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教育研究综述

张 天 浩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十八大以来，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正经历着重大的变革与发展。5年来，党和国家在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力前进，为把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的同时，也不断加强着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1]这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任务的扎实推进，关键还是在于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这一基本任务。随着我国社会的改革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公民教育的研究因时而变，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与此同时，目前学界也存在着新的学术聚焦点和研究取向不明显等不足。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公民教育研究的总体现状

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于公民教育的研究，学术界、理论界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全国各大小科研单位及相关部门也举办了与公民教育相关的学术研讨会，笔谈、学术论文相继发表，学术出版物也较十八大之前更加丰富。公民教育的学术聚焦点更加清晰，并处于逐步完善之中。但另一方面，要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内专门针对公民教育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还需加强，尤其是公民教育中国化研究还比较单薄。其一，从学术论文来看，以党的十八大召开到2017年9月为时间段，通过中国知网(CNKI)以“公民教育”为题名进行检索，共有3 796条记录。进一步扩大检索范围，通过检索与“公民教育”具有较高关联性的主题词，输入“公民”共检索到64 700条记录，输入“公民身份”共检索到1 303条记录。由此可见，十八大以来，“公民教育”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还是较为丰富的，这为公民教育的系统性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有助于公民教育的专业系统化研究。但是，以上文献中，公民教育的中国化研究文献仅有17篇。其二，以学术专著的研究成果来看，十八大以来研究成果有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公共交往与公民教育》，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公民教育评论》等，均属于公民教育研究中较丰富的主题，新的学术聚焦点和研究取向不明显。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 教育研究的学术聚焦

(一)关于公民教育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

1.公民教育的含义

关于公民教育的含义，学界讨论的主要指向是公民教育该培养怎样的人，还有通过回顾国内外公民教育的历史，讨论如何继续推动中国的公民教育等，并以此为议题展开一系列讨论。有学者提出，公民教育是指通过教育生成具有以权力意识为主的公民意识、公民美德、公民行为能力的人。[2]有学者认为：“公民教育是指国家与社会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和时代的要求培养其成员的公民权利与义务知识、技能与价值观和品格的教育。”[3]还有学者认为：“公民教育是以公民的本质特征为核心，以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的一种主体性教育。”[4]有学者分析，公民教育是关涉公民资格或公民身份的教育，是旨在促进国民形成公民身份认同的教育，其实质是培养合格公民或“好公民”的教育实践活动。[5]有学者认为，公民教育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民教育是使社会共同体成员成为享有法定权利和履行法定义务的公民的活动；狭义的公民教育是提供培养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公民知识体系。中国公民教育必须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民教育,对国内外公民教育的历史回顾,不仅有利于人们认清教育的本质,而且有利于促进我国的公民道德教育。[6]

2.公民教育的内容

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对于公民教育内容体系的构建主要是以中国自身为基本依据展开讨论的，学者认为中国公民教育的内容应该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等中华民族的历史传承内容为主 。有学者指出，公民教育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有机结合，其内容也应该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以体现中华民族历史传承的内容为辅，共同互补成为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以期更好地来提升中国的国民素质。[7]还有学者指出，要正确解决公民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完成公民教育的中国化，发挥重要作用的便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文化”，所以开展当前的公民教育，还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发挥家文化的重要作用来培养中国公民。[8]也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开展公民教育，就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保持中国文化的高度自觉，以中华文化传统为根本，以“关系中的人”为立足点，以“国家—社会”的互构合作为现实支撑，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要内容进行中国的公民培养，以预制公民教育，使“公民教育”这个舶来品在中国落地生根。[9]还有学者认为，公民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对文化传统的反映，也是对文化合理性的表达，所以，表现在诉求上，便是理性精神、伦理精神和公民精神。由此，也决定了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应该由公民意识教育、公民伦理教育和公民责权教育这三部分组成。[10]还有学者总结，当前我国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政治教育、民主与法制教育、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教育、社会公德教育，教育途径和方法主要是通过开设专门的公民教育课程，融入其他课程的公民教育，将公民教育作为高校研究方向，开展相关的实践活动，通过媒体进行有关公民教育，开展公民教育理论和实践研讨会、讲座。[11]

