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花儿”学术研究述评

荆 兵 沙

(渭南师范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秦地文化研究】

近百年“花儿”学术研究述评

荆 兵 沙

(渭南师范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花儿”近百年学术研究分为拓荒期、发展期、深入期和转型期等四个时期，在自由民主的学术争论中，“花儿学”体系建立；经过诸多前贤不断努力，“花儿”研究成果引人注目；多学科、跨学科、多维度研究，提升了“花儿”研究层次，拓宽了“花儿”研究领域；国外学者的关注与研究，使“花儿学”国际化。

“花儿”；花儿学；学术史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不仅有青海、甘肃、宁夏和新疆等地区的学者关注“花儿”的田野调查与研究，而且东部地区的学者也热衷于“花儿”的田野调查和文本研究，甚至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外学者也到西北研究“花儿”。当前学者大都认为“花儿”研究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笔者认真梳理、归纳了近百年来的“花儿”研究历史，认为“花儿”的研究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花儿”研究的拓荒期——20世纪20年代起到50年代末期。第二阶段：“花儿”研究的发展期—— 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70年代末期。第三阶段：“花儿”研究的深入期——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20世纪末期。第四阶段：“花儿”研究的转型期——21世纪初至今。与三阶段论不同，21世纪初以来许多博士、教授以“花儿”为选题，从多学科、跨学科角度研究“花儿”；学者反思“花儿”研究得失的文章不断见诸报端；由青海、宁夏等地政府党委宣传部组织有关专家编辑出版了系统整理当地研究“花儿”的成果等，这标志着“花儿”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一、“花儿”的四个阶段及其特点

(一)拓荒期

“花儿”研究的拓荒期是在“五四”时期科学和民主思潮影响及中国新民俗形成的背景下逐渐兴起的，这一时期主要以介绍和搜集“花儿”为主。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组织成立了“歌谣研究会”。1925年3月15日出版的《歌谣周刊》上，发表了地质学家袁复礼的《甘肃的歌谣——“话儿”》，并将袁先生搜集到的30首“花儿”刊登在第2版至第6版，袁文介绍了“话儿”的词曲特点、流传地区及演唱方式等，袁文是公开介绍“花儿”的第一篇文章，尽管文中有诸多不足，但其筚路蓝缕之功不能忽视。

1940年，张亚雄编著的《花儿集》由重庆青年书店出版，该书是第一部专门研究“花儿”的专著，是第一部“内容丰富也有深度的专书，是现代花儿研究的第一块碑石”[2]。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分为十章，每章之下又分若干小标题，重点探讨了什么是“花儿”，“花儿”的历史文化背景、“花儿”的艺术特征，“花儿”的文学意味。“花儿”的流派及结构等，下编分30个主题，内容精选了483首西北“花儿”歌词，加上上编词例，全书共收录“花儿”唱词653首，其“包罗之广，数量之巨，前所未有”[2]。《花儿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开启了“花儿”研究的新时代。

40年代至50年代末期，甘肃和青海等地的学者开始收集整理“花儿”，出版的“花儿”集有10余部之多，其中以朱仲禄选编的《花儿选》，甘肃省文化局、甘肃文联编，唐剑虹、周健整理的《甘肃民歌选(花儿)》和达玉川选编的《青海花儿选》等为代表，为“花儿”研究保存了珍贵的资料。

(二)发展期

“花儿”研究的发展期是在张亚雄的《花儿集》影响下展开的。这一时期除了继续搜集“花儿”歌词外，研究者渐渐摒弃“花儿”是低俗文学的观念，更多学者开始关注“花儿”，开始研究“花儿”。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花儿”的起源、“花儿”的价值、“花儿”的艺术特点等。

