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秦蜀一体论及其影响

梁 中 效

(陕西理工大学 两汉三国文化研究所，陕西 汉中 723001)

【《史记》所载地域文化研究有奖征文连载】

司马迁的秦蜀一体论及其影响

梁 中 效

(陕西理工大学 两汉三国文化研究所，陕西 汉中 723001)

秦蜀一体的“大关中”是秦汉帝国的发祥地和走向全国、世界的前进基地。“耕牧河山之阳”的司马迁，对以大关中为核心的西部地区进行过系统的考察，奠定了秦蜀一体论的历史地理基础。秦汉发祥与“天府之国”，是秦蜀一体的两大文明硕果。“一带一路”与“文化两司马”，是秦蜀一体的两大文化硕果。

司马迁；《史记》；秦蜀一体

中华文明的发展繁荣，在地域空间上可以分为汉唐西部时代与明清东部时代。而汉唐盛世立国的基础是秦蜀“天府之国”，其“秦蜀一体论”的总结奠定者正是司马迁。在当前国家实施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战略的背景之下，本课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天文星象：“昴、毕间为天街，主国界也”

中华大河农耕文明，从西周开始形成了“敬天保民”的天人合一思想，形成了久远而发达的天文学传统。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自许的司马迁，在正史中首列《天官书》认为：“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第五。”[1]

司马迁认为中华天文星象的分界线就在秦陇、巴蜀之间，恰好与山川地脉的秦岭南北分界线重合。

司马迁认为黄帝、高阳、高辛、唐尧、虞舜五帝与夏商周三代，先后传承天文星象之学，“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1]。张守节《正义》引张衡云：“文曜丽乎天，其动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阳精之宗；月者，阴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有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谓之北斗；四布于方各七，为二十八舍；日月运行，历示吉凶也。”[1]在以北斗、四象、二十八宿构成的天文星图上，西方白虎七星。古人认为苍龙、朱雀、灵龟﹙玄武﹚、白虎皆“王者嘉瑞，故列宿象焉”[2]2126。

司马迁认为，西宫星宿中，“昴、毕间为天街”。《索隐》文耀钩云：“西宫白帝，其精白虎。”《宋中兴天文志》：“石氏云，西宫白帝，其精白虎为七宿。奎象白虎；娄、胃、昴，虎三子也；毕象虎。”[2]2126在西宫众星中，“昴曰髦头，胡星也，为白衣会。毕曰罕车，为边兵，主弋猎。其大星旁小星为附耳。附耳摇动，有谗乱臣在侧。昴、毕间为天街。其阴，阴国；阳，阳国”。《索隐》孙炎云：“昴、毕之间，日、月、五星出入要道，若津梁也。”《正义》：“天街二星，在毕、昴间，主国界也。街南为华夏之国，街北为夷狄之国。土、金守，胡兵入也。”《集解》孟康曰：“阴，西南，象坤维，河山已北国；阳，河山已南国。”这里的“河”就是黄河，“山”即秦岭，也就是天象中的“昴、毕间为天街”，对应地上的秦岭、黄河。河、山的东南是农耕文明，河、山的西北是游牧文明。也就是以龙门—碣石一线为分界线，即“天街二星，在毕、昴间，主国界也”。 司马迁认为：“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阳则日、岁星、荧惑、填星；占于街南，毕主之。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阴则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正义》：“河，黄河也。山，华山也。从华山及黄河以南为中国也。”郑樵在《通志·天文略》中云：“昴、毕间二星曰天街，三光之道也。主伺候关梁。张衡云：‘主国界也。’街南为华夏，街北为夷狄。”[3]469西汉王朝，在汉武大帝时代的强盛，正是促进了“天街”南北的秦陇、巴蜀一体化，并以此为基地，在中华文明史上第一次成功地整合了农耕、游牧两大文明，自信豪迈地沿着丝绸之路，走向世界！

二、地脉山川：“东北流， 其维，首在陇、蜀”

司马迁是中国地理和区域科学的鼻祖，是中国区域经济与区域文化学科的奠基者；《史记》是中国地理与区域文化的百科全书。[4]1司马迁《史记》在中国地理与区域文化方面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秦蜀一体论”。

首先，秦蜀一体的“山西”经济区，山河壮美。《史记·货殖列传》说：“夫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这里所说的“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也就是秦汉时期农业和畜牧业的四个基本经济区。秦蜀一体的“山西”名列四大经济区之首，关键在于山川壮美、环境优美，经济文化发达。“山西”经济区内部，山水相连，分为关中盆地、陇右高地和秦巴山地、四川盆地四大板块。关中盆地最发达，“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分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四川盆地中的成都平原也极为富庶，“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长安与成都，是“山西”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和经济发展引擎。[5]横亘在关中与四川两大盆地之间的秦巴山地，有多条山间栈道沟通南北，最著名的是“褒斜道”。“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关中与蜀中的西部屏障是陇右高地，“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这四大地理单元共同构成了秦汉时期的“大关中”，是全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更为重要的是，“大关中”雄踞河、渭、江、汉四大河的上游，居高临下，虎视东方。《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范雎对秦昭王曰：“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车骑之众，以治诸侯，譬若施韩卢而搏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也。”可见秦的强大统一，得山川地利之势，“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

