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李世存
摘 要:加里·斯奈德是美国当代的荒野诗人,有深刻而独到的荒野思想和丰富的荒野实践经历。其荒野观中西交融,既有对西方荒野观念的传承,又有缘于东方文化的创新;它强调野性的价值和个体的作用,其“荒野是地方”的观念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斯奈德的荒野实践是一种用身体来感知世界的方式,是与自然万物建立一种非征服性关系的仪式化行动。斯奈德一生既留恋荒野,又有入世情怀。他致力于环境保护运动,又积极倡导文化重建,还提出了“地方文化”等一系列救治现代生态危机的主张。
关键词:加里·斯奈德;荒野思想;荒野实践;入世情怀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2095-7394(2016)05-0051-06
荒野哲学是生态批评的新视野,正在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1]19 西方荒野哲学历史源远流长,对现代环境保护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生态批评的重要理论基础。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1930-)是至今仍活跃在美国诗坛和环保界的重要诗人、散文家、哲学家和环保社会活动家,他一生深入荒野,对荒野有着深刻的体验和独到理解,其荒野思想和荒野实践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国内对斯奈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生态思想、禅宗思想、生态诗学以及他与中国山水画及古典诗歌的关系等方面。也有研究涉及其荒野思想的,如程虹专著《寻归荒野》讨论了斯奈德的荒野观[2]。另外,陈小红《加里·斯奈德的荒野观》[3]、李顺春《试论加里·斯奈德的荒野伦理观》[4]、金虹《加里·斯奈德诗歌中的荒野与文明》[5]和仇艳《回归荒野:斯奈德与罗尔斯顿荒野观之比较研究》[6]等论文论述了斯奈德的荒野观或荒野伦理。但斯奈德荒野思想中的行动主义特色却并未得到充分的关注。程虹和陈小红提到斯奈德的荒野实践,却零散而不成系统。因此,本文拟在考察西方荒野思想及其实践传统的基础上,综合研究斯奈德的荒野思想和荒野实践,力图阐明斯奈德对西方荒野观的传承与创新、斯奈德荒野实践的文化内涵及历史渊源以及斯奈德的入世情怀和文化重建设想,以期能为当代的生态文学和环境保护运动提供某种启示。
一、斯奈德对西方荒野观的传承与创新
斯奈德是美国社会东西文化交融的先驱者。他立足本土文化,兼收并蓄多元文化,吸收其中的生态智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态哲学思想。他的荒野观融合了西方荒野思想与东方文化因素,独树一帜,其内涵更为丰富,视野更为宽阔。
斯奈德的荒野观在他1990年出版的散文集《禅定荒野》(The Practice of the Wild)一书中有集中体现。斯奈德研究者墨菲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斯奈德越来越多地依赖散文的方式唤起人们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7]12《禅定荒野》自出版以来,一直被归入“自然文学”,并常与梭罗的《瓦尔登湖》作比较。在该书中斯奈德从不同方面对荒野做出阐述。他对荒野如此定义:“荒野这种地方能让潜在的野性充分发挥,各种生物和非生物在这里依其自性,繁衍生息。”他还说:“荒野就是万物一体。人类原本来自于这个整体,故而考虑重新回归其中成为一员绝不一种退化现象。”[8]11 此外,他还进一步阐述荒野:“‘荒野又暗含以下意义:混乱、情欲、未知、禁忌以及快乐与罪恶之源。从这两种意义上看,荒野是一个充满着原始力量的地方,既给人以启迪,又让人面临挑战。”[8]11 “对许多北美人来说,‘荒野指的是被官方认定的仅有地,由森林服务处或土地管理局掌管,或归属于州立公园、国家公园。……这些是整个北美大陆所保留下来的圣地。北美大陆曾经是美洲原住民非常熟悉的栖居之地,现存只有小片的土地还保留原貌。在最后残留的小片土地上,原生态的自然在悲叹、在开花、在闪烁。这类土地只占美国领土的百分之二。”[8]13-14 “荒野可能会暂时缩小,但野性绝不会消失无踪。”“自然最终不可能濒临消亡,而荒野却存在这种风险。野性坚不可摧,但我们却可能看不到它。”[8]204 从上述斯奈德对荒野的定义和阐述中可看出,斯奈德的荒野观既有对西方传统的荒野观的传承,又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受东方文化影响而作的创新。
