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汉学家笔下的女皇形象——高罗佩《大唐狄公案》中的武则天形象刍议

王 凡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作为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位女性皇帝，“武则天有着登峰造极的历史地位和独特又离经叛道的传奇性人生经历，再加上她的女性身份，使她可以频繁进入文学家的视阈，成为被一再重塑的对象。”［1］后世作家多次以文学笔法艺术化地呈现了武则天的形象，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创作的、以唐代名臣狄仁杰断狱破案、除奸抑恶为内容的系列探案小说《大唐狄公案》也从侧面展现了武则天的艺术形象，其对以武则天为代表的皇帝群体的负面化塑造既有其自在的文化根源，又与高罗佩本人的创作主旨不无关系。

一、武则天形象的潜在负面化

《大唐狄公案》表现了狄仁杰为官断狱的传奇经历，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始终未在作品中登场现身，仅是在人物的言谈对话中被偶尔提及，女皇武则天就曾在《广州案》中被提及。作为《大唐狄公案》系列小说的最后一篇作品，《广州案》讲述了升任大理寺卿的狄仁杰南下广州，寻访杳无音信的钦差柳道远之踪迹，并由此粉碎一起谋反阴谋的曲折故事。小说一如既往地彰显了主人公狄仁杰忧心国事的精神品质、超凡的推理破案能力以及他处乱不惊的冷静心态，同时作品还以文学化的视角展示了外来民族与唐王朝之间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历史场景。针对这篇作品的创作情况，高罗佩曾在其创作后记中谈到：

《广州案》的故事完全是虚构的，但与当时武则天娘娘确实企图夺权的史实也多少有些关联。事实上，武则天成为皇太后几年之后，确实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夺权计划。在其成功夺权之前，狄仁杰与她发生了直接冲突，并有效地阻止了她要废除太子的图谋。这是狄公为官一生中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2］304

通过这段创作“自述”可以看出，《广州案》的故事情节虽属高罗佩的匠心虚构，而不似《大唐狄公案》的其他作品那样多有其文学、文献的来源，但这篇小说却植根于和武则天相关的史实；另一方面，高罗佩亦借“自述”的机缘向读者尤其是作为其主要读者群的西方读者简要介绍了有关武则天的基本史实及其与肱骨之臣狄仁杰之间微妙的关系。这无疑投射了作为汉学家的高罗佩对于这位杰出历史人物的特殊兴趣，而这种意趣也潜隐于《广州案》的人物言谈之中。

英国学者克莱门茨在论及武则天的文学、艺术形象时曾说：“（高罗佩）撰写了他自己的《大唐狄公案》，武则天在书中为背景角色。”［3］具体说来，这种所谓的“背景角色”实际上是通过小说人物对话中的穿插性表述来实现的。《广州案》的结尾表现了前往匪穴、收网剿贼的狄仁杰与自以为阴谋得逞的逆魁梁溥之间的对话，这段对话一方面揭示了作为幕后主谋的梁溥“一箭双雕、坐收渔利”的阴谋企图，另一方面也为读者清晰回顾了钦差被害、图谋造反一案的始末因由及狄仁杰侦破此案时运筹帷幄、直捣黄龙的推断、计策。而在二人对弈交谈的过程中，当狄仁杰表示对方已彻底失败时，梁溥言道：

我的棋局固然输了，恐狄老爷也无一眼可苟活。你断狱如神，聪明一世，天下传为美谈，但竟也在棋终时死于我的这个小小祭坛下，兰莉现在我的宅院里，两次追杀未成，这次恐也难逃劫数。曼瑟已逃，兰莉一死，普天之下，恐再无一人知道此段情节真相。

狄老爷心劳日拙，终有尽时。待会儿，小民我就下去将陶甘找来，再通报温都督。就说是你狄老爷突然犯了心病，不可救药。温都督岂有不信的？陶甘、乔泰两人不服，也拿不出一丝可疑的证据来。