“花儿”研究的发展期，以刘凯、黄荣恩、赵存禄、孙殊青、朱刚和王浩等先生为代表。黄荣恩发表了《青海“花儿”的来龙去脉》，文中主要讨论青海“花儿”的流行地区、民族，“花儿”的称谓，“花儿”的格律和“花儿”的演唱形式等，未能真正探讨“花儿”的来龙去脉。基于此，赵存禄发表了《“花儿”的来龙去脉再探》，探讨了“花儿”的源流，提出“花儿”起源应当早于“发音清晰的语言产生”之前，将“花儿”分为西宁派、河州派、洮岷派和宁夏派等。孙殊青发表了《试谈“花儿”的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针对赵文和孙文的观点，刘凯先后撰《可信的和可疑的——〈花儿的来龙去脉再探〉读后》等文章，文中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见解，推动了“花儿”讨论向纵深发展。其后，朱刚的《“花儿”语言的音乐美》、汪曾祺的《“花儿”的格律——兼论新诗向民歌学习的一些问题》和王浩的《“花儿”的格律与流派——与〈“花儿”的格律〉一文商榷》等文章，在互相激烈的争论中，“花儿”的格律、流派和语言特点等问题逐渐得以明晰，这为后来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个阶段的“花儿”搜集和整理工作，由拓荒期的点滴搜集发展为大规模的搜集和整理，由个人喜好式搜集转变为理性的全面搜集和整理。其中，“花儿”歌词集主要有《青海民间文学资料·花儿资料专集》《青海花儿曲选》《莲花山花儿选》《好不过毛泽东时代》(《临夏花儿》第一集)、《幸福的大道共产党开》(《临夏花儿》第二集)等等，尽管这些歌词集中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但其为“花儿”研究辑录了珍贵的资料。

(三)深入期

“花儿”研究的深入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复苏发展和文化日渐繁荣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十年，“花儿”研究处于停滞期。“文革”结束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逐渐繁荣，学术研究渐渐受到重视，“花儿”研究日渐回暖。这一时期，“花儿”已经摆脱了文学的附属，研究范围和研究领域日渐广泛，学者开始构建“花儿学”的体系。“花儿学”体系构建，标志着“花儿”研究走向深入期。

学者们主要围绕“花儿”的源流、“花儿”名称的由来、“花儿”的体系或流派、“花儿”的内容、“花儿”的修辞手法、“花儿”的族属、“花儿”的曲令、“花儿”歌词中蕴含的民俗事象、“花儿”的演唱技巧、“花儿”的文化内涵、“花儿会”、“花儿”歌手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发表了系列论辩文章，八十年代初，以柯杨的《花儿溯源》、李林的《花儿源流两题》、杜亚雄的《怎样追溯花儿之源》和《花儿古今谈》、周梦诗的《花儿体系浅说》、卜锡文的《试论花儿的体系与流派》、刘凯的《试论花儿的特点、流派与格律——兼与汪曾祺同志商榷》、朱仲禄的《“花儿”名称的我见》、张谷密的《论“花儿”的旋律特点及艺术规律》、张文轩的《河州花儿的押韵特点》等为代表。学者们各抒己见，讨论针锋相对而又充满学术自由气氛，甘肃、青海等地学者将这些论争文章结集成册，先后出版了《少年(花儿)论集》《花儿论集》《花儿论集2》和《花儿论争集》等，推进了“花儿”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随着讨论的逐步深入，以赵宗福、郗慧民、柯杨等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力图构建“花儿学”的理论体系，出现了多本“花儿通论”或者“花儿概论”式的著作。1989年，郗慧民的《西北花儿学》全书三十余万字，详细考察了什么是“花儿”、“花儿”的类型、“花儿”的流布、“花儿”的内容、“花儿”的艺术价值、“花儿”的艺术构思、“花儿”的语言运用、“花儿”的格律、“花儿”的渊源、“花儿”的演变、“花儿”的曲令及“花儿”歌手等。[3]赵宗福的《花儿通论》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讨论了什么是“花儿”、“花儿”的源流、“花儿”歌词的格律、“花儿”的社会内容、“花儿”的音乐艺术和花儿会等，下编探讨了“花儿”演唱与歌唱家及歌手、“花儿”的整理研究和“花儿”的革新与发展等。全书结构严谨，观点新颖，材料翔实。深入探讨“花儿”歌词的格律、“花儿”的音乐艺术和花儿会等，第一次大篇幅关注花儿歌手研究和花儿的整理研究等。诚如孟维在该书序中言：“(《花儿通论》)通贯花儿产生、发展、演变和研究的全部历史，尽可能地集以往研究成果之大成，第一次从对‘花儿’的局部介绍进入整体性研究，由单纯的民歌描述进入文化认识，将‘花儿’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4]1《花儿通论》为“花儿”研究提供了样板或范式，确立了“花儿学”研究的体例。屈文焜的《花儿美论》中集中讨论了“花儿”的空间系统、“花儿”与伊斯兰文化的关系、回族传播“花儿”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花儿”的性爱主题及其文化渊源、“花儿”的悲剧精神、“花儿”交错韵的美学意义、“花儿”的节奏和“花儿”的修辞等[5]，阐发了诸多新的见解，对“花儿”的深层研究具有推动作用。王沛的《河州花儿研究》被誉为“花儿研究史上新的里程碑”，著作中讨论了“花儿”的渊源和流布、“花儿”的内容、“花儿”的艺术表现、“花儿”的语言特点、“花儿”的唱词格律、“花儿”的曲调特点、“花儿”的演唱、“花儿”的会场与歌手及“花儿”的搜集、研究和创作等。[6]刘凯的《西部花儿散论》辑录了作者多年研究“花儿”的成果[7]，展示出作者的睿智与勇气，文中求实的探索精神和求真的质疑精神值得敬佩。书中首次系统关注“花儿”歌词中的方言现象，专设《河湟“花儿”方言现象例释》一章，讨论语音中的方言异读问题、方言词汇问题和方言中的一些特殊结构等，有助于读者理解“花儿”歌词，或许由于作者不是当地人的缘故，书中部分方言现象分析有误，但这并不影响作者对“花儿”研究的贡献。“花儿学”体系的建立及“花儿”著作的不断问世，推动了“花儿”研究向纵深发展。

