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桂军”*——论广西三剑客

孙亚梅，黄向文

(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广西南宁 530001）

文学“桂军”*
——论广西三剑客

孙亚梅，黄向文

(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广西南宁 530001）

以广西三剑客为领军的文学“桂军”在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坛迅速崛起，不仅在创作界、评论界引起巨大反响，也在更大范围的文学界和影视界掀起波澜。作为文学“桂军”，他们有清醒的自我身份认知和文化上的地域性觉悟，无论是已经“逃离”出广西的作家，还是至今依然坚守在这片土地的大多数，几乎都是以一种具有边缘性色彩而向主流文化中心追溯和靠拢，以期获得在当代文学中“桂军”的位置和价值，并进一步向文学的更深层意义上开拓，这包括对现实的关怀和哲学向度上的探索。

广西三剑客;桂军;地域性;边缘性

广西作为偏隅祖国一方的地区，由于历史、地理、现实等诸多原因，造成它从经济到文化等各方面都相对落后，不仅在古代，在现当代文学几十年的历史长河里也沉寂已久。直到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有思想抱负和责任的广西文坛里的作家以及学者，在深刻反思自身在中国主流文学领域里前行乏力症结所在的基础上，创作了一系列在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如东西的中篇《没有语言的生活》，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李冯的长篇《孔子》;并紧握当代文学的脉搏，对当代文学的作品和现象做出了独道的见解，《南方文坛》则被称为“中国文坛的批评重镇”，广西文学进入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新时期。在“广西三剑客”东西、鬼子、李冯的领军下，以桂西北红水河、环北部湾海洋作家群三个中心形成的文学“桂军”，包括凡一平、沈东子、海力洪、黄佩华、杨映川、贺晓晴、朱山坡等，在整个文坛四处突围，他们以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在继承“五四”启蒙文化的基础上，以广西这一特定的文学区域作为阵地，赋予强烈的边缘意味和地域色彩，抒写富有深刻思想内涵和独特艺术魅力的艺术作品，为国内文坛广泛关注。

本文以广西三剑客为个案，对“广西三剑客”进行整体性的、系统性的、全面性的把握和描述，从具体的文本出发，以其艺术特色、审美形式、思想内涵等基本的文学要素为角度来对他们小说中所蕴含的地域性和边缘性进行观照，以触及“广西三剑客”这一文学现象在当今纷繁复杂的文学背景下的特质，为文学“桂军”的发展在文学史的定位上作一个基础性的阐释。

关于文学“桂军”和广西三剑客

文学“桂军”，特指当代文学九十年代以来，在广西崛起的作家群体，他们主要出生和成长于广西红水河花山流域、环北部湾海洋地带，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地域性而言，因此，它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意味。再加上广西地处祖国西南的边隅地带，所属极具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长时期的地域封闭和文化落后，使它又具有边缘性的文化色彩，它的崛起所指向的文化意义在于，“这是一次边缘文化向主流文化所发起的主动的靠拢，是地处偏远的南方积极走进政治文化中心的北方所做的努力，是意识形态层和作家层的有意为之。”［1］文学“桂军”作为一个为地域性概念而提出的对一个作家群的命名，因此，在艺术特色、审美形式、思想内涵上各有不同，但新时期以来崛起的“桂军”不约而同地纷纷告别长期以来广西作家以极具地域特色、民族特色的标签，而以“突破‘刘三姐模式’，逃离‘百鸟衣圆圈’”为决心和挑战，寻找广西文学在中国文坛的突破点。文学“桂军”从1989年的黄佩华、杨长勋、黄神彪、韦家武、常弼宇集体完成《广西文坛88新反思》伊始，经过九十年代初期黄佩华、凡一平、常弼宇、姚茂勤、林白发表的一系列经典作品对全国文坛形成一股冲击波，再到广西三剑客的东西、鬼子分别获得鲁迅文学奖，文学“桂军”对当代文坛集体冲锋的态势正式形成。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桂军”的成员不管在艺术手法、审美经验还是对文学的理解都有各自的不同，但文学从一诞生起，就不单单仅属于作家，也不单单只属于读者，它“不仅是个人的，也是地域的(黄伟林)”，甚至，在“桂军”内部就对这一称谓有所争议，鬼子在答记者有关“桂军”崛起的问题就曾说过，“我平常不太参与这样所谓的‘桂军’的讨论。广西突然间出了这么几个人，不是因为这里的文化资源重新被人发现。恰恰是因为我们离开了地方。我们面向整个中国文坛关心的东西，所以才能成就出来。”［2］但“文学是一个民族性格的呈现，一个民族心灵的秘史，它虽然出自作家个人的创作，但传达的却是一个民族集体的声音，”“桂军”所代表的不仅是所有“桂军”成员，更代表着整个广西，整个“南方”。

