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典籍童谣英译策略研究

吴秀群

（铜陵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铜陵244000）

早在1896年，意大利驻华大使韦大利（Guido Vitale）在其编译的《北京儿歌》（Pekinese Rhymes）的序文中就写道：“在中国民歌里可以寻到一点真的 诗。（The notion that some true poetry may be found in Chinese popular songs.）”[1]VII郁宁远在其《中国童谣》的前言中也提到：“童谣文字自然跌宕、洗尽铅华，寥寥几行，重现村野闾巷生活之风俗；款款数语，蕴含百年历史变迁和黎民苦难与欢歌。它既是儿童启蒙开智的语言极品，又是成年人从过多商业话语、权利话语回归自然的天籁之音。”[2]2即便如此，真正认识到童谣价值的人却是少之又少。童谣一直被认为是“俗文化”，难登大雅之堂。童谣本应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却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至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本文试图通过对3本较有影响力的中国典籍童谣英译本的考察，从中总结典籍童谣英译特点，探讨英译策略，以期为童谣的英译实践提供一定的指导。

一、中国典籍童谣翻译研究现状

笔者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目前中国典籍童谣英译的研究文本主要集中在韦大利编译的《北京儿歌》和清末传教士何德兰编译的《孺子歌图》[3]。牛艺璇[4-5]通过对《北京儿歌》和《孺子歌图》的译介和海外传播情况进行考察，发现《孺子歌图》在海外引起了多国学者的共鸣，但《北京儿歌》在国外影响甚微。孙丽[6-7]以交际翻译理论为基础，对这两个译本进行了研究，总结了典籍童谣翻译的方法和策略。孙丽认为，典籍童谣音韵翻译可以遵循以下三个步骤：原文再现、定韵谋篇、形神兼修。此外，孙丽[8]还对《孺子歌图》的副文本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封面、标题、序言、插画和字体设计排版等凸显主题，彰显中国特色，传递了中国文化和北京童谣的童真童趣。牛鹤霖[9]对具有典型“深度翻译”特征的《北京儿歌》进行了研究，总结了该童谣集中的“深度翻译”类型，分析了评注功能及译者进行评注的方法。杨凤君[10]通过分析《孺子歌图》的语言特色及其英译问题，指出语体风格、语言特点、独特句法等对童谣的翻译具有重要影响。郑孟颖[11]以译介学为视角，对《孺子歌图》英译本中创造性叛逆进行了研究。也有少数学者对另外一本较有影响力的童谣英译本——孙建秋与孙建和编译的《中英比较儿歌》[12]进行了研究。如洪晓睿[13]以其为案例，从“真”与“趣”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并主张在译文中要体现出平易性、音乐性及童趣性的翻译策略，力求以儿童视角翻译童谣作品。

综观现有研究，不难发现，目前关于中国典籍童谣英译的研究虽然有少数学者开始涉足，但研究语料较为集中，研究方法单一，对童谣这一文体的翻译策略缺乏系统性的深入研究。

二、中国典籍童谣英译特点

（一）语料来源

童谣虽然历史悠久，但由于其属于一种口头文学，广泛传诵于民间，对其搜集整理本身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更不用说对童谣进行翻译。据考证，直到1896年才出版第一本由意大利驻中国使馆的官员韦大利搜集并翻译的《北京歌谣》，但之后也并没有带来童谣翻译的繁荣。通过考察筛选发现，对于典籍童谣的英译，到目前为止，笔者搜集到的比较全面有权威的译本有3本（下文简称韦译本、何译本和孙译本），都采用了英汉对照的形式，3本译本的基本信息见表1。

