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论《史记》为文之法

俞樟华,沈灵超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

曾国藩论《史记》为文之法

俞樟华,沈灵超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曾国藩受桐城派的影响，自小浸淫《史记》，受其影响深远，对其为文之法十分推崇，并进行了相关评点，主要是在取材上紧扣主旨，量身选材;在情感上自鸣郁抑，情感喷涌;在气势上文气承接，迈远骞举;在剪裁上详略得当，繁简相宜;在谋篇上先后有序，布局巧妙;在语言上用词洁准，叠词复笔。曾国藩还以《史记》为圭臬，在自己的传记文章写作实践中进行了借鉴运用。

曾国藩；《史记》；为文之法

方苞七八岁就“潜观”《史记》，从此爱上了司马迁的文章。曾国藩受桐城派的影响，也自小浸淫《史记》，对其十分推崇，言《史记》为“不可不熟看之书”[1]456，并说“余于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马迁、韩愈五家”[1]387。同时，曾国藩还是桐城中兴的中流砥柱，他深受桐城派方苞、刘大櫆等人尤其是姚鼐的影响，如他在《圣哲画像记》中就写道:“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1]250桐城派诸人极为推崇《史记》，并对其有大量的阅读和研究，把《史记》当作文章典范，从中汲取作文之道，甚至上升到理论高度，如方苞的理论核心“义法”一词就源于《史记》，虽与太史公本意不尽相同，但确是受此启发。而刘大櫆师承方苞，姚鼐就学于刘大櫆，曾国藩又深受姚鼐影响，所以对于《史记》的尊崇也在他们之间影响传递。于是，曾国藩秉持着“司马迁，文家之王都也”[1]163这样的高度评价，大量并持久地阅读《史记》，同时写下了许多对《史记》具体篇目的评点，主要分为历史和文学两个角度。从历史角度出发，曾国藩借鉴了修身、从政、治军、用人的方法，而从文学角度出发，他更多的是从其文章特点入手，关注《史记》的为文之法，从而为自己的读书治学为文提供借鉴。本文准备就后者进行一些研究。

一、“俱含命字之意在言外”——紧扣主旨，量身选材

方苞是清代桐城文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又书货殖传后》一文中首先提出了义法理论，为桐城派的论文标准奠定了基础。他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2]58所以方苞论文，不仅注意其思想内容，而且非常强调文章的笔法、技巧，从文章的选材来说，他主张“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2]136。他认为司马迁在《史记·留侯世家》中所说的“留侯从容与上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后世缀文之士以虚实详略之权度也。”[2]136

曾国藩也认为太史公在取材成篇时，不仅常把身份地位相似、关系相近的人写在一起，而且注重使所选材料紧扣主旨，暗含命意，如对于《外戚世家》，曾国藩就评点道：“通篇注重命字。首段吕后，末指明天命，后薄后、窦后、王后、卫后，亦俱含命字之意在言外。”[3]52《外戚世家》记述的是汉高祖至武帝五代汉皇的后妃，以正后为主，兼及妃嫔和后妃亲族，篇中的几位皇后都出身微贱，但却通过不寻常的经历当上皇后，有的阴差阳错，有的事出偶然。一个微贱女子变成了天下最尊贵的妇人，令人不可思议，于是司马迁用了“命”字作解。“通篇以‘命’字为骨，开首一序，即接连点出，以下步步限定，再不脱离。有明应处，如‘此岂非天耶’，‘非天命，孰能当之’等句是。有暗写处，如‘吕太后以重亲，故与其生子万方，终无子’。”[4]54曾国藩对于太史公“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5]411这种把兴亡归因于女人的观点予以否定，并针对太史公“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5]412的观点，提出了“子长于当世艳称之功臣封爵者，皆不甚满意。常以不可知者，归之天命。……虽要归有良然者，然亦由子长褊衷，不能忘情于功名，故时时以命字置诸喉舌之间。若仲尼，则罕言命，且不答南宫适、羿、禹稷之问，兹其所以为大也”[3]58的想法。虽然曾国藩不赞同《外戚世家》中太史公的观点，但他依然对其紧扣“命”字的写作方法予以肯定，感叹“俱含命字之意在言外”[3]52。一个“命”字贯穿全篇，紧扣“命”字剪裁材料，组织篇章，使文章紧凑连贯，骨节通灵，显出了章法的高妙。由此可见，曾国藩在评点《史记》时注重辩证看待，对于有异议的观点提出想法，同时赞赏文章紧扣主旨选材的方法，对《史记》其他篇章亦多次提及，如《陈丞相世家》，他评道：“阴谋奇计，是《陈平世家》着重处。”[3]53对于《酷吏列传》则曰：“通首以‘法令滋章，盗贼多有’二语为主。”[3]62

