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李夏玲,申之峰,陈利馥
(江苏理工学院 商学院,江苏 常州213001)
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使投资国合理利用国外资源、弥补国内资源短缺状况、推动国内经济腾飞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伴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与“一带一路”政策实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攀升,在2016年达到1 962亿美元的峰值后近年来有所下降,2019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1 171亿美元。尽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有所下降,但中国海外投资结构更加均衡、行业目标呈现多元化特征、区域上倾向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些都说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趋于理性和成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快速发展,2013年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19年进出口贸易规模达到31.54万亿元。对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有效融合,也为我国当前稳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
有关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进出口贸易的研究方面,有三类观点:一是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的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互补性。Kojima[1]、Ribert[2],Helpman[3]的研究结论均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最终促进了母国的出口;项本武[4]、陈立敏[5]、张纪凤[6]、王煌[7]等学者认为从长期来说对外直接投资会促进出口。二是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的进出口之间存在替代关系。Buckley[8]、Belderbos[9]、欧定余[10]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替代了母国的出口。三是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的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异质性,异质性或表现为区域异质,或为行业异质。Carr[11]认为母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进出口之间存在异质性,出口表现为互补关系,进口则为替代关系;Camarero[12]指出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关系上存在国家差异,后工业化国家为替代关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为互补关系;杨平丽[13]和陈俊聪[14]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进出口贸易存在行业异质性,商贸类表现为互补关系、制造类为替代关系,中间产品为互补关系。
纵观以上文献,其研究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在实证研究OFDI与母国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时,变量均采用年度数据进行研究,年度数据容易忽视变量的短期变化,使研究结论出现偏差;二是对OFDI与母国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以线性检验为主,仅蒋冠宏和蒋殿春认为企业OFDI的出口效应存在倒U型,本文认为线性分析容易忽略两者之间非单调变化的部分。与以上研究相比,本文创新之处在于:一是采用月度变量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最小频度反应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二是运用NARDL模型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非线性动态变化,同时考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明显的动因区别,从对外投资动因出发研究不同类型的OFDI受到正向、负向冲击时母国进出口贸易所作出的反应。
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开拓或扩大东道国市场,其对母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确定。首先,如果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企业在东道国设立服务贸易公司,投资目的要么是开拓全新的东道国市场要么是继续扩大现有的市场份额。基于这种投资目的其对母国的进出口贸易要么影响不大,要么将显著提高母国对东道国的进出口贸易。如果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对外投资企业为规避贸易壁垒而选择当地投资生产,这种投资目的会造成母国出口减少。
充分利用东道国要素禀赋资源是成本抑制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其对母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成本抑制型对外直接投资通常具备以下特征:一是母国企业面临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和生产能力过剩的压力,通过海外投资寻求东道国廉价生产要素,将过剩产业向海外转移,使母国的生产要素得到重新配置;第二,成本抑制要求母国企业拥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如技术优势或管理经验等。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转移母国国内的边际产业,一方面东道国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可以提高自身的产出水平和出口结构,另一方面母国可以进口本国企业在东道国生产的具有一定价格优势的产品。
为了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非线性动态影响,本文采用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NARDL)进行分析[15]。
基于本文的分析目的和众多学者有关对外投资和进出口贸易关系的理论,本文将模型设定如下:
NARDL模型由Shin et al.(2014)首先提出,是对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的非线性拓展。式中:EXt为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出口额(进口额);OFDIt(关键解释变量)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FDIt(控制变量)则为中国利用外资额。