至于狄老爷已派兵丁包围了这宅子，小民可以向温都督解释道，是你为了防范番人暴徒的袭击，特加恩庇护。这事再闹大也不怕，须知朝廷武娘娘一登基，小民正是你的继承者，大理寺正卿便是小民我梁溥了。这是御前王总管、法明法师亲口许小民的。［2］275-276

这段话突出了工于心计、口蜜腹剑的梁溥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形象特征，与此同时，其所言的“须知朝廷武娘娘一登基，小民正是你的继承者，大理寺正卿便是小民我梁溥了”是《大唐狄公案》中惟一一次直接提及武则天这一人物。在此，小说虽仅是一句带过地提到武则天，但却意味深长，透露出丰富的信息：首先，当时作为皇后的武则天虽尚未正式御极称帝，但其却已在朝廷内外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治派系势力；其次，梁溥作乱表面是其个人行为，但幕后主使很可能就是武则天及其亲信，梁溥谋反一案中钦差柳道远中毒遇害有可能是武则天利用外部势力为最终的改朝称帝扫除障碍的秘密行动，即便并非如此，亦可证明梁溥确为武则天暗自培育的地方势力，为她自己未来称帝积攒力量；再次，武则天宠信的心腹多是奸佞诡诈之辈，他们通过政治许诺、拉拢招募乃至暗杀等卑劣手段来助武则天实现其目的；第四，武则天在此凸显更多的是积蓄已久的政治野心和任用奸佞的行为特征，而不是任用贤能、忠奸明辨的政治才干。正是由于对这一历史人物所具有的正面形象特征的淡化、旁置及负面形象色调的渲染、放大，《大唐狄公案》中从未实际出场，而仅是通过人物言语加以侧面呈现的武则天由此便扮演了隐于幕后的反面角色。

二、武则天形象负面化的古典文学渊源

作为一位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的汉学家，高罗佩在创作《大唐狄公案》的过程中广泛汲取了中国古代的各种文化典籍精华。这部系列小说不仅将古代法律文献记载收入其中，如南宋桂万荣的《棠阴比事》，还将许多古代笔记逸闻融入其中，如《朝云观》就将有关欧阳修的奇闻轶事改编成为故事情节。除了上述文献材料外，明清小说尤其是公案小说对高罗佩的小说创作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印记。一方面，明清公案小说的许多情节被高罗佩改写进《大唐狄公案》中，最为典型的当属其对惟一一部以狄仁杰为主人公的《狄公案》情节的改写，该书中“周氏通奸杀夫案”的情节就被高罗佩完全移植入《大唐狄公案》的《铁钉案》里。《狄公案》中作为狄仁杰助手的马荣、乔泰不仅其形象被高罗佩加以借用，而且二人剪径劫道、却被狄仁杰收服为其所用的情节亦重现于《大唐狄公案》的《黄金案》中。另一方面，明清公案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塑造理念也被《大唐狄公案》所承袭。譬如，公案小说中存在着大量奸淫妇女、贪财嗜利甚至横行不法的奸僧、淫僧形象，而《大唐狄公案》也同样塑造了众多此类僧人形象，对此，高罗佩就曾解释道：

鉴于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多出自儒教学者之手，其文字作品明显地偏向儒教，而对佛教怀有偏见，和尚都被写成坏人。故在我创作的狄公小说中，和尚的形象都是不光彩的。在这方面，我是按照中国的传统来处理的。［2］295

因此可以说，《大唐狄公案》无论是在情节内容方面，还是在人物形象方面均对明清公案小说不乏借鉴、袭用的一面，这在武则天的形象塑造上也有所反映。

作为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武则天不仅“素多智计，兼涉文史”［4］，而且其在当政时“发展科举制度、广泛选拔人才；实施轻徭薄赋、重视农业生产；胸襟气量宽阔、善于纳谏从善”［5］，令唐初的社会经济继续得以恢复与发展，其统治甚至有“贞观遗风”的美誉。与此同时，她又残忍嗜杀、任用酷吏、迷信佛教、糜耗资财。但总体上看，毁誉不一的武则天还是更多地获得了后世的认可。美国学者崔瑞德在论及武则天时就曾指出：

