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之“书”探源兼论褚少孙补写《史记》的方式

李 科 平

(渭南师范学院 莫斯科艺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史记》文本研究】

《史记》之“书”探源兼论褚少孙补写《史记》的方式

李 科 平

(渭南师范学院 莫斯科艺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作为一种特定的著史体例，“书”虽首见于司马迁《史记》中的“八书”， 但在其来源问题上，学界却有不同的看法，甚至还存在一定的争议。当前，有关《史记》之“书”的来源问题主要有四种说法：一是《史记》之“书”仿自《礼经》；二是《史记》之“书”出于《尔雅》；三是《史记》之“书”源于诸子百家；四是《史记》之“书”始于《尚书》。此外，在讨论《史记》之“书”来源问题的时候，褚少孙补写《史记》的说法也经常被人提到。从有关资料来看，褚少孙的补写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给司马迁的原著增添故事情节；二是在司马迁原著的基础上，顺着历史事件的发展趋势继续往下写；三是摘录现有的文献补写《史记》的篇目。

司马迁；《史记》；八书；文化渊源

如同本纪、世家、列传、表一样，“书”也是《史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的写作体例之一。关于《史记》中“书”的含义，尽管《正义》说：“天地位，日月明，四时序，阴阳和，风雨节，群品滋茂，万物宰制，君臣朝廷尊卑贵贱有序，咸谓之礼。五经六籍，咸谓之书。故《曲礼》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1]1157但从《史记》分类著史的做法及其本纪、世家、列传、表、书的体例、内容与形式来看，《正义》的说法还有待商榷。作为不同的著史体例，《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表、书各有所重，“本纪”是为帝王立传，“世家”是为诸侯立传，“列传”是为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立传，“表”是以表格的形式简明地记录重大事件，“书”则专门记述有关礼乐、律历、天文、地理、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历史。显而易见，在《史记》中，本纪、世家、列传、表、书的内容与形式虽各不相同，但在语义学的层面上，其都有“记录”之义。故而，八书之“书”并不同于五经六籍之“书”，前者为动词，有“书写”“记录”之义，后者为名词，其义为“成套的书籍”。《史记》中的“书”与司马迁之后史书中的“志”有相同的含义，在《汉书》中，班固改“书”为“志”，“志”与“誌”在古代通用，皆为“记录”之义，如《索引》曰：“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此之八书，记国家大体。班氏谓之志，志，记也。”[1]1157今天，人们对八书之“书”的含义及“书”作为《史记》组成部分的正当性虽然已有广泛的认同，但由“书”所引发的争议依旧不少，甚至有些争论不仅比较激烈而且在短期内可能还难以达成共识，如《史记》“书”体及《礼书》的来源问题。

一、有关《史记》之“书”来源问题的主要说法

作为一种特定的著史体例，“书”体虽首见于司马迁《史记》中的“八书”，亦即《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等篇目，但这种著史体例的来源，学界却有不同的看法，甚至还存在一定的争议。当前，关于《史记》“书”体的来源问题主要有以下四种看法：

(一)司马迁《史记》之“书”仿自《礼经》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无论是司马迁《史记》之“书”，还是班固《汉书》之“志”都是仿自《礼经》，如《史通·书志》云：

夫刑法、礼乐、风土、山川，求诸文籍，出于《三礼》。及班、马著史，别裁书志。考其所记，多效《礼经》。且纪传之外，有所不尽，只字片文，于斯备录。语其通博，信作者之渊海也。原夫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名目虽异，体统不殊。[2]136

在刘知几看来，司马迁所说的“书”、班固所说的“志”、蔡邕所说的“意”、华峤所说的“典”、张勃所说的“录”、何法盛所谓的“说”，虽名称不同，变化也比较大，但若探本溯源，就不难发现它们都是由司马迁之“书”演化而来的，而司马迁之“书”又仿自《礼经》，故而各种说法大同小异，其体例与宗旨是一致的。