如果说《外戚世家》主要是选用多人的材料去暗合“命”之主旨，多人合传，主次相同，那么《伍子胥列传》则是以一人为主传，以众人去衬托主传者，从而体现文章主旨。故曾国藩如此点评：“子胥以报怨而成为烈丈夫。渔父之义、专诸之侠、申包胥之乞师、白公之报仇、石乞之甘烹，皆为烈字衬托出光芒。”[3]54伍子胥头脑清楚，眼光尖锐，知应父之召必俱死而弃小义；中途乞讨，心志坚定；忍辱负重，攻克郢都，没有找到昭王，竟“掘楚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三百”[5]487，疯狂复仇。伍子胥为吴王立下汗马功劳，受谗言被赐死前留下“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5]488的遗言，激烈地表达了身遭诬害的愤慨，对吴王昏庸的憎恨。此等人物不可不谓之“烈”也。然这些还不足，曾国藩更为赞叹的是这篇列传除伍子胥之外，又涉及了渔夫、专诸、申包胥、白公胜、石乞等诸多人物，或言或行，寥寥几笔，形神俱备，俱为烈丈夫。他们的存在强化了文章所传达的主旨命意，“皆为烈字衬托出光芒”[3]54，亦使得诸人之“烈”相互穿插，互为应和，使得文章节奏紧凑，主旨鲜明，令人赞叹。

除了以上两种情况外，曾国藩还注意到《淮阴侯列传》这样只选取生平寥寥几事而勾勒人物，量身选材而体现主旨的文章。曾国藩赞叹太史公“举一纲而万目张”的方法，即抓住人物一生中的几件大事进行情节安排，事件不多却将人物性格命运交代清楚，读之形象鲜明，主旨深刻。曾国藩评《淮阴侯列传》为“彭城败散，而后信收兵至荥阳，破楚京索之间。下魏破代，而后汉辄收信精兵。荥阳距楚，成皋围急，而后汉王至赵，驰入信壁。此三役，皆高祖有急，赖信得全。子长于此等处，颇为用意。”[3]57韩信一生有许多事情，而太史公并不一一赘述，只在“高祖有急，赖信得全”的“三役”上“用意”，事件不多，却让人印象深刻，韩信功劳之大一目了然，与后文韩信之死作对比，让人深发感慨。

由上观之，曾国藩对于紧扣主旨，量身选材的方法很是看重，他亦在自己的文章写作实践中予以运用。如在《葛寅轩先生家传》中，文章开始写葛寅轩少时的举止异于常人，再写其游学，又写其十三岁时祭父，然后写他思念母亲归家而救母，母去世后服丧至诚。这些情节把葛寅轩一生的行事选择了几件要事徐徐道来，特别是后面一部分更是突出了葛寅轩待母至孝。这篇文章层层递进，前面写葛寅轩少时举止、游学以及祭父几件事作了铺垫，后写待母至孝达到高潮，将他一生为人之“孝”表现得淋漓尽致，“孝”字分外凸显。太史公笔法的精髓，被曾国藩运用得非常娴熟。

二、“借以自鸣其郁耳”——自鸣郁抑，情感喷涌

文学是人喜怒哀乐的载体，包含着人对生命意义的探索。曾国藩认为太史公亦是将其个体体悟及情感融入了《史记》之中，“余读《史记》亦‘大抵率寓言也’。列传首伯夷，一以寓天道福善之不足据，一以寓不得依圣人以为师。非自著书，则将无所托以垂于不朽。次管、晏传，伤己不得鲍叔者为之知己，又不得如晏子者为之荐达。此外如子胥之愤、屈原之枉，皆借以自鸣其郁耳。非以此为古来伟人计功薄也”[3]54。曾国藩认为太史公传伯夷是为表明自己写《史记》的初衷；传管仲、晏子是感伤自己没有鲍叔这样的知己，没有晏子这样的人为自己荐达；传伍子胥、屈原是借他们表达抑郁悲愤，并不是单单为了记载古人的功过是非。

