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刘 丽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学界对于萧红的关注其实自其去世时便已开始,但由于意识形态的牵绊以及历史眼光的局限,萧红研究的视角和路径一直较为狭隘。曾被定义为“左翼作家”的萧红由于在其后期作品《呼兰河传》中所表露的非战时性思维而备受冷落和质疑,这种打上时代政治烙印的评判原则直至新时期以来才渐渐地得以转变。得益于时代观念的更新和一些拥有“在地性”的呼兰学者的深入挖掘,萧红研究取得了全新的进展,并逐渐掀起一股萧红热潮。
文学界从审美质素、女性主义和文化等多重视角对萧红及其作品进行解读,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初版中“一个极富才情的女作家”,还是修订版中“一个创造力特出的天才的女作家”,以及《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学洛神”和“才华横溢的写实抒情”的小说家,皆显露出萧红才情得到重视的表征,提升了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从一个被文学史和研究者边缘化的二三流作家,到红遍国内外的现象级作家,萧红的回归和“萧红热”的发生,葛浩文必定是功不可没的。他“以国外中国学者的眼光‘发现’了萧红,还用更‘文化’的观点阐释了萧红”[1]。葛浩文苦心编纂的《萧红评传》打破了过去几十年来以“左翼文学”“抗战文学”等主流意识形态为标准的萧红评判格局,发掘了萧红长期不被人关注的作品的价值,为萧红研究提供了更加理性、开阔的视角,促使萧红在拥有新的文学理念和审美眼光的研读者心中重新苏醒。
文学史上大大小小的作家热潮不计其数,新时期以来更是数不胜数,“琼瑶热”“金庸热”等风起一时,成为一代人的记忆,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渐渐丧失往日活力。而萧红却在新时期凭借其独特的个性魅力率先占领女性园地,进而在其他园地也引得万千关注,不但未因时间推移而销声匿迹,反而在文坛历久弥新。“萧红热”定有它的特殊之处。热是一种表象,表象背后的深意更值得挖掘。“萧红现象”的提出正是为了探究这一深意。“现象”一词在其源语里有天才的引申义,其实主要用于形容一种反常规的形态。“萧红现象”正是基于尘封在历史记忆中的萧红在新时期迅速走红这一疑似反常规的现象提出的一种说法。但是如果因此将“萧红现象”等同于“萧红热”,那无疑是以偏概全了。“‘萧红热’不是‘萧红现象’的全部,而是‘萧红现象’的高潮。”[2]
新世纪以来,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现代传媒的发展为文化产业提供了量产的可能,长久以来居于话语中心地位的精英文学也在大众文学的急速扩张中走向瓦解。受文学史价值鉴定的影响和作家坎坷情路历程的吸引,影视界对萧红这一才华横溢但命途多舛的女性作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对其进行历史、文化和艺术的多面剖析和辩证考察后,结合当下的审美潮流和文化元素,借助影视艺术和文学艺术的双向结合,发掘和重构出一个逼真的但又充满意象化的萧红形象。这不仅代表了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同时也推动萧红从学术视野走向大众视野。2013年由霍建起执导,宋佳、黄觉、李依玲、王仁君、张博等人主演的《萧红》以及2014年由许鞍华执导,李樯编剧和监制,汤唯、冯绍峰、沙溢、王志文、黄轩等人主演的《黄金时代》受到了众多文艺青年的关注,同时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萧红再一次成为话题人物,大众对于作家的关注、对于文学的参与达到了历史新高度。
