背国从伪罪恶昭著之人，尚可复使之生于人世，不知背国从伪而得不死，则当更有何罪而后可死哉!若背逆之罪置而不问，何以教天下臣子忠义之节?今虏寇在境，兵备未撤，惟以赏罚信必而奔走天下之人。臣愚，欲望圣慈奋发英断，将西蜀从伪之人悉置之辟，其望风奔走之人且行罢黜，庶几法令精明，人心振起。臣忠愤所激，但知国法不可废弛，不敢有所顾忌。惟陛下留神省览。取进止。［7］史69-656

〔1〕吾罚：底本为“其罚”，据《光绪太平续志》改。

〔2〕鲁《论语》：底本作“鲁语”，据《光绪太平续志》改。

论更化治本当以侂胄为戒疏

开禧三年十一月

臣仰惟陛下奋发乾刚，剪除奸慝，朝纲清明，下情无壅，此诚千载难得之时也。转否为泰，易危为安，正在今日。然臣私忧过计，窃谓古今治本乱阶，更为倚伏，相去不远。以治易乱，则反掌而可治，以乱易乱，则乱去而复生。譬如人有胸腹癖痼之疾，累年坚凝胶固而不可去，一旦力加针砭，幸而病除，然气血久耗，百倍调护，方保全安。所谓调护之方者，何也?元气不可不实，外邪不可略侵。今日国家之势，何以异此!何谓元气?君子是也；何谓外邪?小人是也。今元凶既殄，陛下躬览万机，厉精更化，万万无此。然事当戒于未然之初，不待论于已然之后。一治一乱，皆有明验。人主公听并观则治，偏任私信则乱；政事归诸外朝则治，归诸内廷则乱；问诸百辟士大夫则治，问诸左右近习则乱；谋诸大臣则治，谋诸小臣则乱。人主以一人之身应万机之繁，裁处事几，有所未决，虚心任下，何损盛德!虽尧舜之圣，未尝不资人以下问。然公朝之事当与廷臣公谋之，不当有私人以议公政也。臣惓惓愚忠，伏望陛下当此更化之初，预防憸幸之进，鉴覆辙之已失，杜来事于未萌。躬亲政事，委听辅弼，每日于退朝之暇，或于内殿，或于经筵，时赐宣召执政大臣，共议国事，凡臣僚之章奏，边陲之便宜，郡国之申明，相与谘谋而付外施行之，庶几政事纪纲方当，人心不出多门。或所行有所未当，则台谏、给舍得以辩争正救于下，不至如曩时有掠权植党、害政误国之事矣。若用人稍误，则旧病复在，是一侂胄死，一侂胄复生也。

臣一介疵贱，伏蒙陛下拔于疏远，付之言责，深惟官以谏为名，事关治乱之大，不敢不蚤为陛下言之，惟陛下裁赦。［7］史69-656-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