(二)司马迁《史记》之“书”出于《尔雅》

与刘知几相似，宋代史学家郑樵也认为司马迁所说的“书”、班固所说的“志”、蔡邕所说的“意”、华峤所说的“典”、张勃所说的“录”、何法盛所谓的“说”大同小异，其实质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不过，在“书”“志”来源问题上，郑樵的看法与刘知几截然不同。郑樵不仅认为“书”、“志”是史书体例中最难把握的部分，而且还认为“书”“志”“意”“典”“录”“说”既根源于《尔雅》，也未能超越《尔雅》，如《通志二十略·总序》云：

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不比纪、传，纪则以年包事，传则以事系人，儒学之士皆能为之。惟有志难，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晔、陈寿之徒，能为纪传，而不敢作表、志。志之大原，起于《尔雅》。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余史并承班固谓之志，皆详于浮言，略于事实，不足以尽《尔雅》之义。[3]5

在郑樵看来，班固的《汉书》虽将司马迁《史记》之“书”更名为“志”，后世各史又均承袭班固曰“志”，但往往只是泛泛而谈，在语言辞藻上花费的笔墨很多，在具体事实的陈述上花费的笔墨却比较少，故而，班固及其之后的“志”还不足以充分体现《尔雅》的求实宗旨。在著史方面，郑樵非常反感堆砌繁杂琐碎的文辞，而不注重具体事实陈述的做法，他认为：“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此臣之所深耻也。”[3]4从《通志二十略·总序》全文来看，郑樵之所以对司马迁《史记》及其“书”“表”大加赞扬，对班固《汉书》及其“志”不无指责，原因无非是司马迁重视具体史实的陈述，并关心历朝典章制度的沿袭与变化，而班固不但未能继承司氏著史的优良传统，而且有反其道而行之的嫌疑——长于言辞，却略于事实。

(三)司马迁《史记》之“书”源于诸子百家

清代杰出史学家章学诚虽对刘知几的看法持肯定态度，认为司马迁《史记》之“书”与班固《汉书》之“志”可能源自《礼经》，但对郑樵的看法持否定的态度，认为“书”“志”源自《尔雅》的说法不太靠谱，如《文史通义·亳州志掌故例义上》云：

司马迁氏绍法《春秋》，著为十二本纪，其年表列传，次第为篇，足以备其事之本末；而于典章制度，所以经纬人伦，纲维世宙之具，别为八书，以讨论之。班氏广为十志，后史因之，互有损益，遂为史家一定法矣。昔韩宣子见《易象》《春秋》，以谓周《礼》在鲁。左氏综纪《春秋》，多称礼经。书志之原，盖出官《礼》。《天官》未改天文，《平准》未改食货，犹存《汉书》一二名义，可想见也。郑樵乃云“志之大原，出于《尔雅》”，非其质矣。然迁、固书志，采其纲领，讨论大凡，使诵习者可以推验一朝梗概，得与纪传互相发明，足矣。[4]811

尽管章学诚并不否定“书”“志”源自《礼经》的说法，但他的看法与刘知几的观点也不完全相同，章学诚说：

自沈、范以降，讨论之旨渐微，器数之加渐广。至欧阳《新唐》之志，以十三名目，成书至五十卷，官府簿书，泉货注记，分门别类，惟恐不详。《宋》《金》《元史》繁猥愈甚，盈床叠几，难窥统要。是殆欲以《周官》职事，经礼容仪，尽入《春秋》，始称全体。则夫子删述《礼》《乐》《诗》《书》，不必分经为六矣。夫马、班书志，当其创始，略存诸子之遗。《管子》《吕览》《鸿烈》诸家，所述天文地圆官图乐制之篇，采掇制数，运以心裁，勒成一家之言，其所仿也。马、班岂不知名数器物，不容忽略，盖谓各有成书，不容于一家之言，曲折求备耳。[4]811-812