如此看来,新时期以来的“萧红热”确实解救了封冻中的萧红,并将她推至风口浪尖,但是否爱其人更爱其魂?葛浩文曾说光论生平不论作品等于否定一个作家的地位和价值,他发现了萧红并为其正名,同时也大胆推测了“萧红热”的成因:“首先,已故,盖棺容易论定。死无对证,作家无所顾忌,可畅所欲言。其次,女作家。然后,鲁迅最喜爱的几个人之一。再次,复杂而又能引起人们同情的性格和生活。最后,当前在世旧友们对她的内疚,想有所补偿。”[3]那么“萧红热”是否只是学界和大众向一位命途多舛的女性作家投去的新奇和悲悯的眼光,是否只是停留在感性层面的情感浮动?笔者认为,葛浩文的推测有合理的成分,但也有肤浅之嫌。“萧红热”的产生必定与中国现代性的思维眼光和人道主义的生命观照密不可分。萧红为人的现代化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不断认可和接受,她的个性气质、怀疑精神、悲悯情怀、思想追求像一簇火焰,始终烛照现代人的心灵。因此“萧红现象”的提出不应该是热中求热的对个人传奇的盲目追捧,而更应该是对历史文化背景、作家心理的理性探寻。
在历史的面影下,有人在光艳中被暗夜吞没,成为转瞬即逝的烟火;有人却在零落飘摇中化作不朽,将永恒的身影留给现世。萧红,这位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从民国的战火中走来,用饥寒、苦难、青春与才情演绎了现代文坛的一段传奇。直到今天,这颗暗夜中的星星依然在时代的聚光灯下熠熠生辉。她不断地被书写、研究,甚至在近几年频繁地被投放到大荧幕中,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于是《萧红》《黄金时代》这两部电影,便成为我们发掘“萧红热”成因,探讨“萧红现象”意义的重要切入口。
(一)“民国风”的生存与爱情。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日益发展的21世纪,社会更加开放,价值体系更加多元,台湾和大陆的交流营造起回忆民国的氛围。硝烟弥漫的年代、风雅浪漫的岁月、独立自由的情怀,满足了被压抑的现代人对理想生活的精神向往,建构起具有历史沧桑感的诗性世界。怀旧复古的“民国风”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引得国人竞相追捧。电影《萧红》《黄金时代》以浪漫、唯美的“民国印象”吊足大众胃口,吸引他们共同体味一代“文学洛神”的生命传奇。影片《萧红》,经典场景哈尔滨的老道外、上海的内山书店得到还原,小宋佳以18套风格迥异的造型演绎不同人生阶段的萧红。萧军的扮演者黄觉头戴雷锋帽,身穿小皮衣的造型也让人印象深刻。温暖的色调、简洁的叙事,抒情感和文艺气息十足。《黄金时代》中,整体色调更加悲凉冷峻,情绪和视点更加丰富。多地取景、横跨东西、纵连南北,哈尔滨的冰雪和旅馆、上海的阴雨和咖啡店、武汉的轮船、临汾的窑洞、重庆的码头、香港的医院,有着强烈的空间感和历史感。另外,细节物件的设置,如暖壶、台灯、桌椅、茶具、饭店、皮箱、旗袍更是细致地描摹了一幅年代感十足的民国工笔画。
在观众的期待视野里,走进民国就仿佛走进了理想,走进了自由,走进了一个敢爱敢恨的世界。从宣传海报来看,《黄金时代》也似乎就是在讲想爱就爱、想恨就恨的自由。可是,当观众走进影院才发现,美好自由的民国风被不断颠覆解构,那分明就是可怕的乱世,有的只是极端的生存苦难、可望而不可及的自由、生存逼迫下的爱情。同样,以“民国才女点燃六个男人的激情”为宣传语的影片《萧红》留给观众的也并非文学女神罗曼蒂克的爱情史,而是流亡女作家孤独苍凉的苦难史。
“萧红有着阳光的性格,可是,笼罩她的云翳太浓密了。”[4]12无论是《萧红》中主人公在病榻上向骆宾基讲述自己的过去,还是《黄金时代》中以间离的手法多视角地回忆萧红,两部影片都竭力地向我们呈现贫困交加、颠沛流离的生活对于这位才女巨大的身心摧残。“在中国文人集团中,萧红是一个异数。没有一个作家,像她一样经受饥寒交迫的痛苦;没有一个作家,像她一样遭到从肉体到精神刑罚般的凌辱;也没有一个作家,像她一样被社会隔绝,身边几乎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而陷于孤立。”[4]233为自由出走的她,在一次次生存的逼问下主动向不自由妥协。