广西三剑客最早是1997年冬在广西南宁举行的一次作品研讨会中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陈晓明提出来的，他以此命名来探讨东西、鬼子、李冯的写作。广西三剑客同文学“桂军”一样，只是出于在地域性意义层面上的一种概括和定义，如果超出地理学范围的话，它们并没有实际的意义，甚至东西、鬼子、李冯三个人的创作因为各自的特点过于鲜明，而并不合适放在一起进行讨论。陈晓明认为广西三剑客的创作风格分别是“鬼子瘦硬奇崛;东西诡秘灵巧;李冯清峻隽永”，当然，这种概括和描述也是具有很大宏观性和抽象性色彩的，并不是对作家具体化细节化的定位。然而，无论如何，广西三剑客作为文学“桂军”中最为代表性的作家群，虽具有各自的特色，但并不妨碍他们作为个体完整地呈现了文学“桂军”的整体实力，推动着广西文化事业的发展，通过塑造广西内涵丰厚的人文形象，进一步提升了广西的文化自信。虽然不管是东西，还是鬼子，亦或李冯都在谈话或文章中透露自己对所谓文学“桂军”的称谓的抵触，但同时也不可否认，正是身处于“南蛮之地”所潜在的自卑感，使他们欲摆脱而不可得，从而转身为文学“桂军”的壮大融入了各自奋斗的血液。东西在《走出南方》中写到:“无论是沈从文或者福克纳，他们都不是用南方的风景去打动读者。拨开他们像荒草一样的文字，你会看见一种被称为人性的东西慢慢地浮出来，抓住我们的心灵，使北方和南方一起感动。”［3］而李冯也曾表达相似的观点，并坚称他只想做一个“耐心写作的作家”。他说，“在写作上，我不喜欢地域性，既不想当广西作家，也不想当北京或南京作家，更不想口出大话，当中国作家，只想当一个耐心写作的作家。”［4］而也正是他们之间各自的特点和多样性丰富了文学“桂军”的生命姿态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文学“桂军”在当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逐渐不可忽视，贺绍俊称文学“桂军”“呼啸而来，让文坛大惊”;陈建功则肯定“桂军”的贡献和意义，评价文学“桂军”为“近年来成绩斐然，已经引起了全国的瞩目，成为文坛不可忽视的力量”;陈晓明甚至断言“桂军势不可挡，迟早要拿下中国文坛的半壁江山。”

东西篇

由于广西地处偏远的南方土地，使得壮族作家的东西对于自己所身处的“地位”——南蛮之地有种隐隐的自卑感，直到他后来在沈从文和福克纳的小说中找到了边远地区所具有的而中原地区没有的地域文化特点和民族风情，以及广西所特有的潮湿、火热、腐烂、鬼魅之气等地域色彩之下的人们的生活和人性的复杂，他才因此而找到了创作的自信和方向，而桂西北民族审美文化的背景则使他常以一种边缘性的民族视角来重新审视主流文化的霸权，主流文化之外的话语则处于一种失声的状态，东西以此来把自己置于“主流文化的失语者”的位置对当前非主流文化被主流文化排斥在外，发不出声的状态来作一种抗议和反叛。他曾说，“我出生在一个没有语言的地方，就像一个哑巴，当我突然会说话的时候，我得到了人们的同情和支持。”正是这种以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边缘的崛起”来对抗主流文化的话语霸权，“他们的写作给萎靡困顿的文坛造成有力的冲击。……他们的写作显示了当代小说久违的那种直面现实的勇气，一种毫不留情的揭示生活痛楚的笔力，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成德培，2004)”东西在小说中刻画了一系列被主流文化排斥在外，或者对主流文化一无所知，不懂主流文化的游戏规则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一方面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现实环境，一方面由于所处的文化环境和文化语境的原因，造成了他们对主流文化控制下的整个社会格格不入，从而造成了他们生活举步维艰，进而也造成了最终悲剧。