武曌显然具有特殊的才能，对政治具有天赋，并且非常善于操纵宫廷的权力结构。她之所以能非凡地攫取到权力，是由于她的杰出的才能、坚毅的决心和识别人的能力，再加上她的冷酷、肆无忌惮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6］而台湾学者王寿南则认为：

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评价武则天，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领袖，她懂得控制政治情势，善于任用人才，她执政了半个世纪，这时正处在唐朝两个盛世（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之间，虽没有贞观时期的强盛国势，但这半个世纪大体上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并无太大怨恨不满，更培育了开元之治所需的政治人才。她重视进士科，深深地影响了以后一千多年的政治发展。如果以政治成就来看，武则天的成绩比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男性皇帝更好。［7］

由上可见，崔瑞德在评价武则天时肯定了其能够成就帝业的诸多个人积极因素，而王寿南对于武则天的积极评价则更为全面。可以说，武则天虽不乏争议之处，但总体来说，其对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政局的统一稳定还是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的。

而对武则天的形象来说，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地位、传奇化的人生轨迹，所以成为了后世文学书写的焦点人物，正如英国学者奈吉尔·考索恩所说：“武曌本人攫取住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关于她，出现了无数的小说和剧本。”［8］从武则天形象文学书写的总体演变来看，“唐朝的文本承认武则天执政，相对客观地展现了武则天的功过；宋元时期，文人士大夫的主观意识表现得比较明显，人们借武则天表达自己的思想；明清时期，人们恶意歪曲武则天形象，把她妖魔化。”［9］就对武则天重塑最多且对高罗佩创作影响最深的明清小说而言，《隋唐志传》《隋唐演义》《反唐演义全传》《武则天外史》《镜花缘》《如意君传》《狄公案》等多部作品都或多或少地表现了这位女皇的艺术形象，其中《隋唐演义》《隋唐志传》《镜花缘》《狄公案》等小说都展现了她聪颖睿智、重视人才、思想开明这类积极、正面的形象特质。与之形成鲜明比照的是，骆宾王《讨武曌檄》所说的“秽乱春宫”、“狐媚惑主”、“近狎邪僻”等一系列有关武则天的反面特征亦被《武则天外史》《如意君传》《反唐演义全传》等作品所反映。宏观上看，虽然上述小说对武则天正反两面都进行了文学化书写，但还是以突出、渲染其负面形象特征为主，“削弱了一代女皇杰出的政治才能和见识，淡化了她开拓盛唐文明的历史功绩”、“对武则天形象的妖魔化或神化”、“进一步突出了武则天‘牝鸡司晨"、‘狐媚惑主"和‘淫乱宫闱"，加强了道德层面的诋毁和批判”［1］成为了明清小说对武则天负面化塑造的主要倾向。明清小说作品这种针对武则天的创作倾向也无疑对高罗佩有关武则天的文学形象阐释有所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高罗佩将武则天加以反面塑造的古典文学渊源。

三、武则天形象塑造中的内在创作动机

《大唐狄公案》对于武则天所进行的反面艺术处理除了明清小说对其的潜在影响外，也投射出高罗佩本人的某些内在的创作动机和主体意识。武则天作为最高封建统治者，其实际上是被高罗佩用于表征皇帝这一特殊群体的形象个体来加以检视的，因此对于该书中武则天负面书写的全面认识还需将其置于高氏针对中国古代皇帝群体乃至其所代表的统治集团的独特认知中来加以考量。纵观《大唐狄公案》的诸篇作品，除了《广州案》对武则天的侧面呈现外，其它若干故事篇章亦不乏在人物对话中涉及帝王形象的情节表述。