其次，秦蜀一体的“山西”文化区，山河神灵优美。三代之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6]162。秦蜀居高临下，神明聚集之地，“天道多在西北”[6]212。故《史记·封禅书》云：“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在司马迁看来，秦汉能以“大关中”之地统一天下，其中的奥秘之一，就是得益于河山之助。《史记·六国年表》说：“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秦国由弱变强，得山川神灵之助，有着压倒关东六国的文化自信。“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执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因此，大秦帝国建立之后，改变了三代以来天子祭祀名山大川，重“山东”而轻“山西”的格局。《史记·封禅书》云：“昔三代之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自五帝以至秦，轶兴轶衰，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礼损益世殊，不可胜记。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秦朝建立起了以“大关中”为核心的山川祭祀体系：“于是自殽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华山，薄山。薄山者，衰山也。岳山，岐山，吴岳，鸿冢，渎山。渎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临晋；沔，祠汉中；湫渊，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祷塞，如东方名山川；而牲牛犊牢具珪币各异。而四大冢鸿、岐、吴、岳，皆有尝禾。”在全国上榜的名山大川中，“大关中”的名山大川共计11个，超过“山东”的7个，更值得注意的是，黄河、长江与汉江三大河横贯东西，但祭祀地点均在大关中境内，河祠临晋(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沔祠汉中(今陕西汉中市汉台区)、江水祠蜀(今四川成都市)。“霸、产、长水、沣、涝、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而无诸加。”渭河、泾河等咸阳周围的河流，虽非大山，但因地属关中而受到国家祠祀。西汉建立后，基本上继承了秦朝的山川祭祀体系。汉文帝十三年(前167)，下诏曰：“其河、湫、汉水加玉各二；及诸祠，各增广坛场，珪币俎豆以差加之。”《正义》言：“二水祭时各加玉璧二枚。”证明汉代江河祭祀基本与秦朝相同。秦汉帝国皆以大关中为本位，奉行“山西”超越“山东”的名山大川祭祀策略，以树立、推广和认同王朝的文化自信，使秦蜀一体的“大关中”，真正成为“神明之隩”。

三、统一建国：“秦用雍州 兴，汉之兴自蜀汉”

秦汉王朝皆以秦蜀一体的“大关中”为基地，自西向东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宏大事业，所谓“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汉王建都邑，渭水对青门。”所不同的是，秦朝由北向南，打通秦蜀，统一天下；汉朝由南向北，消灭三秦，统一全国。“大关中”的百二河山，成为秦汉帝国虎视东方的战略基地。

司马迁将历史资料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得出了“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说：“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司马迁在总结三代以来的中华文明成就时，得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结论，即秦蜀一体的“大关中”，是秦汉王朝的发祥地。对这一结论，司马迁在《史记》的不同篇章中皆有论述。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分析了秦由弱变强的客观因素，即秦岭南北，一山(秦岭)两盆(关中盆地、四川盆地)，形势险要，易守难攻。“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但仅靠山川地利之险，也可能坐以待毙。秦能统一天下，关键在秦穆公之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加快了秦国崛起的步伐。“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商鞅变法之后，秦国走上了富强之路。“孝公既没，惠王、武蒙故业，因遗册，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秦惠文王的最大贡献，就是吞并巴蜀，打通秦蜀，将秦岭南北的成都平原与关中平原做为击败六国的战略基地。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人，是司马迁的祖先司马错。当时，权臣张仪主张伐韩，大将司马错则力主伐蜀。《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司马错的主张说：“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秦惠文王采纳了司马错的意见，起兵伐蜀，于二十二年(前316)吞并巴蜀，完成了地域上的秦蜀一体，加速了秦国富强的步伐，“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夺取巴蜀，实现了秦国控制黄河、长江上游的战略目标，向东南可以“浮江攻楚”，包抄楚国，向东北可以“远交近攻”，逐鹿中原。“南兼汉中，西举巴蜀”，这不仅是秦国崛起道路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更是中华文明史上“西部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司马迁的祖先司马错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说商鞅变法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政治经济基础，那么司马错伐蜀则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地理地利基础。从此之后，秦国背靠高原，中据盆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虎视东方。如果说司马迁的“秦蜀一体论”有家学渊源，其源自于司马错。因此，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罗列司马氏家族的文化谱系时，格外强调了司马错。“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如果说“秦蜀一体”，是秦统一天下的历史地理因素和政治舞台，那么同样是拥有“秦蜀一体”的大秦帝国，为何二世而亡呢？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着重分析了秦朝灭亡的原因。首先，秦始皇迷信“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然后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谿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其次，秦始皇迷信“霸道”，未能施行仁义“王道”。“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迷信武力，废弃王道，外强中干，虽有百二山河，也难免灭亡的命运。“然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西汉王朝的建立，在文脉“道统”和王朝“天统”上，直接继承了大关中地区的周文化。《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第八。”大汉雄风，愤发有为，《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云：“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史记·高祖本纪》太史公曰：“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秦蜀一体的“大关中”，不仅为刘邦集团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沃土，而且给汉初君臣奉献了奋发有为、开拓进取的精神，“汉中开汉业”，使这里成为真正的汉家发祥地。