以非主流人群的惨淡生活与人生悲剧，去表现主流文化话语霸权下这些人的悲悯生存状态的经典作品，毫无疑问，东西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是这一主题的集大成。在小说中，作家把聋、哑、瞎三个残疾人放在一起，以他们被排斥在主流之外排斥在美好生活之外的叙述，着力去表现“那个被文化包裹起来的世界给予他们的伤害”的苦难人生。东西毫不回避的表现和冲击“现代文明”下的秩序，聋子王家宽、哑巴蔡玉珍、瞎子王老炳一家的悲剧是“人心制造的悲剧”，是“主流文化、主流社会加诸非主流文化、非主流人群的悲剧”。主流文化和主流人群控制下的现代社会以一种更隐密的方式，维持这一“文明”，可其实正是这表面的文明和主流人群以及主流文化的控制下，把聋子王家宽、哑巴蔡玉珍、瞎子王老炳一家逼向更为悲惨的人生境地，而不是物质上的匮乏和生理上的残缺。小说中那首由孩子王胜利的口中唱出的歌谣“蔡玉珍是哑巴，跟聋子成一家，生个孩子聋又哑”不仅是主流文化的话语霸权挟持非主流文化而制造的“天灾人祸”，更是主流人群和主流文化为他们一家所带来的一场噩梦，他们一家千般努力的为逃离却永远也无法躲避“主流话语”的伤害。这再次提醒也再次告诉读者和作家所要诉说的人群，在主流文化的现代社会中“不是自然世界加诸人的悲剧，而是人，特别是人的文化世界即社会加诸人的悲剧，是主流文化、主流社会加诸非主流文化、非主流人群的悲剧。”［5］

在《后悔录》里，东西则塑造了一个叫曾广贤的“我”，为逃离面对主流文化“失语”的压迫，无论在身体上、金钱上，还是在精神上的努力都无果而惨败，从而表现了曾广贤即使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无法走出主流文化笼罩下边缘的悲剧性的荒诞人生。而经过半生的人生路途，曾广贤在最后终于觉悟，他知道作为非主流的边缘性的人，在主流文化聚光灯下无处可逃，而剩下的只能是无边的“后悔”。

从以上两个具体文本，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作为三剑客之一的东西，首先把自己置身于同样边缘的非主流人群，把叙述的焦点完全保持在与文本中的主人公相同的水平线上，从而诉求他们“无语焦灼”的境地。东西以极具反讽意味的叙述，表现边缘的非主流人群和非主流文化之外的人在生存上的“困窘和尴尬”，一刀见血似的锐利地戳穿了主流文化笼罩下的人性的荒凉，当然，这也是来自于边远地区的作家东西为争取主流文化下理应有的话语权的最真实的内驱力。

鬼子篇

广西三剑客另外一个代表作家——鬼子，常常在他的作品中把他的“南方”塑造成一个“在我们的知觉结构中位置偏远”的地域，在那里，处处是被雨淋湿的苦难的悲悯世界，而生存于其间的小人物则犹如生活在一个魔幻的世界中，感受不到真实，感受不到正常的逻辑，那里的人语言诡异，行为荒谬，在现实中找不到真实的根据，或许，那就是鬼子的故乡罗城、桂西北，又或者那是中国大地上某一个偏远的地域。而鬼子就偏爱这一偏远的地域，偏远的人们，偏远的小人物。

鬼子对他所要指向的“南方”又不是一般的对它进行直接描述和涂抹，他总是以小人物的命运和人性的卑微为主轴，表达这些小人物在其间的苦难，透过这些苦难的人的悲惨命运从而间接地把握鬼子笔下的魔幻世界。这个魔幻世界中的一些问题诸如打工族、教师被拖欠工资虽然在鬼子的笔下发生奇特的变异，与我们的日常想像不尽一致，但从小人物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社会问题被编织起来，形成触目惊心的画面，而鬼子和他笔下的小人物一样，则在其间艰难的行走着，《家墓》、《家癌》、《谁开的门》、《农村弟弟》、《苏通之死》、《被雨淋湿的河》、《学生作文》等中篇都无意的把鬼子这一叙述意图透露出来，鬼子在这些小说中与九十年代被划为“新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三驾马车不同并具有独到之处的便是“以人物始，至环境终”［6］，鬼子塑造的这些人物实质上是要把我们置身于他虚构的却又具有现实映像的“南方”的社会环境，然后去感受其间那些小人物“阳光下的苦难”。