首先,斯奈德的荒野观与西方传统的荒野观一脉相承。斯奈德认同西方传统的荒野观中关于荒野是“原生态的自然”的看法,这可见于1964年美国的《荒野法案》(Wilderness Act,1964)对荒野的定义:荒野是“土地及生命群落未被人占用,人们只是过客而不会总在那儿停留的区域”。荒野是指未被开发未受人干扰的区域。荒野区旨在“为美国人民娱乐之用,如留下来给后世之用或荒野娱乐。”[9]176 而历史上,西方的荒野观念经历了一个“从排斥到赋值”转变的过程。在西方古老的观念里,荒野常指“荒凉的”或未驯化的地区,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是残酷的、粗暴的、危险的。这一观念与许多犹太基督教传统相同,可追溯到圣经上对荒野的论述。从18世纪开始到19世纪以后,这个观念产生了极大转变,荒野逐渐变成了圣洁的伊甸园,成为象征纯净、自然、神圣的地方。美国学者戴斯·贾丁斯把殖民时代以来美国人的荒野观归结为三种模式,概括了西方传统荒野观的转变过程:第一种是清教徒模式。早期清教徒一方面将荒野视为令人恐惧而应尽量避免去的所在,是上帝放弃而魔鬼占据之处;另一方面,广袤的荒野對他们而言又意味着脱离了压迫,是可建立福地的临时天堂。第二种是洛克模式。随着欧洲殖民者在北美的成功,荒野开始被视为用于建设美好生活的资源。荒野不再被认为是危险之地而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福地,它代表着能服务于人类的极大潜力。第三种是浪漫模式。荒野象征着清白和纯洁。在此模式中,荒野是未开发和未破坏区域最后的保留地。[9]178-180 斯奈德对荒野的看法与贾丁斯所说的浪漫模式是一致的。
其次,斯奈德在西方传统荒野观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西方传统荒野观只注意到外在的荒野,而他认为还有内在的荒野,即“野性”。外在的荒野只占美国领土的百分之二,且有缩小的可能,而野性却无处不在,坚不可摧。斯奈德强调荒野的野性,他认为,野性是荒野的内在价值。梭罗在《散步》中说:“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这个世界”。斯奈德更进一步,他说,“荒野不只是‘保护这个世界,它就是世界”。[10]169 在给中国学者区鉷的信中,斯奈德说他“与其说仅仅‘醉于山,不如说是‘醉于野”。[11]35 这些表述中的“荒野”或“野”,其英文都是wildness,即野性。斯奈德认为,野性是人类与非人类的生物共享的一种特性。野性代表生命力和自由。他要从荒野中汲取“野性滋补品”,以抗争“过度的文明”。程虹指出,斯奈德将野性视为一种文化价值。这是现代社会对野性新的诠释。[2]295
再次,斯奈德的荒野思想深受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影响。斯奈德《禅定荒野》及许多诗歌、文章对荒野有许多异于西方传统荒野观的表述,如“荒野是世界”“自然是家”“自然不是‘荒
野”“荒野是人居住的地方”等。这种对荒野的理解是缘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斯奈德少年时代在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看到中国山水画,曾为之心驰神迷,觉得中国画里的山水极像美国西北部的山水,遂对中国文化产生很深的敬意,他最欣赏的是中国山水画所表现出的人与自然的包容与和谐的关系。1953年,斯奈德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东方文化和语言,受中国老师陈世骧的指点,选译唐朝诗人寒山的诗。中国的山水诗修正了他对荒野的看法。此前,斯奈德对自然的看法还局限在对自然是大山、是森林的认识上。在接触中国山水诗之后则认为,自然荒野是人类存在的家园。“它们把我从对野山的迷恋中解脱出来,用它们的方式告诉我,即便是最荒野的山也是人居住的地方。”[10]295 对东方文化的吸收革新了斯奈德对荒野的认识,形成了他中国化的荒野观,即“荒野是地方”,体现了人与自然各在其位、和谐共生的统一境界。宁梅认为,这个荒野观是对美国传统荒野观的革新。[12] 25
斯奈德的荒野观,是一种生态整体主义荒野观,它强调野性的价值,肯定荒野中个体的作用,体现出一种东西交融的境界和更为广阔的生态视野。
二、斯奈德荒野实践的文化内涵及历史渊源
美国评论家丹·麦克劳德认为,斯奈德之所以引起美国人的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其作品,而是因为他的生活经历和价值观为美国文化主流提供了一种建设性的选择。[7]10 斯奈德被誉为美国的“寒山”,掀起了美国的“背包革命”。他希望人们去野营去捕鱼,去接近自然、体验荒野。
