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敬骝“华夏语系说”学术思想探析*

王育珊，赵 云

（1.云南民族大学 图书馆，云南 昆明 650031；2.云南财经大学 国际语言文化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1）

王敬骝，汉族，1935年生于浙江黄岩，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后服从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就读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1956年毕业留校，后参加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三工作队辗转到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副研究员、研究员等至退休，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民族语言学家。

王敬骝先生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民族语文工作者，在我国少数民族语文领域做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和探索，是中国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研究奠基人之一，是中国新创民族语言文字佤文的创制者之一。先生涉足众多民族语言，填补了许多研究空白，他先后调查了中国越－孟高棉系统语言，如佤、德昂、布朗、芒、克木、俫、克蔑等语言，因研究需要还自学了孟文、高棉文、越南文、梵文、巴利文、泰文、傣文、藏文等，是一位通晓东方语文的饱学之士，《佤语研究》《俫语调查报告》《莽语调查报告》《克木语调查报告》等重要论文蜚声学界［1］。然而正是这些民族语言研究突出的贡献，险些掩盖了先生独树一帜的汉语研究思想——华夏语系说［2］275！

王敬骝先生“华夏语系说”取“华夏”之中华民族大一统之意，借用语言谱系发生学概念“语系”概括语言关系，其思想实质是“汉语形成说”，提出汉语是一种多民族语言融合而成的语言，即汉语是一种混合语的假设［3］。该假设是先生基于长期民族语文调查研究，结合扎实的汉语基础，借鉴国内外语言研究方法，提出关于汉语和众多民族语言关系的一种讨论，也是关于汉语起源的一种讨论。关于“华夏语系说”的研究可以说是先生早年投报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的初愿，也可以说是先生多年勤笔于各民族语言，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的夙愿。由于先生长期生活在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早年研究资源和平台有限，加之为人谦虚豁达，相关的研究成果鲜见公开发表，多是民族语学界会议内部交流或内刊发表。近年随着汉语语言接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相关学者对于“华夏语系说”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相关文章才逐渐公之于众。基于此，我们研习先生诸多论述，借梳理“华夏语系说”形成脉络之机，探析其学术思想之精髓和方法之圭臬，以启示后学。

先生关于“华夏语系说”学术思想的思考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上大学期间萌发的。当时学院安排他作为发音合作人配合其老师丁声树、李荣两位先生做黄岩话语音调查。发音过程中，他凭借扎实的语言学基础和对语音敏锐的感受力，一边配合老师作发音，一边研究家乡的方言，并写成《黄岩话捡拾》，分别发表于上海《语文知识》1956年3月号和5月号。此文被后学认为是较早研究黄岩话的珍贵作品之一。他发现黄岩话中次浊声母有两套，一套是一般的，一套是带前喉塞的，会说汉语但不会说黄岩话的人是很难体会到这种前喉塞音。他的老师们虽然也听出有不同，但不能细致地描述其中的差异，而是当成声调的阴阳来处理，如“拿 la33、拉ʔla33”老师们记作“拿la11、拉la33”。而先生此时已从阿佤山实习归来，并已自学傣文傣语，在阿佤山接触到的佤语和傣语里都有类似的前喉塞音体验，因此已可以清晰地辨别黄岩话里这两种音的区别。虽然在《黄岩话捡拾》一文中，出于对老师们整理的黄岩音系有保留意见，他既不指明次浊声母有两套，也不标调，但心中已隐约发现汉语方言与民族语言有密切联系。

1956-1979年先生辗转云南各地，客观上无法专注地从事语言研究工作，但旷达乐观的他却克服了恶劣的环境，充分利用云南语言资源丰富的天然优势，对南亚、藏缅、侗台、苗瑶相关语言，甚至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①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有蒙古族聚居。都做了普遍的调查。碰到没有条件做语言调查的时候，他则通读随身带的《诗经》和《说文解字注》，一个一个地分析研究其中的字词。此间他关于汉语是混合语的思想已初步形成，但邀约学友们讨论和研究时，疲于应付民族地区艰苦生活的朋友们都笑他痴人说梦话，他则下定决心一步一步探究。