表1 译本译者出版地信息

从3本译本出版的时间跨度来看，中间跨越了一个多世纪，这也再次说明童谣的译介一直不受重视，学界对童谣的译介也缺乏持续性的研究。

（二）典籍童谣英译特点

1.语言简化

所谓语言简化，就是尽量选择通俗易懂的词汇。由于童谣的潜在读者主要是儿童，考虑到儿童的认知能力，在翻译时，译者应尽量避免使用晦涩的词汇。典籍童谣中一些具象名词古今称谓变化较大或者源于方言差异，译者先进行语内的语义转换，然后再进行语际间转换[7]138。语言简化分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古代称谓现代化，如“轱辘台”译为sitting-stone，“耍叉”译为quarrel，“堂屋”译为living room，“锅屋”译为kitchen，“达子”译为Tartars；二是方言转化为普通话，童谣的地方性特色较强，其中有大量的方言和土话，在汉译英时，首先要转化为普通话，如“吉了儿”译为cricket，“水牛儿”译为snail（“水牛儿”是北京土话“蜗牛”的称呼），“下扒壳儿”译为chin，“笆篓”译为basket；三是文化专有词普通化，如“炕”译为bed，“义学”译为a free school。

2.语言显化

显化（explicitation）概念最早由法国学者Vinay和Darbelnet提出。他们把“显化”定义为一种“将原文中暗含的，但可以从语境或情境中推断出的信息在目标语中加以明示的翻译策略”[14]342。Klaudy将“显化”分为四种，强制性显化（obligatory explicitation）、非强制性显化（optional explicitation）、语用显化（pragmatic explicitation）和翻译本身固有的显化[15]83。Shuttleworth和Cowie[16]55认为，显化是“目标文本以更明显的形式表述源文本的信息，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增添解释性词语或添加连接词等来增强译本的逻辑性和易解性。本文中语言显化有两层含义：一是结构上的显化，即添加连接词，使句与句之间的关系明晰化，这主要是由于英汉句法差异造成的，比如，“晴天晒盖儿，阴天把脖儿缩。”译为“When the weather is fine, you dry out your shell—and when it is bad weather then you draw in your neck.”[1]8-9。韦译将“晴天”和“阴天”分别添加了连接词when转化为一个时间状语从句，意思更明确，逻辑更清楚。二是语义上的显化，将原文中暗含的意义直接译出，或添加解释性的语言，使意思更明确。这两点分别对应Klaudy的非强制性显化和语用显化。句法结构上的显化主要是为了使译文符合译入语语言规范，而语义上的显化则是出于对译入语读者认知的考虑。比如，“长虫长虫一大条”何译为“a big, dead snake”，将谜底直接译出；“秦始皇”何译为“the Wily Emperor，Ch’in Shih Huang”，添加了解释性的语言the Wily Emperor，就是语义上的显化。

3.语言口语化

童谣是一种口头相传的文学，为便于口口相传，因此口语化特征明显，其表现形式为口语形式的对话、大量的儿化音、拟声词、叠词以及昵称的运用。孙丽[7]138通过对《孺子歌图》和《北京儿歌》译文的对比，发现“译文词汇普遍比较口语化、简单易懂、具体形象”。何德兰在翻译《孺子歌图》时就十分注重以英语为母语的儿童的喜好，运用口语对话形式，使译文为儿童喜闻乐见。在《小耗子上灯台》[3]38中，何德兰将“小耗子”译为mousey，即老鼠的昵称，给儿童一种亲切感。孙建秋也非常注重口语化的再现，如“我的儿，我的娇”译为“Oh my son，oh my babe”，运用了口语对话的形式。再如拟声词的翻译，“杨树叶儿哗啦啦”中“哗啦啦”，三位译者均采用了hua-la-la，而未用clattering，极具口语化。北京童谣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儿化音特别多，本身这也是口语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小小子儿开铺儿》[3]30中，原文“小”“子”“儿”一再重复，尽显儿童语言特征，何译借用wee、little再现了原文口语化的特征。