这一时期，“花儿”搜集整理工作在前期的基础上，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地学者搜集整理的“花儿”歌词集有二十余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宁夏分会编选的《宁夏花儿三百首》和宁夏固原县文化馆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宁夏分会联合选编的《六盘山花儿两千首》，实现了宁夏“花儿”选本重大的突破。铁学林和马玉琪等主编的《新疆回族传统花儿》辑录了流传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的百余首“花儿”，打破传统“花儿”选本的排列方式，首次选取以尾字、衬词等排列方式，该书是第一部系统整理新疆昌吉地区“花儿”集的选本，为全面研究“花儿”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此外，还有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有关部门选编的《临夏花儿选》(第一、二集)，康乐县文化馆编印的《莲花山花儿》，郗慧民选编的《西北花儿》，雪梨、柯杨等编选的《西北花儿精选》等。其中《西北花儿精选》是作者集三十余年的功力，精选而成，用字准确，释义正确，是“花儿”选本中的上乘之作。[8]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间文学全国编辑委员会全面启动了《中国歌谣集成》编纂工程，给“花儿”歌词搜集带来了又一“春天”。1996年，《中国歌谣集成·宁夏卷》率先出版。

随着“花儿”研究的不断深入，“花儿”歌词集整理梳理日益增多，学者们开始打破省市界限，成立“花儿”研究会，组建“花儿”学术研究机构，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共同探讨“花儿”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1981年5月，青海省花儿研究会成立，下设“花儿”文学研究组和“花儿”音乐研究组等。同年7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甘肃分会、甘肃省花儿研究会、甘肃省群众艺术馆在兰州召开了首届“花儿”学术讨论会，来自北京、上海、新疆、宁夏和青海等地40余位学者云集一堂，会议中首次提出了“花儿学”的概念，“花儿学”有两层意义可以理解：一是研究“花儿”的学问；二是以“花儿”为研究对象的学问。“花儿学”概念的提出将“花儿”研究提升至学科的层面上[1]，开启了 “花儿”研究的新时期。

伴随着国内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花儿”的影响力渐趋增大，传播范围日益广阔，八十年代初，国外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花儿”，“花儿”研究走向国际化。1984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凯瑟·劳瑞(Kathryn Lowry)撰写了题为《语言、音乐和仪式：论中国西北的优秀民歌“花儿”》的学士学位论文。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兼音乐系教授赵茹兰、日本东京大学大木康等出席“甘肃省第三届国际‘花儿’学术讨论会”。哈佛大学的赵茹兰发表了《莲花山花儿会：关于民歌演唱程式之研究》和《谈“花儿”程式表演的自发性》等文[9]，运用新的理论解读“花儿”和“花儿会”。除美国学者外，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学者同样关注“花儿”，发表了系列研究文章，出版了相关研究著作，柯杨的《花儿研究在国外》一文中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国外学者“花儿”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拓宽了“花儿”研究的领域，值得国内学者借鉴。