模型中,OFDIt是k阶关键解释变量,其计算公式为,其中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冲击累积增量,而是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冲击累积增量,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在NARDL模型中,当给予关键解释变量一单位正负冲击时,被解释变量的累积脉冲响应函数分别为:
当h→∞时,m+h→β+、m-h→β-,β+和β-分别代表OFDIt与EXt之间的正向和负向非对称长期均衡关系,其计算公式分别为:β+和β-分别表示在对外直接投资OFDI受到正负冲击后,出口(进口)贸易EX从初始均衡向新均衡的非线性动态调整过程。
对模型的参数施加不同约束,可以描述和验证OFDIt和EX之间的非对称性,具体可以分成以下四种模型:
(1)长期对称和短期对称,约束条件为:θ+=θ-=θ且
(2)长期对称和短期不对称,长期对称约束条件为:θ+=θ-=θ;
(4)长期不对称和短期不对称,即无约束。
本文的样本区间为2005年1月至2019年12月,OFDI数据来源于美国传统基金会与美国企业研究所设立的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①;EX数据来源于IMF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总署,考虑到国际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滞后影响以及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差异,本文对跨国并购采用滞后1期的进出口贸易额,对绿地投资采用滞后1年的进出口贸易额;为比较吸引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本文引入FDI为控制变量。为消除通货膨胀影响,所有变量均采用2000年1月为基期的CPI指数进行调整,所有数据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从均值和标准差来看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普遍低于利用外资规模,说明当前中国仍以外资流入为主;中国出口规模高于进口规模;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额低于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直接投资额,但对发达经济体的进出口贸易规模高于对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出口贸易规模。从峰度、偏度和J-B值来看,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接受样本为正态分布的假设。
本文采用ADF和PPP检验法对所有变量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和结构突变检验,发现所有变量在1%显著性水平下均为0阶单整序列,并且不存在结构突变,NARDL模型的运用要求是满足的。
AIC、SIC和FPSS是常用的检验变量间长期影响的指标,从表1中的检验值可以看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可以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WLR和WSR的检验值来看,两者总体表现为长期对称、短期不对称关系,估计系数βx1显著且为正,意味着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变化时,中国的出口会相应增加(或减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垂直型对外投资的典型特征;FDI(βx2)估计系数大于OFDI(βx1)的估计系数,说明OFDI的变动导致出口贸易向新的均衡动态调整的幅度小于FDI。这意味着,当前,FDI是导致中国进出口贸易创造效应更敏感的因素。
表1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进出口的非对称效应
同样,根据模型检验值的显著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来说表现为长期、短期不对称,为NARDL模型的第四种形式;估计系数βx1显著且为正,意味着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变化时,中国的进口会相应增加(或减少);从FDI(βx2)和OFDI(βx1)的估计系数数值来看,OFDI的变动导致进口贸易向新的均衡动态调整幅度更大。总体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和进口贸易表现为贸易创造效应;与FDI相比,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动所导致的进口贸易创造效应更大。
图1 、图2反映了当对外直接投资面临正、负冲击时,中国的出口与进口的非线性动态调整过程(图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图1反映了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正冲击时,中国的出口贸易在短暂滞后之后开始表现为贸易创造效应,在第2期及之后达到均衡;但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负冲击时,中国的出口贸易在前2期出现小幅负向减少,第2期以后就回归到0值;说明对外直接投资面临负冲击时,中国的出口减少不明显。从图1和图2的比较来看,对外直接投资面临正冲击时,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动态调整过程、滞后的均衡期数、调整幅度都基本相同,对外直接投资面临负冲击时,出口贸易所受到的影响明显小于进口贸易所受到的影响,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会带来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增长,但当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下降时,中国的出口贸易短期会有所下降,但从长期来看受到的影响不大,而进口会下降幅度很明显。
图1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的动态效应
图2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进口的动态效应
为探究成本抑制型和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进出口贸易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本文采用世界银行划分标准,将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国划分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受数据可获得性限制,在分样本中,将时间频度设为季度,样本时间为2008年第1季度至2019年第4季度,模型和变量不变。
1.对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市场导向型投资)
