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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思潮下开放发展理念的现实挑战、价值坚守及实践路径

时间:2024-06-19

关雯文,王思涛,黄 洋,葛维东,秦 玉

(1.金陵科技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211169;2.金陵科技学院 党委办公室,江苏 南京211169)

“全球化”这一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以来,即成为经济繁荣发展的标志。作为“全球化”的伴生物,逆全球化的思潮一直暗流涌动,但往往被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欣喜所掩盖。顺应时代大潮,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始,我国一直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后,“开放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成为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的发展理念。当下,“逆全球化”已然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大热点,置于逆全球化背景之下,如何认识开放发展理念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逆全球化思潮下开放发展理念的现实挑战

逆全球化思潮下,观念危机及制度合作危机打破了世界原有的治理秩序和经济秩序,开放发展理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新自由主义衰微下金融垄断资本逆转全球化进程加剧

新自由主义思想源自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为核心理论要素,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取代凯恩斯主义并成为欧美主流意识形态,是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在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视新自由主义为“圣经”的欧美发达国家以伪善的面孔千方百计地向社会主义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兜售其“完全市场化”的主张,其目的一方面是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服务,以便利用自身科技、经济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则是企图渐进式地转变这些国家的国家性质,以此动摇这些国家的国体,最终把这些国家的发展纳入西方预设的轨道,从而达到“颜色革命”的目的。

新自由主义理论问世之后,确实对日渐衰退的资本主义经济起到了“强心针”的作用。但随着国际垄断资本贪婪性、寄生性和腐朽性等痼疾的加深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新自由主义”这一片面追求资产阶级的“效率”而以牺牲普通民众的“公平”福祉为代价的资本主义模式可谓危机四伏。就在国际垄断资本以“新自由主义”之名在全球大肆扩张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发达国家的普通民众不但没有在这一过程中受益,反而由于本国制造业转移或外迁导致生活更加窘迫。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效率”和“公平”的失衡,使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广泛且深刻的结构性危机,在这一危机借全球化持续扩散的过程中,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不满逐渐转化成对全球化的反对,由此引发“逆全球化”问题[1]。

另外,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过度推广,是导致近年全球经济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拉美陷阱、2018年金融海啸与美欧国家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政策局限等问题,已然全方位暴露了这一理论无法弥合的内生缺陷。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实践中探索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魅力日益彰显,成为新自由主义模式在全球推广过程中的一个成功典型。“金融资本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2]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垄断资本正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逆转全球化,进而遏制中国发展的行径,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作为世界经济发展主流思想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正走向穷途末路。如何实践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开放发展之路,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

(二)美国霸凌主义极限施压下我国国家安全体系受到全方位冲击

中美建交40多年以来,本着互利共赢原则,两国之间的合作贯穿各个领域,中美经济的依存性和互补性不言而喻。经济贸易作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基础要素,更是被视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然而,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对华的态度发生了颠覆性转变。尽管2019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中郑重声明并在重要场合反复强调“中国无意挑战美国,也不想取代美国。”但中国已然被美国视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且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全方位打压。中美关系呈“自由落体式下坠”,“压舱石”已然成为制造麻烦的“绊脚石”。

当前,美国在战略上对中国步步紧逼,在手段上尽其所能。拜登上台后,虽然对特朗普主义进行若干修正,但由于美国对全球实施的双重标准没有变,遏制中国发展的策略导向没有变,因此美国向全球推行霸凌主义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反华”已然成为美国政客捞取政治资本、掩饰治理低效和掩盖抗疫无能的工具,这是赤裸裸的霸凌主义。

霸凌主义是无视国际规则,为所欲为的代名词。其本质是政治性霸权主义,也是发展中国家成长所必经的烦扰[3]。毫无疑问,美国的霸凌主义带来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动荡,使我国国家安全受到全方位冲击,美国的经济封堵会在一定程度上扰乱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牵制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