(四)转型期

“花儿”研究的转型期是在学科交叉融合和学术反思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花儿”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热烈讨论，到20世纪末突然变得格外“冷清”。正如郗慧民指出：“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这段研究高潮过去之后，接续它的却是一片冷冷清清的寂静，‘花儿’研究工作从此‘塌火’了。对此，我曾与一些‘花儿’研究者交谈过，回答几乎是完全一致的：该研究的问题已基本研究过了，要说的话也差不多说光了。”[10]究其原因，前期的“花儿”研究多限于文学角度，缺少多学科参与和跨学科视野，尤其是民俗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缺席，导致了“花儿”研究裹足不前，成为一个无法突破的瓶颈。21世纪初，许多教授、博士生和硕士生参与到“花儿”研究队伍中，他们以独特的专业性和崭新的理论视角，从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等学科角度研究和解读“花儿”，出现了许多“花儿”研究的新成果，标志着“花儿”研究迈入一个新的时期。

这一时期代表性的专著有：李雄飞的《河州“花儿”与陕北“信天游”文化内涵的比较研究》分为四编十六章，通过河州“花儿”与陕北“信天游”文化内涵的比较研究，指出“花儿”与“信天游”之间，既存在共同处，又存在相异处，揭示出环境与经济决定着民歌的内容，民族与文化等赋予民歌的特点，政治影响着民歌的盛衰等。作者认为环境、经济、民族及文化等因素对民歌文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强调对民歌研究最终必然要落实在民歌创造者的研究之上。[11]《文化视野下的山歌认同与差异——以河州“花儿”与陕北“信天游”比较为个案》全书分五编十二章，在文化人类学视野下，比较了河州“花儿”与陕北“信天游”，认为山歌文化是人类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的凝聚体，是多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产物。作者指出对于某种山歌的研究应该首先从歌词曲调开始，其次要深入民间歌手的内心世界之中，再次需深入到山歌文化之中，最后应当深入到与山歌相关的自然、社会、文化和人的之中。[12]张君仁的《花儿王朱仲禄人类学情景中的民间歌手》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主要记述花儿王朱仲禄的生活历程和艺术生涯，中编运用解释学、文化人类学、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知识，在民间歌手领域的实验性基础上进行理论建构，下编以乐谱形式辑录了朱仲禄演唱的“花儿”曲令。[13]张文以“文化环境、文化标志物和文化承载者”三位一体的观察角度，重视文化传承者的中心地位，在多学科视野下，进行微观和专题研究，将“花儿”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领域。

除多学科、跨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外，这时期学者们采用新的方法研究“花儿”，不断拓宽“花儿”研究的领域，丰富“花儿”研究的成果。其中如：郗萌的《花儿民俗辞典》，首次在语言民俗的视阈下审视“花儿”，可惜文中错讹较多，但这种研究的视角值得肯定。罗耀南的《花儿词话》，文中以赏析式的笔法，揭示出“花儿”的精妙、传神之处，展示出“花儿”的魅力所在。徐治河的《中国花儿文化编年史略》和魏泉鸣的《中国“花儿”学史纲》，秉承古人“述而不作”的文风，以编年史的体例对中国花儿文化史进行整理，文中记录了诸多“花儿”研究的史料。尽管文中有诸多不足，但这种辑录“花儿”研究史的形式丰富了“花儿学”研究的内容，为后学研究“花儿”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这时期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柯杨的《莲花山花儿程式论》《听众的参与和民间歌手的才能——兼论洮岷花儿对唱中的环境因素》，前者以帕里—洛德口头诗学理论为体系，探讨莲花山“花儿”的创作程式类型、莲花山“花儿”的对唱程式对歌手即兴创作的影响及程式规限下民间歌手的创造性等。[14]后者以程式理论为纲，分析环境因素对民间歌手创作、情感激发、情感交流等方面的重要意义。[15]李言统的硕士论文《中国民歌的口头传统研究——“花儿”和〈诗经〉的程式比较为例》，运用口头程式理论，通过“花儿”中存在的程式分析，辅以《诗经》的程式为例证，从程式按一种能动的、多样的词语模式构筑诗行到运用主题和“兴”进行的程式创作，作者在同一结构层面上比较，认为程式是分析中国民歌的有效方式之一，是中国民歌创作和传承的重要手段。闫国芳的博士学位论文《乡土社会视阈下的花儿研究》，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文化人类学知识，研究“花儿”生成的各种因素、“花儿”的传承发展及演唱传统中形成的各种仪式和规范等。阿进录的《“牡丹”——一个“花儿”经典意象的文化分析》，文中采用文化人类学、文艺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以“牡丹”为例，指出“花儿”的比兴意象不只是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同时具有特殊的历史内涵，具有深刻的文化象征意义。赵宗福的《西北花儿的文化形态与文化传承》，文中指出“花儿”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有其独特的地理生态、民族历史和民俗文化等传承语境，在这些传承语境下，形成了歌词格律、曲式结构等文化形态。“花儿”自产生以来，其文化形态在民间以口头的形式得以传承和发展。[16]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杨沐发表了系列文章，审视“花儿”研究存在的问题，反思“花儿”研究应该具备的理论和方法等。《从花儿研究现状思考中国民歌研究中的问题》一文，认为“花儿”研究者选题与视角狭隘，所持观点陈旧、单一，缺乏人类学的实地考察和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当代理论与实践脱节，甚至对理论的误解和误用等问题，致使“花儿”研究缺乏一手资料，学者大都采用二手甚至“三手”资料，观点雷同，描述相似，以讹传讹现象屡见。许多研究仅仅从现有的“花儿”歌词中梳理和探讨历史、语言、民俗、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线索便得出结论。同时，由于缺乏人类学的考察意识，研究者的采风活动，时常侵犯当地百姓的民俗禁忌。[17]杨文鞭辟入里，言语犀利，见解独到，对“花儿”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堪称新时期“花儿”研究总结反思的代表之作。