在章学诚看来，司马迁《史记》之“书”与班固《汉书》之“志”是在继承战国诸子百家传统的基础上自创并成为一家之言。章诚学之后，也有不少人认为《史记》的旨趣与诸子百家相近，如高步灜的论文《史记太史公自笺证》云：“故其旨趣，与子家相近，而非若后世之史，沾沾于簿记之者。”[5]30程金造《史记管窥》云：“始余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常向高先生请问《史记》中事。先生一日尝言：‘大约《太史公书》，是借史事为题材，其性质与诸子务治之者相近。’”[6]1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云：“司马迁用一生精力所写成的伟大著作《太史公书》，即后人所称的编于廿四史首部的《史记》。这是一部继承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传统的私人著述。”[7]127阮芝生的博士论文《司马迁的史学与历史思想》云：“先秦诸子，各名一家，西汉去战国未远，司马迁承战国诸子遗风，其所著书亦‘成一家之言’，故《史记》虽是史书，而带有子书性质，它不是官书的‘记注’，而是私人的‘撰述’，所以才说‘藏诸名山’，‘传之其人’。”[8]406高步灜、侯外庐与阮芝生的观点基本相同，即《史记》的旨趣与诸子百家相近，程金造的回忆也间接证实了高步灜在此问题上的立场。

(四)司马迁《史记》之“书”始于《尚书》

关于司马迁《史记》之“书”的起源问题，除上述三种说法之外，现代学者程金造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程先生认为，司马迁《史记》之“书”是由《尚书》扩充而成的。《史记管窥》云：“然《史记》八书之名，太史公之前，实已有之，则《尚书》是矣。八书类列之叙述，盖因《尚书》之篇扩而充之……太史公之著史，绍法《春秋》，估其八书之体例，当仿自《尚书》。其名目同，其类列之书事亦同。如《河渠书》之篇，以河为经，诸渠为纬，从禹之治水叙起，迄于战国、秦、汉水利渠田之事，则固为继《尚书·禹贡》之后，而仿自《禹贡》者也。《尚书·典尧》所言律历、祭祀、巡狩、谷殖之事，太史公著八书则皆为之专，扩而广之。”[9]20在此基础上，程先生还通过引言与列举事例，以证明他的判断，在引证《尚书·典尧》中有关天文历象之事的语句后，还引用尚镕《史记辨正》中的句子，以支持其判断，程先生说：“故尚镕《持雅堂集·史记辩证》卷三曰：‘《天官书》，原出《典尧》’，此说是也，盖八书中《律书》、《历书》、《天官书》，可谓均仿自《典尧》中天文历象之事。”[9]21与此同时，程先生还通过列举具体的例证，以证明《礼书》《乐书》《封禅书》均仿自《尚书·典尧》，程先生说：“《典尧》所述巡省柴祀之事，则是《史记·封禅书》之所由仿也……《典尧》所言天地人之礼，则是《史记·礼书》之所由仿也……《典尧》所言为乐之事，则是《史记·乐书》之所由仿也……《典尧》所言食货之事，则是《史记·平淮书》之所由仿也”[9]21-22他又说：“又《史记》八书中之《礼》《乐》《律》三书乃后人所补。太史公原书真象虽不可知，然以其它五书及今所补者推之，要为仿之《尚书》也。”[9]22从程先生列举的事例及其解说来看，他的判断主要来自于对《史记》八书所写之事与《尚书》所记之事的对比分析，而这种对比分析又是基于二者内容的相似性。