正因为太史公不只是为了记载史实，而是融入了情感，所以使得《史记》的文学性得到了大大提升。《史记》中的传世名篇大多融入了太史公的情感，有悲愤、有抑郁、有讥讽、有感慕，亦有自喜。所以曾国藩认为篇章之所以动人心魄，人物之所以令人难忘，是因为太史公把情感注入笔端，让读者与文中人物以及文字背后的作者产生了共鸣。所以曾国藩评《屈原贾生列传》为“怀王入秦不返，战国天下之公愤，而子长若引为一人之私愤，既数数著之矣。此篇尤大声疾呼，低回欲绝”[3]56；评《儒林列传》为“子长最不满于公孙弘，讽刺之屡矣……子长既薄其学，又丑其行，故褊衷时时一发露也”[3]62；评《季布栾布列传》为“状季布、季心、栾布诸人，具有瑰玮绝特之气，赞中仍自寓不轻于一死之意。子长跌宕自喜之概，时时一发露也”[3]58。这些评论，都是切中肯綮的。

虽然曾国藩认为太史公对历史人物的感情受其自身情感影响，但他却并不极端，比如评《绛侯周勃世家》为“太史公于不平事多借以发抒，以自鸣其郁抑。此于绛侯父子下狱事，却不代鸣怨苦，而以‘足己不学，守节不逊’二语责条侯，故知子长自闻大道。或以谤书讥之，非也”[3]53。以往的观点认为《绛侯周勃世家》亦是太史公自鸣其郁的“谤书”，然而曾国藩却认为并非“代鸣怨苦”，而是用“足己不学，守节不逊”责备条侯，认为其下狱是有原因的，甚至是咎由自取的。由此观之，曾国藩评《史记》并非人云亦云，而是理性且自有体悟的。

曾国藩自己的文章也有这样的特色，如《毕君殉难碑记》塑造了一个“骁勇冠浔军”的将领毕金科。曾国藩自身也是带兵之人，他描写毕君败而发愤，愈战愈勇，甚至发出“不捷，吾不复归舟矣”[1]254，这何尝不是曾国藩领兵上战场的誓言。当他描写毕君“中夜郁郁不自得”[1]255，这何尝不是曾国藩锁眉思计谋的情形。所以曾国藩写《毕君殉难碑记》时，既有对同为沙场中人毕君的敬重、哀痛和钦佩，又有对自身和其他将士的激励和抚慰，所以整篇文章饱含感情、悲壮激烈，令人沸腾振奋，极富感染力。

三、“行气为文章第一义”——文气承接，迈远骞举

“气势”一词古已有之，曹丕首创以“气”论文，从此后历朝历代对于“气势”的论述层出不穷。到晚清时期，文人已十分注重文章的气势，比如刘大櫆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6]3林纾也言：“文之雄健，全在气势。气不正，则读者索然；势不蓄，则读之亦易尽。故深于文者，必敛气而蓄势。”[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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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非常重视阳刚之气，一方面是要力矫桐城派前期柔弱的文风；另一方面是当时时势艰难，国运黯淡，需要雄浑阳刚之气。所以曾国藩对“气势”的论述较多，如“行气为文章第一义”[1]678，“余论古文，总须有倔强不驯之气，愈拗愈深之意”[1]106，以及“古文之法，全在‘气’字上用功夫，奇辞大句，须得瑰玮飞腾之气驱之以行，凡堆重处皆化为空虚，乃能为大篇，所谓气力有余于文之外也，否则气不能举其体矣”[8]855。对于“文气”，清人多把《史记》作为典范，曾国藩亦是如此：“自汉以来，为文者，莫善于司马迁。迁之文，其积句也皆奇，而义必相辅，气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1]162故其常读《史记》，常有感悟，如“夜温古文《史记》数首。古文吞吐断续之际，亦有欲落不落，欲行不行之妙”[1]1024。由于气是无形的，它深藏在字里行间，很难直接把握，只能通过节奏、声调、语句的反复和情感的变化来体会，所以曾国藩对《史记》气势的论述，主要是从词句、段落、篇章等方面来评论。