作为《大唐狄公案》中道教文化色彩最为浓郁的一篇作品，《朝云观》展现了雨夜借宿道观的狄仁杰在发现观中种种蹊跷之处后，对隐匿教门的淫虐之徒施以制裁的故事。当狄仁杰通过细致的观察和准确的判断发现幕后元凶实为道貌岸然的“国师”孙一鸣后，二人也有一番对话：

“孙天师当年深受先皇恩宠，曾封为上清国师，日日陪侍在御前，金钟玉磬声中步虚里斗，演化八卦，想不到忽地却躲在这朝云观里潜研经典，修身养性来了。”狄公不无讽刺地说。

孙天师笑道：“仁杰老弟真不愧是博闻强记。实与你说，只因当年大内一个宫娥听我传法入了迷，动了仙心，竟以身殉了道。有个太监在先皇面前搬弄是非。先皇睿智，不为所惑，反恩泽屡加。我惭惶有余，且惧人言可畏，乞请归山。先皇苦劝不住，只得赐我来这朝云观暂驻。”

狄公冷笑道：“去年那三个年轻女子也是听天师传法入了迷，动了仙心，以身殉道了。”“这个自然。”孙天师斜眼觑着狄公，“嘿嘿”怪笑了一声。［10］100

通过狄仁杰和孙一鸣的一问一答，可以看出孙一鸣不仅未对奸淫良家女子、致其死亡的恶行有所悔过，反而大言不惭、恬不知耻地夸耀正是因自己道行精深，受害女子才会“以身殉道”的。就是这样一个欺世盗名、行奸使恶、狂妄自大之徒，不仅未能受到理所应当的司法制裁，反而被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奉为上宾、给与尊号，为其谣言所惑，纵其所犯劣行，迷头认影的皇帝无形之中成为了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狂悖不法之徒颐指气使、滥行不法的帮凶，这就令皇帝在此成为虽未出场、实被否定的反面人物。

与《朝云观》中皇帝负面形象呈现的曲折化、含蓄化相比，《铜钟案》借狄仁杰之口对于皇帝的负面展现则更显直接和激切。《铜钟案》这篇作品以并行发展的叙事线索交代了任浦阳县令的狄仁杰破获民女肖纯玉被杀案、普慈寺淫僧案及林藩贩盐杀子案的故事，而在众淫僧因皇帝的庇护而无法被绳之以法之际，狄仁杰巧借民愤、利用百姓之手令这些奸恶之徒尽皆毙命，在狄仁杰向朝廷派驻的几位上官陈述这一百姓群情激愤、破狱杀僧的事件时，他言道：

只因当今圣上好佛，缁衣势众，庙堂之下，江湖之上，正不知蓄养着多少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僧尼。普慈寺案发，释门腥臭，佛面无光，但朝中恐还多有为这帮犯奸贪淫的僧人辩解的。再有，那等炙手可热的显赫名僧更会在圣上面前撩拨是非。万一上峰发罪下来，下官有口难分之时，还望四位大人仗义执言，为下官及浦阳百姓争辩一二，狄某则感激不尽。［10］238

可以说，在狄仁杰看来，正是皇帝佞佛才致使这些本应五蕴皆空的方外之人成为不劳而获、作奸犯科的社会蛀虫，痴信佛教而对其社会危害视而不见的皇帝可以说是僧侣泛滥为祸的深层根源之一。由此可见，在《朝云观》、《铜钟案》中，皇帝宠信的佛道人物充当着反面角色，后者的负面形象也使作为其主上的皇帝被附着了看似模糊、实则明晰的负面形象色调，他们一方面痴迷宗教、礼敬教首，另一方面又不明善恶、不辨忠奸、偏听偏信、罔顾民生，因此，他们虽未在作品中真正出场，但仅仅通过人物言语的侧面展现，作者就已然将其刻画成为昏聩颟顸、为虎作伥的昏君形象，励精图治、任贤举能、思民疾苦等明君形象特征则完全无从寻觅，这可以说与《广州案》对于武则天的潜在反面化处理是一般无二的。

