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儿歌童谣的海洋文化表现形态*

陈 辉，黄秀秀

（1.台州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浙江 台州 318000；2.台州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临海 317000）

歌谣是民歌、民谣、儿歌、童谣的总称。实际上歌和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古人以合乐为歌，徒歌为谣。关于歌与谣的区别，高亨在《诗经今注》中说：“唱有曲调为歌，唱无曲调为谣。”［1］8歌由于配上了曲调，讲究旋律性和歌唱性，歌词格律整齐，结构严谨，曲调抑扬顿挫，抒情性强。谣不配乐，不成曲调，节奏紧凑，是一种以方言吟诵的口头韵文，乡土味十足。钟敬文称“民间儿歌是人民群众在符合儿童理解能力、生活经验、心理特点和欣赏趣味的前提下，以简洁生动的韵语创作并长期流传于儿童中间的一种口头短歌。”［2］民间儿歌童谣具有民间音乐与儿童文学的双重性质。浙东儿歌童谣是流传于浙东沿海地区，具有鲜明的海洋民俗文化色彩和吴越方言特色，反映儿童生活、富有童真趣味的本土原生性民间歌谣。

一、浙东儿歌童谣的海洋文化特质

海洋文化是浙东区域文化的显著特征，也是影响浙东儿歌童谣形成和发展的根源性因素，浙东沿海地理环境、人文历史、社会背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风土人情、语言文化等，形成浙东海洋文化的特质。海洋文化与渔区民俗是孕育浙东儿歌童谣的土壤和温床。

（一）地理环境。本文所述的“浙东”概念，是指浙江东部沿海自北至南的所有地区，包括宁波、舟山、台州、温州，以及嘉兴、杭州、绍兴的部分濒海县市区，均归属“浙东”，在文化上属于“海作文化区”，反映在民间歌谣形态上，便是“渔歌”“渔谣”文化区。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浙东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星罗棋布的大小岛屿，也有绵延起伏的丘陵山区，极目无垠的平原稻区，交织着无数的江河湖泊。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几千年来形成了各地不同的生产方式，如渔区、稻区、棉区、林区、茶区、蚕桑区、盐区、矿区，以及城市、乡村的手工作坊等［3］。不同的生产方式，反映在儿歌童谣上，便有了不同的表现形态。

（二）历史发展。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形成和发展，都与当地的人文历史背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渊源关系，并表现出与所从属文化系统的同一性和差异性［4］26。浙江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春秋时期浙江分属吴、越两国。秦朝在浙江设会稽郡。三国时期，浙江为孙权建立的东吴属地。唐代浙江先后属江南东道、两浙道，渐成省级建制的雏形。五代十国时浙江属吴越国。北宋初，浙江隶两浙道，后改两浙路，“两浙”简称源于此。南宋建都临安。元代时浙江属江浙行中书省。明初改元制为浙江承宣布政使司，省界区域基本定型。清康熙初年改为浙江省，建制至此确定。浙东沿海拥有丰富的海洋文化资源，舟山渔场是全国最大的海洋渔业基地。沿海居民在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向海洋索取生活资源的同时，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遗产。

（三）社会背景。民歌是历史的回音壁，从儿歌童谣中我们可以了解岁月的更迭，时代的兴替，社会的发展。浙东儿歌童谣从某种程度上见证了浙东沿海渔区社会发展的轨迹。明代戚继光抗倭的事迹在浙东各地传为佳话，如台州广为流传的《肚脐饼谣》：“肚脐饼，像肚脐，倭卵上陆扰我地，害得百姓遭烧杀，全靠戚军来抵制。肚脐饼，圆又圆，送给戚军好上船，胜利回来平了乱，使我百姓好团圆。肚脐饼，甜又香，送给戚军当干粮，继光将军爱百姓，百姓敬他如天长。”［1］340肚脐饼即麦粉做成的中间有小孔的圆炊饼。据传当年戚继光在浙、闽沿海平倭时，戚家军以肚脐饼穿绳缚扎于腰间，充战时干粮［5］。台州民间称之为“继光饼”，表达了沿海群众对戚继光的敬仰。

（四）生产方式。浙东民众在走向海洋，向海洋索取生活资源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约定俗成的海作生产方式，包括捕捞、采贝、养殖、制盐、加工、贸易、造船、织网等生产劳动形式，以及渔汛、出海、开渔、谢洋、海祭等生产习俗，并世代遵从、承传着这些生产习俗。浙东沿海渔民在长期的涉海生活中，创作了具有海洋渔俗文化基质的儿歌童谣，满足自己及他们后代的精神生活需求。浙东儿歌童谣是浙东沿海居民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为下一代创作的一种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民间文艺形式，并在民俗生活中表现出来。