(三)外部环境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加下我国产业转型升级遇阻

逆全球化在人类历史上并非新鲜事物,全球化的发展并非直线,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往往呈现出“内在否定”的波浪式演进规律,具有周期性特征。世界银行认为,从1870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开始,全球化一共经历了三次扩张[4],而每次全球化浪潮演化为更高级形式的全球化浪潮之前都存在一个短暂的经济衰退期。促使全球化衰退或者推动全球化扩张的动力在于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消长。总体看来,全球化浪潮中各国产业呈现“梯度转移”的动态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往往会主动转出低附加值的产业,欠发达国家通常会主动承接这些淘汰的产业以谋求自身发展,从而重构了全球产业链分工。在上一轮全球化大潮中,中国以低端环节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在承接产业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中,实现了制造业的长足发展,全面摘取了全球产业技术水平“低垂的果实”[5]。

然而,后疫情时代,逆全球化风险加剧,外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我国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一个全球化的发展周期基本结束,本轮全球化浪潮中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此时已然衰朽,但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及科技创新又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国家而言,前一轮产业革命、科技创新的周期还没有实现。目前,我国的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仍处于中低端位置,制造业升级需要的核心技术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的封锁。加之受疫情影响,全世界的产业链和供应链遭受了严重冲击,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自改革开放以来赖以发展的稳定的外部环境及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四)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运行风险加大

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一种以来料加工、对外贸易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类型,是指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及零部件等,利用本国土地资源及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进行加工、装配,以此嵌入全球产业链的经济类型。这种经济类型主要面向国际市场。发展中国家通常国内市场发育不充分,本国人民收入水平不高,短时间很难建立起完整的工业基础和体系。这些国家要想融入全球化大潮,只能选择走上这一条道路。我国2001年加入WTO之时,正赶上发达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需求,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就成为发展的现实性选择。实践证明,我国选择这一道路是正确的,它确实带来了我国经济的繁荣以及科技的飞跃。

然而,当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到一定节点时,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弊端就会逐渐显露。跨国公司往往通过控制核心技术,将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限定在低端加工制造环节。此外,这一经济发展模式对国际市场的稳定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严重依赖,一旦遇到经济危机的发生,则很难为继。另外,长期的出口导向,也会造成市场主体类型单一,国内市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人民消费水平难以提高等问题。当前的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且加之疫情原因,这些问题更容易被放大,因此我国经济运行的风险正在加大。市场的本质是开放,退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对我们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未来的开放发展之路应该怎么走?这是当下摆在中国面前急需解答的问题。

二、逆全球化思潮下开放发展理念的价值坚守

以大历史观为视角不难看出,逆全球化风险一直隐匿于全球化浪潮中,虽然推进和阻滞全球化的各方力量交织博弈、此消彼长,但是全球化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和大势。正如***总书记所说:“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6]虽然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开放发展的挑战前所未有,但只要我们厘清开放发展的价值坚守并加以践行,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一)始终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为开放发展的方法论指导

我们不仅要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这一开放发展理念的哲学基础深入挖掘,更要以此为方法论指导未来的开放发展实践。马克思认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7]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诠释了地域性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变革逻辑与客观规律。在马克思的历史视野中,“世界历史”与“世界市场”构成了资本主义从生成到灭亡的宏大时空坐标系。在这一时空范围内,资本主义全力调动生产力要素,向外部空间持续输出资本、货币和商品,这一进程的历史实际表现为资本在世界市场不断增殖的历史,世界市场成为揭示资本主义扩张本性的主要场所。资本主义在输出生产力的同时,也在不断输出生产关系,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普遍交往就成为必然。

“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实现共产主义[8],因为它为生产力的充分释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双重基础。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地域性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一个必然阶段,其发展的终极趋势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这一过渡阶段,全球化进程在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空间的同时,也暴露了其制度的痼疾,这也是逆全球化的制度根源。有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这一方法论指导,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逆全球化思潮背离了这一理论的实践逻辑,它必将被新一轮更高层次的全球化所取代。