伴随着“花儿”研究的转型与反思，“花儿”搜集整理亦呈现出综合性、专业性的特点。王沛主编的《中国花儿曲令全集》中收编360首“花儿”，是作者从多年来收集记录的3000余首“花儿”中精心挑选之作，是一部跨省区、跨民族、经典性的“花儿”作品全集。季绪才主编的《岷州爱情花儿精选》、马正元选编的《青海土族花儿曲选》等，可以称为这时期的上乘之作。中国民间文学全国编辑委员会编辑的《中国歌谣集成·甘肃卷》《中国歌谣集成·青海卷》《中国歌谣集成·新疆卷》(上下)等陆续出版，将“花儿”搜集整理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同时由政府党委宣传部组织有关专家编写出版了《青海花儿大典》《宁夏花儿精粹》等综合性著作。《青海花儿大典》60余万字，分为综述、“花儿”词选、“花儿”曲令、“花儿会”、“花儿”演唱传承人、“花儿”创作、“花儿”研究等七个部分，书中“花儿词选”和“花儿曲令”部分弥足珍贵，辑录了众多“花儿”唱词和曲令，是迄今为止研究青海“花儿”最权威，最全面的资料。[18]《宁夏花儿精粹》80余万字，书中集“花儿”令调、“花儿”歌词、“花儿”传承人风采、“花儿”研究论文、“花儿”创作歌曲、“花儿”诗词和“花儿”剧等之大成。既有原汁原味的原生态“花儿”，又有推陈出新的新“花儿”；既是“花儿”历史衍变的时空聚焦，也是“花儿”表现形式的多样呈现；既保留了宁夏“花儿”的诸多唱词，又展现了宁夏“花儿”的最新研究成果。[19]内容丰富、真实、权威，是研究宁夏“花儿”的重要资料。

二、“花儿”研究存在的不足

“花儿”研究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了许多不足，笔者认为，“花儿”研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青海、甘肃、宁夏和新疆等地区的“花儿”研究者曾辑录了许多“花儿”歌词，陆续出版发行。大多数“花儿”采录者不谙方言，往往把一些字写错、音注错、义释错，有碍于对“花儿”思想内容的理解，有损对“花儿”情趣的体味。若任其以讹传讹，那么“花儿”的传承，令人堪忧。土族、撒拉族和青海贵德、湟源汉藏杂居区及甘南藏族自治州与汉语接触地方的“花儿”中都存在“风搅雪”现象，“风搅雪花儿”其实就是在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别是不同民族语言接触并相互影响的结果。然而，目前“花儿”研究者对这种语言接触和融合现象关注不够。

第二，“花儿”流行于中国西北的九个民族，其中有信仰儒释道的汉族，有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土族、裕固族，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大部分民族有自己的语言，但九个民族共同用汉语演唱“花儿”，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并不多见，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究竟为何，学界对此探讨不多。研究者对“花儿”中兼载的文化现象挖掘不深入。语言兼载着文化，文化在语言中打上烙印。“花儿”语言中兼载着丰富的文化现象，而学界对此关注相对较少。