（五）生活方式。沿海渔民的生活方式有别于内地农牧业地区民众的生活方式，渔民在涉海生活中形成独特的生活习惯和海洋渔俗文化，通过海上文化交流及人口迁徙，在一定区域不断流播，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举止、风俗习惯、思想观念产生重要影响，而这一切又通过民间儿歌童谣的形式生动地表现出来，使之产生更加广泛的传播效应［6］。儿歌童谣是民众日常生活的真实反映。

（六）宗教信仰。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信仰是一定地区精神文化发育的土壤，是民俗文化的核心之一，它凝聚着区域民众的生活理想、精神寄托和价值取向，是一个地区文化性格和精神的表现［4］144。自古以来，在宗教意识的支配下，人们一直对各种神灵顶礼膜拜。浙东沿海渔民除了与内地民众一样各自信奉佛教、道教、基督教之外，还有许多独特的民间海洋信仰，如观音信仰、妈祖信仰、龙王信仰、潮神信仰、渔师信仰等。这些信仰的形成，与浙东沿海的地域环境、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生活习惯、宗族观念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

（七）风土人情。任何一种文化艺术形态的形成和发展，都与当地的风土人情有一定的联系。浙东沿海从事海作生产的民众从小受海洋文化的熏陶和海洋生活习俗的影响，海洋文化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民众的心灵深处。自古以来，在浙东民间，关于海洋环境、气象、节令、渔汛、海产、航行、捕捞、贸易、娱乐、游戏、神话、传说、信仰、习俗，以及反映本土地域风情、市井生活的歌谣，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从精神层面滋养着浙东沿海渔民的后代。这些鲜活的儿歌童谣，包含着人们对海洋生活的体验，对海洋文化的认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亲情母爱的歌颂，勾起了人们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它是历史的一面镜子，折射出社会百态和儿童的心理世界。

（八）语言文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孕育一方乡土文化。文学源于生活，语言折射风俗民情。涉海民间口头文学产生之初便深深烙下了海洋生活的印记，与大海朝夕相处的渔民，将他们对海洋世界的探索求知，对原始神灵的信仰崇拜，对渔业生产的经验积累，对海洋生活的亲身体验，对海产鱼类的认知辨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对民俗风情的真实记录，都通过口耳相传的民间歌谣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而儿歌童谣是民间歌谣中最本真、最自然、最质朴、最贴近生活、最接近于“天籁”的部分，在儿童成长过程中，以家乡的吴越方言俗语咏唱的儿歌童谣，起着寓教于乐的启蒙教育意义。儿歌童谣是民间歌谣中最通俗易懂的民间文艺形式，也是当地民众最亲切的母语、最熟悉的乡音。

二、浙东儿歌童谣的表现形态

按照民间文学的一般分类，儿歌可以笼统地分为游戏儿歌、教诲儿歌和绕口令三大类。童谣可以分为摇篮曲、游戏歌、数数歌、问答歌、连锁调、绕口令、颠倒歌、字头歌等形式。我们基于海洋文化的独特视角，分析浙东儿歌童谣的表现形态、题材内容和功能作用，大致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几大类：

（一）表现海洋环境的儿歌童谣。生活在浙东沿海的渔民，抬头见天，低头见海，以船为家，对海洋环境十分熟悉。他们对经常出海作业的海域了如指掌，他们知道东海海域盛产什么鱼类，舟山渔场附近有多少岛屿，有多少暗礁，有多少渔港，有多少码头，渔船出行走什么水路……并编成歌谣唱出来。这些歌谣如同活地图，指导渔民有针对性地进行捕捞作业，起到领航导向作用［7］，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儿歌童谣。如《舟山渔场蛮蛮长》《天外天》《海山谣》《水路歌》《洞头岛屿歌》《东东两个囡》《海上行舟》就属于这一类渔歌。