有关《史记》之“书”的来源问题，除上述说法之外，刘知几在《史通·书志》中还提到了洪饴荪的“源于《世本》说”，章学诚的“源于《周礼》说”，陈汉章的“断从《史通》的说法”，刘知几说：“郑樵《通志略》认为《史》《汉》的《书》《志》，其体例源出于《尔疋》；洪饴荪《史目表》说是源出于《世本》；章学诚《礼教》《丙辰劄记》又以为源出于官礼，即《周礼》；陈汉章《史通补释》则断从《史通》的说法。”[2]137此外，有关褚少孙补写《史记》的说法也是对《史记》之“书”来源问题的一种回答。在《史记》之“书”的来源问题上，之所以有如此众多的说法，主要是因为各人的关注点及其依据不同，其说法难免就会有所不同。从上文所引的有关语句来看，刘知几的《史通·书志》是从著史体例与宗旨的角度，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司马迁《史记》之‘书’仿自《礼经》”的说法；郑樵《通志二十略·总序》是从著史的文体风格与宗旨的角度，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司马迁《史记》之‘书’出于《尔雅》”的说法；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卷七·亳州志掌故例义上》是从著史的旨趣与风格的角度，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司马迁《史记》之‘书’源于诸子百家”的说法；程金造《史记管窥·〈史记〉体例溯源》是从内容对比的角度，在论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司马迁《史记》之‘书’始于《尚书》”的说法。《史记》之“书”来源问题上的诸说并存，一方面，这种现象说明学界在此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另一方面，众说并存本身也意味着对此问题的研究还有继续开展的必要性，相关说法还有待深入分析。当前，在谈到《史记》之“书”来源问题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褚少孙补写《史记》的问题。尽管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还不尽相同，甚至还存在争议，但由于这一问题与《史记》之“书”来源问题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去讨论一下褚少孙是以何种方式补写《史记》的。

二、褚少孙补写《史记》的方式

关于褚少孙补写《史记》的情况，赵翼曾明确指出，除了班固提到的十篇之外，褚少孙还给《史记》中的不少篇目增添了新的内容，赵翼说：“然细按之，十篇之外尚有少孙增入者。”[10]7由于褚少孙的补写也是《史记》之“书”的来源之一，故而，在谈到《史记》之“书”来源问题的时候，人们往往免不了要论及褚少孙补写《史记》的问题。从相关资料来看，褚少孙补写《史记》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给司马迁的原著增添故事情节或事件；二是在司马迁原著的基础上，顺着历史事件的发展趋势继续往下写；三是摘录现有的文献补写《史记》的篇目。

(一)直接给司马迁的原著增添新的故事情节或事件

直接给司马迁的原著增添新的故事情节或事件是褚少孙补写《史记》的一种比较常见的方式，增添部分常缀于各传之后，并以“褚先生曰”或正文之下空一字再列举补写内容的方式，以明显区别于司马迁的原著，如：

如《外戚世家》增尹、邢二夫人相避不相见，及钩弋夫人生子，武帝将立为太子，而先赐钩弋死。又卫青本平阳公主骑奴，后贵为大将军，而平阳公主寡居，遂以青为夫等事。《田仁传》后，增仁与任安皆由卫青舍人选入见帝，二人互相举荐，帝遂拔用之等事。又《张苍》、《申屠嘉传》后，增记征和以后为相者，车千秋之外，有韦贤、魏相、丙吉、黄霸，皆宣帝时也；韦元成、匡衡则元帝时也。此皆少孙别有传闻，缀于各传之后，今《史记》内各有‘褚先生曰’以别之。其无‘褚先生曰’者，则于正文之下另空一字，以为识别。此少孙所补显然可见者也。[10]7

(二)在司马迁原著的基础上，顺着历史事件的发展趋势继续往下写

这种做法除了顺着原来的情节或事理逻辑往下写之外，有时甚至会把发生在司马迁身后的事情也会补写进《史记》，如：“又有就史迁原文而增改者。《楚元王世家》后叙其子孙有至地节二年者，则宣帝年号也。《齐悼惠王世家》后，叙朱虚侯子孙有至建始三年者，则成帝年号也。此亦皆在迁后，而迁书内见之，则亦少孙所增入也。”[10]7由于这种方式补写的内容与原著的区别不太明显，故而若不仔细推敲就不容易识别补写的部分。因此，读者容易产生《史记》中何以有司马迁身之事的疑问。不仅如此，《史记》中的某些错讹之处，也是由褚少孙补写中的失误导致的，如：