1979年先生调回云南民族研究所工作，举家迁往昆明，家事尚未理清，他已着手起笔相关论证。他撰写了《论孟高棉语与侗台语的“村寨”“姓氏”“家”的同源关系》刊登于《民族语文》1982年第3期。与陈相木教授合著《西双版纳老傣文五十六字母考释》参加第15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讨论。1983年先生又与陈相木教授合著《傣语声调考》参加北京民族古文字第2次学术年会讨论。之后《说佤语中的两个缅语词“火头”和“处女”》《论佤语和傣语“街”的同源关系》《佤语“安占”与汉语“阇黎”同语源考》《傣语干支考原》等陆续见文。仅从这些文章的题目上看，加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先生主攻佤语的大量研究成果，大家都以为他只是在谈论民族语言，然而深读这些文章，使人不禁为先生关于汉语历史研究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而感叹。因为相关讨论至今对汉语研究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并被转引，其中关于各民族语言语音结构、音变特点，词汇关联、句法组合无不与汉语有关。相关论述不仅涉及国内众多民族语言，还涉及国外东南亚各地民族语言，更揭示了整个东南亚地区语言复杂的接触背景，民族语与民族语接触，民族语与汉语接触、国内语言与国外语言接触，再加上各民族接触与融合的历史事实，牵连语言、人种、文化等等研究，实在是纷繁复杂，盘根错节，恐怕很难用“南染吴越、北杂夷虏”一句话简单说清汉语真实的历史情况。

1990年先生在相关会议上初次提出“汉语形成说”，认为我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本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的人们共同体，汉语是由我国古代越、夷、羌以及其它相关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接触融合而成的。此言既出，却引哗然，其中缘由很无奈。因为此时正值学界关于汉藏语讨论谱系分类四大派假设“华山论剑”激烈之时。“四大派假设”即以李方桂、罗常培为代表的汉藏派假设，本尼迪克特、马提索夫为代表的澳泰派假设，郑张尚芳、沙加尔为代表的华澳派假设及以王力、郭锡良为代表的纯汉语派假设。汉藏语谱系分类的相关讨论分歧很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研究队伍强大，讨论声势宏大，学术影响广泛，几乎占据整个语言学论坛，就连著名的桥本万太郎提出的“语言地理类型论”等都只能算论坛非主流，身在云南边疆的先生此时提出“汉语是多语种融合而成”更无异于以卵击石，势单力薄。

因为那个时期受西方和前苏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学界关于“融合语”或“混合语”的讨论一直处于被否定状态。西方语言学界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混合语”。但是因为不论是洋泾浜语，还是克里奥耳语都不是独立的语言，不能算是真正的混合语，所以学界一直认为两种语言的混合不可能产生第三种语言。斯大林曾在195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还断言：“在两种语言融合的时候通常都是有其中某一种成为胜利者，保存自己的方法结构和基本词汇，并继续按其内部发展的规律发展着，另一种语言就逐渐失去自己的本质，而逐渐衰亡。可见两种语言融合并不产生什么新的第三种语言，而是其中一种语言保存起来，保存它的方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并使它能按其内部发展规律继续发展着。”［4］即他认为语言只有互相替换的可能性，没有混合的可能性。事实上，西方包括号称各民族平等的前苏联都不存在真正意义的民族平等和自然融合，只有强势民族打败弱势民族，强势语言替换弱势语言，根本没有产生混合语的背景和条件，而且印欧语谱系树假设的提出也是以语言没有接触为前提的，这些显然都不符合中华民族与语言发展的事实。中国自古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和谐共处，共同缔造中华文明。汉族是汉朝以后才有的民族称呼，其前身是华夏族，而华夏族就是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的，华夏语缘何没有混合的可能性呢？先生没有因为学界的排斥而放弃研究，而是带着这个问题，顶着各种非议，心无旁骛地继续砥砺前行。

1992年先生为庆贺其导师马学良教授八十寿辰撰写了《释“苏”“荏”》一文，提出汉语中的“苏”、“荏”指的是同类植物。“苏”这个词来自我国古代东部越人、夷人的语言，由于古越语、夷语的“苏”与古羌语的“鱼”“吾”同音，“苏”“”“”三字都表示“荏”，是以古羌语中的“鱼”、“吾”为声符造成的。“荏”这个词来自我国古代西部羌人的语言，由于古羌语的“荏”与古越语、夷语中的“任”同音，因此，表示“荏”这个词的字，即“荏”，是以古越语、夷语中的“任”为声符造成的。汉语用“苏”“”、“”“荏”表示同类植物，其中声符的相互交错，即是东西南北藏羌、侗台、孟高棉各族语言融合的表现。这不但说明了中华民族本是多民族融合而成的民族共同体，而且也为汉语形成说提供了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例证。此文1993年刊登在《云南民族语文》第2期上，颇引学界关注。郑张尚芳教授、潘悟云教授等“华澳派”学人虽然对“汉语是混合语”表示质疑，但对于王先生关于“苏”“荏”的联系表示信服并引用在自己的文章里以证明汉语与多种民族语言有密切联系。