如舟山童谣《东东两个囡》：“东东两个囡，取名叫乖乖；青伯做媒，嫁给岗岗。青浜庙子湖，菩萨穿笼裤；黄兴东福山，菩萨穿背单。”［1］422将舟山的几个岛屿地名拟人化地比作囡，嫁给附近的岛屿。这样岛礁与岛礁之间，有了姻缘关系，成为不可分割的亲情纽带。东东，即东福山，乖乖，即大甩、小甩两礁。青伯，即青浜岛。岗岗，即浪岗山。五岛毗邻，位于群岛之东。青浜、庙子湖等四岛，塑有上穿背单、下穿笼裤的菩萨，被奉为渔民的保护神。可见，舟山渔民对自己出海捕捞的海域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了如指掌，如数家珍。

（二）表现节令渔汛的儿歌童谣。中国社会从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发展而来，传统的岁时节令与古老的农耕渔猎有着密切的联系，配合节气变更与农事生活，各种节日与祭祀活动应运而生。如历史悠久的二十四节气实际上就是为全面指导农事而产生的，一些岁时节庆活动也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阳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节等。民间的时令歌、节气歌、潮汐歌、渔汛歌对农业生产、渔业生产和渔区节俗关系非常密切。在浙东渔区，流传着有别于内陆地区农事活动的涉海时令儿歌童谣，如《四季渔歌》《近海捕捞歌》《十二月捕海鲜歌》《抲鱼时令歌》《十二月鱼类》《节俗谣》《十二月令》《十二月花名》等。

《四季渔歌》唱出了舟山渔民对于不同季节渔汛知识的了解与认知，就如农民懂得什么季节时令种什么瓜果蔬菜一样，渔民也清楚地知道，什么季节捕什么鱼。舟山渔场，春季是捕黄鱼的季节，夏季是捕乌贼的季节，秋季是捕杂鱼的季节，冬季是捕带鱼的季节。掌握了这一渔汛后，渔民有针对性地以不同的捕捞方法捕鱼。当海上风暴来临时，渔民生命没有保障，最担心的是在家守候的渔家新嫂嫂。这首渔歌既唱出了海上节令渔汛的变化，也唱出了渔家女对亲人出海安全的担忧、惦念和牵挂。歌曲结构为四个乐句中加一句数板的形式，羽调式，属于表现渔民生活的民间谣曲。

（三）表现海产鱼类的儿歌童谣。以打鱼为生的渔民，对各种鱼类如数家珍，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海洋生活经验掌握的海产鱼类知识编成有趣的儿歌童谣，传给下一代。渔民的后代从小耳濡目染，通过丰富多彩、生动有趣、寓教于乐的儿歌童谣，认识海洋鱼类，了解渔业知识。所以，当地渔民说：“捕鱼人大字一个不识，却晓得四书（水）五（鱼）经。”［8］关于海洋鱼类的童谣有：《鱼名谣》《问鱼》《对鱼》《渔歌对唱》《渔歌问答》《东海鱼货》《海鲜歌》等。

如《鱼名谣》：“鳗鱼长，鲳鱼扁，梅童鱼头大身体短。飞鱼飞，鲻鱼跳，带鱼贪吃容易钓。墨鱼黑来虾潺白，鳓鱼肚皮像刀快。黄鱼头癞，白鳊嘴小，海蜇无眼随潮漂。琵琶鱼懒，海鲢鱼唱，箬鳎眼睛单边藏。”［1］306将各种海鲜鱼类的体态、习性描绘得惟妙惟肖。通过对海洋鱼类形状、颜色、习性、特征的描写，让孩子们从小在没有下海前就学会辨识各种海产鱼类，这是熟悉海洋生活、鱼类知识的鲜活教材。

（四）表现童话世界的儿歌童谣。在孩子们眼里，昆虫鱼虾、鸟雀禽兽等动物形象是生动有趣、活泼可爱的，都是咏唱的对象，小到虫蚁大到牛马，水里游的、天上飞的、地里爬的皆可入谣。这些鲜明的动物形象往往凭借其趣味性和直观感获得儿童读者的欢迎。同时，作为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童谣中的动物形象也承担了知识引导和情感教化的双重作用。通过充满童趣的构思、生动的描写、丰富的想象、流畅的韵律，将人们带进美好的童话世界。如《弹涂娶亲》：“白蟹两头尖，弹涂讨老晏。梅童讲做媒，红脚远花轿扛进来。”［9］262这首童谣将海里生物比作人类，过起了家家，娶起了亲。寥寥几句，写出了弹涂讨老婆的情景，角色分工明确，弹涂是主角新郎官，梅童鱼是媒人，红脚远是个轿夫，抬着花轿，将新娘迎进门。反映了儿童天真活泼的童趣和不拘一格的非凡想象力。在儿童眼里，一切动物都是生命个体，像人类一样，有七情六欲，有生活的本能。童谣伴随着游戏活动有声有色地进行，儿童们在这样的游戏活动中不仅体会到了无穷的乐趣，也积累了民间风俗和社会生活经验的基础。