更富意味的是，《大唐狄公案》这种通过人物言谈来从侧面将皇帝加以负面化塑造的人物描写看似是作者的无心之笔，实则却不乏以此来彰显狄仁杰形象的特殊旨归。“作为一部以一代名臣狄仁杰为主人公，主要展现其在州、县及京都为官断案、按强助弱、刬恶锄奸等传奇经历的侦探推理小说，《大唐狄公案》不仅表现了狄仁杰忧国爱民、忠直宽仁的儒家情怀与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品格，更彰显了他冷静睿智、缜密推理、屡破疑案的‘神探"形象。”［11］而该书对于以武则天为代表的皇帝这类人物的潜在负面描刻实际上也对狄仁杰不同性格侧面具有一定的烘托、彰显作用。《铜钟案》在通过不法僧人受到庇护来映射皇帝的负面形象之际，也凸显了狄仁杰对于僧尼泛滥、为祸不浅的社会现实及其妨害社稷稳定的忧虑；《朝云观》在以道士恣意为恶来凸显皇帝宠信奸佞的同时，也彰显了狄仁杰为民做主、惩奸除恶的坚毅决心。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高罗佩在《大唐狄公案》中并未刻意虚构“明君贤臣共兴社稷”一类的理想化情节，而是着意于彰显狄仁杰的解民倒悬、黾勉政事的形象，突出这位朝廷股肱在弊端丛生的社稷现状中匡正君王厥失、稳定纷乱朝局，并与多行不法的特权阶层进行斗争的正义形象。这种通过皇帝负面化塑造来凸显狄仁杰的儒家理想人格的创作表述实际上也投射出高罗佩对于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体制、封建官僚系统的运行机制、社会阶级矛盾产生的复杂根源等诸多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和认识。

除了对狄仁杰虑念百姓、忧心社稷的形象特征加以彰显外，皇帝的负面化塑造亦对狄仁杰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有所烘托。在《迷宫案》开篇伊始，当洪亮感叹狄仁杰从江南富庶之县浦阳被左迁至西北边鄙小县兰坊，并为此深感不公时，狄仁杰自己则表示：

京师禅门内那帮残党似与广州商界的狐朋狗友串通勾连，同恶相济，进而加压于朝廷。我在浦阳离任满尚早，却如此提前调迁，原因恐怕就在此。不过，在像兰坊这样一个边野之区任职亦不无益处，我们在此无疑会遇到在通都大邑永远也遇不到的一些有趣的偏题怪题，正可大显身手，大干一场。［12］

由这番话可以看出，在浦阳连破三桩大案的狄仁杰之所以未获朝廷的嘉奖升迁，反被贬至边远孤陋之地实是因为朝廷内外的奸恶势力沆瀣一气、从中作梗，由此再次于无形中将以皇帝为代表的最高统治集团的暗昧昏愚、忠奸不辨凸显了出来。然而，作为被贬者的狄仁杰既没有针砭时弊式的忧愤和讥讽，亦无含冤受屈的沮丧与悲怆，而是表现出达观乐天的胸襟和随缘自适的精神。可以说，小说在此借对统治集团的否定性展现自然巧妙地揭示了狄仁杰在断案如神、忧国忧民、驱恶扶正等主导性格特征之外所具有的独特精神品格和生活情怀。

自唐代中期以来，武则天在后世之人的艺术重塑中呈现出不同的形象特征，其不仅在文学作品中展示出或正面、或反面、或正邪兼具的形象特征，而且还成为现代戏剧、影视作品的重要诠释对象。高罗佩在其小说《大唐狄公案》中通过言语指涉的含蓄方式对这一特殊人物进行了具有负面色调的形象展示。这既与众多明清小说作品对武则天的反面塑造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更是作者高罗佩欲借作品中以武则天为代表的皇帝形象来彰显狄仁杰形象的特殊创作表述，这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氏本人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历史的某些认识和思考，也为考察武则天形象的现代艺术流变及其时代、审美特征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