3.公民教育的目标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中国的教育事业也面临重大改革，而这种改革的新方向和趋势体现在公民教育上便是其目标定位。有学者指出，学校公民教育应该重新培植教育理念，回到公共生活这一个体教育的原点，让个体参与学校的公共事务，使他们在学校的生活中逐步养成公民的意识，培养他们的公民品格，以养成他们的自我德性，以期成为明日的公民，并在以后的公共空间里实践公民的品格，积极地生活。[12]有学者提出，现代学校的公民教育还面临着“竞争性个人主义”所带来的问题，并针对这一问题认为应该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到学校的公共生活中，开展合作性学习，来培养学生的公民共同体精神，从而培育出更为健全的公民品格，实现学校公民教育的目标与使命。[13]有学者认为，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的是能够正确扮演现代公民角色、理性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积极公民，而从当前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考察，社会主义公民能力的培育应主要集中于公民政治能力与公民道德能力两个方面。[14]还有学者则是从宪法的角度来说明公民教育的目标，并认为公民权利的来源是基于宪法的规定，所以要培养合格的公民，宪法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提出，通过对公民进行民主与法制的公民教育路径，进而以达到培育公民养成人民主权的观念、宪法监督的意识、参政的意识，进而确立正当、合法的权利观的目标。这对于国家迈向政治文明，实现和巩固公民在宪法关系中的地位，逐步走向公民社会至关重要。[15]

4.公民教育的意义

公民教育何以必要，为什么要加强公民教育？对于公民教育的必要性和意义，有学者指出，公民教育作为现代社会的表征，是社会发展与民主政治的产物，这已然成为世界各国进行教育改革的共同趋势。而且，加强公民教育也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政治民主化速度和经济发展的水平。与此同时，在全球化潮流的推动下，中国的公民教育还存在着先天不足与后天力度不够这一不容乐观的现状，所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结合中国实际，加强中国的公民教育对于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社会民主环境，建立公平的保障体系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必要性。[16]有学者认为，公民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基本视角，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新的呼唤，也是承接传统教育与未来教育的一个新视点和新起点，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公民教育在中国的发展也是一直受到党和政府、教育理论界和教育实践界的普遍高度重视。[17]还有学者认为，要解决资本在教育系统内的逻辑冲击，使教育与国家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平衡与互动，在伦理的角度下明晰私人与公共的边界，其关键就是确立公民教育。同时，这也有利于传统社会的教育向现代社会教育的有效过渡，完成全部教育的转型目标，回应其异质性和运行逻辑带来的冲击。[18]

(二)公民教育的载体研究

从目前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来看，十八大以来，学术界认为公民教育的主要途径还是在学校教育，需要其根据历史的变化创新教育途径。对此，有学者指出，大学生社区式的公民教育是公民教育模式转型的一个重要入口，对大学生的生活方式、社交网络和价值观念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而且大学生社区将生活、社会与教育融为一体，这对于大学生的公民教育而言可谓是一个天然的基地。[19]也有学者指出，学校要对自身的资源进行有机的整合，不断发掘学校及学校周边可挖掘的各类资源为公民教育搭建了一个有效的载体，在各类的校园活动中将德育的体系向公民教育推进。[20]

(三)公民教育的困境与对策

随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推进，公民教育的发展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与困境，学界则主要是从公民教育所面临的伦理困境、价值困境与目标追求等为出发点来对公民教育在中国所出现的困境做了讨论，并提出相应对策。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体系的健全为公民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快速发展的空间。但其在中国的发展也面临伦理与价值层面的困境，主要出现的困境有：“应然规范”与“实然规范”的分裂；权利导向与责任导向的失衡；公共德性与个体善性的混淆；公共价值与公共生活的背离等等。针对公民教育在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学界提出当代公民教育应建构“应然规范”与“实然规范”、权利导向与责任导向、公共德性与个体善性的均衡体系，构筑公共生活与公共价值之间的有机联结，从而更有效地传递公共价值观念，最终实现公民教育的目标与使命。[21]还有学者则是通过分析公民教育在实践中所出现的困境来回到公民教育的内涵，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他认为，理论层面所提出的公民教育是对权利与义务、知识与实践及个体与社会这三对关系的辩证统一，但是在其实践中却又面临理念狭隘、内容片面、环境封闭以及形式单一几个方面的困境。对于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的矛盾，学者提出要深化主体意识、强化权利教育、丰富教育内容、优化教育环境、拓宽教育途径、创新教育方法的路径与对策，以期摆脱公民教育的困境，增强其教育效果。[22]还有学者认为，公民教育是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下，与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民主与法制相伴而产生的。所以，公民教育要适应中国，就与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民主法制有着密切的关系。面对这些条件的不足以及公民教育进入中国时间较短的因素，所以公民教育面临一定的困境。要解决这一困境，就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入手，使其与公民教育中的现代化教育相结合，加强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民主法制等方面的建设，为公民教育营造良好的氛围，保证我国公民教育的体制健康发展。[23]