（五）表现娱乐游戏的儿歌童谣。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游戏是涵养性情、促进身心健康的最好方式。高尔基曾经指出：“十岁以下的儿童就要求娱乐，这种要求是合乎生物学的规律的。他想要玩，他在游戏当中，通过游戏，非常简单非常容易地认识他周围的世界。”［10］可以说，游戏性是童谣的本质特征，是童谣的内在属性。童谣的游戏性，与童谣的传唱者群体——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有关，儿童活泼好动，好奇心强，有问题意识，但注意力容易分散，具有游戏性特征的儿歌童谣，才能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在伴随着身体动作的游戏活动中，儿童能轻松地掌握语言韵律及其含义，关于娱乐游戏的儿歌童谣主要有：《马灯调》《渔鼓调》《天乌乌》《拍手歌》《跳呀跳》《摇摇摆摆》《点指扳扳》《点点虫》《跳绳歌》《踢毽子歌》《马郎郎》《排排坐》等。

马灯调是流传于宁波一带的民间小调，是春节、元宵节灯会期间儿童骑在“马”上，边歌边舞而唱的儿歌。马灯调又称“纸马灯”，俗称“唱马灯”。在浙东民间，马灯调表演类似于花鼓艺人打花鼓，有角色和道具，表演者游走于街头巷尾载歌载舞，流传甚广。儿歌《马灯调》为角调式，四句体结构，模仿锣鼓节奏的“哎格龙冬唷”是一个富有地方特色的扩充乐句，之后，重复第四乐句，强调了“五湖四海一同闯”的坚强信心，富于童趣和浙东乡土气息。歌词表现了宁波人所具有的敢闯世界的开拓精神和乐观性格。

（六）表现启智逗趣的儿歌童谣。儿歌童谣是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最好手段，逗趣启智的儿歌童谣体现了寓教于乐的主旨。儿童心智还不健全，学习主动性差，需要以通俗易懂、轻松活泼、琅琅上口的童谣加以引导、启发，开发他们的智力，培养他们的情趣，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理解能力和记忆能力。儿童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在儿歌童谣中接受语言的训练和智力的开发。具有语言游戏，启蒙教育性质的儿歌童谣主要包括问答歌、顺口溜、绕口令、谜语歌、数字歌、字头歌、连锁调、颠倒歌等。如：《对鱼》《对鸟》《十二生肖歌》《天上七颗星》《头字歌》《记数谣》《字谜歌》《问姓谣》《颠倒歌》《十稀奇》等。

浙东各地流传着《十二生肖歌》：“老一细（老鼠），老二好力气（牛），老三门头大（老虎），老四倒在草蓬底（兔），老五飞上天（龙），老六倒在大路边（蛇），老七吃皇粮（马），老八白洋洋（羊），老九会演戏（猴），老十叫天明（鸡），十一跟人走（狗），十二小尖刀给你吼（猪）。”［9］88

这首童谣把十二生肖的各种生肖动物不同的外貌、神态特点都刻画得惟妙惟肖。比如“老一细”，就一语道破了老鼠最鲜明的外部特征——体型细小、体态轻盈、窜来窜去的神态。童谣创作者仅以一字便高度概括了老鼠的外形和神态特征。又如“老十叫天明”，就生动地描述了雄鸡啼鸣一唱天下白的生物规律。可以说，抓住每一种动物的典型特征，是这首童谣成功的关键，因为只有智慧地概括出每一种动物的特征，才能够获得民间的认同，从而使童谣得到长久的流传。生肖童谣既能增长见识，又能启迪智慧，是寓教于乐的启蒙教材。

（七）表现亲情母爱的儿歌童谣。婴儿从生下来的第一天起就在亲人的呵护下成长，母亲是人生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妈妈的摇篮曲是童年时代最温馨的记忆，它信口而出，朴素简洁，不事雕琢，却饱含着世界上最无私的爱、最深厚的情。人生美育第一课就是母亲怀里的摇篮曲，她起着不可替代的美育教化作用。关于亲情母爱题材的歌谣大多出自养育孩子的母亲之口，它有安神、催眠作用，为幼儿早期启蒙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这类歌谣最常见的形式就是“摇篮曲”“催眠曲”“哄儿谣”，如《摇篮歌》《宝宝谣》《扇扇凉》《摇儿经》《喂儿谣》《摇啊摇》《催眠曲》《摇儿歌》《月光光》等。