三、中国典籍童谣英译策略研究

（一）音韵层面

1.协韵型

童谣在词语的运用上讲究顺口自然、音韵和谐，注重语音的音乐感，被称为“半格律诗”[17]39。童谣虽然形式多样，句式长短不一，但大多数童谣都比较讲究押韵，一般以每句最后一个字押韵。孙丽认为：“童谣中的格律与押韵是童谣词句通达、合辙押韵、谋篇布局的关键因素。”[7]141押韵分为元音韵或辅音韵，头韵或尾韵，中国童谣一般押元音韵，且尾韵居多。由于中英文的差异，一般很难保留原文的韵律和韵脚。通过对3本译本的考察，发现何德兰和孙建秋比较注重原文韵律的再现。这与译者的翻译观不无相关。何德兰编译《孺子歌图》的目的在于向英语世界的儿童介绍中国儿童的生活现状，为了让英语世界的儿童喜欢，他非常注重译文的趣味性、游戏性、音乐性和“稚拙美”[17]8，“永远将孩子装在心里，而不是批评家”[3]5。孙建秋在译介《中英比较儿歌》时，“将每一首儿歌初译后进行录音，用录音来帮助修改，使儿歌鲜明的节奏感得以保留”[12]3。原文有的一韵到底，译文采用aabb或abab的形式；原文有的是偶句押韵，有点像中国诗歌中“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译文也采用aabb或abab的形式；也有原文不押韵，译文

押韵的，且多半为偶句押韵。

例1：采桑

月妈妈，本姓张，骑着毛驴去采桑，喂得宝宝大胖胖，拉得那丝真叫长。

译文：Picking Mulberry Leaves Mama Moon, surnamed Zhang，//Riding a donkey，picking sang，//Feeds the silkworm very strong，//They spit silk really long.[12]25

这首童谣就特别注重韵律的再创，原文每句末尾押ang韵，一韵到底，译文采用了aabb的形式，译者巧妙地运用了音译法，将姓氏“张”和桑叶的“桑”直接用拼音，再现了ang韵。当然，为了便于译文读者的理解，译者还在文末加了注释“sang:mulberry leaves”，消除了文化上的障碍。第三、四句，译者换了韵脚，strong和long同时押ong韵，整体上实现了音韵和谐。

2.无韵型

童谣句式短小生动，语言平白易懂，节奏鲜明，音韵和谐，适合吟唱。尽管如此，童谣不管在句式上还是韵律上，并不像中国古诗有严格韵脚和格律。总体上来说，童谣句式虽短小，但长短不一，形式变化多样；虽多采用迭词迭韵，但没有严格的韵脚。何德兰在《孺子歌图》序言中提到:“这些童谣就音步而言并不能称得上具有文学规律性，因为汉语童谣和我们自己的‘鹅妈妈’童谣都不是有规律的。”[3]5也就是说，原文不押韵的，译者尽量做到押韵，但没有刻意“逐韵弃义”。当然，由于各种原因，也有原文押韵，译者“顾义舍韵”的现象。因此，不管是中文原文还是英文译文，也有大量无韵型文本。译者虽说不应一味地追求押韵，但要力求再现原文的节奏感。周作人在《儿歌之研究》一文中说：“凡儿生半载，听觉发达，能辨别声音，闻有韵或有律之音，甚感愉快。”童谣鲜明的节奏感也是其深受儿童喜爱的原因之一。

（二）词汇层面

1.音译加注法

对于中国文化中一些特有的事物，译者往往

会采用音译加注的翻译方法。

例2：紫竹调

一根紫竹直苗苗，送给宝宝做管箫。箫儿对着口，口儿对着箫，箫中吹出时兴调。小宝宝，吁嘀、吁嘀，学会了，小宝宝，吁嘀、吁嘀，睡着了。

译文：Purple Bamboo Song

A purple bamboo tube//Is fairly straight.//Give to my baby for a xiao,//The xiao to the mouth,//Mouth to the xiao.//The xiao produces a very nice diao.//Little baby//Gradually learns to play. //Little baby //Gradually falls asleep.[12]7