《史记·匈奴传》，太初四年，且鞮侯单于立。其明年，浞野侯亡归。又明年，汉使李广利击右贤王于天山，又使李陵出居延，陵败，降匈奴，则天汉二年也。又二年，汉使广利出朔方，与匈奴连战十余日，广利闻家已族灭，遂降匈奴，则应是天汉四年事。然《汉书·武帝纪》，天汉二年，李陵降匈奴，与此传同。而广利之降则在征和三年，距天汉四年尚隔七年，殊属歧互。不知者必以史迁为及身亲见，与班固事后追书者不同，自应以《史记》为准。然征和元年巫蛊事起，二年太子斩江充，战败自杀，而广利之降，则以太子既死之明年。广利出击匈奴，丞相刘屈氂饯于郊外，广利以太子既死，属屈氂劝上立昌邑王为太子。昌邑王者，广利妹李夫人所生子，广利甥也。此语为人所告发，帝遂诛其家，广利闻之，乃降匈奴。是广利之降在卫太子死后，而太子之死实在征和二年。此等大事，《汉书》本纪编年记载，断无差误，则广利之降必不在天汉四年明矣。再以《汉书·匈奴传》核对，则李陵降匈奴以前，皆与《史记·匈奴传》同。陵降后二年，广利出兵，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无所得，乃引还，并未降匈奴也。又明年，匈奴且鞮侯单于死，狐鹿姑单于立，是为汉太始元年。狐鹿姑立六年，遣兵入寇上谷、五原、酒泉，汉乃又遣广利出塞，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闻妻子坐巫蛊事被收，乃降匈奴。计其岁年，正是征和三年之事，与《武帝纪》相合。则知《史记·匈奴传》末所云天汉四年广利降匈奴者，非迁原本也。迁是时目击其事，岂有错误年岁至此！盖迁所作传，仅至李陵降后二年，广利出塞，不利引还，便止。(迁《自叙》谓讫于太初，则并在陵降匈奴之前。)而褚少孙于数十年后，但知广利降匈奴之事，不复细考年代，即以系于天汉四年出兵之下，故年代错误也。可知史记十篇之外，多有少孙所窜入者。”[10]7-8

(三)摘取《史记》的原文补写其他的篇目

除了上述两种补写方式之外，赵翼还提到了褚少孙补写《史记》的第三种方式，即利用《史记》的“互见法”特征，摘取《史记》的原文补写其他篇目或另立篇目，如：

又案史公自序作《武帝纪》，谓：“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举封禅，改正朔，易服色，故作《今上本纪》。”是迁所作《武纪》，凡征匈奴，平两越，收朝鲜，开西南夷，以及修儒术，改夏正等事，必按年编入，非仅侈陈封禅一事也。今少孙所补，则系全取《封禅书》下半篇所叙武帝事，遂以作《武帝本纪》。凡《封禅书》中所云今上，皆改曰武帝。(中尚有一“今上”字未改。)其文字稍异者，惟亳人谬忌，《武纪》改云“薄诱忌”；少翁以书置牛腹中，天子识其手书，《武纪》改云“天子疑之，有识其手书者”而已。《武纪赞》亦全用史公《封禅书》后文，无一字改易。因思少孙所补，大概多钞录旧文，不必自作。如《龟策传》内，宋元王与卫平论龟之文，皆是韵语，此必掌故中本有此文字。其后所云“首仰、首俛，足开、肣开”之类，亦是当时龟卜成法，特少孙钞入以补缺耳。至《扁鹊仓公传》，虽非少孙所补，然淳于意答文帝诏问之语，所治何人，所疗何症，自成一篇，亦必当时有此现成文字而钞入者，使史迁为之，必不如此琐屑。窃意《扁鹊传》史迁原文也，《仓公传》亦少孙钞入者也。[10]9

在赵翼看来，褚少孙补写的《武帝本纪》《仓公传》《龟策传》都不是其独创，《武帝本纪》与《仓公传》分别摘录于司马迁的《封禅书》与《扁鹊传》，《龟策传》则是摘录当时的龟卜成法而成。