如《摇篮歌》：“摇啊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好宝宝，吃糖糕，糖儿糕儿难吃饱。吃得多，味道少，吃得少，味道好。”“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几乎在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版本。外婆家是童年时代最美好的回忆，最温馨的居所。摇船摇到外婆家，外婆待小孩极好，拿出糖果糕点给小孩吃，同时也告诉小孩子好吃的东西也不可以多吃，吃多了再好的东西也不好吃了，吃得少些才能吃出味道来。外婆是妈妈的妈妈，在孩子的心目中总是慈祥、宽厚、善良、辛劳和无私的，她含辛茹苦、任劳任怨却给予晚辈无私的关爱和呵护，她温柔、体贴总是面带微笑没有脾气地对待孩子，不辞辛苦照顾他们一整天。她是孩子们最亲近、最信任的人，是融进童年记忆里的完美人物，是可以随意撒娇任性妄为的对象，外婆家是孩子们心中爱的港湾。《摇篮歌》是孩童时代关于亲情母爱的最温馨的记忆。

（八）表现风土人情的儿歌童谣。儿歌童谣可谓儿童生活的百科全书，从这里不仅可以了解当地民众的生活情趣、精神面貌，也可以掌握一个地方的历史掌故、风土人情、社会百态，还能找到许多已经消失或仍留存的自然风光、街道巷陌，闻名遐迩的名胜古迹，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以及蕴含其中的人文精神。儿歌童谣以朴实无华的语言承载着过去的历史，记录着岁月的痕迹，犹如黑白电影一般一点一滴地还原着曾经发生的故事和人们记忆中熟悉的场景。这一类儿歌童谣主要有：《叮叮当》《浙东名产谣》《地名谣》《瓜果谣》《名物谣》《第一桥》《走八寺》《天封塔》《临海府城谣》等。

《叮叮当》的歌词如下：

（叮叮当啰来，叮叮当啰来），山脚门外（啰来啰啰啰来）孤老堂，松台山上仙人井（啰来），妙果寺里猪头钟。（呵咋）！

《叮叮当》是温州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的儿歌。在20世纪50年代，这首只有三句歌词的温州民歌曾唱遍大江南北，并参加全国民歌汇演，获取殊荣。短短的三句歌词加一句衬词的四句体结构，描绘了温州名胜古迹、人文景观和民俗事象的来龙去脉。

“山脚门外孤老堂”说的是鹿城七大门之一的来福门，又名山脚门，山脚门外有一座孤老堂，兴建于明朝年间。据说当年温州百姓深受水灾之苦，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流落街头，无家可归，一位胡姓员外，发起兴建孤老堂的倡议，此一善举，使居无定所的孤寡老人有了安身之所，这便是“孤老堂”的由来。

“松台山上仙人井”说的是温州的一口古井。相传唐朝年间，名僧宿觉大师在松台山上修身造化，所饮用的便是此井水。井水清冽甘甜，历久不枯，滋养着当地百姓。由于一代名僧在此修身造化，故称其为“仙人井”。

“妙果寺里猪头钟”说的是坐落在松台山南麓已有1000多年历史的妙果寺，被佛教徒视为“朝圣之地”的妙果寺里至今还保存着一口古老的钟。它造型别致，音响洪亮。因其钟钮状如猪头，被当地人称为“猪头钟”。

结 语

浙东儿歌童谣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这些脍炙人口的儿歌童谣，不仅伴随着儿童娱乐游戏、逗趣玩耍，而且是儿童认识自然、了解社会、启迪智慧、陶冶情操的乡土启蒙教材。从儿歌童谣中，我们可以考察浙东海洋渔俗文化，认识渔业生产和渔俗文化对当地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影响，窥探不同时代渔乡儿童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它是地域文化的产物，也是民间智慧的结晶，它是滋养儿童成长的精神食粮。丰富多彩的浙东民间儿歌童谣是一个亟待开发的文化宝库，那一首首闪耀着智慧光芒的儿歌童谣，犹如碧波万顷中的颗颗东海明珠，引人入胜，令人神往。徜徉其中，可以知兴替、观民风、察民情，识童趣。进入儿歌的海洋，犹如洞开一个五彩缤纷、天真烂漫的童话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