斯奈德一生有着传奇般的荒野实践经历,对荒野情有独钟。他在《禅定荒野》中说:“我一辈子都是在荒野自然及其周围生活工作,从事探索与研究,甚至住在城市期间也是如此。” [8]117 他9岁时就常独自一人到所住的农场后面的树林中过夜做饭。12岁起就去爬童年时抬头就看得见的山顶长年积雪的大山,包括贝克山、冰河峰、雷尼尔山。不满15岁就加入成人专业登山队,是著名的马扎马斯登山俱乐部中最年轻的一位。在20岁之前的大多数时间,斯奈德都在太平洋西北部的城市和乡村间、低地与高原间往来穿梭,在荒野、特别是在大山中获得了很多经验。后来,斯奈德还在贝克山国家森林等地担任山林瞭望员,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当修路工。20世纪60年代末,斯奈德结束了在日本12年的修禅生活回到美国,定居于加利福尼亚北部的内华达山脉的乡间,与大山比邻而居。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家:“位于内华达山岭北坡,在海拔三千英尺的尤巴河流域南支之北,与默默的黑橡树、香杉、浆果鹃、绿枞、松为伍。”[10]195 他在这大山之中打坐参禅,写诗和劳动。他偶尔外出,或是到人迹罕至的西藏雪山探险,或是到旷野的阿拉斯加游历,或到广袤的澳大利亚沙漠访问,行踪所至,一般总离不开山野。[13]60
从美国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斯奈德的荒野实践是美国社会的一个传统。美国是一个在荒野中缔造的国家,荒野体验一直是美国生活的一部分。幅员辽阔未被触动的荒野成了美国丰厚的民族资产,成了最具美国地方感的经验与特征。在美国的自然文学中有一种贯穿始终的荒野实践传统。作家们不仅在作品中抒写荒野自然,表达对荒野的热爱,更在生活中投身自然,与其钟情的一片荒野自然融为一体,以获得更为深切的感悟。梭罗在康科德附近的森林中漫游、约翰缪尔在西部优胜美地的群山中跋涉、巴勒斯的东部卡茨基尔山中与鸟为伍、利奥德在威斯康星河畔农场上土地修复、艾比在西部的大漠中穿行、斯奈德在西部内华达的山中定居,荒野实践传统代代相传。对于他们来说,荒野实践不仅使他们在身体上与大地万物建立密切联系,获得一种坚实的地方感,更是在精神上得到慰藉和升华。斯奈德是当代美国社会对这种荒野实践传统最好的继承者,他对荒野实践还有着独到的理解。他认为,行走荒野是一种用身体来感知世界的方式,是伟大的探险,是一种需要全身心投入的行动。他说,“我们如同小孩一样通过步行和想象来了解一个地方,了解如何构思空间关系。地点和空间尺度必须以我们的身体及其能力来衡量。‘一英里最初是罗马人对一千步的量度标准。但乘汽车和飞机旅行,我们却不易感知空间距离。……这是亲眼观察世界的方式:用我们的身体。”[8]110 斯奈德的荒野实践不仅是身体上的行动,也是思想上的行动,更是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回归自然,是“一种具有仪式意味的行为,……是诗人重新与自然事物建立一种非征服性关系的个人仪式。”[14]79
进一步看,美国社会的这种荒野实践传统有着更深的欧洲文化渊源。徒步穿越荒野或登山是一种始自18世纪后期兴盛于浪漫主义直至当代的深具文化意义的行为。18世纪后期,人们对荒野的看法逐渐改变。荒野自然由以前令人恐惧和排斥的对象变成了审美和欣赏的对象。人们的兴趣也由咖啡屋走向了户外,走向了荒郊野地。在自然中漫游和独处成了浪漫主义作家的一种爱好和传统。“这一传统的倡导者包括了从卢梭到浪漫主义时期的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洪堡等诗人与学者。这一荒野实践既促进了具有宗教意义的自然神圣化,也促成了自然的文学化,奠定了浪漫主义时代以来诗歌与自然、诗歌与新的自然感性之间的密切关联。并由此构成了一种针对现代性、技术主义和工业化的批判传统,变成一种历久弥新的或不断恢复其自身感性立场的思想能力。”[14]91 因此,从深层意义上来看,这种有着历史文化渊源的荒野实践还是一种批判传统,一种思想能力。在荒野中行走是用身体来感悟世界,还是一种针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性思考。
三、斯奈德的入世情怀和文化重建设想
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是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出现而产生的,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实用性和介入性。美国自然文学中的荒野实践传统实是一种行动主义传统。美国的自然作家往往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行动主义者;他们既有一种出世的闲适,又有一种入世的热情。对自然荒野的热爱指引他们投身荒野实践,在荒野體验中探索对荒野的认识和感悟,而这又转化成他们荒野保护的激情和动力。