由于身处于边缘的地域，鬼子展示生活的苦难与悲惨并不是以一种精英式的姿态“哀民生之多艰”来对底层小人物进行关怀，而是对自身拥有着清醒的认识，把自己也置于底层的位置来切身体察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日常生活的琐屑，精神与物质的匮乏、贫瘠，从而用心用血去表现和自身一样处于底层的小人物的苦难人生，表达作家的悲悯情怀，更向存在的哲学进行深入的思考。如在《谁开的门》中，一个失恋者，一个女警察，一个不知名的罪犯，怯懦的胡子等等，无不在缺乏逻辑的莫名生活里走失，从而构建出一系列荒诞的故事情结与框架，于是，故事里的每一个小人物在无逻辑性可言的生活里一步步走向命运安排的劫难。不知名的罪犯不过是因为女朋友的背叛而在寻找的过程中渐渐向强奸犯滑落，女警察的丈夫则因一篇文章就死于非命，而胡子更是莫名其妙的成为杀人犯。这荒诞的生活无人知道是什么神秘的力量掌控着，从而摧毁每一个正常却又注定悲剧的小人物一生，正如小说的最后，胡子还问妻子，“到底是谁开的门”。

鬼子对于现实的思考，对于存在的思考承于萨特的存在主义与尼采的虚无主义哲学观，他认为现实与存在是虚无与荒诞的，“人不能自身的选择自己的自由本质，每一次能去的选择都是对自由本质的摧毁。”［7］鬼子认为无论底层人物如何对生活充满着信心，甚至热情洋溢的追求，其命运不可摆脱的是走向命定的劫数。当然，鬼子提示底层生活的艰辛、不可摆脱的宿命的同时，也在思考着生活荒诞性本质的根源所在，从而思考人的自我意识如何与那些不可抗拒的宿命力量去抗争，去战斗，直至死亡的不可选择。

李冯篇

在广西三剑客中，李冯在他创作的文本中直接展现出一种显著的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戏仿”。他的戏仿不仅包括中国古代的经典文本，也包括现当代的经典文本，不仅包括古代小说和传说中的人物与作家，还包括现当代小说中的人物与作家。如经典文本包括《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三言二拍》、《论语》、《骆驼祥子》、《纪念》等，而对人物的戏仿与解构包括如孔子、施耐庵、利玛窦、庐隐、石评梅、徐志摩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李冯对这些文本和人物的戏仿，常常是对他们的“神话性”进行消解，把他们与现代社会下的普通人拉为平行，从而完成人们心中传统的三种英雄典型神话英雄、传奇英雄和浪漫英雄的解构。《另一种声音》是对《西游记》的戏仿，是对神话英雄孙悟空的消解。在小说中，孙悟空“在历经丧失法力，‘沦为’女人、娼妓、仆妇之后，经过穿越漫长岁月的流浪，以一个普通西装男子的形象步入一座现代都市，完成了由神话英雄(甚至是民族英雄)向普通人的降落。”［8］《我作为英雄武松的生活片断》则是对《水浒传》的戏仿，是对小说中武松这一传奇英雄的解构，武松打虎和杀嫂事件在这篇戏仿小说中不再是义举，而是具有复杂的心理，作家在这里把两个事件进行“悬搁”，以达到消解武松这一形象的目的。《纪念》是对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徐志摩的解构，小说通过对人们耳熟能详的“徐志摩的浪漫爱情与钱钟书笔下的偷情故事巧妙叠加，并且把中国20世纪有关科学救国的救亡理想编织其中，从而构成对爱情理想和科学理想的双重反讽。”［9］李冯的戏仿小说主要是把已经被人们“神化”的作品和人物进行无情的消解，这当然与李冯自身所处的环境有紧密相关，不管是他在广西，还是在北京，一直都作为“边缘人”的身份而生活。在广西，相对于整个中国文坛，整个文学环境，他是边缘化的;而在北京，作为外来者，他更是以一种始终“在路上”的形象来完成他对文学的追求。