译文对“箫”和“调”采用了音译法，并在文末加了注释“xiao: a vertical bamboo flute; diao: a tune or song.”，使译文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其含义。但对于童谣的翻译来讲，音译加注也有其弊端。音译加注虽然能使译入语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但“童谣的主要受众为儿童，采用音译加注释的方式太过专业学术，有时会使交际过程复杂化，失去自然顺畅的表达，降低童谣的可读性和趣味性。译文多用拼音法，会掩盖原文的造词理据，减弱认知效果”[7]139。因此，如果译文的潜在读者为儿童，应该尽量避免音译加注的翻译方法，以免增加儿童的认知负荷。

2.替换法

替换法是以目标语为取向的一种归化翻译策略。Beekman等曾将“文化替换”定义为“用目标语文化中具有同等功能的现实世界中的指称来替代原文中不被熟知的指称”[18]201。如何德兰将“蚂虎子”译为bogie-boo。“蚂虎子”是传说中一种吃小孩的怪兽，是大人用来吓唬小孩的，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表达法。英语中bogie是一种喜欢吓唬小孩的小怪物，此处译者用bogie来替换，有异曲同工之妙。且译者还在后面添加了boo，充分彰显了儿童语言的特征。当然，并非所有的替换法都能起到异曲同工之妙，如孙建秋将“炕”译为bed。“炕”是我国北方农村睡觉用的土台，用土坯等砌成，内有烟道，可以烧火取暖。译者并没有将其译为kang，而是用bed来代替，这样虽然消除了英语世界儿童的理解障碍，但文化内涵尽失。再如，何译本将“和尚”译为priest，并没有用其相对应的monk一词，译者选用priest一词，并非是考虑到译入语读者认知困难，而是由其特殊的传教士身份所决定的。

除了文化替换，出于儿童认知的考虑，译者有时也会作相应的替换，如“一朵芙蓉顶上栽”中的“芙蓉”译者译为a cock’s comb flower，而不是hibiscus，让儿童更容易理解。

3.释义法

此处释义法指的是对原文中的一些文化专有项，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表达法，用音译法又不能完全传达其文化内涵，只好采用解释的方法。如“粽子”，译为pyramid-shaped dumpling made of glutinous rice wrapped in bamboo or reed leaves，“炕”译为a heatable brick bed（in North China）。释义法的优点是让译文读者能更加深入地了解此事物，当然也有其缺点就是使译文变得冗长，不够简洁。

例3：小胖哥，玩意儿多，搬不倒儿，婆婆车，风刮燕儿一大串儿，冰糖葫芦而是果饀儿。

译文：This fat boy— has many toys—a clay puppet—and a small cart—and a great string of paper flowers—and sugar-gourds stuffed with fruits.[1]219-220

此译文中“搬不倒儿”“婆婆车”“风刮燕儿”以及“冰糖葫芦”，韦译均采用了释义法，使目的语儿童能更好地理解这些事物。

4.概括法

所谓概括法，即原文中用的是具体的事物，而译文中用比较抽象的概念。如“你吃肉我吃肠”，在译文中“肠”并没有照直译出，而且在原文中“肠”也并不一定就是实指，而是代指“吃剩的，不好的”，何德兰在此也是深谙文字背后的隐含义，将其译为the parts that you throw away，看似背离了原文，实则是更深层次的忠实。

5.改译法

改译即根据特定需要对原文内容作改换，使译文读者更容易理解接受或使译文更加朗朗上口。在《老鼠拉个大狸猫》[12]79这首童谣中，“小鸡叼个饿老雕”，孙建秋处理为“Chicks chase eagles across the sky”即“小鸡在天上追老鹰”，完全脱离了原文束缚，但制造了类似的幽默感，使儿童能够体会其中的快乐。再比如“一朵芙蓉顶上栽，锦衣不用剪刀裁”，何译为“A cock’s comb flower he wears on his head. For his clothes he needs neither thimble nor thread.”[3]88。“栽”改译为wear，“锦衣不用剪刀裁”改为“缝衣服不用顶针和线”，这样更符合儿童的认知。且改译后，head和thread押尾韵，thread又与thimble押辅音韵。在《小耗子上灯台》中，“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叫奶奶奶奶不来，激溜毂辘滚下来”，何译为“He climbed up the candlestick，The little mousey brown，//To steal and eat tallow，And he couldn’t get down.// He called for his grandma，but his grandma was in town.// So he doubled up into a wheel, And rolled himself down. ”[3]38。译者将“奶奶不来”处理为his grandma was in town，很显然是为了构成押韵，念起来也更加抑扬顿挫，童趣盎然。