萧红说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但鲁迅先生曾说梦是好的,否则钱是重要的。所以萧红自己也承认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者回来。和表哥为爱出走天涯却被表哥抛弃,身无分文的她转身投靠汪恩甲,身怀六甲却被再度抛弃,困守旅馆转之投入萧军的怀抱,遭遇萧军的背叛后,再度身怀六甲与端木蕻良携手,生命垂危时刻却是骆宾基一直守护在她的身边。萧红的生活似乎就是恋爱、被抛弃、再恋爱,或者说怀着一个男人的孩子走向另一个男人的轮回。跌宕而又随意的情感历程或许让观众认为,萧红是一个缺爱又滥情的女人。但是,当镜头聚焦在一幕幕生存的细节之下,同情和悲悯又时刻占据着观众的心灵。困顿的生活使得萧红的面庞总是那样的苍白憔悴,萧军描绘第一次见萧红的情景,“她一张圆形的近于苍白的脸幅”,饥饿和寒冷常常撕咬着她、吞噬着她,使她暂时丢弃理想,回到现实。虽然有种说不出的委屈,但和汪恩甲在一起后,北平似乎也没有那么冷了。怀着孕被困守在东兴顺旅馆,萧军的五角钱给她带来了活下去的希望。在欧罗巴旅馆中过久了黑列巴蘸白盐的日子,每天清晨挂在别的客房门前的列巴圈,新鲜面包的香味让饥饿的她想去做贼。走在寒冷彻骨的街上,听到妓女们的欢笑,她都好生羡慕。在大车店,好久没有吃过饱饭的她,一会儿要块猪头肉,一会儿要碗丸子汤。在哈尔滨漫长的冬日里,她常常要将脚伸进炉腔里取暖。饥饿与寒冷不断侵蚀着她的身心,身体受损,饱受病痛的折磨,这使她变得敏感、忧愁和脆弱。她用纤弱晶莹的心在文字里寻觅现实中不可得的爱与自由。她是一个在文字里寄居灵魂的女子,她是那样的凄惨却又楚楚动人。
两部文艺范十足的电影,本该是文青的专属,但为什么会吸引如此多的普通观众?爱情本就是博人眼球的东西,名人名家的爱情更是引人关注。且不谈萧红个人的成就,单是一个女人与五个男人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就足以让大众带着八卦的心理,驻足发问,这究竟是一个怎样不同寻常的女性。影片中不断运用诗意的对白、动人的情感演绎萧红的爱情经历,“让你这样的女人流泪,是所有男人的罪过”,“我爱上她了,她身上有种气息,文艺的、倔强的、寂寞的”,“他是一场大雨,很快就可以淋湿你,但是云彩飘走了,他淋湿的就是别人”。①详参2013年由霍建起执导,宋佳、黄觉、王仁君、张博、李依玲等主演的电影《萧红》,文中所引为电影台词。“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谅解、体贴、爱护。”②详参2014年由许鞍华执导,李樯编剧和监制,汤唯、冯绍峰、王志文、朱亚文、黄轩、郝蕾、袁泉等主演的电影《黄金时代》,文中所引为电影台词。时而热烈,时而温情,时而忧伤,时而苦痛,观众一边在观赏萧红的故事,另一边又在影片的故事中寻觅自身,观众在和人物共鸣的同时又生发出自己独特的生命感受。
(二)女性视角下对生存意义的追问。新时期以来,女权主义的复苏和女性文学的繁盛,使得性别视角成为解读萧红的一条重要途径。《萧红》和《黄金时代》可以算得上两部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电影。无论从影像、结构还是时序上均以女性萧红为叙述主体、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和审美主体,表现萧红作为一名女性,其身上独有的个性气质以及生存感受。在传奇的人生经历、跌宕的爱情故事之余,赋予萧红形象以深刻性,从萧红的小时代里引发大时代中对于女性生存意义的追问。
