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届中国苏轼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张英 司马周

2019年4月19—21日，由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主办，江苏理工学院人文学院、常州市名人研究院、常州市苏轼研究会联合承办的“第23届中国苏轼学术研讨会”在江苏理工学院举行。本次会议以“东坡精神与常州文化”为主题，议题包括“东坡与常州关系研究”“东坡的人格精神及其现代意义研究”“东坡文学与文献研究”“东坡与江南文化关系研究”“东坡酒文化、茶文化、养生医药文化、美食文化研究”“东坡的人物交游研究”“常州市东坡文创产品开发与旅游线路打造”，以及其他关于东坡的研究等。会议有来自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全国多所高校、研究所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共提交论文115篇，遍涉苏轼研究的各个方面。总的来说，本次会议论文体现了三方面的特色。

1    苏轼研究与常州地域文化相结合

近年来，苏轼研究的地域性特征逐渐突显，特别是在苏轼文化遗址地兴起了研究热潮。苏轼一生十四次过常州，并以常州为终老之地，这里留下了关于苏轼的诸多历史遗迹与丰厚的文化遗产。本次会议在常州召开，其主题就是“东坡精神与常州文化”。在学者们所提交的论文中，有将近30篇涉及这一论题，大略分为四个方面。

（1）对苏轼在常州历史行迹的考察。如苏慎《苏轼终老常州始末》一文，详细叙述了从北宋元符三年正月到建中靖国元年七月末苏轼遇赦北归的行程，以及苏轼病情逐渐加重最终逝世于常州孙氏馆的经过。李常生《苏轼常州行踪考》则通过亲自探访宋代常州所辖各地（包括今常州、无锡、宜兴、江阴）并佐以文献资料的搜集辩证，对苏轼在常州的行迹进行了细致考察。陆林深《陆元光与东坡嬾板考》 《东坡嬾板续考》、陆岩《嬾版诒祥——苏东坡终老常州的前前后后》三篇文章，记录了东坡临终前时任晋陵宰的陆元光献“嬾板”于东坡的事迹，并对“嬾板”的字义、形状、所刻铭文以及陆元光与苏轼的交游情况进行了考辩。此類论文还有张宪涛的《苏轼常州绯闻考》、吴冬冬的《常州苏轼祠兴废考略》以及吴洪生的《一路题名说东坡》等。

（2）对常州文化与苏轼精神契合处的探讨。如颜正源《君子之风：苏轼钟情常州的道德因素》，通过历数与苏轼结缘的常州君子蒋之奇、单锡、钱公辅、钱世雄等人的生平事迹，提出常州的君子之风是苏东坡钟情常州、结缘常州、最后终老常州的道德因素;刘清泉《常州苏轼符号——谈苏轼的死亡观》认为，苏轼终老之地藤花旧馆，是常州苏轼符号的载体，有助于我们思考死亡结局附着于人生过程的诸多奥义。此外，周二中《苏轼与常州“殆是前缘”考》、周顺娣《苏轼缘何钟情于阳羡山水》等论文也属于此类。

（3）对苏轼文学与常州之关联性的研究。这一研究既包括对苏轼所创作的与常州相关诗词的探讨，如江惜美的《苏轼常州诗词探析》;也包括对后世常州文坛如何接受东坡的研究，如蓝士英《“岛佛共坡仙”——苏轼接受的别样形态》认为，清代毗陵诗人赵怀玉以苏轼和贾岛两个文学观念反差很大的前辈诗人作为自己学习的偶像，呈现出宗苏、学苏的一种独特样态，为东坡研究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高璐《晚明士人对苏轼的追摹式书写——以武进郑鄤为中心》，通过分析晚明武进文人郑鄤围绕苏轼进行的“追摹式书写”，呈现了苏轼在晚明士人中的接受样貌。

（4）对如何开发常州东坡品牌文化旅游的研究。如陈伟堂《苏东坡常州文化旅游路线及文创设计刍议》一文，为常州设计了一条包括东坡公园、红梅公园、太平寺、藤花旧馆、常州方志馆和清凉禅寺等景点在内的东坡文化旅游路线，并对常州与苏轼相关的旅游文创产品开发提出了六点建议，这对于推进常州旅游业发展大有裨益;崔勇在《弘扬东坡精神和常州文化 继续搞好苏轼遗迹遗址景点建设与宣传、研究的对策建议》中，回顾了自己对常州古运河考察的四次重大事件，归纳了目前常州园林景点的建设情况，并提出了开发“东坡宴”等旅游品牌的建议。