赵翼列举并分析褚少孙补写《田仁列传》《张苍列传》《申屠嘉列传》《楚元王世家》《齐悼惠王世家》《匈奴列传》《武帝本纪》《仓公列传》《龟策列传》的例子，无非是想证明其“褚少孙补史记不止十篇”的观点。不仅如此，在赵翼看来，褚少孙补写《史记》应该是众人皆知的事情，即使班固在《汉书》中只说《史记》有十个“有录无书”的篇目，而不言及褚少孙补写《史记》之事，但从《汉书》中的一些篇目来看，褚少孙补写《史记》的情况，班固也应该是了解的，且班固采用褚少孙补写资料的事情，还有具体的例证：“按史公《自叙》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是史公已订成全书，其十篇之缺乃后人所遗失，非史公未及成，而有待于后人补之也。班固作《迁传》，但云十篇有录无书，而不言少孙所补。然班书内燕王旦等封策及平阳公主以卫青为夫等事，皆采少孙语入列传，则知少孙所补久附《史记》并传矣。”[10]8-9

褚少孙补写《史记》的说法虽然也存在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即使这种说法合理也不能否定其他人介入《史记》补写、完善之事的可能性。今天，每当提及《史记》补写之事的时候，人们仍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褚少孙。如若褚少孙补写《史记》的说法为真，那么就不可否认，褚少孙的补写无疑是对《史记》的再创造，其意义无疑是重大的，其影响无疑是深远的。故而，在其影响下，别人介入《史记》的补写与完善之事也不是没有可能。因此，《史记》作为一部流芳百世的史学巨著，后世对它的完善与再创造绝不止一人一时。在此问题上，赵翼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史记》中的有些篇目既非出自司马迁之手，也非出自于褚少孙的补写，而是其他人补写或改写的结果，如：

《史记·田儋传赞》，忽言蒯通辨士，著书八十一篇，项羽欲封之而不受，此事与儋何涉而赞及之？《司马相如传赞》谓“相如虽多虚词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骋郑卫之音，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云云。按雄乃哀、平、王莽时人，史迁何由预引其语？此并非少孙所补，而后人窜入者也。《汉书·相如传赞》正同，岂本是班固引雄言作赞，而后人反移作《史记》传赞耶？《外戚世家》叙卫子夫得幸之处，不曰今上而曰武帝，此或是少孙所改耳。[10]10

显而易见，在赵翼看来，对《史记》的补写绝非褚少孙一人。总之，无论是《史记》中“八书”的来源问题，还是“八书”之外，《史记》其他篇目的补写问题，其答案可能都不是唯一的。因此，在众说并存的情况下，为了深入理解《史记》，我们不仅了解各种说法及其实质与依据，而且又要把《史记》看作一个整体，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看待这一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地走近《史记》。

[1]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唐]刘知几.《史通·书志》新校注[M].赵吕甫，校注.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3] [宋]郑樵.总序[M]//[宋]郑樵.通志二十略.王树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

[4] [清]章学诚.亳州志掌故例义上[M]//[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5] 高步灜.史记太史公自笺证[J].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1):30.

[6] 程金造. 史记管窥·自序[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7]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8] 阮芝生.司马迁的史学与历史思想[D].台北：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1973.

[9] 程金造.《史记》体例溯源[M]//程金造.史记管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10] [清]赵翼.廿二史劄记校证[M].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

OntheSourceofShuinHistoricalRecordsandtheWayofChuShaosun’sSupplementofHistoricalRecords

LI ke-ping

(Moscow Art School,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Weinan 714099, China)

As a specific written history system, Shu is found firstly from Sima Qian’s Historical Records, but the academia has different opinions on its source, and there is even some controversy. There are four main arguments of Shu’s source at present. Firstly, Shu imitates Lijing. Sceondly, Shu is from Erya. Thirdly, Shu is from achievements of our predecessors. Fourthly, Shu is from Shangshu. From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there are three ways of Chu Shaosun’s supplements. Firstly, he added a storyline to sima Qian’s original work. Secondly, on the basis of Sima Qian’s original work, he continued to write dow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historical events. Thirdly, he excerpted from the existing documents and wrote new contents.

Sima Qian; Historical Records; Bashu; cultural origin

I206

A

1009-5128(2017)21-0069-06

2017-07-10

渭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课题：协同创新背景下《儿童文学》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2016JYKX002)

李科平(1979—)，女，湖南邵阳人，渭南师范学院莫斯科艺术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文艺学、现当代文学、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

【责任编辑朱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