根据AIC、SIC的大小和FPSS检验值的显著性(见表2),中国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进口贸易之间可以拒绝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原假设;从WLR和WSR值的显著性来看,两者总体表现为长期、短期不对称关系,估计系数βx1为正(其中对出口的估计系数不显著),意味着当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发生变化时,中国的出口/进口会相应增加(或减少),表现为贸易创造效应,并从初始均衡向新的均衡动态调整;从出口和进口的估计系数βx1+、βx1-的数值来看,对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增加时所产生的进口贸易创造效应大于出口贸易创造效应。
表2 对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和进口的非对称效应
从图3和图4来看,当对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受到冲击时,中国出口调整的滞后期数明显更长,这说明中国对市场导向型国家投资时,贸易创造效应不会随着投资开始就出现,在投资者有效利用该市场后才会显现贸易创造效应;当对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受到正、负向冲击时,母国进口的正负变动幅度约为±0.6,出口的正负变动幅度分别为+0.15和-0.1,说明当对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受到正、负向冲击时对母国进口贸易的影响幅度更大。
图3 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的动态效应
图4 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与中国进口的动态效应
2.发展中经济体(成本抑制型投资)
同样根据AIC、SIC的大小和FPSS检验值的显著性(表3),中国成本抑制型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进口贸易之间可以拒绝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原假设;WLR和WSR检验值的显著性说明,对发展中经济体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之间存在长期不对称、短期对称关系,估计系数βx1为正,意味着当中国对发展中经济体直接投资发生变化时,中国的出口会相应增加(或减少),表现为贸易创造效应,并从初始均衡向新的均衡动态调整。对发展中经济体直接投资与中国进口之间表现为长期对称、短期不对称关系,估计系数βx1显著为正且大于出口估计系数,说明当中国对发展中经济体直接投资增加时,所带来的进口贸易创造效应大于出口贸易创造效应。从出口和进口的估计系数数值来看,对发展中经济体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出口、进口贸易创造效应更大。
表3 对发展中经济体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进口的非对称效应
图5 和图6是对发展中经济体直接投资受到冲击时,母国出口和进口的动态调整过程。从图中可以看出,当对发展中经济体直接投资受到正向、负向冲击时,母国出口随之增加和减少,在滞后1期时即达到新的均衡点。当对发展中经济体直接投资受到正向冲击时,母国进口扩大的反应比较迟缓,在滞后1期后才开始出现贸易扩大效应,之后持续增加,直到第3期达到新的均衡点;当对发展中经济体直接投资受到负向冲击时,在短暂滞后之后母国进口呈现急剧下降,然后回弹又继续下降,在滞后3期时达到新的均衡。从图5和图6的比较来看,当对发展中经济体投资受到冲击时,进口贸易所受到的影响比出口贸易受到的影响更大。
本文运用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NARDL)从总体和对外直接投资目的两个角度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非线性动态影响,得到了以下结论:(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出口和进口总体上产生贸易创造效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垂直型对外投资的典型特征,这种贸易创造效应存在时滞;与利用外资相比较,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口的贸易创造效应更大。(2)与成本抑制型投资相比,中国的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在出口贸易创造效应上存在的滞后期数更长,这意味着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出口贸易创造效应不会随着投资进行就出现;与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相比,中国成本抑制型直接投资的贸易创造效应更明显,这意味着对发展中经济体直接投资在扩大中国进出口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大。(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进口贸易创造效应大于出口贸易创造效应,这意味着走出去战略有助于当前扩大进口政策的实施。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对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继续加大鼓励和扶持力度。应该进一步提高对相关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鼓励企业扩大对相关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模,进而带动进出口贸易发展;考虑到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国以发展中国家为主,本文认为应该进一步践行“一带一路”合作框架和合作文件,鼓励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2)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口贸易创造效应,以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进口的扩大。自2018年以来,积极扩大进口成为我国新的贸易策略,为此,我国可以通过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直接投资,扩大我国对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进口。(3)根据投资目标国类型,有效区分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出口贸易创造效应存在较长的滞后效应,说明我国对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市场导向和战略资产获取导向,因此应根据投资目标国的类型,将对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作为企业提升竞争力、实现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有效手段,将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作为企业转移剩余产能、扩大出口的有效手段。
注释:
①该数据库收集的是额度超过1亿美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
②受篇幅所限,本文未列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若有需要,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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