四、天府之国：“栈道千里，维褒斜绾毂其口”

中国最早的“天府之国”是指秦岭南北的秦中、汉中、蜀中三个盆地。“天府”的发明者是战国纵横家苏秦。《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对秦惠文王说：“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天府，释义为天子的府库，比喻某地物产丰饶。《索隐》：“周礼春官有天府。郑玄曰：‘府，物所藏。言天，尊此所藏若天府然。’”高诱注云：“府，聚也。”

首先，项羽放弃了秦蜀“天府之国”，导致覆亡的命运。“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项羽，最终被刘邦击败，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未定都关中，依周秦之利，据上流之便，凭建瓴之势，控制全国。实际上项羽集团深知秦蜀一体的“大关中”是战略要地，不能将它封给先进入关中的刘邦，故以秦岭为界，肢解“大关中”，将刘邦封为“汉王”，以秦岭南面汉中、巴蜀立国；然后，封秦的三个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于关中盆地为“三秦王”，堵住刘邦进入关中、争雄中原的通道，将其困在闭塞的西南。以此来破解秦蜀一体的兴王之地，安心做西楚霸王。《史记·苏秦列传》记载，项羽与范增等人“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此时，也有人提醒项羽定都关中，“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羽不仅未采纳这一建议，还杀了议论他的人，将战略要地大关中的发展机遇给了刘邦。

其次，刘邦抓住了秦蜀“天府之国”，奠定胜利的基础。刘邦集团很早就认识到秦蜀一体的重要性，在进入关中盆地的同时，派郦商占领了汉中、巴蜀。《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载：郦商“别将攻旬关，定汉中”。《索隐》：旬关“在汉中旬阳县，旬水上之关。”刘邦被封为汉王后，又让张良厚遗项伯，争取汉中地，拿到了进入关中的跳板。《史记·留侯世家》记载：“汉元年正月，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王赐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项王乃许之，遂得汉中地。汉王之国，良送至褒中，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曰：‘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乃使良还。行，烧绝栈道。”张良回到东方，“说项王曰：‘汉王烧绝栈道，无还心矣。’乃以齐王田荣反，书告项王。项王以此无西忧汉心，而发兵北击齐。”由此看来，在未进入汉中、建立汉国之前，刘邦君臣已基本形成了躲避锋芒，立国汉中，麻痹项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消灭三秦，争雄天下的战略。西汉王朝建立后，刘邦借口游云梦，控制了楚王韩信，田肯对刘邦说：“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田肯之言，说明了秦汉王朝利用秦中、汉中、蜀中“天府之国”，统一天下的奥秘。

再次，张良、刘敬等人主张定都在“天府之国”，有利于西汉的稳定繁荣。刘邦击败项羽后，因其身边文武功臣皆山东人，都主张定都洛阳，下层拉车人刘敬大胆献策刘邦，主张定都关中。《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刘敬言：“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由于刘敬出身低微，犹豫未决的刘邦征询张良的意见，张良也力主定都关中。《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言：“(洛阳)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刘敬、张良都将大关中视为“天府之国”，这里被山带河，四塞险固，背负西部胡苑之利，据有盆地物产丰饶，高屋建瓴，虎视东方，为秦汉王朝的统一建国、发展繁荣贡献巨大。

第四，贯通秦中、汉中、蜀中“天府之国”的经济文化大动脉是千里栈道。[7]战国时期，铁器的普遍使用，为秦巴山地栈道的开凿、架设创造了条件。司马错伐蜀成功，得益于褒斜道、金牛道的开凿。到秦昭王时朝，栈道贯通秦蜀“天府之国”，使关东诸侯更加畏惧秦国。《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蔡泽对秦昭王说：“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对秦蜀栈道考察之后，得出了褒斜道“天府之国”大动脉的结论。秦中与蜀中互动，“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除褒斜道外，陈仓道(故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汉武帝时期将故道与褒斜道相提并论。开凿水陆联运的褒斜道，《史记·河渠书》记载：“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问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天子以为然，拜汤子卬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虽然山东与山西互动的水陆联运大动脉未能实现，但褒斜道在“天府之国”内部的南北大通道地位更加巩固。