此外，陈弼《九百年来天地变  斯民终始爱坡翁——常州弘扬东坡文化回眸》，回顾并全面总结了苏轼去世后近千年来常州人民对苏轼的纪念以及对苏轼文化的弘扬与研究情况，资料极为丰富;喻世华《苏轼在江苏的行迹以及遗迹开发、研究现状——以大运河为中心》，全面考察了包括常州在内的苏轼在江苏的行迹，对江苏各地东坡遗迹的开发与研究状况作出了分析，对于苏轼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大运河文化、江苏文化研究都极具价值和意义。

总之，这些论文既有严谨的考证，也有细致的探因;既有关于历史上文学的创造与承继，更有面向未来，着眼于文化产业、服务于地方经济的构想和展望。

2    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相结合

本次会议论文的第二个特色，是将苏轼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紧密结合。在本次会议所征集的论文中，“苏轼人格精神及其现代意义”是一个重要论题，紧密围绕这一论题所提交的论文有20余篇，包括：周奎生《苏东坡的人格精神及其现代意义》、郭杏芳《东坡的人格精神及其现代意义研究》、杨子怡《东坡的贵族精神及其现代意义》、陈立仁《苏轼的人生哲学对现代人教育价值的认识》、王宪斌《试论东坡对当代的启示》、马银华《苏轼文化品格与当代大学生文化美育》、张英《从“三种关系”看学苏之用》、石大姚《东坡文化是大学生丰富的精神食粮》、刘晗《苏轼的自然之思》、闫续瑞《论苏轼和陶诗中的家风传承》、翟丹《论苏轼游记的感性表达对当下文言文写作之写景状物的启示》，等等。周奎生先生的论文内容全面又极具学术深度，认为：苏东坡的人格精神首先表现为深厚的人文关怀，亦即“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其次则是求真务实的独立人格;再次是丰富完美的人生追求。而“诚”“群”“忍”“通”是东坡人格精神中颇具特色的重要文化元素，这些人格精神内容对当今社会达成以人为本的价值评判共识、构建和而不同的兼容文化模式、锻造愈挫愈勇的强大心理素质、树立识时达变的开放发展理念，仍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张英的论文别开生面，以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这三种关系为切入点，指出现代人学东坡，当学其对自我的“放过与完善”，对他人的“成就与宽恕”，以及对世界的“仁民、爱物”精神;并认为，以东坡为师为友，继承东坡精神，才是阅读东坡和研究东坡的真正意义所在。刘晗的《苏轼的自然之思》则有感于当下日益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指出：“在自然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我们尝试从生态学视角探究苏轼人格精神，发掘其宝贵的生态智慧，不失为一条可供思考的路径。” 闫续瑞先生的论文着眼于现代社会的家庭教育问题，指出苏轼和陶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寓教于乐、以身作则、知行合一”的家风传承方式，对现代家庭教育具有启示意义。翟丹的论文针对当下文言文写作的现状，指出：“最好的游记当如苏轼所写，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一体同文，知性融化在感性里面，而不是吟风弄月的公子游记。苏轼游记的感性表达值得当下文言文写作爱好者借鉴。”

除上述专意探讨苏轼精神现代意义的论文之外，多数论及苏轼思想、苏轼文化的论文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发掘当下意义、将学术研究服务于现实社会与人生的意识。如：陈才智《千古文人一东坡——苏轼与北宋文化纵论》、高云鹏《苏轼与魏晋风度》、杨吉华《缺席的君子——苏轼理想人格追求的双重困境与自我突围》、张馨心《苏轼后期心态简论》、张翠爱《探析苏轼休闲观的形成》、孟昭全《东坡养生精神》、谭敦容《苏轼与竹文化》，等等，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

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相结合，有助于学术研究走出高校、研究所等封闭的“象牙塔”，以其学术品格辐射更广泛的人群;有助于优秀的文化遗产解封于历史的馆阁书册，面向当下和未来发挥其理应具有的长远效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有的苏轼研究者都不应仅仅是研究者，而更应是在研究基础上的传播者、弘扬者。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很高兴看到诸多学者有这种明确意识，而这一点也正是苏轼贯穿其一生的“当世之志”在我们今天的承继。

3    对旧问题的深入探讨与对新问题的灵敏关注相结合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苏轼研究早已是“显学”，学术界已有成果极其丰沛，涵盖了各个方面。学术上的累积给了我们以资料上的便利和思路上的启迪，但同时也构成了巨大的负担与压力。如何推陈出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向前跨越？成为摆在苏轼研究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在本次会议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许多学者在这方面的努力，既有对旧问题的深入探讨，也有对新问题的灵敏关注，以下兹举数例说明。