三、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 教育问题研究的多重视角

(一)具体历史人物的公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发现十八大以来具体历史人物的公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示，越来越多地成为学术界讨论的重点和热点。有学者以胡适的生平为线索，对胡适的教育经历及他在实践教育中所提出的民主理想、理想公民、公民教育的方式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当前我国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还需要国家继续推进民主建设，同时建设民主型学校的教育路径。[24]有学者以李大钊思想的演进为依据，得出李大钊所坚持的终身教育、全民教育、物心两面改造教育、社会共建的公民教育原则；要把自由作为公民资格的核心、主张教育要与经济适应、劳工阶层是实施公民教育的依靠力量等公民教育的特色。进而为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要把青年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要注重隐性教育资源的利用与开发、要注重学生的实践活动教育、构建教育网，形成教育合力等建议。[25]还有学者以恽代英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的发展为轨迹对恽代英的公民教育思想进行了总结，并提出恽代英公民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就是改造社会与改造教育是相统一的，这也是恽代英在实践与理论的探索中提出要“养成健全的公民”这一教育改造实施方案的根本原因，而且恽代英所提出的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西方文化的这一理念，也是值得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教育体系所应该学习借鉴的典范。[26]

(二)中学课程教材与教学中的公民教育研究

学校的教材与教学是培育合格公民、进行公民教育的重要载体。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来看，当前引起学界关注较多的教材与学科是历史、思想政治与地理学科。有学者从新课程改革要求和中学生的发展与成长需要两个维度为基点，从历史学科的视角出发，结合历史学科的特点、优势以及中学历史教学的实际，探讨了中学历史教学中公民教育的理论与实施策略。[27]还有学者以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Ⅰ为例对其内容进行分析与梳理，得出现阶段中学历史教学中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有公民身份的自觉意识、权利与责任意识、国家意识、生态意识、民主与法制意识，并针对教学内容提出了公民教育当下应该以提升公民素养为着眼点，构建新的历史教学观；制定科学合理的课堂教学目标；以开展公民教育为立足点，选择和挖掘教材内容；开展有利于公民教育的历史教学实践活动的实践策略。[28]有学者以思想品德课为研究视角，对思想品德课中的公民教育、公民教育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及实施策略进行了概述。[29]还有学者以公民教育的理念和内容为依托，以《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的课程改革内容为宗旨，对地理学科自身的公民教育价值进行发掘，得出中学地理教材与公民教育的联系最为密切，而且教材内容也较为综合，所以具有独特的公民教育的价值，并围绕地理学科公民教育的内容、地理学科公民教育的内容体系构建、地理学科公民教育的内容检验展开了对《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合理性、正确性的论说。[30]

(三)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31]通过回顾公民教育在民国时期的研究历史，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鉴，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民教育。

有学者通过对民国时期诸多典型教育人士公民教育思想特点的研究，对其在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方面进行了梳理总结，提出了对当今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应加强社会公德观教育、坚持在继承与创新中发展、注重强化社会实践的重要启示。[32]也有学者选取了民国时期中国公民教育实践较为突出的北京大学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民国时期北京大学教育实践的历史梳理，来探寻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公民教育实践活动，得出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公民教育的基本方法主要有：完善公民教育的课程整合、开展形式多样的课余活动、崇尚民主自由的校园文化氛围。[33]还有学者以民国时期为考察时间段，对这一时期公民教育的演进、教育的内容、教育的途径进行分析与评价，得出了当下公民教育的实践应该要重视民间力量对教育改革的影响、公民教育的发展要联系中国实际、中国的公民教育要经历漫长的时间、合理认识传统文化与公民教育的关系、准确把握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的现代启示。[34]有学者认为，清末民初，中国的国家性质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中国的公民教育也是基于此背景发展起来的。这一时期，在理论层面，有代表性的观点有蔡元培所提出的“要立国就要先立人，要立人就必须先兴教育”，并以此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理论。在公民教育的具体实践中，国民南京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令，提出了公民教育的内容、目标及课程标准。总体看来，民国初期，在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理论工作者和政府的配合下，现代的公民教育思想开始得以确立，公民教育的内容也开始日渐丰富。[35]

(四)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回顾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与语境，对我国发展起着重大影响的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而公民教育这一西方舶来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便成为理论界关注的重要问题。通过对十八大以来“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这两者关系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发现既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以“转型代替说”和“互补借鉴说”为主。