第五，秦中、汉中、蜀中不仅是全国最繁荣的经济区，而且是“丝绸之路”通向远方的基地。秦汉王朝最发达的水利工程在秦蜀“天府之国”，使秦中、汉中、蜀中成为全国最繁荣的经济区。秦国在秦中修“郑国渠”、在蜀中修“都江堰”，汉朝在汉中修“山河堰”，使秦岭南北的三个盆地成为旱涝保收的粮仓和全国最繁荣的经济区。[8]因此，经济区内部有极强的抗灾害能力。汉高祖二年(前205),“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9]28。《史记·河渠书》记载：汉武帝时期，山东发生黄河水灾，一方面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另一方面“下巴蜀粟以振之”，秦蜀“天府之国”在全国第一经济区的地位名副其实，“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汉武帝凭借“天府之国”的综合实力，派张骞开辟丝绸之路。张骞成长在秦蜀交通咽喉的汉中，极为熟悉西北与西南的风土民情与物产资源，为他开辟西北丝绸之路、发现西南丝绸之路创造了条件。《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宛之迹，见自张骞。张骞，汉中人。”“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邛竹杖、蜀布，推测由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通大夏；武帝命其以蜀郡(治所在成都)、犍为郡(治所在宜宾西南)为据点，派遣四路秘密使者，分头探索通往身毒的道路。

五、结语

秦蜀一体的“大关中”是秦汉帝国的发祥地和走向全国、世界的前进基地。长安(咸阳)与成都是秦汉西部文明的双子星座。

司马迁“耕牧河山之阳”，对以大关中为核心的“山西”地区进行过系统的考察，“北自龙门至于朔方”，“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这一切为他提出并完善秦蜀一体论奠定了历史地理基础。

天文星象与地脉山川，西北与东南的分界线“天街”，对应的地脉分界线就是秦陇、巴蜀之间的秦岭。“昴、毕间为天街。其阴，阴国；阳，阳国。”“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农耕与游牧文明的融合，正是秦蜀一体化的内涵。

秦汉发祥与“天府之国”，是秦蜀一体的两大文明硕果。“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前者确保了秦汉的统一建国，后者确保了秦汉的发展繁荣。

“一带一路”与文化繁荣。秦蜀一体的“大关中”在汉武大帝时期，孕育了“一带一路”与“文化两司马”两大文化硕果。“一带”，即秦中、汉中、蜀中三个盆地为载体，以长安、成都为中心的西部文化带。“一路”，即以“一带”为基地的丝绸之路，包括以长安为起点的北丝绸之路，以成都为起点的南丝绸之路。“文化两司马”，即史学大家司马迁与文学大家司马相如。鲁迅先生说：“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10]49司马迁由长安到成都，司马相如由成都到长安，他们在长安与成都之间画出了一道美丽的文化彩带，点亮了秦蜀一体的文化灯塔。[11]

[1]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 [宋]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 [宋]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5．

[4] 吴宏岐，王元林．司马迁与中国地理[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5] 梁中效．汉代的长安与成都的文化交流[J]．唐都学刊，2009，(1):6-11.

[6] [春秋]左丘明．左传[M]．长沙：岳麓书社，1997．

[7] 梁中效．司马迁对秦蜀栈道的体验与书写[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21)：60-66.

[8] 梁中效．司马迁与中国水文化[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5)：8-13.

[9]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10]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1] 梁中效．司马迁的西部历史文化观[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6):21-25.

TheIntegrationTheoryofQin-ShuandItsInfluence

LIANG Zhong-xiao

(Institute of Han Dynasties and Three Kingdoms Culture,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723001, China)

Qin-Shu Integration, or Guanzhong, is not only the cradle of Qin-Han Empire, but also makes an excellent base for its distribution across the whole country and the world. Sima Qian, who grew up “between the Yellow River and Qinling Mountains”, made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western region, the core of which is Guanzhong. His comprehensive study laid th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foundation of Qin-Shu Integration Theory.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Qin-Han Empire and “the land of abundance” are two great civilization achievements of Qin-Shu Integration, while “The Belt and Road” and “Sima Qian and Sima Xiangru” are two great cultural achievements of Qin-Shu Integration.

Sima Qian; Historical Records; Qin-Shu Integration

K207

A

1009-5128(2017)21-0021-06

2017-08-27

梁中效(1961—)，男，陕西武功人，陕西理工大学两汉三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与文学研究、区域文学与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朱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