1999年先生在《云南民族语文》第2期发表了《说“血”》一文，从语音和文字研究的角度，论证了同一“血”字后面隐藏着华、夏两系亦即夷、越两种语言的不同读音。所谓夷，即今之汉藏语系侗台语族，所谓越，即今之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但是由于秦代进行的语文规范化运动确立“血”字以秦王族所用的华夷语为正，因此“血”字原来的夏越语读音“皿”“衁”，反被历史湮没了。这篇文章广引高棉语、佤语、布朗语、越南语、泰语、壮语、黎语、藏语、缅语、载瓦语、浪速语、羌语、汉语闽方言等以证明“血”“皿”“衁”的音义联系，十分让人信服。另一位美国语言学家包拟古教授也已注意到“衁”字“显然有南亚语的来源”［5］，这和王先生不谋而合，但王先生不认为这是汉语中的“外来词”。这点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先生认为汉语是多民族语言混合而成，这些民族语言本身就是华夏语的一部份，当然不算是“外来”。从中华民族大一统，维护民族大团结的角度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先见。

先生所撰《释“騋牝”》《释“鼎”》《释“御”》《释“黄”》《论越语》《释“为”》《南诏骠信与清平官赵叔达星回节唱和诗考释》《〈孔雀胆〉中阿盖公主诗考释》《说“习立”》等文陆续发表于各类刊物。这些文章广引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材料，论证汉语与各民族语言的内在联系，同时也解释了汉语中一些曾令人困惑的语言学现象，如“一物多名”“一字多音”“一词多义”“阴阳对转”等等。如《说“习立”》一文以高棉、泰、藏等古文字为依据，证明了一组同源字。《大戴礼记》“习立礼乐”一语中的“习立”，与藏文“学习”之“习”对应；《太玄·坚》“螽丧其翊”的“翊”，和《鹪鹩赋》“翔不翕习”的“习”，与高棉文、泰文义为“翅膀”之“习”对应。前者的音尾为-b、-bs，后者的音尾为-p。从高棉文、泰文的角度来看，汉语的“习”、“翌”、“翊”是同源字。从藏文的角度来看，汉语的“习”、“习立”，“寻”，“白（自）”、“肆”、“肄”也是同源字。这些字混合入汉语，即汉语出现“一词多义”现象。由于古羌语的语音系统纳入华夏语底层语言的语音系统，藏语-bs韵尾演变为-p、-m、-s（去声），这便可以理解“习立”slob、slobs→“习”slop→“寻”slom→→xín，xún；“白（自）”slos→zí，“肆”，“肄”slos→ì演变的同源关系，即汉语出现“阴阳入”通转现象。这些语言现象都有力地说明了华夏语即汉语为混合语。

2001年第34届国际汉藏语会议上，先生撰文《华夏语系说》正式提出“华夏语系说”，并作大会发言阐述：所谓汉人，主要是由古代进入“中国”争雄问鼎的越人、夷人、羌人，以及其它出入中原地区的人们共同体融合而成的。在边裔地区，则越还是越，其裔胄即今日之越语族，亦即孟高棉语族民族；夷还是夷，其裔胄即今日之夷语族，亦即壮侗语族民族；羌还是羌，其裔胄即今日之羌语族，亦即藏缅语族民族；其它种族如苗还是苗，其裔胄即今日之苗或苗瑶语族民族。就语言来说，夏代的雅语应当是越语，商代的雅语应当是夷语，而周、秦的雅语则可能是以羌语为主的。所谓汉语，则是我国古代的越语、夷语、羌语以及其它有关人们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融合而成的混合语。由于秦代“书同文”、“以秦篆为正”的语文规范化运动，显然是以当时的雅语即主要是羌语作为语言规范标准的。

先生取汉族之先民称“华夏”之由，借用当时语言谱系分类理论流行的“语系”一词将其思想概括为“华夏语系”，其实质是越语族、夷语族、羌语族、苗语族以及汉白语族等构成华夏语系，是语言接触、趋同以至融合的结果，不能用母语分化论来分析其中的语言关系。而古越语之衍化为今日的越语族，古夷语、羌语、苗语等之衍化为今日的夷语族、羌语族、苗语族等，则是语言分化的结果，可以用母语分化论来解释其中联系。