在词句方面，如曾国藩评《今上本纪》曰：“孝武纪篇中‘于是’字凡二十二见，又有用‘而’字者，又有用‘其后’者，文气亦与‘于是’相承接。”[3]51这是从字词衔接连贯角度探讨行文的气势，气势虽然潜藏文中，但亦会通过关键性的或反复出现的字词表现出来。在段落方面，曾国藩曾言：“为文全在气盛，欲气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际，似断不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无限妙境，难于领取。每段张起之际，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纤非纤，古人无限妙用，亦难领取。”[8]855如在《刺客列传》中，各类传主依次循序写来，似断非断，并以这些刺客“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主题相衔接，一股悲壮慷慨的气势自然而然贯注其中。在篇章方面，曾国藩评论《曹参世家》“叙战功极多，而不伤繁冗。中有迈往之气，足以举之也”[3]53，评《司马穰苴列传》“末叙高国之灭、田齐之兴，文气迈远，独子长有此”[3]54。这些评论点出《史记》的“迈往之气”，激荡起伏，所向披靡。

曾国藩在《彭母曾孺人墓志铭》的开头就写出了一种迈往之气：“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惟家亦然。当其隆时，不劳而坐获，及其替也，忧危拮据，而无少补救，类非人所为者。昔我少时，乡里家给而人足，农有余粟，士世其业。富者好施与，亲戚存问，岁时愧遗服属。自余远游以来，每归故里，气象一变，田宅易主，生计各吏，任恤之风日薄.呜呼，此岂一乡一邑之故哉？”[1]141曾国藩在文中将家世之艰与时世之难紧密结合，行文长短句交错，情感起伏变化，蕴含慷慨悲壮之气。文学与时代紧密结合，曾国藩所倡导的雄壮阳刚之气正是当时时势艰难、国运黯淡之下所急需的振奋之气。

四、“故知记事之文，宜讲剪裁之法”——详略得当，繁简相宜

曾国藩非常注重文章的剪裁，认为文章的详略、繁简和疏密应有适宜的度，只有详略配合、疏密相间,才能使文章波澜起伏、活泼多姿。他曾说:“古文之道，谋篇布势是一段最大工夫，每一篇空处较多，实处较少，旁面较多，正面较少，精神注于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到处皆目也。线索要如蛛丝马迹，丝不可过粗，迹不可太密也。”[8]855所以曾国藩对《史记》的详略艺术较为关注，对多个篇章进行了评点。

柳宗元曾言《史记》之“洁”，即“参之太史以著其洁”[9]873。桐城四祖继承柳宗元的观点，也常以“雅洁”论文。戴名世主张古文应当“雅且清”，“夫惟雅且清则精”，而“精”的典范则莫过于《史记》，“太史公纂《五帝本纪》，‘择其言尤雅者’，此精之说也”[10]4。方苞认为：“(震川之文)其辞号雅洁，仍有近俚而伤于繁者。”[2]117而刘大櫆、姚鼐也有类似的说法：“文贵简”“文贵去陈言”等等，曾国藩沿袭柳宗元和桐城四祖的观点，也揭示出《史记》文章“洁”的特点。如其读《朝鲜列传》后道：“事绪繁多，叙次明晰，柳子厚所称太史之洁也。”[3]61曾国藩不仅继承了柳宗元的观点，并将之进行发挥，如论《萧相国世家》曰:“萧相之功，只从猎狗及鄂君两段指点，其余却皆从没要紧处着笔。实事当有数十百案，概不铺写，文之所以高洁也。后人为之，当累数万言不能休矣。”[3]52确实，《萧相国世家》是一篇详略处理十分精彩的文章。韩兆琦在《史记题评》中言：“萧何是刘邦的开国元勋，在刘邦的功臣中，萧何与刘邦交谊最早，关系最近，对于汉王朝的创立，贡献也是最大的人物之一。”[11]67对于这样一个生平丰富、功绩卓著的人物，太史公却撇开具体的事件不写，而只是通过论功行赏和排位时群臣的议论来展现萧何的功绩，不但节省笔墨，而且切入角度巧妙，达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以曾国藩高度赞扬了太史公为文之高洁，认为仅从高祖猎狗的比喻和鄂君的议论这些侧面描写就写出了萧何的功劳，无洋洋洒洒之详叙，文章简洁高效，故其全文不过二千三百多字。曾国藩还设想若其他人记叙此事，不用数万字是写不完的，这无疑是对太史公之“洁”的钦佩与赞美。