1.女性三种不同社会身份的体验。在生命弥留之际,萧红曾用微弱的气力感叹她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是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含着不甘与悔恨向世人控诉她的女性身份。尽管芳龄短暂,但是萧红却亲身实践了女性最具标志性的三重身份,女儿、妻子、母亲,这些身份使她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经验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和丰富。当然,这三重女性身份始终是以“男性身份”的对立面为存在前提的。
作为女儿的萧红,她对面的男性是高高在上的父亲。这位父亲是封建社会中位高权重的大家长,是大家族里君临一切的王者。他冰冷自私,很少向子女传递爱的信号;他冷漠事故,时刻维护自己作为男性家长的“上等身份”;他遵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多次扼杀女儿出外求学的心愿;他认定女儿家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出于家族利益的考虑,早早便为女儿寻好了亲事;他不允许任何人挑战自己在家族的权威,女儿出走的代价就是不给她寄钱,看她能坚持几天。父权制约下的女性,仿佛一只被玩于股掌的提线木偶,觉醒的萧红以近乎疯狂的出走方式竭力挣脱提线的束缚,开始寻求她主观想象中的爱与自由。
成为妻子的萧红,她对面的男性是随时可能消失的丈夫。萧红对“爱”与“温暖”有着永恒的希冀和追求,她天真地依附一个又一个男人,竭尽全力地想在他们身上寻找到平等与温柔。然而,男性“第一性”的立场却时刻让她感受到压迫,她一次次逃离又一次次盲从,最终酿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似乎每一个走进她的男人都会爱上她,但似乎没有一个男人愿意不离不弃、善始善终守护她那颗敏感脆弱的逐爱之心。她的天真被表哥当成了玩物,她的身体成为汪恩甲泄欲的工具,拯救一个无助的才女满足了萧军和端木蕻良对男性强力的自我体认。两部影片虽极力抹去女性“第二性”的色彩,试图塑造一个与男性平等的独立女性形象,但又在不经意之间传递出女性始终处于被男性制约和压迫的地位。
变为母亲的萧红,她对面的男性仍然是高高在上的丈夫。怀着孕跳窗逃命,生下孩子一眼不看便送人,怀着一个男人的孩子走向另外一个男人,最终却落个被男人抛弃的结局。影片以侧写的手法向我们展示了萧红两次怀孕、两次生子,她承受的身心的苦痛和挣扎。女性之于男性的独特之处在于她能够生育,然而生育的能力是女性的,生育的权利却是男性的。在封建社会世世代代的生死轮回中,女性在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下成为生育的工具,变得麻木,失去生育的自主性,失去抗争力,成为男权社会的维护者和男性的附庸。正如西蒙·波娃所说:“怀孕首先是女人的身体内部上演的一出戏剧:她会认为这是一种富足,有时是一种伤害。”[5]萧红并不认同女性生而为母的光辉和喜悦,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是对女性身心的剧痛刑罚,对于一个无家的女性,孩子的出生更是女性有苦难言的牵绊。萧红以其痛彻心扉的生育体验消解了过去生殖崇拜的光荣传统,展现女性从女儿到母亲的痛苦转变。
2.童年经验、死亡体验和生命书写。《萧红》《黄金时代》两部影片主要以萧红的情感经历为主线,以多个地域的辗转来串联情节,回忆或叙述萧红坎坷的一生,其中呼兰童年时的萧红和香港病危时的萧红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场景。另外,电影中经常穿插的萧红自传式的生命书写也成为情节的重要补充。这三个方面能使观众从萧红曲折的爱情主线中抽离出来、平静下来,在情感上得到升华,更能从深层意义上思索萧红独特的生命价值。