由于汉语是由我国古代的越语、夷语、羌语以及其它有关人们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融合而成的，所以汉语跟这些语言中的无论哪一种语言，都有不少同源词；而由于古越语、夷语、羌语以及其它有关人们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本来不是出于一个共同的母语，因此，这些语言之间，在基本词汇方面，很少见有共同的同源词。如果说它们之间也会有一些同源词，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基本词汇方面的同源词，那么，这应该被认为是长期接触、互相交流的结果。［2］276

因此可见，语言学界最早注意到的只是羌语亦即藏缅语与汉语的关系，至于以上其它有关古代民族语言与汉语的关系，则尚处于有待进一步发掘和探讨之中。

2009年国内语言学界领军人之一的孙宏开先生撰文《汉藏语系假设——中国语言学界的“歌德巴赫猜想”》把“华夏语系说”作为主要观点之一介绍，肯定了该理论提出的重要性。2015年孙先生又撰文《华夏语——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的语言集团》不仅对王敬骝先生执着、严谨、敬业的学术精神表达钦佩，也又一次郑重提出其论证过程“任重道远”，“需要付出大量的心血，乃至毕生的精力”。

近年随着语言接触研究的不断发展，关于“混合语”的研究方兴未艾，中国开始陆续发现不少无可置疑的真正意义上的混合语：如青海的五屯话，海南岛的回辉话，四川的倒话，新疆的艾努语等等。①关于这几种混合语的研究，参看陈乃雄著《五屯话初探》，《民族语文》1982年第1期；欧阳觉亚、郑贻青著《海南岛崖县回族的回辉话》，《民族语文》1983年第1期；意西微萨·阿错著《倒话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赵相如、阿西木著《艾努话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更多学者从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的角度论证了作为今天孟高棉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各民族始祖的濮人、越人、夷人、庸人、蛮人等广泛分布于中国西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活的痕迹。在中国，东南西北各民族有接触与交融的历史事实，断然不可否定其中语言与文化的接触与交融。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在自古以多民族和平共处的华夏大地上出现这么多的混合语当然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华夏大地上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本身就是一个混合体，汉语本身就是一种混合语”［6］，“汉语就像大海。百川归海，大海难属于河流，汉语是一种典型的混合语，词汇来自四面八方，语法变化表现出独特的混合性。”［7］

2014年第47届国际汉藏语会议上王先生主旨发言《探索汉藏语同源词比较的新方法》又进一步从方法论角度举例说明了“华夏语系”论证的可行性。他建议汉藏语同源词研究可以从研究汉字和有印度字母系统的民族拼音古文字入手，结合现代民族语的调查研究进行。先弄清楚汉藏语词的语音结构特征和语音变化规律，再将汉语中的一组同源字与其它民族语的一组同根词比较，用以提高同源词比较的可信度。这个方法被他称作“顺向”［8］历史比较法，用以区别他人作汉藏语比较的时候多是从现代语言往古“逆向”推溯构拟古音作比较的方法。当时虚岁80高龄的王先生不顾年事已高，真诚表达了将全力支持后学继续啃“华夏语系说”这块硬骨头的愿望，并坦言，科学理论是通过不断证伪进步和发展的，暂且不论这一学说是否一定成立，光是论证汉语形成之迷的过程就足以引人入胜。。

耄耋之年，先生依旧孜孜不倦勤笔耕耘，独立撰文或指导学生完成了一系列文章，《释“”》《释南诏“鹅阙”》《说“璞”》《说“鼻”》《说“八”“分”》《汉语的“风”的与高棉语的“风”》《藏语汉语关系词研究——基于藏语语音演变规律的思考》《高棉语和汉语同源词》等文为“华夏语系说”的论证提供了更多的实例和方法解读

纵观王敬骝先生整个学术生涯，他遭遇了许多波折和坎坷，却一直没有放弃“华夏语系说”这个目标，勤勤恳恳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这条道路上默默前行，显示了他对语言学事业执著的追求和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华夏语系说”的学术思想可以概括为：不同的民族可以融合，不同民族的语言可以混合，通过这样的融合或混合可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共处。“华夏语系说”不但对中国传统语言学上诸多“困惑”做出了新的解释，为我们研究汉语中的少数民族语外来词及孟高棉语、侗台语、藏缅语等的语言流变现象提供了学术思想背景参考，其中的研究方法和视野角度也非常值得借鉴，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从语言学研究范畴为中国56个民族长期以来相依共存、和平共处找到了重要的理论根据。该学说对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团结，维护华夏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和谐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