在论文选题上，很多学者瞄准了以往苏轼研究中未能引起足够重视的薄弱之处。如庆振轩《青松出涧壑  十里闻风声——苏轼诗文松风松韵论析》指出：“检索阅读东坡现存诗文，我们惊奇地发现其与松文化有关的诗文竟多达二百余篇，这诸多诗文中蕴含有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于东坡诗文中的松风、松韵少有关注或作系统深入探讨。”再如王金伟《唐宋边塞诗词演进中的苏轼及其作品》一文，关注到苏轼“边塞诗词”创作，指出：“苏轼在宋代边塞作家的代群中地位重要，其‘正坐论兵的创作模式异乎‘书生论剑和‘纸上谈兵，其边塞诗词较之唐诗范式，既‘本色又有时代特色。”许梦婕《苏轼与仇池关系考》关注到少有人提及的苏轼别号“仇池”，论文认为：从苏轼、苏辙兄弟的唱和诗中能够肯定“仇池”就是苏轼的别称之一，并且只在少数关系亲密者之间流传。此别称代表了苏轼内心深处的渴望与追求，是他在青年彷徨期的精神寄托。杨胜宽《论苏轼与王诜的交谊及“西园雅集”之争议》，有感于学术界对王诜与苏轼交游方面研究的不足，对之做了详尽的考述和分析，指出：“他们的交往，既有北宋一般士人的共通性一面，也有与他人不尽相同的特殊性一面。”彭林泉《苏轼版权保护问题研究》，关注到少有人涉及的“版权保护”问题，文章梳理了苏轼作品在當时的盗版情况，分析了苏轼作品被盗版的原因以及苏轼对于盗版的态度，令人耳目一新。

在论文观点上，一些学者能够在细致考察的基础上推翻前人结论，提出崭新的见解，如彭文良《苏轼<点绛唇>（闲倚胡床）编年新考》一文指出：“苏轼《点绛唇》（闲倚胡床）一词，刘崇德 、石声淮、唐玲玲 、邹同庆、王宗堂等人编于元祐五年（1090）秋，认为是写给当时的杭州通判袁毂;薛瑞生认为作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四月，乃写给胡洞微道士。这两种编年，虽各有依据，但皆有不能圆融阐释的地方。”文章从上片“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一句的特殊句式入手，结合苏轼行踪，认为该词实作于元祐七年（1092）七月，是写给赵令畤的。杨胜宽《论苏轼与王诜的交谊及“西园雅集”之争议》，对于参与“西园雅集”的人数、人员、次数以及米芾是否作过《西园雅集图》等问题，都予以重新梳理和细致辨析。张斌《眉山与栾城两个“苏味道墓”释疑》，对学术界有争议的苏味道墓归属地进行了考证，认为：苏味道墓在眉山之杨梅山，栾城为苏味道之衣冠冢，但栾城是东坡祖籍无可置疑。陆岩《关于苏轼晚年挚友元光先祖行实问题的两点看法》，针对暨南大学东方龙吟先生《苏东坡晚年挚友陆元光行实考证》一文中相关内容，提出陆元光《剑井记》作于“靖康”未必不可能，而陆蒙老字元光者其实另有其人。

在文献材料上，有的学者敏锐地关注到新的文献，如刘继增《子瞻不保其丘墓乎？——苏轼侄媳梁氏墓志铭的久佚与再现》一文，针对2018年4月随着孤本康熙《郏县志》八卷本从日本内阁书库影印回国而得以重现的苏轼侄媳梁氏墓志，梳理了其在历史上的发现、失佚和重现情况。

在研究领域的拓展方面，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接受、海外汉学研究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的一大热点，而这方面在苏轼研究中的成果尚数不多。与会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探索，如张淘的《苏轼古文在江户时代的接受与批评空间》，考察了日本江户时代对苏轼古文的接受情况，指出这种接受与其人所属的儒家流派相关，通过对苏文接受情况的梳理，能映射出江户时代各个阶段的学术思潮。

总之，与会学者们锐意创新，或开疆拓土，或旧题新论，勉力将苏轼研究向前推进，展示了本届苏轼研讨会的学术水平。

4    结语

正如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长方永江先生在《开放发展中的苏轼研究》一文中所言：“开放包容，是大海的属性，亦是苏轼、苏轼研究的品格。”在本次苏轼学术研讨会中，老中青三代学者济济一堂，既以高校教师、研究员为主体，又包括了国家和地方各级学会与研究会成员、中学教师、政府公务员、工程师、退休工人以及寺庙方丈等各界人士，研讨气氛热烈、内容广泛、特色鲜明，总体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当然，本次研讨会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个别论文选题缺少新意，表达上缺乏严格的学术规范;一些研究者在论文中对苏轼的主观崇拜之情高过了客观的事实呈现与深入的理性思辨，这些都有待于以后进一步改进。

责任编辑    盛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