如果说曾国藩对《萧相国世家》的评述重在“略”，那么对《吴王濞列传》则侧重“详”。曾国藩对《吴王濞列传》的评述如是：“先叙太子争博，晁错削地，详致反之由。次叙吴誂胶西，胶西约五国，详约从之状。次叙下令国中，遗书诸侯，详声势之大。次叙晁错给诛，袁盎出使，详息兵之策。次叙条侯出师，邓都尉献谋，详破吴之计。次叙田禄伯奇道，桓将军疾西，详专智之失。六者皆详矣，独于吴军之败不详叙，但于周丘战胜之时闻吴王败走而已。此亦可悟为文详略之法。”[3]59在对《吴王濞列传》的评述中，曾国藩认为太史公详叙了“致反之由”“约从之状”“声势之大”“息兵之策”“破吴之计”“专智之失”六个方面，清楚地交代了“七国之乱”的关键环节，独独于“吴军之败”不详叙，只说在周丘战胜时听到吴王败走的消息，即太史公把事情的前因写得较为详细，而结果描写简略，使事情的前因后果一目了然。于是，因为之前六个方面的详细交代，所以自然而然可推出吴军必败，不必多费笔墨。以上手法正是曾国藩所赞赏的文章详略之法。

曾国藩自己写文章亦注重详略之法的运用，如在《满妹碑志》中写到：“满妹，吾父之第四女子也。吾父生子男女凡九人，妹班在末，家中人称之满妹，取盈数也。生而善谑，旁出捷钵。诸昆弟姊妹并坐，虽黯者不能相胜。然归于端静，笑罕至州。”[1]180这里短短的几句话就把满妹调皮、可爱的形态生动逼真地展现出来了，“诸昆弟妹并坐，虽黯者不能相胜”[2]180，其叙事之简洁确非一般，而表现力丝毫不逊色于详尽的描写，可谓是详略得当。

五、“不可一览而尽，又不可杂乱无纪”——先后有序，布局巧妙

曾国藩认为：“古文之道，布局须有千岩万壑，重峦复嶂之观，不可一览而尽，又不可杂乱无纪。”[8]855即文章要讲究布局，既要叙次分明，一丝不紊，又要注重先后，巧妙布局。

关于叙次分明，曾国藩讲究记叙时叙多人而有顺序，叙多事而有条理，不可杂乱无序。如《西南夷列传》记叙了西南地区许多小国家的地理位置、风俗民情以及归附汉朝的过程，头绪甚多，但结构安排却井然有序，故曾国藩评道：“通二方，置七郡，叙次先后，最为明晰。”[3]61又如《田儋列传》描写的人物很多，但笔墨集中，重点突出，一丝不乱，所以曾国藩评道：“田氏王者八人，益以韩信，凡九人。叙次分明，一丝不紊，笔力极骞举也。”[3]56

关于先后布局，曾国藩认为材料放置的先后顺序非常重要，恰当的先后位置，能使文章大大增色，特别是悬念的设置，如对《李将军列传》的评述：“初，广之从弟李蔡至，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十余行中专叙广之数奇，已令人读之短气。此下接叙跟从卫青出击匈奴徙东道迷失道事，愈觉悲壮淋漓。若将从卫青出塞事叙于前，而以广之从弟李蔡一段议论叙于后，则无此沉雄矣。故知位置之先后、剪裁之繁简，为文家第一要义也。”[3]60起初太史公写了文帝对李广的议论：“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5]747这句话体现文帝对李广的高度评价，设下悬念，接下来太史公专叙李广之奇，而这些“奇”是紧紧围绕“射法”的，详叙射匈奴、射雕、射白马将军、射追骑、射猎南山、“射石”射虎、射猛兽、射裨将，都体现李广之能射善射，这些事实的堆叠使人眼前显出善射勇将的高大形象。而接下来就叙李广跟从卫青出击匈奴，于东道迷失，饮恨自尽，顿觉壮烈悲痛。这样先用极高的评价进行侧面描写，设置悬念，引人好奇，再不断写射法之数奇让人惊奇感叹，最后写令人遗憾的结局，让人扼腕叹息，同时顿悟到起先议论中已设下的伏笔，更觉悲痛遗憾。