1.转型替代说

有学者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转型为公民教育已是必然趋势，并提出要实现公民教育的转型，前提就是要加强对教师队伍的公民教育建设，充分发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资源，使其与公民教育相契合，同时也要鼓励学生要积极参与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相关的国家建设过程中，并不断为学生创造更多的社会实践机会，以提高他们的公众参与度，进而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和缓转型到公民教育。[36]还有学者则是从社会以及现实需要的角度出发提出，现如今高校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现实印证出现一定的困境，而且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需要培养现代的公民，并认为社会需要公民，处于困境之中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需要向公民教育进行必要的转型。[37]

2.互补借鉴说

针对当前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公民教育替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讨论，有学者认为，西方的公民教育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都是具有对公民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共同点。也可以说，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对中国公民进行的公民教育，并表明公民教育不能代替思想政治教育，但是可以对近代以来各民族公民教育的先进成果进行有效的吸收和借鉴，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不断发展。[38]也有学者认为，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成绩相同步，积极地融入公民教育的先进成果，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以适应中国的改革与发展。[39]还有学者提出，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虽来自于不同的社会结构，但二者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教育的内容、目标等多方面都具有一定相似性。所以，对正处于改革关键期的中国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的关系应是在坚持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体的条件下，借鉴公民教育的先进成果，以补充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转型。[40]

(五)区域公民教育研究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且在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广西地区设立了民族自治区，在香港、澳门地区实行一国两制，学术界对于这些地区的公民教育也给予了高度关注。

1.香港地区公民教育

有学者指出，新的历史时期，香港的公民教育模式也发生着新的变化。在香港中小学公民教育变迁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生活围绕学生的参与式公民教育新模式，这使得公民教育的实践也有了新的改观，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针对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文化背景，如何继续更好地推动其公民教育的发展，仍是当下中国教育改革面临的一个重点。[41]还有学者则是通过对2012年香港国民教育风波的分析得出，香港回归之前所实行的去中国意识化式的国民教育对香港公民产生了严重的误导，所以缺乏公民教育的环境。香港回归后，通过设立专门的公民教育机构，才使得香港的公民教育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不断向公民教育生活化、国际化的方向迈进。[42]

2.澳门地区公民教育

有学者指出，澳门作为中西文化的交融点，其公民教育有着独特性。他认为，中学阶段的教育对于人性格品质的养成非常关键，所以关注并加强这一时期的公民教育尤为重要。通过对澳门地区代表性学校的调研，得出了教学内容要因时而改、以爱国教育为核心的公民意识教育、情景与意识相结合、师生对话的启发式教育模式等澳门中学公民教育的基本特征，以此来作为大陆公民教育的借鉴经验，为党和国家培养接班人。[43]还有学者认为，现如今的公民教育中青少年的责任感教育非常重要，对民族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为了解澳门地区青少年的责任感教育情况而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对澳门地区400位13～29岁的青少年做了相关调研并得出的结论表明，这一年龄段的澳门公民责任感中等偏上，社会责任态度、社会责任动机、社会责任策略、社会责任内容得分较高，女性比男性社会责任感高，但是社会责任策略稍显欠缺。该研究结果对于促进澳门地区的公民教育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44]

3.台湾地区公民教育

有学者认为，台湾地区的公民教育发展相对较为成熟，其途径主要有学校教育和非学校教育，但在公民教育的实践过程中仍是以学校教育为主体。在学校的公民教育中，台湾地区的公民教育体系是比较完整的，中学以课程教育为主，大学则以议题设计为主，以培育高素质公民。其公民教育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进，主要有清末民初的中华民族传统精髓；1949以后国民政府迁台后的“大中国”认同意识；改革开放以后的形塑台湾；近年来，公民教育的内容以公民社会建构为主，以期培养台湾地区公民的全球公民意识，以参与全球公民社会。[45]还有学者认为台湾地区青少年的公民教育在经历了日本统治时期、权威统治时期、民主改革时期三个发展时期后，形成了现如今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以学生为本的社会活动实践，形式多样的教学形式，层次分明、深入浅出的公民教育教材，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的互补教学，融入台湾地区本土特色的公民教育内容等公民教育新特征。[46]

4.新疆地区公民教育

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发现，近年来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教育关注度较高的是新疆地区的公民教育。有学者指出，完善新疆地区治理体系、推进新疆地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是加强新疆地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培育工作。其中，新疆地区的公民教育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工作的重要载体，而这一载体的基础就是民族团结教育，进而以***总书记提出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三个意识”为着力点进行新疆地区公民教育的探讨。[47]还有学者则是选取了对新疆地区公民教育发挥积极作用的核心教材《新疆》为研究取向，来讨论新疆地区地方教材对新疆地区公民教育在民族自豪感、权力意识、自主意识等方面培育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而提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汉族以及不同少数民族以包容开放的心态去学习各民族优秀传统的视野教育等继续完善新疆地区的公民教育的思考。[48]