(二)始终把“人民至上”作为开放发展的价值旨归

基于人民立场、人民至上,还是为资本所有者服务、资本至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面对的重大立场问题[9]。自1978年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一以贯之地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改革开放富起来”是十几亿人民群众的真切感受,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初心和使命的践行。开放发展的深层动力来自于人民主体性的发挥,来自于人民的无穷智慧和蓬勃力量。“富起来”的历史进程是人民群众“开眼看世界”的过程,人民不仅拥有了获得感和幸福感,主体性的素质、能力和观念也得到了整体提升,充分体现了历史前进的客观必然逻辑与主体选择的辩证统一。

今天,实现以人民真实福祉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依然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我们坚守开放发展理念的基本前提。只有持续扩大开放,鼓励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发展便车,才能在互利共赢中激发自身发展活力,为人民美好生活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随着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持续增大,消费的多元化需求显现,消费品质升级需求迫切,仅靠国内市场尚无法满足高质量供给的需求。只有不断推进开放向更高水平迈进,适当扩大服务及高品质消费品进口,才能丰富国内消费选择。因此,更高水平敞开开放大门就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及增进人民福祉的题中之义。

(三)始终把“自主性开放”作为开放发展的根本原则

马克思的内外因关系原理告诉我们,独立自主是一个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方法论原则。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一个原始基点,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独立自主是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一个根本遵循,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0]40多年前,基于对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选择,此后,中国完成了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经济增长速度举世瞩目,并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

开放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发展。中国的开放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的开放是自主性而非西化的或依附式的开放。自主性开放是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辩证统一,是自力更生和交流互鉴的辩证统一。开放使我们在发展中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性,而更大的自主性又促进了更高形式的开放。坚持开放的自主性使我们始终扎根于祖国大地,在立足中国实际、坚守中国特色的基础上,不断走向世界、持续融入世界,在全球竞争中历练和提升自己,从而不断改变在全球分工体系中被剥削和依附性的角色,在形成完整工业体系和巨大规模市场的同时,实现了经济的自主增长和产业的持续转型升级。今天,在美国倒行逆施、千方百计阻挠中国崛起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必须坚守自主性开放的原则,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确定的路径和规划的节奏有序地推进更高质量的开放。

(四)始终把“文明交流互鉴”作为开放发展的文化遵循

中华文化是一个恢弘的整体,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特征。历经历史上诸多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混杂与融合后,这一多元一体的文化样态有了一个沉甸甸的名字: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不仅使其能够绵延不绝,在历史任何时期都显示出无比坚韧的生命力,还熔铸了中华民族的“合和”精神,使其能够对任何一种异己文明都采取一种尊重、欣赏、借鉴和吸纳态度。

20世纪90年代前后,两极格局轰毁,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此时,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举世哗然的“文明冲突”理论。他认为冷战之后文化方面的差异取代了意识形态差异成为全球冲突的主要根源,“文明的冲突”将主宰世界。这一理论是西方中心论的基础,旨在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没有看到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多极世界的崛起,是典型的冷战思维的产物。

与“文明冲突”理论相对,***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11]这一观点的提出,延续了中华文明“尚和”的思想轴线,以文明之间交流与互鉴超越了文明之间隔阂与冲突。特别是在当下逆全球化愈演愈烈、世界格局不确定性加剧的特殊背景下,我们有责任推动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和合”。这不仅为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开放发展提供了文明基石,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塑指明了文化路向。

三、逆全球化思潮下开放发展理念的实践路径

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制度构建落后于全球化实践,是逆全球化思潮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面对逆全球化的风险,中国的战略选择尤为关键。为此,党中央以非凡的智慧作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这一判断。置身于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的复杂国际环境中,继续践行开放发展理念是我国发展突围的必然路径。

(一)开放发展的策略:以强大国内市场构建高水平内循环,用内循环驱动外循环

202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新发展格局。该理念被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指明了未来我国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总体思路。这是党根据国外环境的复杂严峻与国内市场环境基本稳定之间“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作出的科学研判和重大转向。“双循环”不是短期的权宜之计,而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远战略,是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等十八大以来相关战略的延续和深化。