对于《魏其武安侯列传》，曾国藩也看到了先后位置的重要性：“武安之势力盛时，虽以魏其之贵戚无功，而无如之何；灌夫之强力盛气，而无如之何；廷臣内史等心非之，而无如之何；主上不直之，而无如之何。子长深恶势利之足以移易是非，故叙之沉痛如此。前言灌夫，亦持武安阴事。后言夫系，遂不得告言武安阴事。至篇末乃出淮南遗金财事，此亦如画龙者将毕乃点睛之法。”[3]60曾国藩认为太史公写武安、魏其、灌夫三人纠结复杂的关系，相互激烈的争斗时，注重布局，并不平铺直叙，而是先写武安侯势大，再写灌夫握有武安侯的罪证，后写灌夫被囚而不能告发武安侯，局势瞬间颠倒，令人慨叹，而罪证直至篇末才点出，回首前文，顿时嗟叹，确实是曾国藩所言“画龙者将毕乃点睛之法”[3]60。

曾国藩的《李忠武公神道碑铭》是其注重叙次先后，巧妙布局的体现之一。《李忠武公神道碑铭》开篇不同于一般的传记先介绍人物的个人生平，而是直接写在湘军中作战的李忠武公李续宾，从湘军史的角度写传主，赞扬李忠武公为使湘军“大之者公也”[1]311。然后，在追叙湘军发展史的过程中，一边塑造英勇善战，有勇有谋的李续宾形象,另一边展示太平军将领的谋略勇毅，最后才在篇末点出他的个人情况，不可不谓之是“画龙者将毕乃点睛之法”[3]60的运用。同时，文中涉及了多个地点各处行军多场战役，而曾国藩写来亦叙次分明，有条不紊。

六、“不妄下一字也”——用词洁准，叠词复笔

曾国藩对于《史记》的用词十分推崇，曾言：“余于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马迁、韩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于小学训诂，不妄下一字也。”[1]798由此看出，曾国藩对于训诂极为重视，认为小学训诂是文章基础，“读书以训话为本”[1]653，“吾于训诂、词章二端颇尝尽心，看书若能通训诂，则于古人之故训大义、引伸假借渐渐开悟，而后人承讹袭误之习可改”[1]537。在曾国藩看来，精湛的训诂可以阐明古人的注疏大义，能够体悟引申假借等诸多妙处，同时也能辨析后人文献讹误，在创作和鉴赏方面有无法替代的基础性功用，可以“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1]853，所以《求阙斋读书录》中大部分内容都包含训诂，而关于《史记》的有《三世世表》《律书》《历书》《平淮书》等多处。

曾国藩对《史记》的推崇亦因其“不妄下一字”，用词准确。如曾国藩对《田单列传》的用词就有这样的评论：“‘处女脱兔’四语，子长玩味极深。叙赵奢、李牧战功，亦暗含此四句在中，不独赞叹田单为然。”[3]56对于田单的军事才能，太史公以“处女脱兔”四字来概括，不但准确传神地写出了田单打仗制胜的关键，简洁形象，极富表现力，还以此暗含赵奢、李牧的军事才能，区区四字即包罗三个军事人才，不可谓不简洁准确又传神！