第三，“花儿”研究存在低水平、重复性现象。纵观近百年来“花儿”研究史，部分“花儿”研究者漠视“花儿”研究已取得的成绩，重复性研究成果屡见不鲜。还有部分研究，处于较低水平。跨学科、多角度及多维度研究仍显薄弱。以往学者多侧重于“花儿”思想内容、修辞方法、艺术手法等文学层面的探讨，缺乏跨学科、多角度及多维度的研究。

第四，对“花儿”传承人的研究及关注不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它是一种“活态文化”。“活态文化”只有靠人来传承，才能延续，才能代代相传。[20]从传承的意义上说，“随着老歌手的相继去世，不少优美动听的民歌也随之而去。一个民间艺人的消失，往往就是一个民族博物馆的消失”[21]。因此，研究“花儿”，必须关注“花儿”传承人的精神世界，聚焦他们对“花儿”的体悟与理解。

第五，经济利益的驱动，商业的思维模式，扼杀了“花儿”的本源。如今学术界研究存在一个怪圈，谈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学者们总会疾呼要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力度，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包装和推销，使其转化为经济效益。殊不知，文化如果遭受经济的过度浸染，往往会失去文化本源，成为经济的附属品和殉葬品。关于“花儿”的传承和保护，多数学者仍走不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范式，如果长此以往，那么“花儿”的传承令人担忧。

第六，“花儿”接受史研究不足。“花儿”的研究史亦是“花儿”的接受史。研究“花儿”的接受史，不仅可以透视民族的心路历程，而且有助于了解社会的思想变迁和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当前，学术界对“花儿”接受史研究尚显不足。

“花儿学”已国际化，转型期理应在国际化的视域下审视近百年“花儿”研究的得失，以期不断推进“花儿学”研究。

[1] 闫国芳.“花儿”研究概述及学术思考[J].昌吉学院学报,2005,(4):51-54.

[2] 乔建中.花儿研究第一书——张亚雄和他的《花儿集》[J].音乐研究,2004，(3) :19-28.

[3] 郗慧民.西北花儿学[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

[4] 赵宗福.花儿通论[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

[5] 屈文焜.花儿美论[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

[6] 王沛.河州花儿研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

[7] 刘凯.西部花儿散论[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

[8] 雪犁,柯杨.西北花儿精选[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

[9] 赵茹兰.谈“花儿”程式表演的自发性[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9，(3)：69-73.

[10] 郗慧民.“花儿”研究与“花儿学”[J].西北民族研究,2002，(4)： 11-12.

[11] 李雄飞.河州“花儿”与陕北“信天游”文化内涵的比较研究[M].兰州:民族出版社,2003.

[12] 李雄飞.文化视野下的山歌认同与差异[M].兰州:民族出版社,2005.

[13] 朱仲禄.花儿王朱仲禄——人类学情景中的民间歌手[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

[14] 柯杨.莲花山花儿程式论[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6):59-64.

[15] 柯杨.听众的参与和民间歌手的才能——兼论洮岷花儿对唱中环境因素[J].民俗研究,2001，(2) :44-60.

[16] 赵宗福.西北花儿的文化形态与文化传承[J].西北民族研究,2011，(1):117-127.

[17] 杨沐.从花儿研究现状思考中国民歌研究中的问题[J].音乐研究,2004，(4):23-35.

[18] 吉狄马加.青海花儿大典[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

[19] 蔡国英.宁夏花儿精粹[M].银川: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2012.

[20] 薛正昌.黄土地上的“花儿王”——马生林花儿及宁夏花儿的保护[J].宁夏社会科学,2008，(3):115-118.

[21] 张晓农.原生态民歌与民族文化生态保护[N].光明日报,2005-09-09(6).

【责任编辑朱正平】

A Review of about a Century’s Academic Research of “Huaer”

JING Bing-sha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Weinan 714099, China)

There are four periods of academic research about “Huaer” for nearly a century, including the pioneer period, the development period, the in-depth period and the transition period. In the liberal and democratic discussion, “Huaer” system was established. With so many predecessors constantly working hard on this, the results of “Huaer” research were amazing. The level of “Huaer” research was promoted, and the area broadened after multidimens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he attention of foreign scholars and research on this makes the “Huaer” globalized.

“Huaer”; “Huaer” theory; academic history

H172

A

1009-5128(2016)15-0021-06

2016-03-20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部地区戏曲歌谣语言文化研究(13&ZD119)

荆兵沙(1977—)，女，陕西蒲城人，渭南师范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语言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