两部影片都是从一开始就通过几组画面的组合,素描式地勾勒出东北风情浓郁的呼兰风俗画。《萧红》冰天雪地的呼兰,厚重的棉服棉帽,沉重压抑的爷爷的葬礼,冷酷腐朽的父亲和继母,倔强的萧红;《黄金时代》自由诗意的后花园,调皮懵懂的萧红,和蔼可亲的爷爷。这几组画面都在向我们传达,童年的经验是萧红后期文化情结的起源,成为其不可磨灭的终身记忆。朴质自然的山水土地孕育了萧红灵秀纯真的心灵,封建家族里父亲的冷漠和继母的苛责使得萧红从小便懂得体察人情冷暖,但是内心郁积的叛逆和倔强也会随时喷发,像一股火焰,随时冲出沉寂已久的囚笼。爷爷的娇惯和陪伴给她年少的心灵埋下爱的种子,给了她回忆不尽的亲情的温暖。这个爱恨交织的童年经验在她的心中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反差,同时也催生了她倔强坚强而又温柔脆弱的性格。
影片的结尾均表现了被疾病纠缠的萧红无奈地在香港的病床上走完了她一生。被庸医误诊,切断喉管,在生命的弥留之际,无奈地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别,留得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不甘,不甘。”[6]萧红清醒地感受到死亡的威胁,所以也更加珍视生命的意义。生是生命的降临,死是生命的回归,作为一个人,只有死亡才能激发其求生的欲望。出生时那片蓝天碧水的土地一离开便再难回去,从异乡到异乡的漂泊换来的是坎坷的一生,死之将至,她对往昔饱含着自责和忏悔,只得在梦中的后花园里找寻诗意的栖居,完成魂归故土的全部仪式,以强烈的宗教精神表达出对自我生命的终极关怀。
萧红是个自传型的作家,影片中经常以独白或者伏案写作的形式穿插萧红对自我生命感受的书写。萧红短暂一生中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从事写作。她拼命地书写,以困窘但不悲观的姿态与不幸的命运抗争。影片中骆宾基评价萧红的《呼兰河传》:“您的文字开阔、浩荡、舒缓,流动着无尽的忧伤。书中的人物,久违的北方,我无法表达自己所有的感受,我不敢相信这本书的作者就躺在这儿。”“晚来偏无事,坐看天边红,红照伊人处,我思伊人心,有如天边红。”“那边是清溪唱了,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王阿嫂的死,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写作,无论是痛苦还是忧伤,贫困还是战争,甚至死亡。”①详参2013年由霍建起执导,宋佳、黄觉、王仁君、张博、李依玲等主演的电影《萧红》,文中所引为电影台词。“电灯照耀着满城的人家,钞票带在我的衣袋里,就这样两个人理直气壮地走在街上。”②详参2014年由许鞍华执导,李樯编剧和监制,汤唯、冯绍峰、王志文、朱亚文、黄轩、郝蕾、袁泉等主演的电影《黄金时代》,文中所引为电影台词。在那个提倡宏大叙事的年代,萧红与提倡阶级论的左翼现实主义文学始终保持距离,她用反常规的、陌生化的、诗性的抒情语言自然直率地观照着她眼前活生生的世界。她的文字清新质朴,却直击心灵,引导着观众走出电影之后,走进其作品,去关注一个更加真实的萧红。
以萧红的个人经历为题材的两部电影《萧红》《黄金时代》促使新时期以来的“萧红热”在21世纪再度升温,并将其推至高潮,形成别具一格的“萧红现象”。电影推动下的“萧红现象”为文学与影视这两种艺术形式的互动与融合提供了探索的空间,文字符号和视听符号所带来的时空叙述上的差异,引起了读者或观众审美方式上的新奇。《萧红》无论在影像上还是在叙述方式上都极具浪漫色彩,激发了观众对于萧红形象的无尽想象。《黄金时代》以多重视角,多个人物的间离叙述全面客观地还原了史料中的萧红,一定程度上将观众的审美想象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萧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女性,她的价值不只限于文学文本,因为她本身的经历就是一个文本,有独特的发掘价值。两部影片均以萧红的个人情感经历为卖点,迎合了娱乐化、商业化大潮中普通大众的接受心理,使亿万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文化程度的人来到影院,以集中高效的方式迅速认识萧红,了解有关她的人生经历,在脑海中建构起对于这位女性作家的初步印象。通过影片,人们看到她的经历里有爱情的挣扎,有饥饿寒冷的苦痛,有作为女性的生存困境……萧红独特而又惨痛的经历给予观众无尽的思考和启示,那种对于生命的热爱、对于写作的执着、对于命运的抗争都具有跨越时代的永恒的意义。观影之后,影评、观后感、杂感等形式的帖子或文章实现了观众与电影、观众与观众的实时对话。由电影所引发的大众对于作家以及文本的关注无疑为萧红作品在新世纪大众“文化场”中的接受提供强大的助力。