他们在作品中表达自然之爱,呼唤人们的环保意识;在现实中奔走呼号,发起、参与环境保护运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环保方面不是苍白无力的泛泛而谈或形单影只的个人抗争,而是积极有效的实践和行动。他们注重以自己的环保思想,并借助社会力量来影响公众意识,进而影响政府决策,从而实现自己环保的目的。他们身体力行,参与环保运动或社会治理,许多著名的自然作家同时又是具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他们的身上体现出一种深沉的家国情怀和积极的介入意识,令人钦敬。梭罗是美国自然文学中第一个有自觉环保意识和行动主义的作家。他在短暂的一生中与自然为伴,在瓦尔登湖畔筑屋而居,远离喧嚣的人世。他宣称要做报晓的雄鸡,唤醒沉睡的世人。缪尔也是一个与荒野为邻的作家。他既有19世纪理想主义的色彩,又有20世纪科学的精神,[2]156 在实践与行动方面比前人走得更远。他竭力促成优胜美地国家自然保护公园于1890年建成,又于1892年协助建立了旨在保护内华达山岭自然环境的“山岭俱乐部”,并任首任会长。他还陪同时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游览优胜美地山谷,促使罗斯福成为一个“不是为了我们眼前利益,而是为了国家长远利益而建设这个国家”的总统。[15]179 利奥波德对荒野也有着终生的迷恋,一生都在为保护野生自然环境而奋斗。他提出“土地伦理”,倡导生态良心。他在威斯康星河畔农场上的实践则为世人示范了何为生态良心。在斯奈德身上,美国自然文学中的这种家国情怀和介入意识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斯奈德一生孜孜不倦地身体力行其荒野思想。同缪尔等前辈作家一样,他寄情荒野,在崇山峻岭之间流连忘返;又积极入世,投身环境保护运动,成为环保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年轻时就参加了生态保护与环境保护的工作,少年时期他亲眼看见冰河时期就存在的森林中古老巨大的杉树、枞树大量被砍伐。他曾说:“当这些古树的魂灵盘旋在其树桩周围时,我应该受到过它们的某种指引。”[8]131 因此,17岁时他就加入了荒野协会,订阅《幸存荒野》(Living Wilderness)杂志,并写信给美国国会呼吁拯救森林。1970年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他在科罗拉多州立学院演讲时说,生态战争“是现在唯一算是重要的战争”。1972年,他以诗人兼生态主义者的身份参加了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其报告《地球母亲》以诗歌形式刊登在《纽约时报》上,得到广泛赞许。1974-1979年,他出任加州州政府藝术委员会主席,实现了自己出仕治国的理想。近年来,他与世界各地的诗人多次举办以环保和大自然为主题的诗歌朗诵会,继续为环境保护运动贡献力量。
斯奈德深知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源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西方文化。因此,他深刻批判西方主流文化,更着眼于寻求救治现代文明危机的良方。他倡导文化重建,提出“地方文化”“重新栖居”“生态区域主义”等一系列主张,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亲身实践。
斯奈德提倡的地方文化指重建一种人类与荒野和谐共存的文化。人类扎根地方与其他人一起生活、工作形成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社区,在此生态社区上发展一种文化。而实践地方文化的过程就是一个重新栖居的过程,它“指的是小部分人走出工业社会,开始回到土地,回到地方。它要求生命对地方的忠诚,这既是道德的选择也是精神的选择”[16]191 ,它意味着“发现你在行星的地方,挖掘进去,然后从那儿开始担负责任。”[16]43 斯奈德将生态区域主义当作解决当前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途径,他主张政治界限应反映人类居住的土地,地域的一切决定都应尊崇地域的权威,地域的区分应“按照自然和文化边界而不是按主观任意的政治边界来划分”。斯奈德还提倡一种“终极民主”,它指在一个生物区域之中,万物通过代言人发出自己的声音,都能参与到与生态系统整体利益相关的决策制定中与人类一样享受民主的参政议政权利。[17]189 斯奈德的这些主张都可归结到其荒野思想之中:回归荒野、呼唤野性、荒野为万物之整体、在荒野中万物平等。斯奈德的一些主张,如生态区域主义和终极民主等,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但它们却表达了斯奈德对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展望。“尽管斯奈德具有自然政治意义或生态政治意义的‘生物区域的概念看起来像一个遥远的乌托邦,或许也包含着一种指向未来社会的福音,使之成为走出现有社会与政治观念困境的一个路标。”[14]94