6.增词法

增词法，即为了使意思更加明确或为了构成押韵，添加原文中没有的词汇。如“乖乖宝贝儿你睡觉，蚂虎子来了我打他”译为“Go to sleep，my baby，and then go to bed, //And any bogie-boo that comes，I’ll knock him on the head.”[3]21。原文并没有说“蚂虎子来了我打他头”，但译文中增加了on the head、head与bed构成押韵。

7.节略法

“节略法”即“删除法”“省略法”或“略译法”。Baker说，如果一个词或表达方式的意义对于上下文来说并不是非常重要，那么译者就没有必要添加冗长的注释来分散译文读者的注意力，可以直接略去不译[19]186-189。如“小姑娘作一梦，梦见婆婆来下定”，其中“下定”是指中国旧式婚姻定婚时男方给女方聘礼，何译省略未译。再如“他娘说他不小心，揪着耳朵打绣球”[3]82中的“打绣球”实际上就是“打耳光”，何译为box your ears，省略了“打绣球”这一形象的比喻。“下定”“打绣球”都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现象，照直译出反而会增加儿童认知负荷。

（三）句法层面

1.添加连接词

汉语是意合型语言，英语是形合型语言。汉语是一种隐性连贯，没有明显的标志词，往往以神统形，常常省略连接词和代词，英语注重连接性、结构完整，以形显义，小句之间的关系靠连接词来维系。添加连接词是汉译英时语言在结构上显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如：“天河打斜，吃瓜吃茄。天河劈岔，要裤要褂。天河吊角，要裤要袄。”何译为“When e’er the Milky Way you spy, Diagonal across the sky，The egg-plant you may safely eat，And all your friends to melons treat. //But when divided toward the west，You’ll need your trousers and your vest；//When like a horn you see it float, You’ll need your trousers and your coat.[3]28”。译文在每句句首分别添加了连接词“when”转化为一个时间状语从句，并且在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添加了转折词“but”，使语义表达更加明确。

2.添加人称代词

汉语中无主句较多，而英语句子一般都要有主语，在汉译英时需要增补相应的人称代词。

例4：花红柳绿线儿，又买针儿，又买线儿，又买王妈妈裤腿带儿。

译文：I want red thread as red as red flowers and green thread as green as willows—and I want to buy needles—and to buy more thread--- and to buy ankle-bands for mother Wang.[1]64

原文从头到尾都没有主语，译文添加了主语“I”，表明了施事者，更加符合英语句法。

3.添加插入语

插入语，即在一个句子中间插入一个成分，它不作句子的任何成分，也不和句子的其他成分发生结构关系，其作用是使句子表意严密化，补足句意，包括说话者对话语的态度，或引起听话者的注意。

例5：爷爷抱孙子，坐在波棱盖儿，羊肉包子蘸醋茶儿，吃完了撒娇儿，过来打你爷爷三嘴巴儿。

译文：Grandpa holds the baby,// He’s sitting on his knee，//Eating mutton dumplings，//With vinegar and tea. //Then grandpa says to baby,//“When you have had enough,// You’ll be a saucy baby，//And treat your grandpa rough.”[3]15

何译文中添加了Then grandpa says to baby，韦译文中也添加了the grandpa says，使人物之间的关系更加明晰化。

4.转变修辞手法

比如上文“花红柳绿线儿”，韦译为red thread as red as red flowers and green thread as green as willows，原文是暗喻，译文改为明喻，更符合儿童的认知特点。再如“日头出来一点红”，韦译为the sun has come out like a red spot，明喻的运用，使隐含义更加明晰化。“爷爷太太老寿星”，何译为“Grandpa very old, but never going to die,//Grandma just as bright as a star in the sky.”。“老寿星”译为as bright as a star in the sky更加形象生动，易于理解。