两部电影均以坎坷的情路历程为线索,串联起萧红的一生,作为电影拍摄的一个视角,这本无可厚非。正如霍建起导演所说:“电影很难承载一个传记,有如年表式的详尽,我的思路是把萧红人生中最符合电影手段表现的、最具有电影表现力的东西提取出来,这样更能凸显人物的特点。”[7]然而,两部电影中对于萧红的情感纠葛浓墨重彩的过度渲染却显出电影表现主题的偏移。《黄金时代》中,导演原本希望利用多视点的言说方式,将萧红传奇的情感经历与人生经历最大限度地以电影化的方式呈现,达成与观众丰富想象的和解,由此引发其对于历史真实的思考。然而结果却是萧红坎坷的情感经历被化作一种奇观,等待着观众的窥视和鉴赏。电影《萧红》更是以“民国才女点燃六个男人的激情”的文案作为前期宣传,对萧红的情感线索进行过度阐释,而恰恰忽略了萧红作为一个优秀女作家的文学贡献和精神品质。
鲁迅曾言萧红是中国当代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对萧红的文学天赋给予高度肯定,只是“过早逝世的萧红,在文学创作上并未真正成熟,其作品虽然有着独特的价值,但其总体的成就也是有限的”[8]。那么,为何值得两年制作两部电影?为何不是根据萧红作品改编的两部电影,而是以萧红爱情经历为线索的传记式电影?笔者认为,对于这两个问题,萧红在临终之前就已给出了答案。她曾对在病榻前的骆宾基说:“我在想,我写的那些东西,以后还会不会有人看,但是我知道,我的绯闻,将会永远流传。”[9]萧红清醒地预知了她对后世的重要影响并且一语中的。两部影片,不管我们是否从中感受到了一位优秀女作家的文学才情和精神内质,但是一个情史复杂、经常被男人抛弃的可怜的萧红形象必然会定格在观众的心中。影片中男女的情感欲望始终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力量,电影《萧红》中一开场便是骆宾基对萧红仰慕而又含情的注视,之后是汪恩甲对萧红强暴式的猥琐占有,后来又是萧军解救萧红时的激情碰撞,两人的雪中狂热,最后还有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三人同床共枕时萧红和端木蕻良的暧昧情愫,电影《黄金时代》中也有类似戏码的呈现。同时,每一次出场的男性似乎都与萧红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潜在的暧昧。比如,萧红请聂绀弩吃饭,和他讲自己感情上的问题。甚至连鲁迅这样的“男神”级人物也因一句“怎么谢”让观众大跌眼镜。两部影片均夹杂着“情色化”的叙述方式,希冀借此引得观众驻足围观,却在影片中刻意淡化萧红作为作家的意义,并未展现萧红作品深层次的生命意识、苦难意识,无形中拉大了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之间的裂隙。以此带动的萧红热潮不仅容易让观众对萧红形象产生误解,更是“萧红接受”的一次偏航。
除却消费浪潮下显在的情色化的欲望凝视,影片中还体现出隐秘的男权压制,尤以《黄金时代》为典型。影片通过14个讲述者的32次讲述打破了传统电影中的全知视角,利用间离的策略使得萧红的经历获得了扑朔迷离的传奇色彩,加强了影片叙事的陌生化效果。但是正如人民网评价的那样,《黄金时代》是“萧军朋友圈对萧红的一次残忍补刀”①详参人民网《黄金时代:萧军朋友圈对萧红的一次残忍补刀》,http://sc.people.com.cn/n/2014/1015/c345528-22610024.html。。影片中的那些叙述者,几乎都是萧军的朋友,他们多站在萧军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在很多细节上忽视了萧红的感受。