四、结语
斯奈德是一个荒野诗人,也是一个沟通东西、承上启下的文化使者和身在荒野、心怀社稷的社会活动家。他的荒野观既有西方传统的因素,又有东方文化的内容,还有他在荒野中获得的独特体验。他一生情系荒野,以荒野为家。孩提时代时漫游山野,觉得远处的城市只是“风景中的一片幻影”[18]93。上大学期间中途辍学,投身荒野,“深信未来的道路不是学术殿堂而是远西部的荒野山林”[19]251。他一生在荒野中行走,体验荒野、抒写荒野、呼吁荒野保护,是当之无愧的“荒野代言人”,在生态文学和国际环境保护运动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斯奈德留恋大山,醉心于野,看到了荒野与人类万物原是一个整体。他继承了西方自18世纪后期以来形成的荒野实践传统,沿着梭罗、缪尔等前辈的脚步寻归荒野,被称为“当代的梭罗”。他不是坐在书斋里的圣人,而是具有深邃生态思想的行动主义者,在生态文学领域和环境保护运动中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他提出的一系列救治现代文明的主张虽充满空想主义色彩,却也表达出他对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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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ry Snyder is a wilderness poet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having profound and unique wilderness ideas and rich wilderness practice experiences. Snyders wilderness ideas are an integration of western and eastern culture, which exhibits both a continuation of traditional western wilderness ideas, and an innovation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eastern culture. His wilderness ideas emphasize the value of wildness and the role of individuals, and his idea of “wilderness is the place” embodies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Snyders wilderness practice is a means of knowing the world and a ritualized action of establishing a non-conquering relationship with all things in the world. All his life Snyder entertains a wilderness attachment and engagement compassion. He engages i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ovement, and actively advocates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and proposes a series of plans such as “a culture of the place” to cure the modern ecological crises.
Key words: Gary Snyder; wilderness ideas; wilderness practice; engagement compassion
责任编辑 徐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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