另外，曾国藩还认为《史记》用词上的复笔艺术值得称道，灵活穿插复笔使简洁的文字充满了生气与活力，凸显出鲜明的形象，蕴含着浓郁的情感。曾国藩评点《史记》的复笔主要是指叠词复笔。如对《夏侯婴传》评论道：“《夏侯婴传》‘太仆’字凡十三见，‘奉车’字凡五见，‘以兵车趣攻战疾’字凡四见。”[3]57即在《夏侯婴传》中，“太仆”一词出现了十三次，“奉车”一词出现了五次，使得夏侯婴作为太仆奉车的形象深入人心。曾国藩也再次阐释了这种写法的妙处，曰：“婴自高祖初为沛公时，即为太仆常奉车。及至事孝惠、吕后、孝文，终身皆为太仆奉车也，故《史记》历历数之。……终高祖之世凡十一见。……其后又四见，合之凡十五见。……婴自始至终，固无日不为太仆，所有攻战之功，固无一不因奉车以从也。”[3]72曾国藩认为，多次提及“太仆奉车”，是因为婴从始至终为太仆，其功劳也是因奉车以从而来，所以对其进行复笔，婴的生平功劳都一目了然了。

另如《魏公子列传》中，太史公为了充分表现他对魏公子的赞扬之意，频繁地使用“公子”一词达一百四十五次，使得魏公子的形象鲜明传神，字里行间的推崇之意呼之欲出，所以曾国藩感叹道：“‘公子’二字，凡百四十五见，故尔顾盼生姿，跌宕自喜。”[3]55清人汤谐亦言：“文二千五百余字，而公子凡一百四十余，见极尽慨慕之意。其神理处处酣畅，精彩处处焕发，体势处处密栗，态昧处处浓郁，机致处处飞舞，节奏处处铿锵。初读之爱其诸美毕兼，领取无尽；读之既久，更如江心皓月，一片空明。”[4]78所以，不得不令人感叹“史记之妙，妙在能复”[12]94。

曾国藩自己的文章用词也非常精准形象，如《适朱氏妹墓志》中用“条分件布，咸有节文”[1]179八字就写出了适朱氏妹的明慧贤能，用词简洁而精准；在《彭母曾孺人墓志铭》中用孝、爱、贤、勤四字定下了彭母曾孺人的形象，又以四个“未尝不”即“未尝不洁”“未尝不豫”“未尝不营虑”“未尝不躬亲”[1]141层层推进，不断渲染，使得彭母曾孺人的形象清晰可见，如在眼前。

综上所述，曾国藩对《史记》为文之法的评点主要是从取材、详略、布局、用词、文气以及情感等方面来进行的，他的评点都较为客观中肯，亦时有独到见解。从曾国藩的传记文写作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确实从《史记》为文之法中汲取了营养，他的一些文章如《毕君殉难碑记》《葛寅轩先生家传》《彭母曾孺人墓志铭》《满妹碑志》等亦是传人佳作。曾国藩曾言：“自汉以来，为文者，莫善于司马迁。迁之文，其积句也皆奇，而义必相辅，气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1]162所以曾国藩对《史记》的推崇是无疑的，对其为文之法的评点和学习是曾国藩作为文人对自身的要求。同时，文学也与时代紧密相连，晚清当时时势艰难，国运黯淡，文坛颓丧，所以曾国藩对于《史记》等经典的学习也与其想要从经典中汲取营养振奋文坛文风是分不开的。

[1] [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6．

[2] [清]方苞．方苞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 [清]曾国藩.曾国藩读书录[M]．陈书良，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4] 吴见思，李景星．史记论文史记评议[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5]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 [清]刘大櫆．论文偶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7] 林纾．春觉斋论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8] [清]曾国藩．续修四库全书·求阙斋日记类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9]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 [清]戴名世．戴名世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 韩兆琦．史记题评[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2] [清]牛运震．史记评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王炳社】

The Writing Methods of Historical Records Analyzed by Zeng Guofan

YU Zhang-hua, SHEN Ling-chao

(College of Literal Art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Zeng Guofan had read Historical Records since he was young, so he was influenced profoundly. He praised highly of the writing methods of Historical Records and analyzed it. In his opinion, the writing methods includes selecting the materials around the point, cutting the materials properly, placing the materials cleverly, using terms succinctly, surging the momentum and injecting emotions. Zeng Guofan also regarded Historical Records as the model to guide his writing, which let his biographies become better.

Zeng Guofan; Historical Records; writing methods

K206

A

1009-5128(2015)03-0028-06

2014-09-23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13&ZD111)

俞樟华(1956—)，男，浙江临安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传记文学研究；沈灵超(1991—)，女，浙江慈溪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