比如,萧军对萧红文学成就的轻视,萧红遭受家暴,两萧情感破裂,影片对此都做了淡化处理,而这些对于我们了解一个完整的萧红恰恰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影片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段落式地对萧红的经历进行史料性讲述,前前后后有20多个人出场,舒群、罗峰、白朗、胡风、梅志等,但是这些人物不加任何介绍地突兀出场,对于普通大众来讲,可能是观影过程中的一场“灾难”,严重扰乱了他们认知萧红的思维。同时,影片的名字“黄金时代”,影片的宣传主题是“自由”,似乎都是努力地将观众的视野引向浪漫诗意的民国,但是这显然与颠沛流离、穷苦一生的萧红经历相背离,由于向观众传递出的痛感不足,萧红的形象也被彻底模糊化。
法国哲学家福柯曾言:“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10]社会文化语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讲述故事的方式。在当前这个快节奏的、崇尚娱乐和消费的时代里,萧红逐渐由一个优秀的作家转变成一个消费的符号,被贴上“文学洛神”“出走的娜拉”“情路坎坷的女神”等各式各样博人眼球的标签,一方面满足了制作方商业化逐利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迎合了大众猎奇、娱乐的心理。双方“互利共赢”,通过不断地建构和想象,看似把萧红推至风口浪尖,引发一场关于萧红的接受热潮,实则正是在媚俗化的热潮中淹没了萧红真正的价值,使萧红沦为一个消费时代的牺牲品。
有关“萧红现象”的热议其实是在讨论文学经典和大众文化间的关系问题。大众文化可以推动文学经典走出象牙塔,走上日常化和平民化的道路,但同时也会致使文学经典不断被颠覆、被误解,在娱乐和消费的浪潮中流于媚俗。作家或者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本身就需要在大众的阐释和接受中得以完成。文学经典和大众文化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依存。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
以萧红为例,在网络信息化时代,萧红个人曲折动人的经历比她的作品更加博人眼球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作家的价值终究要在其作品中得以体现,一个只靠绯闻和传奇经历支撑的作家是不会拥有长久的生命力的。一直在挣扎和苦难中生活,是萧红的人生常态。人们感慨她人生苦短,感慨她每一个脚窝都注满忧伤之时,又不得不对她的爱国激情、文学才情充满敬意。她以自传式的笔法,反常规的叙事,散文诗化的抒情语言在一方天地里书写着寂寞、苦难、坚韧和不甘。作为一个在10多年创作生涯中贡献100多万字的女性作家,写作已经成为萧红生命中挥之不去的印痕。而两部电影一直以人物传记的方式讲述着她的生平,对其情感经历和纷繁史料的过于倚重导致了影片浪漫有余而痛感不足,真实有余而个性不足,萧红作为作家的独特价值并未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那么如何通过大众对萧红生平经历的兴趣激发其阅读萧红作品的热情,感受萧红作品背后的深意,弥补影片中萧红这一丰盈的生命主体缺席的状态。或者说是否能拍几部主讲萧红作品的电影,比如《生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等,让大众通过电影感受萧红苦难书写的深刻、生命书写的动人,从而激发大众对于人生苦难和生命意义的思考,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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