“双循环”战略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把经济重点从之前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外循环转移到以本国消费和投资为主的内循环。这一举措是我国面对逆全球化思潮的主动而为,显示了以我为主的战略定力。疫情之后,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身处一个更加不确定、不稳定的环境,我国必须靠自身的力量来撬动本国与全球经济的发展。现实中,一直被忽视的国内市场已初步显示出高成长性特征,是我们参与全球激烈博弈的底气和基石,也是“双循环”战略的重要载体。推动消费升级和扩大有效投资是我们形成强大市场、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内外贸一体化的调控体系,促进内外贸法治、制度和管理等的衔接。以国内循环为主,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目的是以此带动国际循环。两个循环畅通互动,才能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地联通,才能形成“双轮驱动”的开放新格局。因此,以内循环驱动外循环,再到双循环,将开启一个新的开放时代。

(二)开放发展的格局: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是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升级。这一承古接今、充满想象力的战略构想,是新时代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主要实践平台,有利于“中国梦”和“世界梦”有机对接,也使得古老的丝绸之路再次焕发出青春的光芒,展示了我国领导集体的高瞻远瞩和战略智慧。“一带一路”总体布局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正在聚焦内引外联,转向拓殖深耕的高质量共建阶段。

后疫情时代,逆全球化思潮正在抬头和加剧,特别是美国刻意孤立中国、压制中国的发展,势必会从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层面给“一带一路”带来猛烈的冲击和巨大的影响。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关系到中国如何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与治理的地缘经济问题,也关系如何应对美国的战略制衡与反制[12]。

面对逆全球化以及贸易霸凌主义风险,我们坚信“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要义是发展,即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这一目标符合各国人民利益,前景广阔。化解“一带一路”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依然要通过发展来解决。“一带一路”建设是推进我国相对封闭的中西部地区形成海陆内外联动开放新格局的百年机遇,是畅通国内外两个市场的关键抓手,是加速疫后经济重振的重要引擎,也是中国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以贡献世界的主要方案。

(三)开放发展的依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破解全球治理困境,重塑全球治理格局

全球治理是以全球治理机制为基础,不单纯依赖政府强制力,由不同层次的行为主体,通过参与、谈判和协调等方式,针对全球性公共问题进行解决的一个过程[13]。长期以来,全球治理体系一直是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为了维护其在全球的政治、经济霸主地位,欧美国家垄断了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全球基本形成了稳固的“中心-外围”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开启了复兴的新纪元,也踏上了参与全球治理的征程。改革开放之前,由于自身的发展问题尚未解决以及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程度都十分有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力的持续提升,我国作为“全球治理的贡献者”的这一新的国际定位及身份角色正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赤字问题凸显,国际规范新旧交替的冲突异常激烈,西方的霸权逻辑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进一步遭受逆全球化思潮的冲击,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博弈不断加剧。世界需要一个怎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建构理想中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以共赢之胸襟、开放之姿态作出了令人满意的回答: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破解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智慧。以平等协商、互利共赢原则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创新全球治理的格局,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是中国在未来国际舞台上值得期待的贡献。

(四)开放发展的支点: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点燃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催生新发展动能的着力点在于科技创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成就斐然,在较短的时间迅速完成了从落后者到追赶者到若干前沿领域的并跑者甚至引领者的角色转变,以积极开放的心态参与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今天,科技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从我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主战场的谋篇布局看,从推动建构“国内大循环”的主体角色看,从满足人民消费结构提档升级的需求看,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以创新战略驱动内涵型增长是必由之路。当前,我国发展面临最大的隐患就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只有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才能抢占未来科技创新制高点,才能为自己赢得未来发展的比较优势和发展空间。

坚持自主创新的科技发展之路需要打开大门、提升视野、加强国际协作。正如***总书记所说,“要坚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全方位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积极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提高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和主导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鼓励我国科学家发起和组织国际科技合作计划。”[14]只有在更高水平上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积极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主动引进国外高层次人才,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才能被点燃,才能在推动国家自身发展的同时担负起国际责任,有效地反哺国际社会。

总之,在逆全球化思潮下,尽管我国开放发展理念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是只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发展的价值坚守,顺应全球化发展大势,积极探索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新路径,开放的中国必将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带来更多发展机遇,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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