（四）语篇层面

1.注释法

《北京儿歌》全书都采用了英语注释，其目的是为了方便汉语学习者。《中英比较儿歌》只有部分童谣有注释，《孺子歌图》全书没有一个注释。孙建秋在《中英比较儿歌》前言中提到：“为免去过多的注释，本书配有大量插图。必要做注释时，英国儿歌用汉语，中国儿歌用英语，以方便读者。”[12]7在“俺孩悄悄睡，枕啥哩？枕棒槌。棒槌滚？枕炕沿。铺啥哩？铺筛子。盖啥哩？盖簸箕。”译者只是对winnowing fan进行了注释，对“筛子”和“簸箕”进行了简单解释，为了帮助译文读者了解这些特有的事物，译者还利用了“棒槌”“筛子”和“簸箕”等插图。由此可见，《孺子歌图》和《中英比较

儿歌》更适合儿童阅读。

2.调整语序法

从整个语篇来看，译者在翻译时并不是严格按照原文的语序来译的。

例6：养活猪吃口肉，养活狗会看家，养活猫会拿耗子，养活你这丫头作甚么？

译文：We keep a dog to watch the house，//A pig is useful，too；//We keep a cat to catch a mouse，//But what can we do //With a girl like you?[3]11

何译将第一句和第二句进行了调换，从整个篇章来看，house与mouse，too与do构成押韵，译者之所以将一二句调换，很可能也是出于韵脚的考虑。

3.视角转换法

通过对典籍童谣的考察，笔者发现有的童谣是以第二人称或第三人称的口吻讲述，在翻译的时候，译者并没有完全遵从原文，而是作了相应的改变。

例7：你这孩子爱淘气，送你南洼去看瓜地，多早看的瓜熟了，叫你才回去。

译文：There was a little fellow，//Who was mischievous，they say，//They sent him to the melonpatch，//To watch it all the day.//They told him he must stay there//Till the melons all were white，//And not come home to mama，//Not even in the night.[3]54

译文将第二人称改为第三人称，变为客观的叙述，虽然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语义，但趣味性却减弱了。这首童谣应该是妈妈吓唬淘气的孩子时脱口而出的，表面上是要惩罚淘气的孩子，实则饱含着浓浓的母爱，而译文转化为第三人称后，语气僵硬，变为对孩子赤裸裸的惩罚。

4.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转换法

原文多采用间接引语的形式，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话也没有用引号，译文多将直接引语转化为间接引语，且添加了引号。

例8：和尚头买香油，摔了罐儿撒了油，他娘说他不小心，揪着耳朵打绣球。

译文：The little boy，He bought some oil，// But fell and spilled it，On the soil. //His mother said:You careless lad，I’ll box your ears，Because you’re bad.[3]82

原文用的是第三人称，译文将间接引语转为直接引语，直接转化为母亲和儿子的对话，读来更能给儿童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四、结语

本文以3本较有代表性的童谣英译本为例，归纳了童谣英译的特点，并从音韵、词汇、句法和语篇四个方面探讨了童谣英译的具体策略。通过对3本童谣英译本的中英对比，我们可以找到童谣英译的一些共同特点，如语言的简化、显化以及口语化，尽量再创原文的韵律和节奏，并辅以插图帮助译文读者理解，必要时添加注释以利于文化的传播。但由于每个译者译介目的不同，在具体词汇的处理上，译者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3本童谣英译本并非尽善尽美，在译文上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译者在译介童谣时，要充分考虑儿童的认知水平和审美特征，灵活变通，注重童趣的再现。同时，希望有更多的翻译家和翻译学者能投入到典籍童谣的英译实践和英译研究中来，让英语世界的儿童能真正体会到这种“天籁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