作为三剑客之一的李冯已离开广西多年，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知道这种“逃离”永远也不可能摆脱他作为“南方”寻梦者的形象。他在他的短篇小说《十六世纪的卖油郎》以一句“我总算攒足了那十两银子，我出发了”曾嘶声力竭的宣称自己已踏上“北漂”，不再属于“南方”，他说他“不喜欢地域性，既不想当广西作家，也不想当北京或南京作家”［10］，然而在《孔子》里，他又深刻清醒地认识到“孔子四处游荡，和我当时的状态有些像”［11］。在笔者的另一篇有关三剑客的论文里，我曾这样论述李冯无法摆脱他的“南方”情结。“李冯对历史人物的这种消解和再建构，实际是他对‘南方’的离开而行走，对他自身身份的犹疑，企图开辟一条寻找真正的自己和历史的新路，从而为他的‘南方’写下他的记忆。”［12］而孔子的远行也正是李冯为他心中的“南方”的心灵与信仰的探索，他在《孔子》的结尾深情的写道:“那样的一次旅行，是不可能消失和被抹杀的，即使在遥远的时间那端，它也依然会熠熠闪光。”

广西三剑客以其底层的姿态和边缘性、地域性的特征为文学“桂军”的壮大和崛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一次次向中国当代文坛吹响进攻的号角。他们在立足自身的艺术审美和文学追求的基础上，把作为文学边缘地带的广西推向主流文化的中心，为之呐喊，他们以各自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边缘性”感触，同出广西地界，从不同方位向文坛进行冲击，直面作为“边缘人”的坚硬现实和“边缘人”的生存现实，“从文化、地域、民族性等诸多角度去观察和叙述，所熟知的那个具有“迷人偏差”地域的审美文化内涵”［13］，也丰富了偏隅一地的广西的文化内涵。

［1］陈妮娜.也谈“桂军”的崛起——以鬼子、东西、李冯为例［J］.时代文学，2010，(2)，58.

［2］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作家鬼子:我还是最倾慕张艺谋［EB/OL］.2005 －12 －27，http://ent.sina.com.cn/x/2005 －12 －27/0720941997.html.

［3］东西.走出南方［J］.朔方，2006，(6).

［4］张生.与李冯对话:这种选择意味着什么［J］.作家，2000，(1).

［5］王敦.焦灼叙述:张承志与东西小说创作民间审美比较［J］.青海民族研究，2010(4)，171.

［6］黄伟林.论广西三剑客——解读李冯、鬼子、东西的小说［J］.南方文坛，1998(2)，20.

［7］陈晓明.直接现实主义——广西三剑客的崛起［J］.南方文坛，1998(4)，6.

［8］戴锦华.拼图游戏［J］.花城，1997(9).

［9］黄伟林.论广西三剑客——解读李冯、鬼子、东西的小说［J］.南方文坛，1998，(2)，19.

［10］张生.与李冯对话:这种选择意味着什么［J］，作家.2000，(1).

［11］李冯.孔子［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

［12］黄向文.走不出的南方——论“广西三剑客”［J］.山东文学，2011，(7):72.

［13］王敦.“南方”与“瓦城”的现代 和后现代叙述——东西、鬼子、小说的地域审美文化探微［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0，(5)，156.

The Gui Army in Chinese Literature——on the Three Musketeers in Guangxi

SUN Ya－mei，HUANG Xiang－wen

(School of Literature，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ning Guangxi 530001，China)

The Gui Army of literature led by the three musketeers in Guangxi rose abruptly in 1990s and caused a tremendous echo in the fields of creation and critics，and also raised waves in more extensive literary circles and film ＆ TV industry.As a literary army of Guangxi，they have a clear awareness of self－identity，and local cultural consciousness.Whether they are writers escaping from Guangxi，or still remain in the land，they all run close to the mainstream culture center with marginal color in hopes of obtaining the position and value of Gui Army，and extending further in literature，which include the concern with reality and exploration of philosophical dimensions.

three musketeers in Guangxi;Gui Army;regionalism;marginality

I 209.99

A

1673－2103(2011)06－0046－05

2011－10－08

2010年度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地域与民族风情——论‘广西三剑客’”系列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0106030501M18)。

孙亚梅(1987－)，女，山东菏泽人，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黄向文(1986－)，男，福建泉州人，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谭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