(六)不同国别的公民教育研究

发源并发展于西方的公民教育，在各国不同政体的影响下逐步形成了符合本国体制的教育模式。

1.以美国为代表的美洲地区

有学者认为，美国公民教育的发展与公民资格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公民教育也是在公民资格的发展下不断变革的。其长期以来形成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经验和教学方式，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公民的价值选择与政治情感。[49]还有学者指出，美国大学的公民教育发展相对较为成熟，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大学生公民教育的价值也在美国社会的发展推动下发生着转化。近年来，美国的公民教育呈现个人与社会相融合、生存与人文相融合、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基本特征。其公民教育模式也日趋多元，主要有学校基本的系统化课程教育模式、大学生主动参与式的社会实践模式、整合社会可用资源的社会行动模式。[50]

2.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亚洲地区

有学者指出，俄罗斯不同时期的国家治理模式决定着其公民教育的发展方向。在苏联社会主义时期，公民教育主要是以思想品德为主要内容，以训导和说教为教育途径；在叶利钦担任总统时期，公民教育的内容呈现出去意识形态化和向西方学习的特点；而在普京担任总统时期，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爱国教育的凸显和理性的重构。[51]还有学者认为，推进俄罗斯公民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公民教育中心的设置。公民教育中心所承担的课程设置、教师队伍培训、教育政策的制定等职能，极大地促进了公民教育的发展。[52]

3.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地区

有学者指出，自英国规定公民教育在中学实施开始，英国政府和相关社会组织便对其给予高度的支持和关注，并及时针对其所出现问题进行修正。学校也是按照修正条例来培养学生如何在多样性的环境下统一价值观，并形成社会的凝聚力，不断促进英国和谐社会的形成。[53]还有学者指出，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英国公民教育的核心目标则是构建多元的文化、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在公民教育权力由各王国掌握后，其公民教育的方式也更加多元，但各个王国的课程差异与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也给不同王国的公民教育带来了发展的不平衡，进而减少了青少年的社会参与热情。[54]

4.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大洋洲地区

有学者指出，澳大利亚对公民教育的关注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经过近40年的教育课程实施与改革，他们得出了在公民教育的过程中，要开展广泛性的讨论、确立明确的目标、充分把握可获取的一切有利资源、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加大对公民教育资金的投入等一系列值得我国公民改革可借鉴的经验。[55]还有学者指出，澳大利亚在学校公民教育的阶段，非常注重不同学科之间的渗透与结合以及教育目标的阶段性培养，而在教育内容方面则主要是以传统文化和爱国教育为主，其教育方式则是学校和社区教育相结合的方式。[56]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公民教育的研究展望

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民教育进行了探讨与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但总体来看，学界还需要对其做出进一步的探索与拓展。

(一)增加交叉学科研究，拓宽研究广度与深度

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学等学科，研究的内容相对较为单一。虽然有不少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教育进行探讨与分析，但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还有待拓展。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教育内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文化、政治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等方面，天文、艺术、物理等教育内容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其实，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公民教育的内容方面，不仅需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还需要加强以自然学科为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教育。又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教育内容形成的前提就是汲取国外公民教育的内容与模式，实现公民教育中国化，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教育的理念、内容及模式又是如何实现中国化的？

(二)加强各地区的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

由于中国的地理区位、民族分布和教育资源等存在差异性，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教育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与各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但在当前的研究中仍以中外公民教育对比研究为主，而对于各地区之间的公民教育现状及实证研究较少。尽管有学者对个别地区的公民教育做了研究与分析，然而就整体而言，对各地区的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提升。目前主要集中在对香港、澳门、台湾及新疆地区的研究，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等的公民教育研究及其比较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

(三)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拓展研究视角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教育的途径和方法研究而言，学术界当前主要都是采用教育学的研究视角，以课堂教育为主阵地，来研究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教育的内容进行大众化，而借鉴传播学、翻译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方法展开探讨的成果相对不多。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教育的内容如何通过翻译传播走出中国，如何在跨文化、跨语言、跨民族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华民族文化在语言上的重新表达来提高国际对中国文化、中国基因的吸收与民族化，甚至纳入其民族公民教育的内容等。这些问题的探讨与研究则会涉及话语转化及话语力量的研究视角，可以借鉴传播学、翻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这些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不仅可以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教育的研究视角，而且还有助于改善以往研究中理论分析与实证调研结合不密切等研究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